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袁德音，1999年生于浙江诸暨，现留学于日本。作品有《杀手皇后》《祝！长寿！》等。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八日，一个糟糕的日子。由于台风天气影响，整条东西线灌水，我在电车里待了大约三个小时，本想在台风来临前将礼物送给圆的计划泡汤了。中间我下了次车，询问站内的勤务人员，他说估计短时间内应该是发不了车了。不得已我回了家，在进门的一瞬间，我倏然有了一种落空感。我本以为是在电车里落了雨伞或耳机，我反复检查，却并未发现有什么遗漏。这致使我回忆起了初到东京时去上野赏樱花的日子，那天我也是急匆匆地从银座线下车，忽地心中有了这一份落空感，可时至今日我仍无法解释，为何凭空会有如此一种感觉。

和圆的相识是在开学前。时值四月，待在家里总觉得发闷，我常去二楼休息室闲坐，捧上一本书能看一天。楼道里间的教室黑着，唯独右手边那间偶闪着微弱的光。是渐白的落樱，透过百叶窗能看见它虽落未败的模样。圆同我撞见时，我恰巧打算撑伞回家。那段时间，东京的天气一直不见好，雨下下停停，风里混杂着泥土和落花的气息。我出学校时，天空正落起细雨。我庆幸自己有备伞的习惯。

正当我要走时，他喊住了我，“同学等等，这雨伞是我的吧？”

由于他说的是中文，我一下愣了神，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支支吾吾道：“这……这是我的雨伞。”

“不可能啊，我分明把雨伞放在校门口的架子上的。”

“可是今天上午分明没下雨啊，即使带了伞也一定是放在包里的。”

可无论我怎么解释，他就是不听，一口咬定我手里雨伞就是他的。从颜色、伞柄乃至伞骨的细节都一一讲了一遍。我无言，当真是遇到了这么一个无赖，这伞就在他面前，难不成他还能描述错？

我不想纠缠，转身要走。

他又喊住我，“算了，算了，就当是我搞错了。这样，你送我一程，到车站，行吧？”

我懒得与他争论，便答应了。

一路上他话很多。我们简单交换了一下各自的信息，例如，名字、专业、年级。接着，他又说了不少，奈何九段下的人行道太陡，太费腿力，再加上雨声沙沙，后面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清。临走前，他和我说再见。我没忍住好奇，问了他一句。

“话说你是怎么认出我是中国人的？”

他笑笑，指了指我的裤子，“牛仔裤，日本人很少穿牛仔裤的。”

开学后，我又撞见了圆几次，我尽量避着他。但运气不好的是，周一最晚的人文学课我居然同他是一节。人文学课是大课，几百人挤在一间阶梯教室，大屏幕上放的不是《俄狄浦斯王》就是《伊丽莎白》。教室内灯光昏暗，尤其适合睡觉，歌剧来来回回看厌后，我便蜷缩在座椅里睡觉。可圆却不放过我，他总喜欢当我昏昏沉沉时在我耳边喋喋不休，说的也无非是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一来二去，我对他的家庭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圆出生在上海，是静安区的少爷。小时候天天住在酒店式的快捷公寓，一晚据说要好几千。他曾洋洋得意地和我说，那年他八岁，奥巴马访华的时候就住他家隔壁。也是从那时起，他爸爸一下子病倒了，肝癌。家里人说什么也不愿相信国内的医术，一定要把他爸爸往日本送，妈妈便拉着他一同去了日本，这一待便到了现在。遗憾的是，他爸爸并未熬过头年，丧事是在日本办的。家里的钱还因为银行手续问题被冻结了一段日子，亲戚奔走四散，直到最后打了一场官司才拿回。从那以后，他妈妈就和变了个人一样，时不时地就朝圆发火，朝他扔东西。原先不曾克扣的零花钱也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数值。一次圆为讨他妈妈欢心，在她妈妈生日那天，偷了家里的信用卡买了一只蒂芙尼（Tiffany）的水晶杯。他妈妈气得把他按在地上打了一顿，以至于到了现在，圆仍时不时会问我，“她为什么要打我，我多孝顺啊！”

关于我的童年，父母健康，万事顺意。可我仍不时地会羡慕那些从小在日本长大的同学。倒不是说我多喜欢日本，而是因为语言的不便利，妆容的差异，以至于我常常被认出是中国人，虽说绝大部分的日本人服务热情又周到，但总有小部分的日本人喜欢刻意刁难外国人。电车上的故意挤碰，半夜被巡警检查在留卡，被问是男是女，都令我困惑不已。

与其他留学生不同的是，我没有读语言学校。借由国际高中的推荐信，只是经过了网络面试便直接进入了大学。原先我是完全没有打算来日本的，家里条件一直都不差（拆迁户），所以从小到大读的都是国际院校，学的也是英语，一直默认自己会去英国或美国读书，再不济也是加拿大或澳大利亚。高三时，爸爸生意上出了点差池，家里亏损了不小一笔钱。家里经过深思熟虑，仍坚持送我出国留学，不过目标从西方转向了东方，说还是去日本留学吧，毕竟离家近，坐飞机只要三小时，学费也不算贵。对于女孩子来说治安也算不错。此外，作为黄种人，混在人群中不易被认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打乱了我原有的计划，我不得已重新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所幸我争气，花了半年时间将面试稿背得滚瓜烂熟，考了一所还算不错的大学，攻读都市文化专业（至今我也无法解释这一专业，导游、电影、舞台剧都有所涉及）。仍记得出国前，我妈妈陪我去医院体检，一个年纪稍大的医生问我开双语的体检证明做什么，我说去日本留学，她听了直摇头。她说中国的东西都还没学明白，出什么国啊？我笑笑没说话。

深究回忆，我是个不称职的人。初到东京的事，现如今虽说记得梗概，但一些细枝末节的事物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仍记得，日本的中介都是说话不眨眼的骗子，他们打着信息差，尽可能地从初来乍到的留学生身上坑取利益，语言学校、私塾、手机卡、网络……无所不用其极，而我自然也是其中受害的一员。对于此类事情我着实气不过，借着电话也同父母倾诉了好几次。他们说，都是小事情，平安喜乐便好。

唯独满意的是房子，住在离东京湾很近的地方，楼里都是中国人，夜晚没有汽车经过，很清静。房子同车站中间相隔着很大一座公园。三月，粉簇簇的一团团烟火在我窗外肆意丛生。我常去公园荡秋千，赏樱花。上野和市谷也去了几次，樱花的长相不尽相同。而我却患了花粉症。每天眼睛都火辣辣的，鼻子闻不出什么气味。唯独能缓解的办法便是夜间去江堤边走走，晚上的江风灌入我鼻腔的那一刻，似乎一切都好起来了。

后来的日子，圆对我开始了狂轰滥炸。每到周三便邀我出去游玩，我都没有理会。我每天把自己藏在家里画小人画，试图在创作的过程中找寻到落空感的来源，一种曾经拥有却又转瞬即逝的感觉。我一次次将画笔提起，悬置半空却不知该画些什么。直到一次人文课，我上课睡觉被老师抓了个现行，老师也没指责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提醒我别再睡了。这使得我越发愧疚，哪怕批评我两句也好啊。反倒是坐在一边的圆开始哈哈笑个不停。到了周二我一整天仍气鼓鼓的，又不好意思同父母说。直到周三圆提议去海边走走，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我们到葛西临海公园时已近黄昏。厚重的云层下仍朦胧着橘红色的霞光，被摩天轮拦腰截断倾洒在午后的滩涂和海面上。葛西的海与我通常印象中的海大不相同，没有金色的沙滩，也没有波光粼粼的海面。相反的是，黑色的海面上与之沉浮的片片孤岛，以及滩涂之上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荡。往寒酸点说，这和东京湾的江堤边也别无二致。本想散散心，却觉得步子变得愈发沉重。我赌气似的迈开步子向前跑，每跑一步，脚上竟轻上一分，清冷的海风在我耳边刮得呼呼作响，我听见圆在后面追，但我没有回头。在即将冲进海里的那一刻，我及时停下，借由惯性，猛地拾起地上的一块石子往海里丢。没有扑通而起的水花，甚至没有落水的声响，黑色的浪潮卷起白花花的泡沫，瞬间将这一切吞噬了。不知为何我心中顿时畅快了不少，心中也随之踏实了许多。我机械式地重复这一系列的动作，扔了不过十下就觉得有些脱力，抬起手看才发现手掌已经变得灰扑扑，磨出了一层皮屑。

圆问我为什么这么做。

“过瘾。”我说。

仍记得小时候偶有心情不快便会去河边扔石子。但如今想起小时候又能有什么烦恼呢，无非是对未来的迷茫与短暂性的忧伤，身体累得脱了力气便也没心思想了。于是，那时候的我常常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回家后就瘫死在床上，什么也不想。

丢完石子，太阳已经快落下，在天际留下一抹橙色的光亮。我同圆在海岸边漫步，聊到童年。我说自己还是挺幸福的，父母健康，万事如意。初中时家里又赶上了拆迁，拿了好大一笔。

“还记得老家长什么样吗？”他问。

我摇摇头，“完全没印象了，那时候手机拍照还不方便，都没留什么照片。”

他深表遗憾，但很快又将话题转移到了我的短发上。“那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留这么短的头发？”他问。

我不由自主地摸了下发梢，什么也没说。

为转移话题，我将手指向海岸线处远远的像烟囱一样的东西。我问：“那是什么？”

“是羽田机场的指挥台。”他说。

自此，总有一个梦如云一般盘旋在我的脑内，梦里我化作了小时候的模样，戴着大红的渔夫帽，将一颗颗石子投入黑色的浪潮之中。本将忘却的记忆，也随着葛西临海公园再度涌上心头。年幼时，烦心到河边丢石子的缘由也有了答案。

我自幼生在浙江，长在浙江。可才四五岁时，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随父母一起去了上海。可到了三年级，又转而因为户口关系被父母送回了浙江读书。转了学，成了在校生，与高年级同住。小时候脾气倔，一言不合就能同室友打起来。高年级的学生高大，打架又有章法，喜欢抓着人家的马尾辫，不管我怎么使劲也挠不着对方。从那以后，我拜托宿管阿姨给我剪了短发，平常戴一顶小红帽，以此遮掩。一吵架，“唰”的一下就能将帽子扯下，和她们战个痛快。

可是那梦里的河又是否真实存在呢，我也无从知晓。它只是我记忆中的一小部分，我深知记忆的不可靠，总将同自己毫无关联的事与物牵连在一起。但就是那么一块小小的藏匿在梦中的反光水面，第一次在我的人生中搅起了小小波涛。我迫切地希望能找到这处水面，总以为它或多或少与我的童年有种紧密的联系，如同脐带一般。

与苏女士的见面是在不久之后。虽从电影上常看到日本人搬家有送邻居礼物的习惯，但由于我生性羞涩，便略过了这个步骤。不知什么原因，周末清晨她家的小白猫溜到了我的阳台上。当时的我正在研究如何使得自己的妆容更像个日本人。邻居按响了我家的门铃。那是我第一次同邻居有了交集。

我半掩着门，是个女人，素颜。

她眉头紧锁，十分抱歉道：“真是不好意思，我家的猫好像溜去你家阳台了。”

我打开阳台，果真有一只白色小猫蜷缩在阳台的一角。

我尝试抱起它，它没有反抗，很听话地依偎在我怀里。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她说。

我试着将猫交还给她，她没有要接过的意思。

“我能进来坐坐吗？”她问。

我愣了一下，“当然了。”

“对不起，我实在太无聊了，想找个人聊聊。”

“没关系的。”我敞开门，请她进来，给她倒了杯水。

她说了声“失礼”便进来了。

我这才看清她很高，穿了一身浅蓝色的睡裙。

她与我闲聊。

我说我很喜欢她的猫，并问她我是否能摸摸它，她同意了。

期间小猫一直依偎在我的怀里，摇着尾巴，时不时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中间聊起各自的感情状况，她说：“我刚离婚，才搬过来，屋里乱得很。”

我有点不敢相信，“你看着像学生。”

“我快三十了。”

“那你前夫呢？”

“和我差不多。是日本人。”

我不禁好奇起来，问她找一个日本人做丈夫是什么感受。

她似乎有意向我回避她的前夫，用喝水掩盖了沉默，转而将话头抛向了她的公公，她说：“日本人都是精神病，之前还问我来日本前是否喝过茶。还嫌弃我太过死板，难道规矩本分也是错？”

我见她不愿说，便也没再问什么，只是打着圆场，说我对此感同身受：“日本人的确不正常，我们学校有个日本人还问我筷子是否用得习惯。”

后来，我得知她姓苏，此后便一直称她为“苏女士”。渐渐地我同苏女士便熟识起来，她二十九岁，离过一次婚，目前在门前仲町的一家中华料理店打工。从那以后，我不时地能吃到生煎、小笼一类的点心小吃，都是苏女士给我从店里带的，热腾腾的，汁水多，比日本的寿司、刺身等冰冷干瘪的吃食好得多。可与国内的美食相比，我又觉得多少差点意思。但很快我便心生愧疚，觉得能有免费的中国小吃品尝已是不错，竟还挑剔起来，像个赤裸裸的负心汉。

至于梦中的场景我仍追忆不清。为此我反复打电话同家里确认了几次。

我问爸爸：“小时候我有去过海边吗？”

爸爸迟疑了一会，“没有。”

“那我小时候有去过河边吗？”

爸爸沉默，妈妈接过手机，“有啊，当然有，你在浙江读书的小学里面不就有条假河吗？”

我兴奋极了，或许我小时候就是去那条河边扔石子的。为了验证此猜想，无论心情好坏，我每晚都会去江堤边扔石子，也不知道是否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每一次扔石子我都铆足了劲，试图将石子扔至对面的江岸。可才不到数十米，石子便坠入江河之中，虽看不见水花，但能听到扑通的水声。有时在黑夜中甚至能听到在江边垂钓的大爷的喊骂声（バガ野郎、誰だ。混蛋，是谁？），那一定是我投掷出的石子惊扰了即将上钩的鱼。

伴随石子的一次次落水声，梦中的水面与东京湾的江边也越发贴近。

不知不觉，到了七月，我的花粉症已无大碍。九段下一片绿意，蝉鸣四起。经过千鸟渊时，我尽量克制自己想往湖里扔石子的冲动，生怕不小心惊扰了附近的警察。七月的千鸟渊涨满绿水，南风吹来，偶有荷叶在湖间漂泊沉浮。无所事事时，我便坐在长凳上细数翠绿之中为数不多的几点粉红花苞。仍记得四月初到东京时，我还曾同留学中介一起来千鸟渊划过船，脚踏板很重，光踩就要花很大的力气，最后在转弯调头时，一不小心没控制好方向，栽入了岸边横出的樱花丛中。

不过这般酷暑，我也无法久居室外。没课时，我便去学校一号馆的十三楼闲坐。那里位居高处，视野开阔，站在落地窗前，越过武道馆那飞起的薄荷绿色屋檐，还能看见银亮的晴空塔尖。但令人不适的是，总有一群日本人在此聚众打德州扑克，围成一个圈像古罗马斗兽场，不时大呼小叫，每一声都喊得震天响。里面的几个男孩脖子上挂着比指节还粗的金项链，女孩踩高跟鞋，穿超短裙。我很不喜欢。但凑巧的是，圆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经常来邀请我加入赌局，说赌博的一些日语专业名词虽然难懂，但倘若我想参加，他可以充当翻译。除此以外，他还有不少陋习。抽烟、喝酒都是与我相识后慢慢展露出来的。不仅如此，他还经常说胡话，干胡事。例如，上课胡乱调侃老师，周末的时候会去水烟店吞云吐雾。这些我都还算可以忍受，毕竟祸不及我，唯独他调侃我的短发时，他说那干瘪的发梢像刚捕捞上来的章鱼，软趴趴的。我正准备发作，他又补上一句，你这发型像男人啊，还不是一般的男人，是那种二十四小时站在秋叶原十八禁看小黄书的男人。此后，我便不理他了。

再同他说话，已是处暑，回忆夏天发生了不少事情，安倍晋三遇刺，党派选举，那段时间每天从车站下来就能看见一群穿着朴素举着“反对国葬”牌子的老阿姨在街边大声叫嚷，在我与其擦肩而过时，又冷不丁塞一包纸巾给我。（纸巾里尽是些宣传广告。）

闲来无事时，我仍会去十三楼看书。不知从哪一天起，打德州扑克的人蓦地失踪了，取而代之的三两对小情侣，聊着不着边际的话题，时不时地提一下死去的安倍。

八月末，我如往常一样，下了课去楼上打发时间，竟看见圆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在角落打字。

想来头发的事情，他也不是有意嘲弄我。再者也快过去两个月了。我便同他打招呼。

而他只是瞥了我一眼，手指依旧在键盘上舞得飞快。

出于好奇，我上去问他：“你在干吗？”

“写小说。”他说。

还真是稀奇，我都不知道他竟还有这般能力与耐心。我坐他对面看书，他写小说，我不时地看他一眼。写了大约一小时，他像是遇到了瓶颈，停了下来。

“怎么不写了？”我问。

“写不下去了，明天再写。”

不管我是否爱听，他饶有兴趣地同我讲起了他的小说创作。他说他最近在写一篇关于鲸鱼的小说。将鲸鱼暗喻为孤独，在剧情中具体化。

我虽觉得老套矫情，却仍如同走流程般询问他：“那你的小说灵感都从何而来啊？”

“童年的回忆。”他说。

之后圆便从头至尾地和我讲起了他童年的一次奇幻经历。虽说圆生在静安区，但每年暑假都会去嘉定区和爷爷奶奶住上两天。嘉定区的村子那时流行种葡萄，每走几步就能看见一大块葡萄田，紫青相接的。爷爷在村口做五金店生意，家门口常停了辆搬货的小皮卡，出于方便从不锁门。一次午休，圆调皮上车捣鼓，无意间将手刹卸了下来。小皮卡缓慢倒退，圆还觉得稀奇，以为还没点火车子就启动了。最后在烈日炎炎下小皮卡一屁股倒进了人家的葡萄田里。所幸葡萄田的栅栏交错复杂，把小皮卡卡在了半中央，无一人受伤。受过这次惊吓后，圆自然老实了不少，每天就坐在树荫下乘凉，听爷爷奶奶讲乡间小事。但听多了也生厌，总想弄出些新花样。一天午后，天空中出现了大量积云，纯白且厚重，像极了路边摊贩的棉花糖。朝着天空盯久了，总觉得云层后面有黑影在游动，像《逍遥游》里的鲲。想摸却摸不到，便去树下的井里瞧，倒影间，水中树后云下竟真有一条鲲在游动。弯下腰伸手抓却抓不到，永远只差那么一点，最后索性将半个身子都探下去，再听见背后有呼喊声准备回头时，已经一头栽进了井里。

“然后呢？”我着急问道。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光影萌动中我看见头顶有一头鲸鱼游过。”

“所以到底是鲲还是鲸鱼？这两个差别可大了。”

“我也记不太清了，总之是鲸鱼模样。”

“还真是魔幻啊，”我感叹，“那你后来还有见过那头鲸鱼吗？”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那口井没过多久就被封了，上海也再没出现那么厚的云了。”

我伸手向圆要他的小说大纲看，他给了。第一行就令我印象深刻：“天空是一块厚厚的玻璃，上面载着海水和云。”至于那里面是不是有鲲我不得而知。

从那以后，圆写的小说我都会看，我也开始坚信作家和作品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周三，我们依旧保持着出去游玩的习惯。可一旦出去游玩，心里势必变得空落落的，我将其归咎于对家乡的思念。虽说来日本的时间不长，但相较于每天戴着口罩住在压抑的房间中，我更倾向于回国。至于一些在日本所看到的美景，也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每每在记忆深处搜寻却不得其果。做梦的频率也随之变高，且总做重复的梦，我不知道是否与看了圆的小说有关。梦中的我似在井中又似在湖底，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我想游出水面便尽可能地抬头，水面之外跳跃着奇异的光。在光影的照耀下水中波纹闪烁，五彩斑斓。水流潺潺，虽置身于水中却不觉寒冷；无形的水流将我包裹，从我身上划过，抚摸着我肌肤的每一寸。我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四肢想向上游，却无济于事，忽觉头顶有一抹黑影掠过，呈七彩，鱼状。我还未反应过来，一双强有力的大手便将我从湖水之中拉了出来。梦也随之结束。

有时周三下雨便不会去太远的地方，会去神保町。他知道我喜欢看书便常邀我去那闲逛。神保町书店的古书，成集成册，有香草的味道。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家卖洋书的店，满页的英文，我看不懂，圆买了一本。我问他买来干吗，他说装饰。现如今回忆起，大学四年我来了无数次神保町，最后也只是在内山书店买了两本余华的小说，在绘画店里买了一张仿制的浮世绘。下雨天的神保町，店家会将外面的书摊收起或铺上一层塑料薄膜。雨水和书籍相得益彰，令人格外安心，我喜欢和圆挤在狭长的过道上看书，空气里混杂着潮湿的泥土味道，每一下翻页都显得更有质感。有时雨势太大，甚至溢进店内，圆便会提议去小巷中的咖啡馆闲坐。可他一旦坐下喝上两口咖啡，便会提起他丢失的雨伞，问我何时将伞归还给他。提的次数多了，我也时常怀疑事情的真假，莫非真是我把他的伞拿了？

抛开伞的话题以外，我们还会聊起上海。他知道我久居嘉定，便会问我嘉定的变化。

“并不是我崇洋媚外，”我说，“说来惭愧，我是个没根的人。可能是来了日本后才学会观察吧，从前的我不曾有记路的习惯，喜欢凭着感觉到处闲逛，累了便拦一辆出租车回家。现在不一样了，生怕出错迷了路，无论在哪都规规矩矩，不敢窜小巷、坐过站。无所事事时便反复琢磨东京的电车线路图，反倒对东京的各个地名街道变得了如指掌。”

圆笑笑，接着问：“那老房子拆迁后，你还回浙江吗？”

“逢年过节还是回去的，有时为了走亲戚，有时是去山里上坟，像是匆匆忙忙走个过场。其实很想去书城看书，到江边走走，在西施故里坐一个下午。也是讽刺，在老家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屋子，回去一趟住的也是酒店，两三天后又重回上海。”

回忆起之前的梦，我和他说：“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也有一次落水经历，好像在浙江，光影交界头顶也有黑影掠过。”

他问我是什么，我说不知道。

“可能是我们与家乡的联系吧。”他淡淡道。

后来圆便没再和我谈起过家乡，他说一旦涉及到类似的话题，我就会变得很伤感，像是在凝视空气中的漂浮物，眼中有层看不透的迷雾渐渐由灰变黑，最后令人迷失其中。

接下来的日子，在熟识圆的过程中，我们聊电影、小说、音乐……他的才识令我仰慕。不过除此之外，我羡慕他超乎寻常的记忆，抛开文艺，即使是生活中的一些细碎琐事他也能如数家珍。例如在和我调侃他的小学生活时，他提到了曾经的小学班主任。他说她丑陋、恶毒，喜欢扼杀孩子们的梦想，剥夺学生们的人格。这样的例子种种，都被他纳入了后续的小说素材。相反，梦中的那一抹反光水面，在我记忆之中却怎么也找寻不到踪迹。

九月初，圆常和我提起他快要过生日了，说想在家中办一场派对，到时会请不少日本朋友来，问我是否感兴趣，是不可多得的练口语的机会，被我委婉拒绝了。我害怕同不相识的人待在一起，这会令我饱受折磨，无论我多和善，对方多热情，我始终觉得有一块透明的玻璃屏障将我们隔绝开来。之后几天圆便和消失了一般，我猜是去布置他的生日聚会了。果不其然那几天他在社交平台上频繁发布他和日本朋友的狂欢行为。视频中的他戴着浮夸的金链子，长度快垂坠到肚脐处，和几个行为疯癫的人在幽暗的场所摆头摇晃，像是参加了一场意图不明的邪恶仪式。

九月泥土湿滑，在江堤边钓鱼、散步的人也越来越少，我仍执意去东京湾扔石子。不凑巧的是，一个下雨天在平滑的石堆中我崴了脚，摔倒在地上的那一刻，我甚至看到了被挤压在石堆缝隙中吐着白沫的小螃蟹。所幸受伤并不严重，医生给我拍了片子，说是韧带拉伤，之后贴了膏药，打了绷带，嘱咐我静养。由于拄拐不便，前一周我都没有去学校。我始终抱一种奇怪的心理，想将崴脚的事告知圆，但又急切地希望他能来主动与我寒暄，然后我再将此事于不经意间向他透露。可是当我在他的社交平台上看见新一轮的视频后，我便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过他的生日礼物我依旧会准备，我打算为他画一幅小人画，关于鲸鱼的，为此那段时间我反复看了许多关于鲸鱼的动漫、电影以及纪录片，其中印象较为深刻的是Mind Game，讲述的是主角一行人在逃亡的过程中被一头体型庞大的鲸鱼所吞噬，令人惊奇的是鲸鱼的肚内竟别有洞天。于是，我便开始想象倘若真的某一天我在江堤边扔石子，一头鲸鱼突然跃出江面将我吞入肚中带回国内，那岂不是好事一桩？

没有去学校的日子，我在亚马逊上购置了大量的空白明信片，买了些制作精细的画笔与少见的颜料。苏女士需要工作，又担心我在家中一人无聊，便将小白猫寄放在我家供我消遣，到了晚上再将其接回。早上无所事事便匍匐在窗台前画画，有时小猫会过来舔画板上的颜料，都被我及时制止了，但也有例外，稍不留神雪白的毛发上便会沾染上颜料，交还给苏女士时也实属不好意思。看着这小东西的吃喝拉撒也是一种很治愈的事情，看猫粮被扒拉一地，看它舔水龙头上滴落的水滴，看它无忧无虑好奇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唯一不满意的是，小白猫不太喜欢我抱它，只能在我怀里待上一小会，不多久便窜到床底下睡觉去了。

有时画到一半累了，或是没有思绪时，我便坐在窗口看外面的绿植。我时常感慨日本的绿化率竟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在繁华的市区例如原宿、大手町见到一两片森林、公园也是常有的事。反观浙江，还记得大约是二○一一年，家乡拆迁，我同父母一起回浙江暂住了几天，天天和动迁办的人打交道，希望每坪尽可能多分一点。可惜事情谈妥后，没能看上老房子一眼，老房子便成了瓦砾，背后的竹林也被铲得一干二净。那两年，浙江城市化迅猛，移山填湖都是常有的事。我总觉得如此不好，果真在高中毕业前浙江下了一场暴雨，车子在马路上同船一般。

临近九月十八日，圆依旧没有联系我。我醒得越来越早，有时半梦半醒中还能听见除草机的响动，拉开窗帘可以看到修剪绿植的管理员，他会热情地与我打招呼。郁闷的时刻也不少，譬如有时急需一些生活必用品，不得不出门，家离超市有一段距离，虽说绷带已经拆除了，但脚仍无法触地，需要拄拐，购置回来的东西也只好绑在拐杖的支架上，往往只需一个来回我便满身大汗。

为圆画的画已完成大半，明信片上我几乎没有留白，整个画面都用了大量的色彩，先用墨绿色涂抹出了一片树荫，再用灰色和黑色勾勒出了井口，最后再小心翼翼地在井口处添上了一个孩童的脑袋，展现了孩童窥视井面的模样。不过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水中倒影：鲸鱼和云，我却迟迟没有下手。这是最艰难的，我很难想象在圆的记忆中那种类似鲲的鲸鱼形同何物，那形如村口棉花糖般的云朵又是何种模样。我试着追寻我梦中的那道黑影，却只记得一抹五彩斑斓。

由于腿脚不利索，许久不去江堤丢石子，我心里闷得慌，时常会联想到梦中的水面是否与五彩斑斓有关。我冥思苦想却不得其解，便和父母通电话。和父母的关系虽说不上无话不谈，但也是有求必应。刚住校的那段时日，每每和室友吵了架，除了去江边丢石子，剩下为数不多的宣泄方式便是用电话卡和父母告状。即使到了如今也保持着这个习惯，但凡心情不好就视频聊天，幸福的是爸妈似乎也很喜欢我的这种宣泄方式，每每争先恐后地夺着手机只为看我一面，虽常常互相一声不吭，只是干瞪眼。

那晚我侧卧在床，右手支撑着身体，左手拿着手机，问我爸妈：“哎，我现在记性差，以前浙江那小学里真有一条假河吗？”

“你记性差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妈妈叹气道。

爸爸拿过手机，“是的呀，那时候帮你办转学手续，我和你妈还在你们学校转了一圈呢，假山假水还有假庭院，环境可好了。”

我妈插嘴，“你怎么会不知道，那时候老师尽来告状，说你在河边戏水，每次放寒假也属你去学校玩得最欢。”

“放假？”

“是啊，你小时候可皮了。节假日就往学校跑，夏天去河里采莲子，冬天就在冰窟窿上钓鱼。”我妈说。

“鱼？还有鱼？”我惊奇道。

我妈愣了一下，“你读书是不是读傻了，水里当然有鱼啊！”

“什么鱼？”我继续问。

这把我妈问倒了，她转而将手机交给了我爸。

“我记得是锦鲤吧。那河里的鱼又不许钓，为了美观，那时候养的鱼苗几乎都是锦鲤。”我爸说。

听到这我打了个颤，梦里的那一抹接近水面的五彩斑斓也似乎有了解释。我接着问：“不许钓，我还钓？”

“这不你天天被老师和保安追着跑？听说一次还掉水里了。”

“我还落水过？”我震惊，脑子里联想到的都是圆坠井的场景。

我爸妈听后齐声大笑，“不提了，不提了，这不你的常规操作吗？”

除了学校的事情以外我们还聊了很多很多，不过由于我记性不好，都忘了。

此后的日子，我停下了为圆画画的工作，转而为自己的记忆寻找出口，我重新准备了颜料和画笔。不过画的都是我小学时在学校河边嬉戏的场景。我想象自己在池塘摘莲叶避暑，为躲避老师和保安的追捕在石板桥间来回逃窜，期间说不定还会因为露水湿滑坠入池塘。于是，那抹黑影便有了最好的解释：学校假河里的锦鲤。色彩艳丽、花纹多变。我欣喜极了，随即用了大量的翠绿和朱红在明信片上涂抹，点缀勾勒间不亦乐乎。但很快我冷静了下来，之前的种种经历已然告诉我记忆和联想的不可靠。果不其然，当在回忆冬天的场景时我停滞了，画笔悬浮在半空，我甚至拿捏不准该用什么色彩的颜料。难道这段记忆根本不存在？又或许是父母的记忆出现了偏差？虽说我极有可能在冰窟窿前垂钓过，但也许并不是在学校的假河里。很快一系列的问题迎面而来且令我无法解释，比如梦中的一片漆黑，水声潺潺。按理来说，当时小学，算是极小的年纪，父母肯定不会让我独自夜出。再者，学校的假河也并无水源，只是一潭死水，为何会有潺潺的流水声呢？这些问题在某些黑暗的角落隐藏，我找寻不到踪迹。至于为何找寻，我也难以给出解释，可能只是趋于一种满足，在虚无中对真相的渴求。仍记得初高中上课时，老师要我们调动自己的童年回忆作为写作素材，无论我如何努力回忆，童年都如一团模糊不清的火苗，使得我无法靠近。为数不多能想起的也只是近一两年的事情，每当晚上我同苏女士抱怨起这些烦恼时，她都会感慨，甚至说是羡慕，说我是“活在当下的人”，但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心中隐隐有些悲痛，却又无从说起。

圆生日前的那个双休日，我的脚踝已经恢复大半，我拜托苏女士陪同我去了一趟原宿，说要帮一个要好的朋友挑选生日礼物。

她一下子便猜中我的心思，笑嘻嘻地和我说：“是男孩子吧？”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我对原宿并不是很熟悉，全程都是苏女士领着我走的。原宿的街头人流不如疫情前那般密集，但也还算热闹，街边的七叶树上仍系着花火大会时的红飘带。我们在巷子里兜了几家店，最后我决定买一只Noah的不锈钢水杯送给圆，叫店员帮我简单打包了一下，之后我打算自己买些飘带和礼品纸，把包装做得再精美些。买完后见时间尚早，苏女士提议要不去表参道逛逛，我答应了。从原宿到表参道，我们始终手拉着手，我甚至有些不好意思，虽说我是个女孩，但如此行径确实也是第一次。又大约逛了一个小时，由于九月份天气尴尬，气温不冷也不热，摆在货柜上的都是些老款式，苏女士什么也没买。

回车站的路上，苏女士都在同我谈论她的年轻往事，她说那时候自己就读的语言学校在新宿，上午一结束就往原宿、表参道跑，原宿的衣服和包都很新潮，稍加打扮后走在街上像摩登女郎。但话风一转，苏女士劝解我不要太把男人放在心上，她说：“男人就是衣服，只要我们足够独立，裸奔也不是不行。”

我听后哈哈大笑。

途经代代木公园时，苏女士突然心血来潮说知道附近有一间寺庙，很是灵验，比浅草寺要准得多，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我同意了。苏女士带着我横穿了整座公园，由于天色渐黑，草木茂盛，很快我便丢失了方向。我尽可能地跟在苏女士身后，在林间穿梭。不知走了多久，苏女士在一间寺庙前停了下来。正门简陋，只是用木材堆砌而成，未见牌匾。我向苏女士询问寺庙的名字，她也只是摇摇头。再往里去才发觉这寺庙虽小但也初具规格。正门东西侧竟分别设有小型的钟楼、鼓楼。寺内的松柏也不同外面，竟浓荫如墨。

可能到了晚上，寺庙内的行人并不多，通往拜殿的参道长而宽，行人也不顾左行右列的规矩只是胡乱地往前走，显得很悠然的模样。参道两旁巨树参天，将天空遮蔽，只留下中间长长的一道光斑落于地面，像是碧绿的拱桥被一分为二。树的种类繁多，我企图认出几种，说来惭愧，只认识椎树和橡树。

又走了大约十分钟，途中我们经过了好几个殿门，每一种殿门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至于哪里不同我又说不上来，可能是造型，可能是材质。不仅大道可以行走，除此之外寺内还有一些小道曲径通幽，苏女士似乎对这里较为熟悉，不断地带我在这些小道间穿梭，和我介绍着寺内一些较为有趣的活动。她说寺庙虽小，活动却不少，七八月的时候有花火大会，十一月还有菊花展，平常红日子也有一些古书展。踩着那石块铺成的小路，很快到了拜殿前，先是净手的地方，苏女士拿着长柄木勺净手，将水池里的水舀起浇到自己手上，再换手重复。我照做。再往里走，四周都是半人高的玉垣。红漆绿瓦，屋脊两边翘起的拜殿。苏女士和我说拜寺也是有步骤的，净手，投钱，抽签，挂牌。说着拿出了事前为我准备好的硬币，一个五元硬币。在日语里，五元有实现愿望的意思，预示着心想事成。

她让我学她的样，走到长条式带木格的善款箱前，将硬币合在掌心，许下心愿后便将硬币掷入善款箱中，拍手祈祷。

她说：“该你了。”

我不想许，反复说着：“日本的神可不管中国人。”

她催促我说：“很灵验的。当年我说想要个男朋友，没过多久就成了，你试试呗。”

我抱着一种试试的心态，许了愿，急匆匆地将硬币抛入了善款箱。硬币落在钱池中的声音很清脆，如入水一般带着碧波。虽然我嘴上说着日本的神明不会管外国人的事，可我依旧固执地希望我的愿望可以实现。最后在天黑前，我们花了五百日元买了绘马（许愿的木板），用黑色马克笔写下了各自的心愿，挂在了绘马架上。至于许了什么愿望，我不能告诉你们，只是如今看来，它并未实现。

回家的路上，林间不时有飞鸟啼鸣，显得冷清。

苏女士感叹，有时早上过来走两步也挺好，空气新鲜，说她以前在这还看到过练习空手道的学生，穿着道服可精神了。我们不咸不淡地聊着，她头一次主动提及了她的前夫，同时也是她的初恋。她说那是十年前的花火大会，她的前夫就是在寺前向她表白的，且夺走了她的初吻。

“坏男人最可恶。”我说。

她笑笑没说话。

到家进屋前，我好奇，在门缝中探出脑袋问她：“你许了什么愿啊？”

“不能说哦，说了就不灵验了。”她莞尔一笑。

九月十八日，圆生日。我早早将事先画好的“孩童在井口窥鲸”的小人画塞入礼盒中，打算下午出发，当天将礼物送给他，却因为台风天气被延误。整条东西线灌水无法运作，我在电车里待了大约三个小时，最后悻悻地回了家。回到家中屋里一片漆黑，我全身被雨打湿，湿漉漉的，心情糟糕极了，脚踝也因为天气湿冷的关系，变得很僵硬。心里空荡荡的，很是不安。只是简单地用毛巾擦拭了身体，换了一身衣服，用吹风机将头发吹干后，我便躺在床上想梦中的场景，中间有几次似乎回忆起了什么，想拿起笔记录，却一点干劲都没有。心情难说好坏，只是满心的期待在一场意外后彻底落空的无力。最后只是在床上翻了个身，拿起一边的手机，和圆发了句“生日快乐”。他回得很快，是“谢谢”。真想去江堤扔石子啊，但屋外狂风大作。我想，这该死的台风天气。

后面几天，我开始可以去学校了。九段下的坡依旧如此陡，我走走停停，有时倚靠在一旁的栏杆上休息，望向千鸟渊，发现千鸟渊里的荷叶不如夏日那般碧绿，已然开始枯黄，没了生气。在学校我依旧没有看到圆的踪影，有时仍会去十三楼坐坐，却发现十三楼不知从何时起变得空荡荡的，只有少数几人搬了两张凳子躺在落地窗前午休。九月末，九段下还举行了安倍的国葬，学校周遭乱哄哄的，礼炮与喊骂齐鸣，到处都是警察和游行的人。十月初也尽是些荒诞的事情，池袋北口着火、千叶华裔女孩失踪、北朝鲜导弹划过日本上空。不过圆依旧没有出现，直到十月中旬，普通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穿着白衣、牛仔裤、运动鞋出门。大约中午的时候，圆联系了我，约我晚些在新宿的一家咖啡店闲谈。那天课程较多，放学后我还特地回家换了一条裤子。到新宿时已过八点。从新宿口出来，站前依旧聚集了不少人。有在卖唱的，有倚靠在栏杆上闲聊的。长灯远眺，星光浮散，几点红光掺杂其中。我穿过斑马线，看见了等在咖啡店门口的圆，身上仍穿着我们前一次离别时的那件浅棕色呢绒外套。

落座后，我点了杯果汁，圆点了杯美式咖啡。店内放的是巴洛克音乐。我看向圆，觉得几月不见他憔悴了不少，黑眼圈很深，眼皮向下耷拉，头发也有段时间没洗的样子。我事先将出门前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他显得很惊喜。我示意他可以拿出来看看，他说等回去再拆。

随后我们便和平常一样就一些日常琐事闲聊起来。他同我讲生日聚会上的趣事，在海边点燃一张破旧的沙发，还有和一个不明身份的女人写信。他的表情虽显疲惫，但无疑眼放精光。同样的表情我在他的社交平台上有见过几次，让我觉得陌生，且有种想要回避的冲动。

“和谁写信？”我一咬牙问道。

“怎么说呢，只是网上认识的。”他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

“网上？”

“是的，网上。但是是以一种笔友的身份互相交流。”

“那与她你平常会聊些什么？”

“无话不谈吧。”

“你今天喊我来这，就为了聊这些？”我尽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我发现我的声音已经开始止不住地颤抖。为此，我连忙喝了口桌上的冰水。

“当然不是，话说女生最了解女生了。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让你帮我参谋一下。”

“怎么说？”

“我和这个女孩反复写了几次信，但我依旧不清楚她的意图。”

“意图？什么意图？”

他低下头，没好意思继续说下去。

回去的路上我什么也没想，脑子里都是咖啡馆里的那首Secret Garden，循环往复。到家后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就睡了。无奈的是到了半夜时分，屋外风雨太大把我吵醒了，之后再也没睡着。我索性坐起身拿枕头靠在背上发呆。不时会想起圆，我对他说不上喜欢，但为何得知他与别的女生暧昧后，我又打心底不高兴。我为自己开脱，在我心里圆只是一个容易被骗、不谙世事的小鬼。我之所以担心，也只是怕他被别人玩弄了感情。

想到这我心里好受了些，拿起手机看，心情却又跌落到了谷底。圆给我发了不少消息，都是关于那个女孩的。他说那个女孩理解他，他们热爱音乐会，喜欢佐伯俊男，都喜欢胶片机，在一种过度曝光的角度中找寻真我。他和我说那个女孩居然看波拉尼奥，性爱描写大师。我无奈，对此我丝毫不了解，可是倘若圆要我了解，我也会去阅读。但转念一想，我确实不如人家同圆那么般配，无论是家庭条件还是文学素养。我将页面滑到最下面，眼泪还是不自觉地落了下来，他说他可能要退学，他说经过这几天与那个女孩的交流，他觉得在当今的时代视觉的冲击要优于文字，为此他准备退学报考美校。为什么不呢？我安慰自己，这确实符合他的性格，无拘无束像那个为了鲸鱼跃入井中的小男孩。我感觉有些无力，心像是被挖去了一角，明明是圆率先闯入了我的生活，为何如今却像一个无事人一样退去？又或者说之前的种种暧昧只是我的幻想，只是因为我自私，使得记忆稍加倾斜变得有利于我。真该死，不是吗？我宁愿他是个轻浮的男孩，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某个转角被我恶狠狠地对着裆部踢上一脚。

回忆起同圆的种种过往，也似乎只是关于童年经历的交互。在互相的童年之中寻找自身的影子，他找寻鲸鱼，我找寻水面，仅此而已。仍记得一次，我同他讲起我戴小红帽与室友打架的事，他震惊不已。他问我之后如何，我说打架输了还被请了家长，我妈听了连忙从上海赶过来帮我申请了退宿，后来一直陪我住在浙江的老屋。他听后连忙感叹我幸福。除此之外，我也会同他讲一些零碎的过往，而他吐露的也永远只是那个糟糕的小学老师和那堆令人寒心的亲戚。如此想想我们也并无什么交集，我便释然了。

为了将其遗忘，我特地参加了学校新创立的手球社。社团里除我以外都是日本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格外不舒服。他们会来问我，来自中国哪啊？那有什么好吃的吗？坐飞机来日本要多久啊？虽然大家抱有极大的热情于我，但我总觉得自身无法回馈等同的好意。由于手球社刚成立，手球甚至是用排球代替的，在分配位置部署时，我被选中当守门员，几次排球结实地砸在我身上，火辣辣的。之后，社长见我没什么基础，便让我先学习手球规则，有时也会偶尔帮我纠正发球姿势。那段时间比较充实，每天上完课便去社团报道，练到八点才结束，累得脱力，没有胃口，回到家中随便吃点面包，洗个澡，就睡了。不过在训练时偶尔也会心不在焉，对着排球的纹路都能发呆好久。

很快圆办了退学手续，他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我始终不想见他，躲在十三楼，为此还旷了和他一起的课。他似乎有什么话想当面对我说，我却不想听。他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我，说一会楼下图书馆见。我说，行，一会我和朋友一起过来。他在电话那头犹豫了会儿说算了吧。挂断电话前，他说雨伞的事就算了，欠着吧，然后挂断了电话。自此，我再也没见过他。回想起与他相处最为紧密那个夏天，蝉鸣格外热烈。

随着训练次数变得越加频繁，我身上的淤青也变得越来越多，特别是大腿和手腕上，有时不小心磕在桌边也会疼上很久。也唯有身体上的疼痛才能提醒我不要麻木。每天上下学，依旧得乘坐拥挤的地铁，只有一只手能够扬起的空间，在手机上或点或划，玩一些无需动脑子的游戏，例如，地铁跑酷、羊了个羊。也仍会去江堤扔石子，不过丢下的石子再也不会泛起我内心的涟漪了。有时扔得一手灰去江边洗手，虽会看到禁止戏水的警语，也不管不顾，将手放入水面的那一刻，冰冰凉的，一种奇怪的感知使得我自身与手隔绝，像是在触及隐秘的回忆。

没有圆的日子，也说不上不自在，只是觉得少了什么。我并未被想象中的悲伤所吞没，反之那种莫名的落空感再次袭上心头，落入了一种不安。我曾天真地以为这一种突如其来的落空感与圆有关，但转念一想这种感觉初来东京时便已盘踞在我心间，使我无法将其连根拔起。只不过因为圆的出现，短暂地填补了这个缺口。我试图将其在我内心贬得一文不值，但之前的种种回忆与过往又将我拉回感性的边缘。我打算忘掉他，说到做到，转而直面内心的那种落空。我试图去找寻这种不安的来源。这很可能来源于我初来东京的不适应。糟糕，这使我不经意间联想到圆小说中的那句话：“天空是一块厚厚的玻璃，上面载着海水和云。”这如同烦闷与我一般，虽平常被玻璃隔绝，但倘若玻璃上出现丝丝裂缝，那暴雨便倾盆而下。而当凡人到了天堂，又是否会因为这湛蓝的海水而窒息？这么一想，凡间也不错。

关于水面的寻找，我依旧没有放弃。我始终对学校的假河抱有一种怀疑。在一种闲来无事的心态驱使下，我打开了谷歌地图，搜索了小学的地址，果然在学校偏南的位置，有一条人工河流。我用手指在屏幕前丈量，再用比例尺换算，得出结论，假河大致三米宽，百米长。那倘若站在河对岸丢石子，哪怕只是小学生，石子也一定会飞过水面转而落在后面的草坪上。为此我难过了一段时间，难道那处水面真的是我幻想出来的吗，我根本不曾有过在水边丢石子的经历？

回忆起到东京后的生活，不能说好，但也绝对算不上差。可事到如今，我只想着该如何逃离。这么一想，东京塔犹如红色钢铁交织而成的巨兽，夜晚的人流像是恐怖电影中的尸潮，富士山也听说快要爆发了。我放松筋骨，人啪的一下落在了床上，感觉自己即将消失了，变得轻飘飘，不复存在。

在伤心难过的日子也会和父母电话，不过电话时尽量强颜欢笑，不让他们担心。例假推迟，身体不适，半夜容易反复醒来。终于在一次半夜，我支撑不住，情绪崩溃，哭了大约有一小时。我很想知道我多久没有真正地快乐过了，所谓笑容似乎也只是为了应付他人而挤出。可当我询问自己为何不开心时，我竟又说不上理由，像是在被湍急的暗流静悄悄地吞没。

通讯录翻来覆去找不到一个能打电话的朋友，又不好意思去吵醒苏女士，便拨通电话给了我爸。他有半夜打麻将的习惯，很可能没睡。

电话响了大概五六下才通。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像是刚睡醒，黏糊糊的。

“怎么了，这么晚还没睡？”我爸说。

“睡不着。”

“遇到烦心事了？”

“没。”

一阵窸窣，我猜是他正在黑暗中摸索拖鞋准备往客厅去。

“吵醒你了？”

“没，刚打完麻将，刷手机呢。”

“妈呢？”

“睡了，我去客厅和你说。”

接着一阵脚步声、倒水声以及打火机点火的声音。我爸一直没有说话，过上好久，才吐出一句，“今年回来过年吗？”

“估计难，学校放假晚，而且回来的机票好贵。”

“你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好的。”

又一阵沉默。

“那没什么事了。”我说。

我爸“嗯”了一声。“没什么事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课。”

我说，好的。挂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我整个人瘫软在床上，将脑袋埋在被子里，脑袋空空的，不知一会该做些什么。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我爸发来了语音条，我点开。

他说：“今年过年你回来吧，我们回浙江放烟花。”

我自小和我爸亲，他也不把我当女孩养，每年最期待便是过年。每年三十夜前，爸妈会将在上海的事务打点好，然后便驱车回老家住上几星期。所以每到正月，村里的田野上到处是我和我爸的身影，手里捏着爆竹或烟花，你追我赶的。还记得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一晚从大姑家吃完饭回自己家，闲来无事，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鞭炮，我爸示意我将手搓热，然后从中抽了一根给我，和我说，“我们把鞭炮点上，比比谁胆子大，捏的时间长。”结果才刚用打火机点着，他忽的一下，把鞭炮扔进了我卫衣帽兜里，接着就是“砰砰”两声。虽说我记性不好，但我仍记得我小学六年级那一晚，我妈指着我爸的鼻子骂。之后兴许是我爸不服气，又拿鞭炮炸了院子里的两个水缸。

不过后来随着老家拆迁，我爸生意上的亏损，也再没如此美好的回忆了。

我想起这些，心里泛酸，手指颤颤巍巍地打了个“好”。

我爸回：“晚安，宝贝。”

可能抱着想早些看到烟火的想法，同时也为了改善心情，十月末我和苏女士提议去海边放一场烟花，她答应了。我们计划去千叶县，海滨幕张那有很大一个奥特莱斯，早上购物，晚饭后便能散步到海边放烟花。那边人少，夜晚能在海风中手持烟花尽情奔跑呐喊。等到了那天，我和苏女士起得格外早，穿着简单，只是在短袖外披了一件薄薄的夹克外套。坐京叶线时，我远远看见湛蓝的海面都能兴奋好久，期待夜晚能快些来临。由于目的地是在千叶，过去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苏女士都在同我讲她和海的故事，但多数与遗憾有关。其中为数不多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热海之旅，苏女士大学那年本打算和朋友一起去热海看花火大会，结果等到达目的地，雨便开始下，抱着雨会停的侥幸心理，她们在商场二楼的咖啡店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拿铁暖和身子。直到天黑，雨势也没有减小，最后匆匆赶回了东京。

至于为何印象深刻，是因为随后她同我说的话像预言般灵验了。晚上我们事先查好了攻略，说只要沿着连接海滨幕张车站的天桥一直往前走，就能到达海边。饭后我们怀揣着好心情，拎着购物袋，行走在天桥上时，远远地便听见了海浪声。我们循着海浪的声音一直往前走，缠绕在天桥上的灯带在黑暗中无限向前延伸，像在指引我们一般。我们几乎是奔跑着前进的，嘻嘻哈哈谈笑着一会在海边的计划。大约过了十分钟，路走到了尽头，走下天桥时，我们停留在了一片巨大的空地上，一眼望过去并没有海，只是成片的防风林在遮天的黑幕中摇晃。

走错了？尽管地图在我的手机上腾转挪移了好久，我始终没有找到防风林的入口。我迫切地想看到海，之前在葛西看海的经历太糟糕，我现在极其渴望踩在柔软的沙滩上，用烟花将黑夜点燃。为此，我甚至起了穿过防风林的冲动，但被苏女士阻止了。她建议，时间还早，不如在防风林前转悠，指不定找到出口了，我同意了。果然如苏女士所说的，当我们在防风林前走到十分钟左右时，终于发现了通往海边的缺口。但另一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前方的道路居然设有路障，一旁的树干上还挂有“台风危险”的警告。海风呼呼作响，我愣在了原地。海浪冲刷在沙滩上，我们的谈话由于海风变得模糊不清，我和苏女士却无法再靠近半分。

“要翻过去吗？”苏女士问。海风中，她的头发舞动，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我愣了一下。

她以为我没听清，便双手拢住作话筒状，贴近我的耳边，“我说！要翻过去吗？”

我没犹豫，当即点了头。路障很矮也很结实，我们像是踩楼梯般，三两下就翻了过去。苏女士的速度很快，似乎下一秒就要冲进海里。但同一瞬间我看见，海的方向远远地，在黑暗中有光点闪动。我连忙拉住苏女士的衣角，示意她蹲下。

“怎么了？”她转过身子问我。

“前面好像有人。”

“会不会是游客？”她问。

“不知道，”我摇头，“会不会是巡逻的警卫？”我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那还去吗？”她看向我。

“你说如果被抓到了，会被遣返吗？”

“谁知道呢？哈哈怕什么，富士山都要爆发了。”她回过脑袋看向海。

我没说话。

“去吗？”苏女士又问了一遍。

那两个人走得越来越近，他们的话语漂泊在海风中，听不清楚。只是两道光束越发明亮，总感觉他们就是举着手电筒在往我们的方向照射，明晃晃地，甚至有些灼热。

我一下子泄了气，“不去了吧。”

“行。”苏女士背对着我，我听不出她的语气。

互相沉默了一会，她从口袋中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打火机和手持烟花。“在这把它们放掉吧。”她说。

那个夜晚，我们坐在路障上背对着大海，吹着海风，用身体将打火机护在怀里，点了好几次火才成功。钢丝棉燃烧，火光四射。期间我和苏女士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各自拿着烟花，也不曾挥舞，低垂着手，看着火焰攀升，直到最后一丝光亮也被海风和黑暗吞噬，才将燃尽的烟花丢至一旁，悻悻而返。

自那以后，我的心情更加郁闷了。我后悔自己当时没有一咬牙闯过去。万一，海边的不是巡逻的警卫，只是胆子稍大些的旅客呢？即使被发现了又怎么样，我既没有违法，也没有扰乱社会治安，难道真遣返我不成？我自始至终被内心的条条框框所拘束，可回想起从前，我也并非如此：我捣乱、恶作剧，没有一点心理负担，如今却变得如此畏手畏脚。我将其与环境相关联，是否与我远在他乡有关，没有依靠，做什么都需思前想后？可倘若真的被我一语中的，我是一个没根的人，那我又该如何畅快地活在这个世界？我陷入两难，只能将愤怒洒向别处。我想起了之前在寺庙许的愿望，它并未实现。虽说我当时并没抱过多的期待，但回想起购买挂置的绘马可能被丢弃在寺院的某个角落吃灰，我便恼火。说到底，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资本家敛财的手段罢了。很快，一个计划在我心中悄然诞生：我要把绘马夺回来。这不只是一种因为愿望没实现的别扭，还是一种证明，我固执地以为只要夺回绘马，此后便能在日本活得自在些。

当我将此事告知苏女士后，她显得很兴奋，兴致勃勃地说要一起。

行动定于万圣节当晚，我们打算偷偷潜入寺庙将绘马盗取出来，如果届时被警卫发现，我们也能从代代木公园逃出，奔跑一段距离后，混入涩谷万圣节的人群。

等到了万圣节那晚，我同苏女水去涩谷事先体验了一下万圣节氛围。涩谷人潮涌动，好几种不同的嘈杂音乐声此起彼伏。树上挂满了彩灯，街上到处都是各种“牛鬼蛇神”。搭讪、拍照的也屡见不鲜。我甚至看见有几人当街撒尿。我和苏女士为了之后的行动，穿得都很简单，看见有趣的妆容打扮便拿手机拍下，有时会被一些玩cosplay的男女生搭讪，也只是笑嘻嘻地敷衍两句。我们俩聚精会神，都知道一会有正事要做。

等到了八点，涩谷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苏女士和我说该走了，我点头。

我们步行至寺庙前。不同于上次，我不再迷失方向，清晰地记得来时的路。寺庙已经歇业，殿门的进口被很粗一根麻绳拦了起来，不仅如此，不远处的警卫室也亮着灯。我不死心，苏女士让我不用着急，她说像这种寺庙，为了防止火灾发生，都设有一条较为隐秘的通道以供院内的人逃生。于是，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寺庙前转悠了起来，一边走一边还在手机上研究寺庙周遭的布局。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寺庙外的灌木丛中找到了一个缺口，侧身刚好能容一人通行。

在进去前，苏女士拉了拉我的手，说：“若一会顺利，指不定还能赶上万圣节的烟花。”

“万圣节有烟花？”我好奇。

“有的。”她点点头。

夜里，庙内十分安静。走在参道上，我猫着腰聚精会神，生怕有警卫忽地从一旁的草堆中跳出。脚步拖动，踩到落叶，即使是细微的呼吸声都能吓我一跳。反观苏女士倒是满不在乎的样子，像往常一般走着。所幸没有人发现，我们顺利走到了拜殿前绘马架旁。净水处的水仍孜孜地流动着，带有潺潺的水声，在夜晚略显诡异。苏女士举起手机帮我打光，示意我动手。我凭借这记忆先将目标锁定在了绘马架的倒数第二行第三列的位置。

“我们是挂这边的吧？”我小声询问。

苏女士点点头。

我双手飞快，不断翻找着我和苏女士的绘马，每翻弄一下，木头与木头便会发出碰撞的沉闷声响。由于时日已长，我和苏女士的绘马早已被压在别人的绘马下面了。翻了大约两三分钟，终于我在旁边一侧的位置找到了我和苏女士的绘马。我从书包里拿出事先早已准备好的剪刀，对着红绳便剪，可红绳韧性十足，连剪带磨地又花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啪的一下，两块绘马落在地上，正准备歇息、松口气时，忽地远处三两道强光亮起，明晃晃地打在我和苏女士脸上，我睁不开眼，下意识地发愣。接着，“哔哔”，三两下哨声。“誰？（谁？）”

我还未反应过来，苏女士大喊不好，拉着我撒腿就跑，绘马被遗留在了原地。

我和苏女士一刻都不敢停，背后的哨声也变得急促起来。可能是我们跑得太快的缘故，风同树叶打在脸上凉飕飕的，像被刀子刮了一样。警卫呼呼地在后面紧追不舍，手电筒的光束打在我们后背、投射到地上的影子像极了刚从笼中窜逃而出的怪兽。

“止まれ！（停下！）”身后的警卫大声呼喊。

我和苏女士不管不顾。

“怎么会被发现呢？”我连跑带喘道。

“不知道啊，可能被监控看到了吧。”苏女士哈哈大笑。

“那怎么办？”

“大不了被抓呗。”

一瞬间我的惊恐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但与此同时我急切地想逃出这里，我的潜意识不断地在告诉自己，只要逃出这，一切便是新生。想到这，我不禁也哈哈大笑起来。

我想，完了，我也疯了。

“止まれ！（停下！）”“止まれ！（停下！）”“止まれ！（停下！）”

但我们根本甩不掉后面的警卫，随着时间拉长，苏女士的体力也渐渐不支，开始大喘气，“我好像岔气了。”停顿了两秒，她又接了一句：“真的年纪大了，跑不动了。”

“那怎么办？”我急切道。

光束越发朝我们逼近，如芒刺背的感觉也愈发强烈。我知道这时候一刻不容迟缓，我脑子飞速转动，不由自主地推了苏女士一把，“你先跑吧，记得一会看烟花。”

我头也不回地往回跑，就在我即将被那些人逮住的时候，我一个急刹车，侧身跳起，脱离参道，一头扎进了树丛中。果然那些手电筒调转方向，朝我袭来。我尽可能地去回忆苏女士前一次带我来时走过的小径，企图凭借地理优势甩掉身后的警卫。前一晚刚下过雨，土地湿滑，每踩一步都会留下很深的坑印。身后哨声不断呵令我停下，我可不会听他们的。今晚你们谁也抓不住我。很快我渐渐找到了在这片土地上奔跑的感觉，我几乎是将自己抛出去的，我脚底生风。同时为了稳固步伐，更好发力，我每跑几步便会用手去抓一下树干，像极了远古时期在树林间游荡的山顶洞人，想到这我自己都不禁发笑，也感叹手球的练习使身体强壮了不少。也不知道苏女士摆脱了那些警卫没有？当我在林间奔跑时，天上开始绽放朵朵烟火，一束束火光直冲云霄，黑夜被照得如同白昼。可下一秒，由于看得太过出神，我的手并未能抓到树干，脚下也随之一滑，人跌了下去。下方也并非什么土地，而是水面。我这才想起，我跑得太远了，似乎已经跑到了代代木的南池，“砰”的一下，我落入水中。还来不及多想，池水便将我淹没。影影绰绰间，我似乎看见有锦鲤在我的头顶游动，我好像回到了老屋中。终于一切的一切涌上心头，那一份落空感也有了彻底的归属。

原来在拆迁的老屋后院有一片很大的竹林，竹林背后通有一条小溪。

那晚是三十夜，爸爸将水缸炸了，被妈妈要求在院外罚站。

我怕他无聊，走出去问：“放鞭炮吗？”

我爸见我来了，连忙将手里的烟熄灭，对着我笑了笑，“不放了，快十二点了。一会喊上妈妈，我们一起放烟花。”

我期待极了，为了看时间，在家中与院子里来回穿梭。等春晚开始数起了倒计时，我迫不及待地去喊妈妈，“妈！妈！整点了！放烟花了！”

“好嘞，好嘞。你先和你爸出去放。”我妈不紧不慢地笑着，从客厅走了出来。

我们终归比别人晚了一拍，在正点报时结束后，天空中瞬间绽放了好几朵绚丽的烟花，有红绿相间的，也有金灿灿的，甚至有特制图案的。

“那要放喽！”我爸举着打火机道。

“不行，不行。”我说什么也要将烟花搬到小溪间的石板桥上放，说这样才显得有仪式感。我爸答应了。终于在难忘今宵的歌声中，烟花悄然升空，黑夜中打火机点燃导火索的那一瞬间，火花四溅，我蓦地后退，“扑通”一声掉进了小溪中。恍惚间眼前似有石斑鱼游过。至于那一抹抹的彩色，则是被我放飞的烟花，将石斑鱼映照得五彩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