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杜甫留给成都的文化遗产，不止是诗歌之城，他勃兴了天府文化，创造了锦江这条诗歌大江，以他名字命名的杜甫草堂俨然是我们的精神故乡。”4月23日，由成都市文联和成都市文明办联合主办的“天府文艺名家讲坛之文学名家讲成都”第五场，在成都市高新区益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杜甫诗传《秋风破》作者彭志强带来了一场名为《杜甫草堂，我们的精神故乡》的主题讲座。

唐代成都就是音乐之都

成都，正在奋力打造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包括之前提出的“三城三都”建设，其实皆有历史依据。

公元759年，47岁的杜甫避乱来到成都。在他给成都写的第一首诗《成都府》中，唐代成都就是繁华都市和音乐之都。他因此说“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所谓的“扬一益二”，就是安史之乱以后，扬州和益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已超过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在杜甫来到成都之前，随着唐玄宗从长安西巡至成都的蜀郡已升级为成都府，也就是大唐的另一个首都，时称“南京”。杜诗故而把成都称为“成都府”。

彭志强说，随着在浣花溪畔修建好草堂茅屋并定居下来，杜甫对成都的“音乐之都”印象越来越深刻，《成都府》中“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是描写成都民间的音乐盛况，《赠花卿》中“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则是书写蜀地将军花敬定因平定段子璋之乱，在将军府奏响天子之乐，有觊觎之心。

唐玄宗开创的开元盛世，包括宫廷乐舞达到鼎盛。可因沉迷美色，“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他作的《霓裳羽衣》一度成为中唐禁曲。前蜀皇帝王建地宫石刻“二十四伎乐”却把盛世唐音留存下来。这些传承唐代宫廷乐舞的伎乐文化，在如今的成都永陵博物馆地宫内还能亲眼所见。

杜甫以诗勃兴天府文化

如今都在讲传承天府文化，源于李冰治水，即引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岷江在都江堰分流的‘天府源’景点就被视为天府文化的源头。

杜甫如何看李冰治水？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一首《石犀行》可窥豹斑。

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在都江堰治水，他用象征神兽的石犀（后来出土，成为成都博物馆馆藏的镇馆之宝）镇压水精一事，杜甫初衷是作此诗破除人们对石犀的迷信。那是上元二年（761）秋天，成都附近发生水灾，杜甫于是写诗《石犀行》揭示古代蜀人在治水时崇尚迷信的现象。

“不过，杜甫对治水本身是持肯定态度，毕竟治水是福泽成都百姓的大事。岷江从都江堰分流流向成都城的锦江，于是成为杜诗多次歌咏的对象。”彭志强说。

岷江由东往南注入成都城的柏条河是唐代的护城河，又称府河；由南向东注入成都城的走马河，在杜甫草堂附近又称南河，如今府河与南河统称锦江。“锦江，以及上游的浣花溪，是杜甫客居成都时期倾情写诗最多的江河，堪称成都的诗歌大江，杜诗勃兴的天府文化。”彭志强说。

春天，杜甫眼里的锦江，有“锦江春色来天地”（《登楼》），还有“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雨夜，夜游锦江，如其《春夜喜雨》所赞“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到了清晨则是另一番美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即使离开成都之后，杜甫也还在不断地思念锦江书写锦江，如其《怀锦水居止二首》其一“朝朝巫峡水，远逗锦江波”，又如《诸将五首》其五“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

杜甫当年来到成都，为何选在浣花溪畔定居？

“其《卜居》一诗有记载‘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是因杜甫喜欢这里的幽静，他的《寄题江外草堂》还透露了初心‘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彭志强表示，成都成就了杜甫的清词丽句，杜诗也给成都回报一座诗城，勃兴了天府文化。

勃兴，也包括杜甫从自己的独特视角看古蜀文明。

金沙，三千年前的古蜀国都城，先后由蜀王杜宇、开明（鳖灵）统治。杜甫在成都所写的《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皆是诗写杜宇。

巧合的是，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不仅成了镇馆之宝，还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和古蜀文明的重要遗产。“杜鹃鸟鸣，背后又是成都农耕文化，金沙遗址博物馆有件木制文物‘木耜’，相传为成都迄今最早的翻土工具，也弥补了宝墩遗址尚无农耕工具出土的遗憾。”彭志强说。

杜诗催生成都民俗文化

每年大年初七，成都人会去杜甫草堂祭诗圣，民间称为“人日游草堂”。这个成都民俗文化，其实源于杜甫与高适的赠诗。

公元761年人日，时任蜀州刺史高适，因牵挂在草堂定居的老友杜甫寄诗《人日寄杜二拾遗》，他说：“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后来流寓湘江的杜甫追忆此事，因好友高适已去世，他的《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有记“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

从759年冬天来到成都，再到765年夏天离开成都，除去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阆州（今阆中市）等地避乱，杜甫的“蓉漂”生活实际上不到四年。这段川蜀羁旅却有很多人帮助他，其中，先后在成都担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西川节度使的好友高适屡次伸出援助之手，如其《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所说——“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这样的友情弥足可贵。”彭志强说，历代成都官员文人为了纪念杜甫以及杜甫与高适这段友情，除了多次修葺被战火焚毁的草堂茅屋，大约从明代起，成都官方祭祀杜甫活动就逐渐衍变为“人日游草堂，古礼祭杜甫”这一成都民俗文化。

杜甫草堂工部祠，今还有一副何绍基题写的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便是清代人专程来草堂祭杜甫的文化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