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荔枝树下

一

池塘里的莲藕被挖干净后，水也一天比一天少。池塘露出的胸膛被一览无余，等塘里只剩下淤泥，大人们就开始动手清淤了，他们把淤泥用粪桶或者粪箕一担担地挑到池塘边的草坪上晒干。等来年开春，和着牛粪、猪粪、稻草灰用粪水一起搅拌均匀后，挑到田地里，再用农具敲碎成拇指甚至是筷子头般大，作为种花生的肥料。

池塘边有两棵荔枝树，都是老树。两棵树并排站立，好像在暗暗较劲，又好像不是。

大人到塘边的菜园摘菜，孩子在荔枝树下跑来跑去。

母亲的大脚板每天赤脚在田地上丈量土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不落下。她的脚后跟在冬天会裂开一条一条的口子，有时口子会渗出血。她不得不用药膏贴住那些口子。晚上，母亲洗了澡。伴随一声“唉喔”，把旧的撕下，然后继续贴上新的。家里长年都有这种膏药的味道。

荔枝结的果，叫六月红。荔枝品种除了六月红，还有妃子笑、白糖罂、糯米糍、状元红、黑叶、桂味……这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

这，不能怪我。谁让父亲种的庄稼是晚熟的，养的孩子也是晚熟的呢。

二

开春，大姨家的母狗养了一窝小狗，便从中挑了两只送来我家。

这两只狗是不是就像隔壁被送走的女婴一样啊？刚生下来，看见是女的，就马上被送走？

看着两团黑白分明的圆乎乎的小绒球，它们是不是就叫小黑和小白呢？才不是。母亲看着黑狗两只眼睛上面分别长着两撮醒目的白毛，少见的霸气跑了出来，你就叫“四眼狗”吧。

这哪跟哪呀？这么敷衍的名字，分明是欺负人家是被送来的吧？不过，我的伤心也就是一瞬间，就被欢喜所替代。

我这种欢喜只持续到荔枝花开满枝头的时候，便被终止了。

伯母，一口气为伯父生了五个儿子。我一路喊下来，一直喊到五哥。

伯母在家族里的地位稳如泰山。这种稳如泰山的气势延伸出一种强悍态势，一直蔓延到我家厨房。连爷爷、伯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保持缄默，装聋作哑。

母亲在连续生了五个男孩的伯母面前是自卑的。这自卑感令母亲不敢在伯母面前大声说话。只有村里做教师的五伯来我们家向父亲提起，姐姐是学校里的学习标兵，让姐姐加把劲，争取到城里念初中时，母亲的胆子才稍微大一点点。

这时母亲带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带点夸张地问我，你姐姐又当上学习标兵？以后有机会到城里念书是不是？

她的声音带着少有的清脆，我也用响亮的嗓音大声地配合她：刚才五伯就是这样和父亲说的。

失落爬上了站在对面喂鸡的伯母的脸。伯母的几个男孩读书没有我姐姐厉害。

那天，早晨的阳光心情极好。从厨房的窗照进我家的厨房，也照着正在喝粥的我们，伯母气势汹汹地来到我家厨房。

不过，我每次见她，她好像都是这样。她手里还捞着一件东西。她用本地白话对着我和姐姐哇哇地嚷，说我父亲毒死了她家的狗。

接着她把手上的东西往我们面前一扔。姐姐惊叫一声，连手中的碗也被吓掉在地上，碗里的粥撒了一地。

一旁的两只小狗，也不敢叫喊，只是低声地呜咽。伯母声音大、语气狠。脸上的雀斑在跳动着，骂声传出屋外，惊吓到一团挨着一团、一簇挨着一簇的荔枝花。

看看眼泪在眼眶打转的畏怯的姐姐，又看看高大壮实的伯母，还有被伯母扔在地上吐着长长舌头、一动也不动躺在地上的狗，紧张不安开始在我体内四处乱撞，接着恐惧又向我袭来。我忘记了要争气，哇的一声，打开了泪水的闸门。

最后，伯母阴沉着脸，掉头离开。

母亲来到厨房，看着泪迹斑斑的我们和地上的死狗，愣了一下，便迅速把狗拖出到天井，并用稻草盖住。

过几天，我家的两只小狗也撒手而去。我们才弄明白，那段时间，狗发狗癫。

从此，我们家不再养狗。

从此，我看见伯母，也像那两只死去的小狗一样毫无生气。

三

荔枝树的花刚退场，青青的小果子就立马登场，一分钟也等不及。待到青色的果子长得手指头般大的时候，有些坐得还不够稳当，历经一个晚上，总有一些迷惘不解的果子向大地投怀送抱。

这时候的果子捡来吃，母亲说，别吃，会酸掉大牙。可是我的大牙还没长出来呢，又怎么会被酸掉呢？

大伯公，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在荔枝树下制作了很多小陀螺等着孩子们上钩。把荔枝核那个头，用小刀切掉，中间插上一根像牙签大的小木棍。用拇指和食指拿着小木棍放在平地上，一扭，一个小陀螺就转了起来。

大伯公经常左手拿着一张小板凳，右手拿一把蒲扇，坐在荔枝树下。

每次路过，我心里总生出一种怕被他看到的怯怯的感觉。这倒不是因为我怕他，我是怕他考我，考我说话，说家乡的方言，叫时州话，客家话的一种。

父亲的祖辈是从福建迁徙到这里。到爷爷这一代，还保留有上一辈人痕迹的是房子和方言。他们把房子叫竹篙屋，同一个父亲生的孩子全都住在一间竹篙屋里。“竹篙屋”的中间是块空地，我们叫天井，供住在里面的人共用的，像个“口”字。天井四周都是房子，所有的人都从同一个大门进出。孩子多的，这个“口”就建长点，少的就建短点。无论“口”的长短，都会建成二重门，或者三重门。建在旁边相邻的竹篙屋，单看是独立的，可中间有条通道是连通起来的。

为何叫竹篙屋？母亲说，两边一间挨着一间的房子就像一条长长的晾晒衣服的竹篙。可我觉得这只是母亲自己的理解。

真正的答案，现在我该问谁呢？怕是无人可问了，每想到这点，如同在梦中一脚踏空，然后惊醒过来。

遥想当年，一对夫妇带着几个孩子举家迁徙，历经千里，迁徙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安家。最大的希望就是全家人和睦共处，团结一致。即便是长大成家后，一样希望兄弟间能像一双筷子那样同心协力，房子才建成这样的吧。

在家里，我和母亲说本地白话，和父亲说时州话。遇到不懂表达的时州话，就说母亲教的白话。

大伯公看见我，朝我招手，我想躲都躲不掉。我迟缓、害羞地走过去。他边摇着蒲扇，边问。

“叔物广？”（怎么说？）他手里拿着地上捡到的青涩荔枝问我。

“赖果（荔枝）。”我脱口而出。

“果只呢？”（这个呢？）他用手指了指池塘那边。他是想我说池塘还是哪里？一点都不明确。

我一连说了几个，他都不满意。

我开始变得支支吾吾，挠头摸脑、扭扭捏捏。

他皱起眉头，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由分说就骂：“你广时州话，广跌半蛇半拐，冇系果堵皆人，冇本赖果你吃，猎你果喔。”（方言：你讲时州话，讲得半阴半阳，不是这里的人，不给荔枝你吃，赶你走喔）

最后，他甚至把蒲扇倒过来拿，扇柄向着我的屁股，忽略我那憋得通红的脸，让我再说一遍。

直到我说得正确，才给我几个小陀螺，放我回家。临走前，又笑着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不要忘记讲自己家乡的语言。

大伯公接着守候下一个经过荔枝树下的孩子。

大人常说，孩子的脸像六月的天，说变就变，我倒觉得大人才是。

四

南方夏天的雨，像和大地恋爱，来得有点密，情绪也不稳定。有时挑逗，有时敷衍，有时派乌云来探视。电闪雷鸣一阵子，雨才隆重登场，狠狠地亲吻大地，那股爱恨交织的狠劲，像是因闹了别扭分开一段时间的恋人。

在这对恋人来回几次的约会催促下，荔枝树叶间就逐渐透出红的颜色来。荔枝青涩瘦弱的身姿不知何时已换成鲜艳丰腴的体态。

头上明晃晃的阳光越来越耀眼，荔枝便越来越红。一串串披着红盔甲的荔枝，压着枝头，好像相互间有话要倾诉。

这天黄昏，当荔枝树下狗肉的香味飘起时，把一位堂哥吸引了过来。

他喜不喜欢吃狗肉呢？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不能吃。为什么呢？母亲说，他从小就“认契”，不能吃狗肉。

这位堂哥从小体弱多病。三伯母问了“吃米神仙”，说要“认契”才好养，才能顺利长大成人。至于认什么、认哪里的，都由“吃米神仙”说了算。

有的孩子需要认人，有的孩子需要认树，有的孩子需要认石头。认人就叫契娘契爹，认树就叫契爹树，认石头就叫契爹石。认了之后，每年八月十五带上果子、月饼，过年带上果子、鸡去探望或者跪拜。直到结婚之后，才可以“脱契”。这个时候，才可以吃狗肉。

对了，这位堂哥认的是一块石头，当然这块石头不是随便一块石头，我没有见过，母亲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一年两次都要去跪拜他的“契爹石”。

不知道是他穿错了衣服还是他真的长得瘦弱，衣服的领口处，脖子和一边肩膀同时露了出来——村里认契的都是体弱的男孩。

堂哥拿了一些荔枝吃。他用手剥开荔枝的红外衣，露出里面的果肉，晶莹剔透。

围在一起吃饭的，是在采石场上一起干活的叔叔伯伯们，他们还高兴地喝上一杯小酒。他们放开肚皮吃，我也认真吃。那层黄澄澄的脆皮在我的舌尖上绽放出合乎时宜的香。

十九叔几杯酒下肚，脸上泛起了红晕。酒进了肚子，就把他想说的话勾引了出来。

“均哥，你家妹仔上什么学校？大了就是别人家的人，浪费钱。要培养也是培养男仔。”然后他打了一个饱嗝。

“均哥有儿子？”十八叔突然接上。

“老均，下次吃狗肉不要带妹仔来了！”

他们嘴里的均哥、老均是指我爸。

咳！咳！咳！五伯不知为何突然咳起嗽来。

“大家吃狗肉，吃狗肉。吃了荔枝别忘吃狗肉，一颗荔枝三把火。吃狗肉，中和中和，不用心烦燥热……”教书的五伯就是不一样，说的话不但慢条斯理而且有节奏。

父亲的下巴一直顶着膝盖，无言以对。

我是馋吃狗肉他们才不喜欢我的吧？可为何他们也不喜欢学习厉害的姐姐？

我想起有一天傍晚，队长挨家挨户通知，每家每户派一个人去守田水。

母亲对姐姐说，阿洁你去田里守水。

半个小时后，姐姐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母亲看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姐姐，就想开骂。姐姐带着委屈说，人家说，派女的不算，要派男的去。

母亲突然像触电般，定住了。

哦，我怎么又想起这事了呢？

父亲拉着我的手先行回家。我们的脚步声让一只鸟儿扑棱从荔枝树上飞起。它身边的鸟儿介意它是雌的还是雄的吗？

这一天，是夏至。我隐约觉得父亲失去了什么东西，我说不上。但那之后，父亲真的不再带我去吃狗肉了。

五

荔枝树上的荔枝全部摘得一颗不剩的时候，从荔枝树下骑过来十多辆自行车，浩浩荡荡来到村里的晒谷场。

母亲说，村里一户人家办寿宴，出三十元请隔壁县一个唱牛嘿戏的团队过来贺寿。

他们是懂唱戏的农民。唱戏是他们的生计，也是他们的精神慰藉。

母亲还说，十八婶是村里唯一一个结婚请了牛嘿戏的新娘子。

我想，健硕的十八婶，在那天晚上分外柔弱，眼睛里一定带着一种盈盈的波光。

那些自行车架上有锣、鼓、钹、二胡……他们在村里的晒谷场上搭了个简单的戏台。上台唱戏的在后台化妆，孩子就钻进去看。比起戏来，他们脸上的妆容和服饰对我的吸引力更大。

她们的手不停地在脸上细细描画，像姐姐写字时一样认真。

姐姐在写字时不允许我触碰她，连笔和本子，我想帮她拿，她都拒绝。如果我乱动，姐姐就赶我走到一边去。我想，她们应该也像姐姐那样，我一吵，肯定赶我走。于是，我便静静地在旁边观看。整个过程，我全神贯注看着那个演茶娘的女人的手的每一个动作，几张脸在我的眼皮底下很快就变了样。

陆续赶来的人们把晒谷场全都站满了。连隔壁队的也闻讯赶过来。

观看牛嘿戏，是人们晚上唯一的节目。牛嘿戏能消除辛苦劳作一天的疲劳，或者牛嘿戏还可以对抗生活的苦难吧？

饰演穆桂英的茶娘踏着器乐声的节点碎步走出来。锣鼓声停，二胡声咿呀响起。茶娘的秋波在人群中流转一圈，在轻快悠扬的二胡伴奏中唱出：天波府里走出来，姓穆桂英我上前台，头戴金冠压双鬓，铁甲又披上我身……

那晚，尽管我没有听懂他们唱的是什么，那曲调依然传达给听者欢乐的情绪。

听着听着，我在父亲的怀里睡得神志不清。

等戏收场，月光洒下的清辉，照着十多辆自行车从荔枝树下返程，塘边的荔枝树上早已入睡的鸟儿被惊醒，扑棱扑棱地飞了起来，之后又还巢。

夜已深，父亲宽大的怀抱让我没有受到惊扰。我醉入梦乡，梦见我和堂哥并排坐在荔枝树下，开开心心地吃狗肉，他还夹了一块狗肉放到我碗里。我们边吃边吐出顺畅的方言，荔枝树听了，虽一言不发，肯定把欣喜藏了起来。调皮的风一来，施出魔法，我们神奇地长成两棵根部笔直的荔枝树，并排伫立于池塘边，好像各不相干，又相互依赖，凝望着村里的一切……

 

四四方方的房子

那个下午，雨来得突然、猛烈，由着性子不管不顾地从天上向大地扑来，好像有满腹的委屈要向大地诉说。大姨的电话就在这个时候打来，大姨的声音和雨点一样急促：阿兰，你快到市里那个康复医院，接莲莲和佳佳回我住的房子。

莲莲和佳佳是大姨的两个孙女。

大姨住的房子，二楼有个阳台，阳台上有一台缝纫机、一张熨衣桌，还有大姨和大姨公。一时间，那个目光清澈、嗓音清脆、一头干练短发的大姨，那个在我家困难时送来温暖和光的大姨……那些逐渐淡薄的记忆，在这个时候被这场雨迅速唤醒。

一

大姨在一个镇上的车衣铺上班，大姨公则在城区的水泥厂上班。他们两地分居忙着工作，为买地建房积攒着每一分钱。表弟怎么办？他早早被送到镇上的幼儿园托管。

表弟体质很差，经常发烧，发烧时全身抽搐，每回都得送医院才能把烧降下来。大姨最怕的事就是表弟发烧，比没有钱让她更焦虑。表弟发烧，大姨就无精打采、暗地垂泪。这些都是母亲后来跟我说的，我没有亲见。我亲眼见到的是一个脸色苍白和我年纪相仿的表弟。

那天圩日，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大姨上班的车衣铺门前的拔牙摊拔牙。所谓拔牙摊，一把椅子、一个师傅、一把钳子、一包棉花。我看着那把在师傅手下一张一合的钳子，牙齿的疼痛感倍增，泪水也跟着出来凑热闹。看着流泪的女儿，不善安抚人的父亲轻轻地训斥一句：不怕的，哭什么呢？

那个师傅示意我在椅子上坐下，一边随意和旁边的理发师傅说说笑笑，对即将为我拔牙的事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他拔牙会不会就像我在田里拔草一样不认真和随意？

可以哭的，只要张开嘴巴就行了。那个师傅似笑非笑看着我说。

我一愣，到底让哭还是不让哭？我木然地张开嘴巴，没想明白该不该哭，就听到那个师傅说，可以了，用手按着棉花。

拔了牙，父亲需要去买谷种，让我去大姨那里待着。

铺里客人络绎不绝。留着短发的大姨在忙着用尺子帮顾客量身，然后在一个本子上把尺寸记下来。那个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数字。她说，你上二楼阁楼找吃的，眼睛依然盯着顾客的袖口。对了，你表弟也在上面。大姨忍不住又补充一句。

我踏着木板做的楼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上去。二楼的安静与一楼的喧哗截然相反。阳光从二楼阁楼的木窗台照射进来，几缕阳光亮堂堂地照射在地板上，灰尘在阳光下愉快地不停上下飞舞。哦，灰尘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我看不见而已。

我差点看不见的还有表弟。

有个人独自坐在小板凳上，小板凳在一个简易的饭桌边，饭桌基本把他遮挡住，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的。他背向我，正往窗外看。从窗口往外看，除了看到几朵孤单的白云在天空偌大的怀抱里，再看不到别的。

许是觉察有人上来，他突然转过头来。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到眼神忧郁、脸色苍白的表弟。我们没有打招呼，那张酷似大姨公的脸，让我瞬间判断出他就是他们唯一的孩子。那时大姨和大姨公都领工资，只能生一个。

命运之手，让这个孩子在不到三十岁时，失去了父亲，三十多岁又成为两个脑瘫孩子的父亲。

二

无论我是乘坐公交车还是骑自行车抵达大姨家门口，眼里看到二楼阳台的画面依然不变：大姨在踏着缝纫机，大姨公在帮忙打纽扣、熨衣服或者剪线头。他们有说有笑，有时他们的笑声，不甘心在屋内转悠，我在屋外楼下就能听到。

我静静地平复好情绪后，才对着阳台大声喊了一声：大姨，我来了！

哎！阿兰来了？等住，我下去开门。耳边传来的是大姨清脆的声音，下来开门的是大姨公，他满脸笑容。

大姨公脚下穿着一双木屐，上衣是一件白色的马褂，不用问也知道是大姨做的。裤子是一条西裤，这条西裤也逃不过大姨的手掌心。大姨能做的，大姨公都不会买外面的。无论是吃的还是穿的。

房子在郊区，离市区有点远。四四方方的房子，结构很简单。前面是一间房，附带一个阳台，中间是旋转楼梯，后面也是一间房，兼一个公共卫生间。

上到二楼，大姨还在利索地踏着缝纫机。“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的声音在房间里不停地响起来。你口渴了吧？自己倒水喝，然后看一阵电视，大姨公去煮饭了，我要赶做衣服。

一看见我来就煮饭，在他们眼里我是不是很能吃？应该是吧，不然也不会比小三个月的表弟高出一大截。突然觉得有点难为情，当时我的脸一定像大姨公煮饭的锅底下的火苗一样红。

这时候表弟在三楼，他在上面干什么呢？我不敢上去看，也不敢问大姨。我的个头与胆量成反比。大姨和母亲无话不说，我和表弟无话可说。

大姨身材瘦小，和母亲比起来起码显得瘦小。她坐在缝纫机前，脚板上下地踏着，手不停移动缝纫机针下的布。手脚灵活地操作，与在田里伺候庄稼的母亲相比，大姨才符合我少年时想到的美好的中年妇女模样。

三

后来，我到市里念师范。每个月母亲给我的伙食费都是掐着给。就好像我小时候放几根手指头伸进锁住的抽屉，从抽屉的缝隙里夹钱一样，怎么折腾就是够不着。差一点，就是差一点。

每个月都这样，何时是个尽头呢？我发愁了。缺钱的日子像虱子上身，浑身不舒服，这加重了我在教室的坐立不安。

后来，我把主意打到了大姨的身上。哎呀！不对，其实我打大姨的主意很早就开始了。

每年暑假，家里种的几亩水稻让我和姐姐望而生畏。天天盼着大姨和大姨公来。眼看我就要失去了耐性，他们如救驾般降临。

大姨和大姨公的到来，有时骑一辆自行车，有时骑两辆。

他们是我眼中的“神雕侠侣”，只不过他们的“雕”是自行车。他们的“侠义”经常把我从农活中解救出来。

插秧，我喜欢和大姨公插一撂。可这种喜欢不能被母亲看出来，不然她就不让我和大姨公一起。母亲见不得大姨公插秧苗的行距和间距超出她接受的范围，于是便让我暗中监督。我把头点得比鸡啄米还频繁。

烈日下，大姨公没有戴草帽遮阳，他嫌碍事。大姨公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滴到田水里荡开一圈又一圈，偶尔他抬胳膊擦一下。两条胳膊也被汗水爬满了，擦也白擦。我这发呆的状态，要是母亲在身边，我的小腿肚早被母亲的大手掌赏一巴掌。而大姨公却安慰我：你天天跟着大人做工，肯定很累，你慢慢插，我插快点。这话让沾在我脸上的泥巴都跳动起来。等秧苗在整块田站好队的时候，母亲才发现我根本起不到她想要的作用。冇打紧（方言：不要紧），让你父亲施肥的时候多放点肥料就可以了。母亲又自我安慰一下。

返程时，大姨公等大姨稳妥地坐上车后架，才小心地骑上去。当然，大姨也懂跳上车后架，不过大姨公一般不给她这样的机会。有时，实在太晚，大姨会留在我们家过夜。不过这种情况屈指可数。大姨一般和大姨公成双成对地回去。她对母亲说，我不放心他一个人骑那么远的夜路。

他们是我青春期眼中最好的爱情模样。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断在其他的伴侣身上看到爱情的模样，那些伴侣也不断地阐述出爱情的另外解说，但大姨的爱情是她独有的。

其实，打大姨主意的还有我的母亲。我上学的一部分学费，母亲是向大姨借的。还是上学前的一天下午骑车去大姨家借的。

后来我问母亲，为何迟迟才去借钱。母亲说，大姨买地建房欠了别人一屁股债，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拉下脸借。你运气好，她把钱借给你读书，而推迟还给人家。

存折归大姨保管。大姨说，你还要和你姐夫说一声。

母亲向大姨公提出借钱后，一向不轻易生气的大姨公听了，责骂母亲一句：孩子上学是大事，怎么不早点借？就算我有钱借给你，也要等明天银行开门才能把钱取出来（那时银行还没有二十四小时取款机）。要是我没有钱借给你呢？你还打算不让孩子去读书了？

大姨在那边扯扯大姨公的手说，她知道错了，你明天一早去领出，交给她就可以了。就这样，他们的“侠义”又救了我一次。

这个时候，大姨应该想起伤心的往事吧？

那年，到底是哪年呢？至少也有几十年了。一个扎着一根长辫子的女孩双手支着头坐在放着针线盒和书本的桌子前，她正在等候一个消息，一个让她梦想得以放飞的消息，却被告知贫血不能上学。那一刻她全身被汗水湿透，难过爬上那张稚嫩的脸。懂事的她竭力地想装出镇静的样子，不让外公和外婆操心。

这个少女就是大姨。书不能再读，聪慧的大姨却学什么懂什么。小小年纪很快就在生产队脱颖而出。一颗红心，让她很快从阴郁地带走了出来。先是做生产队的宣传工作，后又担任妇女主任，最后被抽去三线修铁路。几年后回来，还入了党。公社安排她进了集体企业被服厂，当了被服厂的主管。

十年间，她摆脱了农民的标签，成了吃公家饭的人，也从当初那个青涩的女孩长成一个能独当一面的自信坚毅的女青年。勤于工作的她，接着被贴上大龄女青年的标签。

大姨说，当年她和大姨公两个大龄青年一见如故。大姨提起往事喜欢用“当年”开头。人生难有几回大笑，她说，遇到大姨公，就是她一次大笑的机会。

月末的那几天中午，我利用午休请假外出，午休结束前必须赶回。

离开校门，街上会路过很多衣服店、鞋店、粉店……这些店是留给不饿肚子的人消费的，我严重地警告自己。如何填饱肚子是我的首要任务，要一心一意专心解决。我把借来的自行车骑得飞快。过教育路、沿江路、东门口，接着过汽车总站、客运站，再过……快了快了，心里默念。

等我上气不接下气来到大姨家，他们有时吃了午饭，有时在等我。我狼吞虎咽吃饱饭，准备离开，大姨便递给我一个饭盒说，我不经意煮多了，不要浪费，你带去学校做晚餐吧。那几天中午，大姨天天都不经意煮多，我也顺理成章天天带晚饭回去。我知道，大姨是在化解我的窘迫。我内心是感激她的，只是木讷的我羞于表达。

四

大姨经常对母亲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当大姨家的经念到大姨公去世那年，我出来工作还不到十年。

大姨公得的是肝病。大姨公生病期间，没有去医院住院。他为何不去呢？他是不是担心账本上再一次出现一长串可怕的数字？

大姨公隔几天就去家旁边的药店买点药吃。晚上，在那台黑白电视机前，他们仍旧说说笑笑。只是大姨公的笑声已没有力气传出屋外。这样的日子，持续一个月，就被病魔无情地终止了。

一天晚上，大姨公上厕所，四肢无力摔倒在厕所的时候，大姨才真正地觉察出大姨公病情的严重。那晚，大姨公被匆匆忙忙送进了ICU，便再没出来。他熬过了民间说的鬼节七月十四，却没能和大姨过上最后一个喜庆的团圆节八月十五。从此后每年的八月十五，大姨心中的月亮都是残缺的。

大姨公临走前笑着安慰大姨：别难过，每个人都会走这条路。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我走了之后，辛苦你了……大姨想笑给大姨公看，泪水却不听使唤地奔涌而出，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亲戚们没有来得及与大姨公告别，就永远地不再相见。平常有事他也不麻烦亲戚朋友，在“死”这件事上他同样如此。他让大姨不要通知亲戚朋友送他，有大姨和儿子陪着就够了，他悄然地去了那个世界。

有些事适合一个人去做，比如，想念一个人。我想大姨也是这样想的。大姨公走后几个月，大姨静静地待在这房子里整理思绪，哪里也不去。家里摆放着大姨公生前的照片，这张照片承受了大姨多少的思念和泪水？

大姨公走的时候，我在干吗呢？也许我在工作，也许外出。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人与人的缘分真奇妙，该尽的时候，连打个招呼都显得奢侈。

母亲说，以后有空多去大姨家走走。这次，我从心里顺从了母亲。

五

时光之钟嘀嗒嘀嗒地往前走，几年又过去了。大姨家迎来两个孙女，一个是脑瘫，另一个也是脑瘫。那时我怕面对大姨，怕找不到妥当的话安慰她。

一天黄昏，金黄的太阳缓缓地落下。晚霞洒在大姨和孩子身上。大姨带着孙女路过邻居家。门刚好没有锁，里面的声音，一字不落地被大姨听到。这些话像一把利箭向大姨射来。

你知道吗？隔壁那家接连生的两个孩子都是脑瘫。一个尖细的熟悉的声音骤然响起。

不会吧？就是那个死了老公的阿英家？一个耳语说，可声音却很响。

对！三年生两个，现在大的五岁，小的三岁。手脚不听大脑使唤，说话吐词不清，问也不懂答。来我家，东西被她们翻乱，我讨厌她们来我家。熟悉的喋喋不休的声音充满着厌恶。

会不会是那间房子风水有问题？不然她老公死那么早，还一次又一次生脑瘫？听说，她家入住时没有用风水先生的日子。另外一个声音急促地说道。

…………

什么风水？你们说的事和我家房子的风水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姨对着邻居家的门发狂似的喊道。大姨这一喊，她觉得保住了体面。不过，她拉着孩子的手在瑟瑟发抖。

此刻表弟媳在房子里默不作声。孩子开始在屋内不停地走来走去，又吵着要出门。

表弟媳阴沉着脸。空气中满是压抑的气息。孩子依然吵着。压抑的气息越来越浓，最后终于爆发。两个孩子的屁股成了着力点。结实的衣挂被孩子的母亲拿在手上，高高举起又急急打下来。左边孩子打一下，右边孩子打一下。边打边咬牙切齿地说，让你们出去丢人现眼，让你们出去丢人现眼。以后谁把孩子带出去，我连她一起打。

屋里两个孩子的哭声，此消彼长。黄昏过去，黑夜来临。此时夜降临到室内的每一处角落，大姨瞬间被一片黑暗笼罩。

大姨惊恐地充满疑惑地看着孩子的母亲。你干吗？孩子懂什么？你居然下得手打？接着，大姨用低得连自己也听不清的声音，和表弟反复讲述着同一件事：大姨公临走前对她的嘱托。

同一种焦虑在这间房子里流转，这一整夜，谁都没睡熟。一个决定正在大家的静默中悄然发生。

天亮后，表弟媳妇带着孩子快速搬离了这间房子，后面还有频频回头的表弟，他们去了另外的一个地方住。谁也没看见此刻躲在房里失声痛哭的大姨。

六

大姨的两个孙女看到我的那一刻，莲莲的嘴巴发出“啊！啊！”这个音，佳佳还不会说话，只是跺跺脚。我马上整理好自己的思绪。我知道她们认出了我，却喊不出“表姑”二字。

上车后，我透过后视镜，时不时看一眼这两个孩子。她们只是身高有差别，其他地方都很像。两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都睁得无比地大，大眼睛后面隐藏着什么呢？我看不出来，也许她们什么都没有想，又或者她们想了很多，只是我看不到而已。一路上，莲莲反复地重复一个音，婆婆，婆婆，但吐字不清。至于我说的话，没有得到半句回应。

孩子回了，大姨就忙开了。喊孩子吃饭，帮孩子洗澡。两个孩子好像也没有听到大姨的叫喊，脸上毫无表情，身子也没有丝毫的反应。大姨每做一件事，都不厌其烦地连喊好多次，然后拉她们坐下来，用手摸摸她们的脸，她们涣散的眼神才有点聚焦……大姨对两个孩子的表现早已习以为常，没有丝毫的愠色。眼前的大姨眼窝深陷，脸庞像风干的柿子，身子单薄得像树上的枯叶。

离开的时候，我回望这个四四方方的房子，二楼的阳台早已空空荡荡，那台缝纫机和熨衣桌随着大姨公的离去已被大姨收起来，可记忆也能这样收起来吗？这么多年，大姨天天在这间房子里，心中的思念是不是开成漫天的花朵？

抬眼处，阳台的墙角处有张蜘蛛网，织得密不透风，里面的一只蚊子动弹不得，每挣扎一下，都要用尽全力，却被束缚得更紧，这让它陷入深深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