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一口气读完徐坤的《神圣婚姻》，樊梨花的形象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杀伐决断的处事方式，劝慰自己女儿的话也明白晓畅且掷地有声：“婚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是关系到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千秋万代的大事。”徐坤是在借樊梨花之口阐明婚姻的利害关系，也在提醒我们：不能仅把婚姻作为契约性情感关系的缔结，或是恋爱的圆满结局，婚姻更是社会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因而，《神圣婚姻》把婚姻作为一个社会性的装置，多条线索并行地观察的社会现实，把对时代的整体性认知融入到对婚姻状况的描写之中。同时，通过对婚姻关系和两性情感的描摹、审视和重估，也使得小说具备了强烈的介入性。

在小说的叙事网络中，毛榛是个中转站。她的家庭身份是程田田的大姨。于是我们读到了程田田和孙子洋之间的海归爱情故事，再借由这条亲缘关系的线索衍生出其他人物故事，如孙耀第、于凤仙、炮三儿在限制购房政策下滋生出的“假离婚”和“假结婚”。毛榛的社会身份是宇宙文化和数字研究所的副所长，从她的社会身份与工作圈子出发，又延伸出好友、同事等人物和情节，如顾薇薇和萨志山、孔令健和他略显复杂的婚姻关系。此外，机关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过程中的种种波折，以及青年干部到地方挂职等内容也呼应着社会现实，与之共鸣。

在婚姻生活的稳固性、契约性逐渐减弱的今天，徐坤却将婚姻形容为神圣的，那么，婚姻是否还具有神圣的力量？私以为，用神圣来形容婚姻，除了指经由法律认定的婚姻关系对于当事人来说神圣不可侵犯，还包含着当下社会婚姻的神圣性不断被消解后的思考。实际上，如何定义婚姻的神圣性和如何定义现实是紧密相连的。小说正是通过对多个人物、多组婚姻生活的叙述，凝结着关于已然发生变动的社会现实和情感伦理的体悟，回应着当下婚姻制度正在经历的质疑和阶段性低结婚率的挑战。这其中，不仅写出了婚姻的残忍之处，也道出了婚姻带来的情感治愈与灵魂救赎，特别体现在孔令健与王小萌的甜蜜婚姻、于凤仙与炮三儿的由法律上的“假结婚”到情感相通“真结婚”的转变上。

二

程田田和孙子洋之间的爱情悲欢点破了当下社会的婚姻充分且必要条件。这对想要寻求醇烈如火爱情的海归年轻情侣，在房子这样的物质要求面前败下阵来，展现了人性在利益面前的取舍。

程田田和她彼时的男朋友孙子洋都是90后，独生子，海归。出国留学也意味着90后这一代人更为彻底的“断奶”之旅。在异国他乡，90一代的独生子女要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不再有亲人的照顾，需要尽快获得独立的能力。这种独立不单单是生活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但是对于程田田来说，她并未在留学期间获得成长。原因在于，在国内时她生活在父母家人的庇佑下，来到澳大利亚，转而生活在男朋友孙子洋的庇佑之下。程田田和孙子洋之间的亲密关系更像是田田单方面的“依附”。当田田还沉浸在恋爱的悸动情绪里，以坚固且不可摧毁的“我们”为一个主体来幻想两个人的光明未来时，她的小洋哥早以“我”为独立个体来思考人生的未来道路了，他的爱是以物质条件为前提的。“房子”对于孙子洋一家来说至关重要。在北京拥有一套房，才算真正在北京扎根，自个儿心里才踏实。

为了拥有一套北京的房子，孙子洋的父母甘愿“假离婚”，再和他人“假结婚”，获得购房资格。孙子洋自由的个人意志与某种社会性的共识的冲突又引发了他个体内部的自我重构，促使他提出了分手。程田田对分手原因的难以理解则展露了潜藏在当下年轻人隐秘心理之中的，对于婚姻明码标价的物质前提的精神之惑，有时是房子，有时是令人咂舌的天价彩礼。

在毛蓁去找好友顾薇薇时，她聊起孙子洋和程田田因为房子分道扬镳。顾薇薇的反应是，“我要给婚姻和爱情这种变化莫测的东西，找到对冲风险的恒价物”。但是人们果真能寻找到婚姻的对冲风险的恒价物吗？顾薇薇用家庭的琐事拴住了萨志山，看似找到了对冲风险的恒价物，却加深了萨志山对婚姻的不满情绪，依然走向了离婚的结局。如果我们一味地将婚姻的稳定性建立在利益的平衡之上，过于注重婚姻关系中物质条件，对伴侣的精神困境不闻不问，忽略了婚姻的神圣性同样来自于情感上的疗愈，精神上的共鸣，很有可能让婚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孔令健和前妻之间的悲剧婚姻根源皆在于此。两人先是无法交流，后是经济水平的女强男弱，最终一拍两散。离婚后，他的前妻梁桂芳为两人物质生活条件间的巨大差异而忿忿不平，多次让儿子到老孔这里讨要生活费，甚至狮子大张口100万准备结婚。这个情节与小说主题相互关涉，构成了反讽性质的互文，一方面是老孔上段婚姻留下的孽债在经济利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是儿子声称结婚，索要钱财作为婚姻必备的物质条件。在这里，稳固婚姻关系的解构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再一次勾连了起来，并得到了作者的校正。

三

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危机，是很多文学作品的常见叙事题旨和惯常叙述角度，但是很多时候，如何应对与拯救这种精神危机并未得到有效的讨论。面对现代人日复一日重复的无意义工作的疲惫之感与倦怠之心，徐坤表现出了对社会现实强大的敏感性和直觉力，赋予了她笔下生命个体在现代社会的秩序之中完成主体成长与价值实现的可能。可以说，徐坤对职业理想、人生追求、社会利益的理解和探求在小说中孔令健、萨志山、潘高峰、程田田等人物身上得到了统一。这一文本特征，得益于徐坤向内心深处自我精神的开掘。所以，作品的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是，徐坤本人对于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追求的理解。

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孔令健跟随时代变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交汇处，站在清朝海军部的旧址来研究宇宙和星辰大海，大有“时代赋命，舍我其谁”的使命责任感。他努力推动转企改制，让研究所涅槃重生。萨志山在挂职担任安岭市长时，一扫在研究所时解决因职务职称无法的颓废挫败心态，全身心地投入到安岭的在地建设中。他个人的能力、志趣和家国情怀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招商引资、给安岭的文化旅游业带来了“颠覆性”变化，提高了安岭市的文化影响力，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到了“人民”的实感和“为人民服务”的意义，实实在在造福一方百姓，也实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坝田村驻村第一书记潘高峰和支教教师程田田也在本职工作之外做实事，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现代化，为村里建设5G移动通信基站。两人也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走到了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让程田田精神“成年”，实现蜕变的地方，不是澳洲，也不是京畿，而是在安岭。在这里，她走出了上一段恋情的阴影。程田田和潘高峰的爱情性质更与上一段恋情不同，这一次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为基础的，就像舒婷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是小说对年轻一代亲密关系中情感结构底层逻辑的一种想象，也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它打破狭隘的个人主义话语中对于年轻一代爱情样貌的浅薄设想，转而将个人的情感境遇与更为广阔的现实人生紧紧相连。

我们无需怀疑小说的人物精神内核是作家本人热烈的心灵的表现形式，也正是基于此，小说才能构建出了能够支撑多线索结构的坚硬内核，展现出人们所秉持的理想主义追求，还有对世界和未来坚定的相信。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个人简介

宫铭杉，出生于1993年，辽宁沈阳人。曾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诗刊》《长江文艺》等报纸期刊上发表评论文章十余篇。现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