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一场暴雨，让学校组织的棋盘山军训，成为这些少年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演习”。从这一刻起，他们不再是嬉戏打闹的少年。

七日游戏

石钟山

引 子

初二那年的暑假，学校组织了一次学军活动。

我们上学那会儿，各种活动很多，例如学工、学农、学军。学校经常把我们学生组织起来，带到工厂或者农村的田间地头，学习工人或农民的样子，劳动锻炼上几天。每次有这样的活动前，我们的黄校长都要站在学校操场的讲台上做动员。黄校长是军人出身，参加过抗美援朝。据说在松骨峰阵地上和敌人死拼过，有半只耳朵为证。他左边的耳朵在和敌人扭打过程中，被敌人咬掉了半块。据说他咬的是敌人的喉咙。这殊死搏斗的场面，想起来就让我们热血沸腾。黄校长以前在部队时是军官，松骨峰战斗立了功后回国，便被安排转业了，到我们军区子弟学校当了校长。黄校长因为少了半只耳朵的缘故，他的头总是歪着，身子也有些倾斜，似乎在寻找着某种平衡。黄校长站在操场的讲台上，歪着脑袋说：你们是未来的革命接班人。学工、学农、学军是为了你们茁壮成长，为革命续上香火。你们是刚升起的太阳，这个世界还得靠你们。我们的敌人是美、苏两霸。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你们今天是学生，未来就是军人、工人、农民。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终究还是你们的……黄校长讲话总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把毛主席老人家的语录拆解开，又连缀在一起。总之话讲得很有气势，经常把全校师生们鼓噪得满脸通红，热血沸腾。

我们初二毕业那一年暑假，再开学我们就要升入到高中了。在暑假间隙里，黄校长别出心裁地为我们组织了一次学军活动。学军对我们这些军区子弟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每天随着军区大院起床号起床，熄灯号吹响入睡。许多人的父母都是军人，随着号声上班、下班。父母就像时钟一样，我们军人子弟学校，上课下课不打铃，而是放军号。集合号就是上课，休息号就是下课。早自习还经常出早操，一二三四的，几乎就是个准军事部队。有一次下课时，赵小四走到我的身边，指着操场上一片学生说：你知道不，咱们就是少年团。如果有一天打仗，咱们学校拉出去，就是一个团。

赵小四比我们大两三岁的样子。以前他和我二哥是一个班级的，如今二哥已经高中毕业了，正摩拳擦掌地等着秋天征兵时入伍参军。提起赵小四他可是传奇人物。曾经和二哥他们一起扒火车去了云南，要支援抗美援越，结果在云南一个叫红河的地方，被边防军人拦下了，又辗转着送了回来。唯有赵小四一个人过了红河，只身潜入到越南领地。据他自己说，他参加了越南游击队。因他年龄小，不让他上战场，让他当了名伙夫。后来又给人家送弹药，抢救伤员什么的。赵小四的失踪，在我们军区大院可是件大事，他爸是军区保卫部长。为了找到赵小四，他三天两头地给云南军区的老战友打电话，拜托组织和战友，一定要把赵小四找回来。他的原话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经过多方努力，两年后越南游击队的同志终于把赵小四给送了回来。赵小四回来时，他整个人和以前不一样了，斜着眼睛看人，仿佛整个世界在他眼里都变小了。他还穿着一身越南军人的制服，样子有点像个大人了。他还带回了一个炮弹壳，那是越南游击队战友送给他的礼物。炮弹壳上歪歪扭扭地刻了几个字：越中友谊万岁。虽然就是一枚普通的炮弹壳，但在赵小四眼里已经视为珍宝了。只有要好的人，他才会从家里拿出来，展示一下，很快又收走了。忙三火四地跑回家，藏到床底下。

赵小四去越南打了两年游击，耽误了学业。他只能留级，就到了我们班上。他不仅年龄比我们大一些，个子也高。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区别在于他的成熟，以及傲慢。他很少把我们当朋友，就连我们班主任刘老师也经常被他气哭。我们刘老师是个女的，三十多岁的样子，是军区一个参谋的老婆，特别爱哭，有了赵小四之后，刘老师哭的次数更频繁了。

赵小四在我们中间找不到朋友。每次下课，他都会越过操场去高中部找二哥他们玩。他们站在一起，个头差不多一样高。然后勾肩搭背，嘻嘻哈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直到学校大喇叭里又吹出集合号声，他才歪戴着帽子，不情愿地向我们的班级走来。走进班级时，他总是鼻孔朝天，压根不睬我们。因为赵小四他家住我们家楼下，他经常找二哥来玩，和我还算熟悉。在班级里，他和我来往还算多。上学放学时我们走在一起，他经常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语重心长地说：老三，你以后要多开眼界，走出去，越远越好。经风雨见世面，这样的人才会有出息。我就郑重地点头，他搂在我肩膀上的手就加重了些力气道：凭我和你二哥的关系，我把你当亲弟弟一样。以后有啥事你就找我，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到这，把手收回去，把他那件越南游击队送给他的上衣脱下来，甩在膀子上，像个爷们儿似的横着身子向前走去。在我眼里，赵小四比二哥还要成熟，有眼界。

我们这次军训的地点在棋盘山的后身，那里有个军营。军人外出拉练去了，军营就空了出来。我们学校就插了这个空隙，到军营里学军。我们到了军营后才发现，不仅有我们军区子弟学校，还有一部分育红学校的师生也来到这里学军。

提起育红学校，我们就有种复杂的情绪，离我们八一学校不远，也就是两站地的样子，他们大都是工人子弟。那个年代流行穿军装，戴军帽，因为我们八一学校是军人子弟，父母、哥哥姐姐大都参军了，我们穿军装，戴军帽，大都是正宗货。不像育红学校，他们很难弄到真的，穿的戴的大都是冒牌货。于是，育红学校高年级的同学，经常在放学的路口堵住我们，一只脚踏在自行车脚踏上，另一脚支撑在地上。假装闲得无事，一旦我们走近，出其不意，快、准、狠地抢过我们头上的军帽，骑上车一溜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就哭着喊着找哥哥去告状，然后我们的哥哥们就集合在一起。每人一辆二八大踹自行车。他们把书包里的书本清空，放进砖头，或者火药枪，有的腰上还别了把军刺。他们就潜进胡同里，和育红学校的学生展开一场火拼。有时能把我们被抢走的军帽再夺回来，有时不能。不管如何，我们八一学校和育红学校的梁子算结下了。只要育红学校的人进入到我们地界，高年级的哥哥们红着眼睛就追打，反之，他们也一样。时间久了，两个学校的人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红眼鸡一样。

我们先是坐着军队派出的卡车行驶到棋盘山脚下，然后我们排着队，唱着军歌向部队的营房开进，从中午一直走到日落西山，我们才走到军营。因为是学军，我们班被编成了两个排，分为男兵排和女兵排，整个班级为一个连。赵小四成了我们的连长。赵小四又任命我为男兵排的排长。女兵排长是李红卫。她的家和我们住同一个楼，但不在一个单元。李红卫的父亲是卫生部的部长，和赵小四的父亲关系要好，经常在一起喝酒。每次都差不多喝得不认识家门，两人相扶相携着在楼下走了一趟又一趟，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单元。然后两个酒鬼站在楼下，喊自己儿女的名字，让他们下来接。每次接喝醉酒的父亲都是李红卫，李红卫把父亲的肩膀架起来，没走两步就摔个马趴。赵小四就跑过来，帮助李红卫把她父亲送上楼，再回来收拾自己父亲的残局。许多次赵小四从李红卫家楼洞出来，父亲已把自己脱了，拍着自己满身的伤疤喊着：老子是从枪林弹雨过来的，死过无数回了，别说喝酒，就是再来一个冲锋老子也不怕。赵小四一半崇敬一半厌恶地把父亲拉扯上楼。第二天，李红卫总找机会，红着脸对赵小四说：小四，谢谢你呀。赵小四一脸无所谓的表情，把上衣甩在肩上，耸着肩膀大步走去。

我们这次学军，计划是三天。空下来的军营什么都有，操场上有许多训练器材，黄校长组织我们在军人的操场上摸爬滚打。育红学校则组织他们的学生在另一面，学着我们的样子，齐步、正步地走路。

我们和育红学校的学生不住在一个楼，中间隔着一个操场，各自军训。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第三天晚上，黄校长在操场空地上，架起了一堆篝火。育红学校的学生也组织了起来，两拨学生围着篝火坐成了一圈，两个学校要组织联欢。先是黄校长讲话，讲了这次军训的效果。然后语重心长地冲我们两个学校的同学讲：你们都是未来的接班人，要团结起来，试看天下谁能敌！然后主动拉过育红学校白校长的手，站在熊熊的篝火旁。我们两拨学生，在各自班主任的鼓动下，都站了起来，手拉手，肩并肩地围成一圈站在篝火旁。火正旺着，映红了我们两个学校学生的脸。黄校长歪着脑袋举起白校长和自己的手，大声说道：从今天开始，我们八一学校和育红学校就是一家人了。来吧，同学们，让我们唱吧跳吧。

我们为了庆祝学军成果的篝火晚会还没达到高潮，一声雷响，然后就是倾盆大雨。篝火很快就熄灭了。我们四散奔逃，跑回到宿舍时，每个人都成了落汤鸡。

那天晚上的雨很大，炸雷一个接着一个，天仿佛塌了下来，山摇地动。我们宿舍的男生几乎一夜没睡，听着楼道尽头的女生宿舍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尖叫声。

这是我们有生以来见过最大的雨，窗外的世界就像到了末日。我们缩成一团，一直担心，军营的房子会随时倒掉。

第一日

一夜的狂风暴雨，天亮时停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太阳照常在东方升起。

当我们走出宿舍时，才发现外面已狼藉一片。操场上到处是水洼，还有一些树被大风吹倒，连根拔起，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黄校长歪着脑袋愁苦地望着眼前的景象。我们还看见对面楼前也站着一群育红学校的师生，他们同样愁苦着脸。突然而至的暴雨，破坏了我们归去的心情。

三天前，我们到军营里开展学军活动，已经说好了，第四天头上，军区会派卡车拉我们回去。那天上午，我们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校长在一间办公室里摇电话。电话线早就断了。部队营院还留下了少量的留守人员，他们住在另外一栋楼里。在我们学军这三天时间里，他们仍恪尽职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就在我们校长一遍遍摇着电话，冲着断了线的空话筒，大呼小叫时，部队留守处一个军官，手里拿着一张纸片找到了我们的校长。军官手里拿的是一封电报，电报上说：棋盘山下的路被洪水冲断了，地方正组织抢修。

当校长把我们集合在楼门前，向我们宣读这一消息时，队伍里出现了一阵骚动。我们都做好了三天回程的准备，我们一早背包都打好了，就等着坐上部队的卡车欢天喜地回城了。突然通知我们回程的路断了，什么时候修好，何时能回去，只有天知道了。有几个女生，当场哭了起来，所有人都是一副无助的神情。

我们对面楼前的育红中学师生们，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当他们的白校长宣读完这条消息时，我们还看见，有几个男生和女生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爹一声，娘一声地叫着。别看我们是初二学生了，开学就升入高中了，以前也参加过学工、学农什么的，像这次跑到大山里，这么久没回家还是第一次。哭闹一场也很正常。

我们正骚乱之际，黄校长抖一抖那张电报纸，歪斜着身子，他的样子似乎在迎风站立，样子随时要倒下来。他突然喊了一声：同学们，我们发生这点小意外算个屁呀，别说路被水冲断了，就是没路了，军区也会派飞机来接我们。你们是未来，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军区首长，还有你们的父母，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当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黄校长每次讲话，总会讲到朝鲜战场，什么弹尽粮绝，被敌人重重包围什么的。以前听黄校长的故事，我们总会热血沸腾。但这次不一样了，不论他怎么说，仍然有女生在队伍里抹眼泪。

中午开饭时，许多人都吃不下去，我们个个愁眉苦脸，心绪不宁地望着窗外，希望听到久违的汽车轰鸣声。黄校长就一遍遍在每个桌前巡视着，嘴里发出不满的啧啧声，一边叹气一边摇头。

一下午我们都窝在宿舍里。我们班主任刘老师，推开一间又一间宿舍门，动员我们去操场上出操。操场上的沙石已经在水里露了出来，但我们没人动一下，我们三天军训已经完成了，谁还会去操场上受苦受累。刘老师受到了挫折，一张脸由白转红，批评我们道：你们都是军人子弟，你们这个样子，还怎么去接过你们父亲手里的枪。以前她在学校里也经常放这种狠话，她每次这么说，我们就脸红心跳，觉得自己给父母丢人了。这次则不一样了，我们厚颜无耻地赖在床上，大眼瞪小眼地望着我们的刘老师，反而弄得刘老师心虚地把门关上，迈着急促的步子找校长汇报去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了急促的哨音。这几天军训，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哨音。起床吹哨，吃饭吹哨，紧急集合更是要吹哨。这是紧急集合的哨声，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从床上爬起来，站到楼前集合了。我们走出楼门才发现我们的校长和老师都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一律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腰间还扎上了武装带，他们看上去和军人并没有两样。他们严肃地看着我们。黄校长歪着脑袋，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我们面前，突然发出一声口令：立正！他的口令，干净利索，像名真正的军人。他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又郑重地望了一眼我们道：接到上级通知，我们出山的路遭到了敌人的破坏，敌人就是想把我们困在山上，让我们的学军运动半途而废。根据上级情报部门的线索，敌人就在我们的附近。说到这停下来，把目光扫向我们，又肯定地说：也许还在我们中间。说到这，他半天不说话，用目光在我们脸上扫来扫去。

每扫到一个人，我看见他们都把腰杆挺直了。尤其是赵小四，当校长的目光扫到他的脸上时，他还来了个立正。本来就比我们高出半个头，挺直的身子比我们更高了。黄校长不紧不慢地把我们扫视完之后，缓了口气道：当然，这个破坏分子，也不能排除是育红学校的人。说完他还用目光瞟了眼对面，同样集合在另一栋楼前的育红学校的师生。他们离我们这栋楼隔着操场。他们的白校长说的是什么，我们听不见。我越过黄校长的肩头望过去，育红学校的师生，也是一脸严肃，如临大敌的样子。

黄校长讲到这，把手里那张纸叠好，揣在衣兜里，还按了按。低沉着声音说：为了防止敌人继续破坏，我们晚上要设岗哨，还得配备流动岗哨，我们不仅要内查，还要提防育红学校的师生，以及外来窜访的破坏分子。说到这，黄校长停了停，又说：育红学校的师生身份复杂，更值得我们警惕。

校长动员到这里，我们已经按捺不住了。无法回家涣散的情绪一扫而空，我们每人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我看见赵小四的身体打摆子一样抖动起来，他的脸由红转白。

校长讲完之后，各班主任又把我们带开。刘老师把赵小四叫出队列，拍着赵小四的肩头说：你现在是连长，找出敌特分子，保护我们自己，还得靠你们。赵小四对刘老师的态度大变，他立正站好，给刘老师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走到队列里。

那天晚上，我们不仅在楼前设置了岗哨，还派出了流动哨。两个小时一班岗，我们男生宿舍许多人都没有睡着。不是不想睡，是紧张、兴奋，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使命感，让我们无法入眠，都希望尽快轮到自己上岗。我们听到外面不时地传来相互对答的口令声。校长已经下达了今晚的口令——汉江。我们都期待着尽快轮到自己，不管是门洞哨，还是流动哨，都足以激动人心。我们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巡逻，能发现破坏我们军训的敌人。

天快亮时，我和赵小四上岗了。我们每个人手里一把红缨枪。木头做的，一个木杆，木杆头上刻出菱形的枪头，枪头下用麻线扎成了一束披散下来的缨束，缨束自然用红墨水染过了。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儿童团或者红军队伍里的战士，扛着它站岗放哨。不管怎么说，它的名字也和枪沾边，虽然是木制的，我们扛起它，仍然觉得神圣无比。

赵小四经过一夜未眠，他的身体不再打摆子了，而是显得心事重重。我们两人绕着宿舍楼一圈一圈地走，他突然停下来，把嘴凑到我的耳边说：你不觉得朱革子值得怀疑吗？我一惊，望着朦胧中的赵小四，赵小四拉着我来到一棵树下。把肩上的红缨枪杵在地上，思考了一下说：他爸是不是被调到边防师去了。我点点头，这谁都知道，半年前，他爸接到调令，到边防师去当了参谋长。去报到那天，全家人相送，他妈带头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朱革子还有两个姐姐，母亲一哭，两个姐姐也哭，最后把朱革子也弄哭了。后来被朱革子父亲狠狠地训了一顿，一家人才止住了哭声。赵小四说完第一点，又说第二点：他爸以前是解放过来的。这我也知道，长春解放时，他爸投诚的，当时是名副团长。他们的军长叫曾泽生，原国民党60军军长，后来被改编成50军，上过朝鲜战场。赵小四说到这，又把声音压低一些道：咱们这次军训，他姐还想给他请假，说他发烧，刘老师没同意，后来还是来了。我看他一点病也没有，活蹦乱跳的。

赵小四的分析让我惊出一身鸡皮疙瘩，呼吸急促地说：朱革子是破坏分子？赵小四肯定地点点头，又道：我一夜没睡，一直在排除每个人。我觉得朱革子嫌疑最大。

我犹豫着：要不向校长报告吧。

赵小四摇了下头，挺起胸脯说：我现在是连长，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要十拿九稳了，再把事情公之于众。

我说：那你想怎么审问朱革子，他是不会承认的。

赵小四抓过我的一只膀子，耳语着冲我传授了机密。我再看赵小四时，他的形象又在我眼里高大了不少。我那天就断定，赵小四是个干大事的人。

第二日

当天晚上，赵小四安排我和朱革子做流动哨。朱革子说话有些结巴，脑袋顶上还总有一缕头发倔强地立着。他头顶上有个“旋”，平时朱革子很在意头顶上那缕头发，不时地用手掌去压。有时还吐口唾液，去安抚那缕头发。可他那缕头发，就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很快又支棱起来，这就成了朱革子一块心病。

我和朱革子做游动哨时，我把他带到了军营一角的防空洞前。这个防空洞是我们发现的。在墙角边立了道墙垛，爬满了树藤。这一切我们并不稀奇，在我们军区大院，也有许多这样的防空洞，洞口用各式各样的伪装掩盖起来。我们趁人不注意，经常跑到防空洞里做游戏。

这次把朱革子带到这处防空洞里，是我和赵小四商量好的。朱革子起初不想进来，站在洞口说：这……这里黑……黑咕隆咚的，有……有啥好看的。我说：里面很干净，有许多好玩的。这样我打着手电，走在前面，朱革子犹犹豫豫地跟随而来。这是一处普通的防空洞，挖得并不深，有个十几米的样子，钻进来还有一股刺鼻的气味。朱革子用手把鼻子捂上，想往回走。洞口射进来一束手电光，堵住了朱革子的退路。

赵小四人高马大地堵在洞口，我看见他的身后还跟着李红卫。两个人穿戴整齐，腰间还扎着武装带，他们的样子更像战士。赵小四一进来，就狠狠地推了一把朱革子，朱革子趔趄了一下身子，他回过头来望我，我把面孔板了起来，想起他有可能是潜伏在我们中间的敌人，还有些愤怒。

朱革子急忙辩白：我……我……我咋地了？

赵小四把一支雪亮的手电光束照在朱革子的脸上，我看见朱革子的脸是苍白的，头上那绺头发仍倔强地立着。

赵小四就厉声喝道：朱革子，你给我蹲下。

朱革子不明就里，他还想说点什么，我上前把他按着蹲在了地上。赵小四把脸拉长，声音也急促起来：说吧。

朱革子蹲在那，样子有些狼狈：我……我说说啥呀，你你们这是整啥？

我看见赵小四冲李红卫使了个眼色，李红卫上前一步，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日记本，还有一支笔，打开，随时做记录的样子。

赵小四高大地用身子把洞口堵住，我和赵小四的手电光束齐齐地射在朱革子脸上。看样子，朱革子有些害怕了。平时朱革子和我们交往很多，经常在一起去林子里打鸟，还到一号院首长家院子里偷各种果子。我们军区一号院，住的是大首长，每家每户都有院子，院子里种满了各种瓜果梨桃什么的。每到夏季，我们就潜进一号院。有人望风，有人匍匐着接近院子。一号院有许多流动哨，三两个战士不停地巡视。我们掌握了规律，巡逻哨兵一过去，我们就行动，每次都会有收获。有时也会被哨兵发现，他们真真假假地在后面大声嚷嚷几句，也就不了了之了。朱革子胆小，每次去一号院偷东西，他都是望风的，下手的活他干不了。干这些大事时，当然都是赵小四指挥，由我和刘振东下手。

赵小四说：校长通报了，通往山外的路是敌人搞的破坏，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朱革子汗都下来了，他躬起身子，脸涨得通红：怎怎么会会是我，我我哪有那个本事，再再说了，我我为啥啥要破坏出山的路？

赵小四就又断喝一声：住口！我啥都知道，你爸是投诚人员，在长春城里山穷水尽了，才投的诚，对不对？

朱革子已经一脸委屈了，可怜巴巴地：我我哪知道哇，我我爸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汉汉江是立过功的，这……这谁都知道。

李红卫在日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之后，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就求救地望着赵小四。赵小四像个指挥员一样，挥了下手，意图含混不清。

朱革子灵醒过来：昨天晚晚上下雨，咱们都……都在一起，雷雷声太大，我用用被子蒙蒙了一宿的头，外外面发生啥事，我都不知道哇。朱革子的样子要哭出来。

赵小四在原地踱了两步，又把目光扫向朱革子：我现在是军训时期的连长，校长命令我揪出敌特分子，你现在是重点怀疑对象。你没参加破坏，这我们相信，但没人知道，你是不是勾结外面的坏人，把公路破坏了，这一点，你要老实交代。

朱革子彻底清醒过来，他把身子挺起来，举起一只手，清楚利索地说：我向毛主席保证，这事要要是和我有关系，我……我就死全家。

赵小四冲李红卫努了下嘴：把他刚说的话记下来。

李红卫就快速地在日记本上写了起来。

赵小四的目光收回来时，和我对视了一眼，我发现赵小四有些茫然，意志有些游离。最初我们把班级里的每个人都琢磨了一遍，每个人都根红苗正，怎么也找不到疑点，最后只有朱革子可疑，可他说的话，又找不到破绽。

正在我们犹豫时，朱革子站了起来，他带着哭腔说：你们不能冤枉好人，我……我要找找校长去。

赵小四把身体横在朱革子面前，推了一把朱革子道：你现在没权利见校长，见刘老师也不行，我现在是连长，全权处理内鬼。

朱革子倒退几步，躲在暗影里。我们出师不利，朱革子身上的嫌疑最大，可一开场就碰到了软钉子。正当我们无计可施时，朱革子一拍大腿道：我……我知知道了，坏坏人不可能是我们八一中学的人。你们想呀，我们都是军人子弟，育……育红学校的人，才有可能有坏人，他们抢抢我们军帽，还和我们打打架，他们恨恨我们，破破坏军训。

朱革子一句话，把我和赵小四的思路拨乱反正了。一下子清晰起来，我们怎么没想到育红学校的人呢，他们和我们八一学校的人，简直就是势不两立。从我们上小学时，我们八一学校和育红学校的两拨学生，就经常打架。有时不仅是为一顶军帽，我们只要有学生落单，走到育红学校那一片，肯定会受到明里暗里的攻击。砖头瓦块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出来，经常把我们学校的人，打得头破血流。派出所出面，都查无对证。他们学校的人到了我们地盘上，也是如此。久了，两个学校的人，就成了无形的仇人。这次军训不知谁出的主意，让我们两个学校的学生到了一个军营里来搞训练。明明我们就要结束军训了，下山的公路就遭到了破坏，不是育红学校的学生又会是谁呢？

我看见赵小四狠狠地拍了一下头，做出要拥抱朱革子的动作。进行到一半时，他又改变了动作，改成用一只手抓过朱革子的肩头。把朱革子拉近自己，两个人几乎脸对脸的样子。他说了句：朱革子同学，你的判断很重要，但是在抓到真正的坏人前，你还是嫌疑对象。

朱革子就一脸无辜了，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梗着脖子说：真真金不不怕火炼。

赵小四把朱革子放开，审视地望着朱革子道：为了证明你的清白，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行动！

朱革子拍了一下胸脯道：我……我是毛主席的好好学生，我我死都不怕。

赵小四把手拍在朱革子肩上，说了声：好。他又把目光望了我，又看了眼李红卫说：红卫你在这里等着，我们出去，抓个舌头回来。

在赵小四带领下，我和朱革子一起走出了防空洞。在门口看到了正在警戒的刘振东。原来刘振东也是赵小四带来的，审问朱革子时，他一直在外面望风。刘振东望了眼朱革子，冲我们说：他招了吗？

赵小四挥了下手说：我们任务目标改变了，今天要去育红中学那里，抓个“舌头”回来。一听说抓“舌头”，刘振东来了兴致，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我军侦察人员潜进敌人阵地前沿，出其不意地猛扑过去，把敌人的“舌头”抓回来。进行审问，会得到很多情报。

赵小四带着我和刘振东弯着腰穿过操场向育红学校的那栋楼摸过去，到了近前，我们才知道，他们也行动了起来。在门口立了两个岗哨，他们像军人似的一左一右站在门洞的两侧。楼门洞上方有一盏灯，雪亮地燃着，在灯影范围之内，雪亮一片。显然，我们对这两个岗哨没有下手的机会。我们潜伏在暗影里，无计可施。正在这时，一个人打着手电走过来，那两个哨兵齐声问：口令。对方答：战鼓擂。打着手电的人，走到哨位旁，低声地和两人说了句什么，又摇晃着向另一侧的楼后走去。

我知道机会来了，果然，赵小四兴奋地说：跟我上。我们三个人猫着腰，穿过操场，在暗影的掩护下，向打着手电那个人摸过去。在楼角，手电被关掉了，影影绰绰地看见那个人，做出解裤子撒尿的动作。我和赵小四一跃而起，刘振东也扑了过来，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显然是刚才那人夹在腋下的手电，他还喊了一声：口令。赵小四就答：战鼓擂。那人显然放松了警惕。还嘀咕句：你们游动哨怎么转悠到这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三个人上前，把那人扑倒在地，刘振东还伸出手，把那人的嘴巴捂上了。

并没有费多大周折，我们就把那人拖到了防空洞里。李红卫和朱革子还等在原地，当我们打开手电，照在这人脸上时，才发现，我们抓的这个人竟然是王林。

……

精彩全文请见《当代》2023年2期

石钟山，作家、编剧。著有长篇小说《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五湖四海》《问苍茫大地》等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三百余（部）篇，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一样》《大院子女》等三十余部。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百花文艺奖、飞天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