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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河流赋予我文学意象
来源:农民日报 | 关仁山  2023年04月13日11:55

(一)

我回望故乡时,故乡也在望着我。

我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一个叫东田庄的小村。对于搞文学创作的人,故乡就是他思想和精神的源头。记得村头有几条灰色的小河交汇,我常到河里游泳逮鱼。小时候,有乐亭大鼓艺人来村里说书,有睁眼的,也有盲人。我们坐在村口老槐树下听书,是非常惬意的。我十岁那年,正在村里读小学,放学背着书包钻草稞子玩耍。蒿草高高的,没了大人的腰,我钻进去就没影了。母亲是种地能手,当过县里的劳动模范。听见母亲喊我,就从蒿草丛里钻出来,看见母亲领着一位手执竹竿的盲人,我一眼就认出是唱乐亭大鼓的。这位盲人给我算了一卦,算的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瞎子说我长大“吃笔墨饭”。说完,母亲给了他一些黄豆和鸡蛋,瞎子给了我一根麦穗儿。我有些不解,险些把麦穗儿扔掉,母亲说麦穗儿能避邪,保佑我平安。

我在作品里多次对小麦进行描述,但并不知道,这就开始了对麦子的崇拜。对麦子的崇拜,也就是对土地的崇拜。说到土地崇拜,我有很多的经历。我记得家乡过去有一座土地庙,乡亲们都叫“连安地神”。我的故乡管地神叫“连安”。地神在民间被称为土地,而祭土之神坛则演变为土地庙。在民间驳杂浩繁的神圣家族中,土地神算得上是最有人缘的神了。村里可以没有其他神庙,但不能没有土地庙。土地爷神小,管的事挺多,庄稼生产,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每天都忙忙活活。传说连安有着非凡的神力,手里有一个“麦穗儿”,他想去哪里,把“麦穗儿”往两腿间一夹,就像鹰一样飞去了。这根“麦穗儿”有非凡的魔力,举个例证吧,有一年大旱,人们到土地庙祈雨,一道白光闪过,连安手里的“麦穗儿”一挥,滂沱大雨就落下来了。这些传说,更加印证了小麦和土地的神奇。

我的眼前激起了种种幻象。传说中的连安手里的“麦穗儿”,总是表达出对小麦的热爱,对善的呵护,对恶的惩罚。人只有脚踩大地,才会力大无穷。我塑造的农民就找到了力量的根基。

很早就想写一部关于河流、土地、庄稼和新农民的书。大地上的万物最普遍之一就是河流,河流是土地的血脉。我的故乡唐山冀东平原有一条大河叫滦河。河水从草原而来,它既有生命,也有使命。它从草原而来,最后流入渤海。滦河是唐山最大的河流,两岸盛产麦子,船上装满了麦子,老百姓也称麦河。丰沛的水源,两岸泥土飘香,麦浪滚滚,麦子和土地在风中吟唱。这是我难以忘怀的生命景象。麦河游走于大山、平原和滩涂,使命平凡而神秘。它滋养了生命,同时诞生了地域文化。除了我向往的小麦文化,还诞生了唐山冀东民间艺术“三枝花”:评剧、皮影和乐亭大鼓。于是,我在2009年创作了长篇小说《麦河》。

199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丛书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白纸门》以后,我就开始了《麦河》的写作,之后出版了《日头》和《金谷银山》。写土地和农村的小说还是“农民命运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和《日头》。分别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部作品在内容上没有什么连贯的人物、地点和故事,但题材是一致的,都紧紧抓住了当前农村最紧要的现实问题:土地流转、农民工进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乡镇企业的兴衰、招商引资和自然资源的破坏、拆迁和城镇化、传统乡土文化式微等等,中国农村四十多年来发生的所有阵痛与巨变——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新一轮的土地流转,从农村衰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城镇化建设——过去、当下、未来的三维空间都进入了作品。

(二)

我的一个堂哥回村搞“土地流转”,几次给我二叔做工作,二叔都不愿意把土地流转出来,谁也说服不了他。说到土地流转,二叔有好多担忧和困惑。他耕种土地,一头牛,一架铁犁,牛拉着犁,二叔扶着犁,一点点翻动着土地,配合是那样默契。二叔家的粮和菜都能自给自足,过着与“市场”无关的小日子,自得其乐。二叔对我说:“别看你在城里住高楼,坐汽车,山珍海味吃着,我不眼热,哪如我这一亩三分地舒服?”可是,那年麦收,二叔赶着马车往麦场拉麦子,在河岸上与外地来的收割机相遇,不料马惊了,二叔从高高的麦垛上摔了下来,头朝地,后脊椎折了,当场就死了。这是怎样的交通事故?二叔的尸体放在丰南区的医院,事情迟迟不能解决。后来二婶找到我,我托在乡政府当书记的同学给调解了。拖了二十天,二叔终于入土为安了。

这件事情给我的震动很大,二叔满可以离开土地的呀?后来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小农业生产者。我小说中的老一代农民郭富九,就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小农业生产者,他勤劳、俭朴、能干,满足于“分田到户”的传统生活。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走向集中化、机械化的时候,他充满了抗拒、敌对情绪。这类农民是把土地当作命根的传统农民形象。从他身上,我再一次看到了像梁三老汉、许茂这样勤劳而又保守的农民的影子。此外,对土地感情深厚,反对儿子曹双羊胡折腾的曹玉堂,不也是这样的农民吗?

二叔下葬的第二年的清明节,我回故乡扫墓,给爷爷、奶奶的坟头烧纸。二叔没有埋在我们家族坟场,我顺便到二叔墓地烧点纸。二叔的坟头上有金黄的麦穗儿铺着,二婶说二叔死在麦收,坟头要铺满麦穗儿。坟前还摆着酒菜、水果。二婶和堂弟用土把坟堆填高,用铁锨挖一个圆形土块儿,做一个坟帽儿放在坟尖上,压了几张黄纸。二婶跟我说,她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过来跟二叔说说话。我愣了一下,真的能说话?二叔能回话吗?二婶说她能听到二叔的答话。我淡淡一笑,也许是二婶的幻觉吧。这是我写瞎子白立国与鬼魂对话的一个启发。

小时候,我对乡村坟地非常恐惧。可是,这些人都是在这块土地生活过的人。他们曾经有血有肉,有叹息,有歌声。有一次,我陪同朋友到滦河畔的白羊峪村捡石头,那里河床的石头很有特点。听说到这样一个风俗:村里有点德行的人死了,就给捏一个泥塑立在坟头,这个泥塑就有墓碑的功能,比墓碑更形象传神。这种带有魔幻色彩的说法,让我对乡村的生与死,有了新的理解,甚至减弱了对死亡的恐惧。小小的泥塑都活了,他们打着呼噜,他们谈天说地,他们为后人祈祷,饶恕一切,超越了时空。他们矗立在刺眼的光芒中,那是历史的复活,也是人性的复活。我被这个秘密感动着、鼓舞着。

这个民俗一下子让我找到了“诉说历史”的视点。让瞎子与鬼魂对话,虚实相间,增加历史厚度,还能节省篇幅。故乡的小村生产小麦和棉花,没有什么娱乐生活,农民天一黑就搂着老婆睡觉。偶尔会听鼓书,特别是乐亭大鼓,听一段评剧,耍一耍驴皮影,日子缓慢而枯燥。但是,一走到田野里去,看见了广袤的土地,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土地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让人感奋、自信、自尊,给心灵世界注入力量和勇气。正是这方土地、这条河水滋养,才有了民间生活的深切回应。我与乡亲们来往中,有一种人情,一种温暖的乡村情感。

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梦见一只鹰嘴里叼着一根麦穗儿飞翔。苍鹰是麦河的精灵,麦穗儿是土地的精灵。这让我很兴奋,最初,瞎子只是书中的人物,我想用鹰的视角来叙述全篇。尝试写了一些文字,因为我把握不好鹰说话的语气和节奏,就重新启用瞎子来叙述,让老鹰虎子充当瞎子的“眼线”,替瞎子洞察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熟悉鹰,也熟悉很多艺人,包括乐亭大鼓艺人,我还熟悉一些算命的盲人。工业化进程中,当人们用工业思维改造农业的时候,一切都在瓦解,乡村变得更加冷漠,最糟糕的是,过去相依相帮的民间情分衰落了,人的精神与衰败的土地一样渐渐迷失,土地陷入普遍的哀伤之中,瞎子白立国呼唤乡间真情,抚慰受伤的灵魂。

我记得台湾作家陈映真说:“文学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小说里的瞎子白立国就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他寄托着我的一些道德理想,他永远与弱者站在一起,让那些被欺凌被侮辱的农民得到安慰,找回属于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我想他的力量来源于土地。

(三)

我的心情与农民种地一样,是在惶惑、绝望、希望中交替运行的。小说到底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有没有面对社会问题的能力?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三农的困局需要解开,我创作的困局也需要解开。

我走访中发现,农村的问题很多,农业现代化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农产品价格问题、农村剩余劳力出路问题、农村贫富分化问题、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等。我感觉核心问题还是土地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农村走进了时代的旋涡。

我觉得,今天不存在一个整体的农民,农民个体身份在分化,每个农民就是他自己,他有选择的自由,他有权利迁徙到大城市,当然他也可以选择留在乡村。农民只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己和子女的命运,任何人都不能扼杀他们的选择,凡是剥夺和扼杀,都是不义的。我们现在的农民也开始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他们需要城市,喜欢现代化,也喜欢美丽家园,更喜欢在蓝天下自由的享受生活。

乡土叙事还处在模式阶段,怎样才能找到适应新情况的新的写作手法,让我困惑。

我们故乡燕山那边的一个小村庄里,有身家几十亿的富翁,有中产,还有很穷的农民。这样的贫富差距,怎样概括它?这是一个严峻而复杂的问题。仇视城市吗?廉价讴歌乡土吗?展示贫苦困境吗?整合破碎的记忆吗?每一个单项都是片面的,应该理性看待今天乡土的复杂性。一切都具备不确定性,但这些流动的不确定的因素,也给我带来创作的激情,以我对农民和土地的深爱和忧思,描述这一历史进程中艰难、奇妙和复杂的时代生活。

农民问题不仅仅是农村问题,更是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大量农民会一步一步走进城市,乡村也会变好。现在想来,大工业越发达,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越想留住一片土、一片净土。这是一部土地的悼词,也是一首土地的颂歌!我想把人放逐在麦田里,让他们劳动、咏唱、思考,即便不知道前方有没有路,也不愿放弃劳动和咏唱,也不愿停止前行的脚步。我们富足了,土地付出了代价,一切物质的狂欢都会过去,我们最终不得不认真、不得不严肃地直面脚下的土地,直面我们的灵魂。我们说土地不朽,人的精神就会不朽。所以,我们有理由重塑今天的土地崇拜。

我到故乡唐山农村体验生活,得到了地方领导和乡亲们的帮助。麦收的时候,我到还乡河女过庄采风,看到了机械化收割场面。我是一边写作一边到农村里去,每次去都大有收获。回到书房写作的时候,内心像土地一样踏实、宽厚和从容。

(四)

我感谢故乡的河流和土地,同时我感谢的还有冀中平原的白洋淀。

2017年夏天,我到白洋淀体验生活,创作三卷体规模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这次写作是长卷,各种困难横亘在面前。在千百种需要战胜的困难中,首先要战胜的是自己。因为故乡的目光一直投注到我的心里,写作与人民心灵息息相通,是我最为珍视的。因为经常生活在北京,从北京来看,河北的每个地方都是故乡。天外有天,淀外有淀。那里每一棵芦苇都精神饱满,那里有生命的哲学蕴含其中。

雄安新区的建设让人想到了一种奇迹,看不到借鉴,也看不到模仿。

我深入生活的村庄是白洋淀的王家寨,王家寨是白洋淀的唯一纯水村,村庄呈龟形布局,像一头老龟卧在水中,又像翡翠闪闪发光。王家寨有两个,一个是老王家寨,一个是王家寨民俗村。晨曦一点点亮了,两个王家寨都醒了,青蛙的哇哇声往往早于鸡啼。无论是王家寨人,还是外来游客,都在寻找王家寨的真魂,真魂在哪?

王家寨有年头了,也有来头。北宋时期,这里建起了一溜儿水寨,驻军防辽。原本的军事要地渐渐形成村庄,算来已有千八百年了。村子里流传着杨六郎抗击辽兵的故事,说得神乎其神。之后多少年过去了,芦苇割了一茬又一茬,人换了一代又一代,王家寨还在白洋淀上戳着,还是那个纯水村。王家寨村东一个叫“城子封”的地方,发现了绳纹陶、绳纹砖、绳纹瓦。考古学家推测,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人在这里活动了,西汉时,王家寨就有人居住了。

站在高处看白洋淀,满眼铺开芦苇、鱼影和碧水,真的不知道最后的目光应该落在什么地方,最后不知不觉落在王家寨村,这村庄被称为“淀中翡翠”。随着年代更迭,王家寨的模样变了,变的是人情冷暖,不变的是白洋淀的芦苇和绿水。每到黄昏,晚霞在白洋淀水面上滚滚跳跳,水下游动的鱼群就会浮到水面上来,这时候渔民几乎全部收网了。郁郁葱葱的芦苇将碧绿的淀水遮盖得看不见水,岸边被水浪冲击的苇叶、流瓶和死鱼形成灰白色的泡沫。水面和芦苇林的上空飞舞着各种鸟,丹顶鹤、大天鹅、金丝燕、苍鹭、红嘴鸥、雀鹰、大苇莺、黄腰柳莺、鸿雁、灰雁等,鸟们起起落落,各种颜色的翅膀拍打着水面,有的鸟轻柔舒展地落在芦苇上,有的落在盛开的荷叶上。

荷花罕见的纯粹性使这一景象具有某种无从想象的丰富和华贵。那是一个令人灼热的念想: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一首歌曲的名字,但是,让我联想到白洋淀雁翎队的红色历史。通过参观和采访,我知道这里的好多故事。这个必然的联系,使王家寨披上另一层红色,那就是英雄之花。

其实我想,白洋淀看不见的风景才深奥无比。

写作的时候,我将心中对白洋淀的崇敬和对莲花的欣赏全部倾注其中。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是必然的。让我困惑的是,文学多大程度上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我首先看到这里的困境、苦难、奋斗和希望。最初,构架人物的设置上就遇到难题,是党和政府的干部当前台主角,还是白洋淀的普通老百姓做主角?如果选择前者,容易误入官场小说的危险;选择后者,有可能失去时代波澜壮阔的现场,丢掉社会时代背景和基础。

怎么办?我困惑了一阵又一阵,继续走进白洋淀人民中间,与他们朝夕相处,乘船打鱼,谈话聊天。我看到,白洋淀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面临着挑战和转型,我们不能以摧毁和掏空乡愁为代价,发展生态农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白洋淀得到充分的印证。城市生活是广阔而壮丽的,农村也在演变,其生活细节是耐人寻味的,没有虚无缥缈的行走。

离着生活越近,意味着某种不确定、不安全性,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创作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但也正因为这种挑战,创作才充满了激情和魅力。我要将这宏阔、沸腾的建设场景和富有烟火气息的百姓生活上升为成熟的艺术想象。

“白洋淀女人真风流,淀当脸盆风梳头。”这是白洋淀的民间语言。研究白洋淀人的生活细处,他们的神态、腔调、口头禅、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通过文学细节活生生表达出来的。比如王家寨的打鱼人王永泰老汉,他的老婆在水灾中早逝,自己带着两个儿子生活,日子非常艰苦,但当雁翎队队员“水上飞”老年痴呆,王永泰将他的孙子过继收养。他打一辈子鱼,从未吃过鱼肉,把鱼让给年迈的母亲和儿子们吃,自己吃了一辈子鱼刺。新区成立,白洋淀不再让打鱼,他是困惑和质疑的,甚至有些气愤,但他永不失一颗善良的心。当打鱼人老顺的家里贫困,揭不开锅的时候,他把自家仅剩的粮食慷慨相送。后来黄河水来了,他看着白洋淀的水质好了,儿子王决心在千年秀林和地下管廊建设中的价值,他的思想开始渐渐转变,他在白洋淀大水灾中护堤牺牲。他的儿子王决心怀着悲痛的心情,带着老人的骨灰划船游了一遍白洋淀,将骨灰洒进大淀,留下了不朽的精魂。乔麦和王决心这些时代新人在新区建设中释放了一种新的能量,打开了内心深处的隐秘症结,实现了生命状态和思想感情的巨大转化,在奋斗中完成文化的重建和灵魂的新生。

小说里的王永山、小洒锦、咸鱼、姚哈喇等渔民形象,他们在水乡生活和建设工地上点点滴滴的细节,使人物渐渐丰满起来。王决心和乔麦这样平凡的人,在新时代进行不懈奋斗和崇高追求,从此岸走向彼岸。

今年2月12日,我创作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在雄安新区首发。

我常说一句话,“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我是农民的儿子,要永生永世为农民写作。农民在土地上劳作,像是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土地像上帝一样召唤着他们,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也从没有失去希望和信心。我的创作也像农民的耕作一样,我心中有个感觉,脑子里仅仅编织了一些故事不是乡村题材创作的基础,故事可以虚构,但是我们的感情、生命体验不能虚构。所以要尽量去亲身体验,注重内心的感受和情绪上的变化,关心他们的幸福。

生命就像故乡的一棵花树,用奋斗的汗水与泪水浇灌成长。人生光阴的长河里,故乡是恒久的心香。

(感谢作家出版社对本期栏目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