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大医·破晓篇》横空出世，再一次证明：马伯庸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作家，他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作家。《长安十二时辰》是其文学创作上的最大的、最重要的转折，而《大医·破晓篇》，则是以光芒四射的壮观与新鲜，照亮了当下的文坛，照亮了当下的小说创作生态。

马伯庸是第四届茅盾新人奖的十位获奖者之一。参加颁奖的嘉宾、“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在聊天时提及年轻一代对马伯庸的接受度很高，并开玩笑说，他儿子就觉得马伯庸写得比他更好。”（罗昕：《专访丨马伯庸：分享是我的本能》，《澎湃有戏》公众号2022年9月23日）徐贵祥的话，可能是“开玩笑”的，但是，他儿子的话，却说的是很实在的。李伟长说得极其沮丧，但是你不能不认可这样的事实：“以至于人们在注意他的时候，也清晰地看到了周围无可奈何的暗淡”。（《收获·长篇小说》2022年秋卷，第212页）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说：“文学是历史的横切片，切开让你看到里面的血肉和筋脉。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马伯庸则是真的用手术刀，把真正的血管切开了。”“他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很困难。能够适应各种题材，尝试各种写法，这些都是优质作家的素质。”本来，医学与文学就是天生的血脉关系，“马伯庸把医学与文学又结合在一起，形成读者与作品之间一种天然的纽带和认同、共鸣感。”可贵的是，在《大医·破晓篇》中，有一种我们“长久以来在文学上的期待”，这就是“文学作品中一种理想主义激情”，但是，一直以来，符合读者要求的其实很少，“因为理想主义很难写，容易高调和空洞，从而进入某种模式、乃至口号化的写作，马伯庸勇敢地接受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这一方面，他的确是完成了“在写作上的突破”：其中的理想主义，是实实在在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空中楼阁，“在《大医》中，我们看到理想是如何诞生的，它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底层逻辑，还有我们长远的，也许从孙思邈开始的传统，令人非常信服。”

读过《大医·破晓篇》后，你会觉得，严锋教授说这些话时，不仅是“特别动容”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说十分认真而准确。

《收获》主编程永新认为：马伯庸通过文学叙事实现了对人的精神领域博大而精准的书写。他“拥有这种博物的能力，并且他能够将文艺的细节把握得很好，同时不违背人物规定，不违背故事的逻辑，最终完成了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很了不起的。”他抓住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这“一百多年前”的那个“关键时刻”，抓住“医学是关爱、慈悲，关乎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这样“一个重要的‘扶手’”去书写，写出了今天广大读者十分喜欢的这样的“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现实小说”的大作品。“《大医》有可能改变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也有可能改变当代文学史的走向。”（张滢滢：《马伯庸新作〈大医·破晓篇〉首发：再现百年前的医者风范》，《文学报》公众号2022年9月3日）我觉得，他的这些看法，尤其是最后的这个结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肯定不是一时之即兴之言。于我而言，读完《大医·破晓篇》之后，对上述看法与观点，我是非常认可的。

马伯庸以其《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的创作实践，已经给我们方法论上的启发，诸如对叙事时间、叙事速度、细节密度精准运用的“故事术” “叙事法”等等。《大医·破晓篇》更是以其故事生发地、精准切入虚构现场、建构令人信服的历史生活模拟过程，光大了其方法论上的启发。但是，我觉得，《大医·破晓篇》以其对宏大历史的叙写，真实而精准的细节把握，还有这一切都是通过作为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介入与担当，这三者的精妙结合与从容书写，才是对当下的小说文学创作方法论上的极其重要的启发。

二

古希腊的辩证法大师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世界是一团永恒的火”。他很早就告诉我们，那个处于永远运动中的“逻各斯”才真正是世界的本质。这个“逻各斯”不是一般的作为部分之和的集体，而是一个具有有机功能的总体。它既是本体，又处于辩证的运动中。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则认为：那个作为世界真实存在的绝对理念就是至高无上的总体。相对于它，现实世界中一切具体的存在都不过是这个绝对理念有限的定在。卢卡奇说：“这是因为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的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别的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这样一个原则因此只能借助于特殊的学科，即历史哲学，才能发挥作用。”历史哲学作用下的“真正的历史的力量”，告诉我们，“正是历史过程的整体才是真正的历史现实”。（［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1，232页）

卢卡奇这种具有历史辩证法的总体观告诉我们，经验的历史是由无数个历史事件构成的，但是，历史研究必须从这些“表面的泡沫”去挖掘隐伏在它们之下的社会历史关系的真实本质。没有对历史本质的揭示，也就不可能对历史事件有正确的理解。而辩证法就是把整个历史过程理解为一个总体，把历史事件看作历史总体的一部分，它能够透过历史现象而达到对历史本质的把握。（段方乐：《总体性的终结：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卢卡奇的总体观还特别强调：“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和发展的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过程。”（张康之：《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马伯庸通过对上海华山医院院史、上海《申报》、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总会历史资料和近代医疗史等大量专业文献，进行了“扫荡”般的阅读与考古般的论证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先哲们的世界观，去面对这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以及这期间的一系列有关医疗与各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历史本质性的思考与总体性的思考。进入小说文学创作与艺术性工程构建的时候，马伯庸不由地会对历史过程中的人与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中人的能动性、主体性进行总体性的把握与构思，计划运用宏大历史、真实细节与个体担当三者高度融入一体的创作方法，来书写这段“大历史”。

《大医·破晓篇》的故事，主要集中在1904至1911年的上海、关东、皖北和英国伦敦。而待将出版的《大医·日出篇》，会将故事从北洋军阀时代一直延展到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通过一群卷入20世纪上半叶动乱时局的医生，通过这些医务工作者的视角和主体性介入，去充满时代热情与理想激情地回望近代中国最苦难、最艰辛、最耻辱、最血性的“大历史”与“大时代”，书写中国人民那段波澜壮阔又而震撼人心的抗争史和救亡史。

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人的各种可能性，在历史事件中发现人的主体性，在历史过程及其进程中探索历史的本质性。作家将小说的三个主人公，设定为这样的三种不同出身与经历：方三响，是日俄战争造成的关东某山村全村几近覆灭后的孤儿，接受红十字会的资助，成为“定向培养生”；孙希是一个被外交官收养的孩子，在欧美游历长大后，回国来到红十字会医院工作；姚英子则是上海一个巨富之家的独生女。三种不同的身份高度浓缩了红十字会医院第一代医生的三种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世界观与生活习性，但是，他们都是“少年中国”之形象代表。随着宏大历史的徐徐展开，他们都以强烈的主体性意识，介入到历史过程与历史事件之中，担当起自己应当承担起的责任与使命，彰显出其“潜龙腾渊，鄰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的时代之子形象。

“时间魔法”得心应手的运用，已经成为“马亲王”小说的高度辨识。《大医·破晓篇》更是把年代时月列为每个章节的标题，按照时间的有序进程，大开大阖地去対宏大历史的具体进程进行细密度、高强度的叙写。尤其第一章“一九〇四年七月”，七月三日，关东日俄战争炮火下的乡村少年方三响与全村人即将要被全部击毙，命悬一线的希望，就是大清是否加入万国红十字会；也是这一天，旅居英国伦敦的中国少年孙希，正在以大清国驻英国公使张德彝的助手的身份，执行一项重要的外交使命，往国内电拍《日来弗红十字会公约》；还是这一天，富家少女姚英子在上海虹口北外滩飙车闯祸，撞到了电报总杆。同一个时间节点，三个不同空间的少年遭遇，都在一个全知视角下进行了总体的观照，不仅渲染了人类“天涯共此时”的命运维系感，而且显示出历史进入20世纪后，包括医学在内的种种技术进步，正在改变着人对时间、空间的感知，改变着人的生命与时空的关系，改变着人与人的联结方式。这不在仅仅是一种电影平行剪辑的多线并行叙事手法的运用，而且也是在更高更快更强的叙事速度刺激快感下的一种对宏大历史空间的立体形象呈现。

时间作为十个章节的题目，已经开始了有序推进。作家选取历史进程中的日俄战争、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详细的叙写。各种人物纷纷登场。大清高官冯煦，外交官张德彝，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何登，董会沈敦和、施则敬，院务主任曹渡，医生王培元，外籍医生峨利生、柯师太福、亨司德，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校长张竹君，《申报》大记者农跃鳞，上海青帮的刘福彪、刘福山、杜阿毛，法租界官员克莱格、巡捕史蒂文森等人物，都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大显身手，矛盾冲突，性格突现，主体性和介入性依然十分强劲。

他们在历史现场中的角色彰显，在不同事件之间草蛇灰线的牵连，都让我们看到了宏大历史的肌质纹理，看到了全球视野下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三

宏大的历史要让人感到真实生动，必须要对当时的日常生活与生活细节的进行描绘，必须要对当时的社会形态与社会观念进行呈现。只有通过对历史缝隙深处的具体细节进行细致的描摹，才能让读者感到历史的温度、时代的真实感和事件的现场感。

马伯庸深谙其道。他说：“我写历史小说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求这个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如果换到不同时代，就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我要写出每个时代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和对当时社会观念的呈现。如果在这两方面能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那么读者对小说中的‘时代’就会有强烈的沉浸感和体验感。”（《历史小说应兼容真实性与艺术性》，《人民日报》2022年4月15日）《大医·破晓篇》的大获成功，正在于此。

对历史史料的严谨考据，挖掘历史事实中值得考究的内容，还原历史事件的具体场景与细节，可以说是其重要的创作特点。

第二章刘福山被两个农夫汉子砍伤脖子后，在红十字会总医院割症室的紧张场面描写中，作家始终不放过对其场景种种细节的描摹。把厄兰格血压计裏在伤者的手臂上；启动德尔格麻醉机，活塞“啪叽啪叽”地运转起来；姚英子“熟练地依次拧开氯仿灌的通路阀门、节流阀和计量阀，然后连通麻醉机的负压腔”，“孙希计算了一下用量，让姚英子有节奏地把氯仿泵入伤者鼻孔。过了一分钟后，孙希用钝头竹签子划了一下大腿内侧，摸了摸，伤者的提睾肌没有反应，说明麻醉已经见效。”（《收获·长篇小说》2022年秋卷，第32页）

孙希用卡雷尔血管吻合术的三定点连续缝合法进行手术，忽发血管痉挛，方三响急中生智，把烟枪木杆烟嘴里的熟膏用酒精熏烤成稀泥糊糊进行湿敷，竟是罂栗碱在起到有效的作用。

第三章中祥园烟馆刘福彪宴请方三响时，对青帮中每道菜吃前都得轮流拿筷子敲一下饭盆的“劝钟”规矩，竟是后来上海鼠疫的罪魁祸首。

第四章中姚英子和孙希、方三响到新开的虹口活动影戏园看“镍币西片”，法国魔幻片《惊马》《魔砖》《阿拉丁神灯》之后的时事片子中,拍的是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掀起的一股反对沙皇热潮，而且是法国导演吕西恩·农居埃从波将金号里得了灵感拍的片子。

第六章皖北大水灾中，姚英子到三树村里找邢大丫头的姆妈，却在观音庙里遇到大腹怀孕乡绅媳妇翠香和乡绅给她雇的稳婆，逢洪水袭来，又生肿脚症，根本动弹不得，“一边避水一边准备生产。‘她还没生呢，你把手伸进产道去做什么？’姚英子突然质问。稳婆搓了搓手，赔笑道：‘这位小姐怕是还未经人事，翠香这胎儿忒大，所以每天得多掏掏，开开路，到时候好生。’姚英子急得大叫：‘你有没有常识啊！没到临盆，怎么可以强行扩张产道？而且你手上那么长的指甲，伸进去造成感染怎么办？’”（同上，第110页）。

好多只有那个时代中所具有的历史现场与历史细节的描写，足见作家对历史基本事实的尊重。作家不是不顾历史事实，而去进行所谓自由的艺术想象，而是在充分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进行合理推演，进行现场还原。其文学想象力，是在充分了解历史本身以及背后的逻辑，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细致入微的文学描摹，并富于情节的张力、故事的意义与人物的形象以崭新的内涵。

这种坚持尊重历史真实的“守正”文学创作观，这种戴着历史史实的镣铐进行创作的文学想象力，这种在宏大历史叙事的历史空隙中填充时代特征要素的创新，的确值得当代好多作家认真学习和借鉴。

四

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马克思的这段话，启示我们：文学创作不是某种观念、某种想法、某种思想的写作操作；小说中的人物不只是符号、意念的代表和思想意义的傀儡。因为这些观念、想法和思想，被你读后知道或识破，这种文学创作就可能会变得毫无吸引力，甚至成为笑柄。

小说中的人物，要想让读者忘不掉，就必须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作家要竭尽全力赋予他们生命力。而这生命力，就是给予人物主体性的总体性,让他们在小说中的历史进程、时代变革、重大事件和日常生活场景中，主动介入，热情承担各自的任务、工作和使命。

小说的核心在人物。优秀小说的魅力，是在于它们给我们奉献了有主体性、总体性和说服力的人物。那些优秀的小说，其突出的贡献，就在于那些已经过去很久的人物，不仅走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时地陪伴在我们的左右，而且还以其主体性与总体性介入并构建我们的生活。而现在好多作家放弃了对人物的精心塑造，只是满足才观念性的文学创作，只能让读者读时像坐过山车一样发出不断尖叫，但读完之后也像过山车一样给过人刺激以后，平稳着陆，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习惯的生活，仿佛什么也没有一样。只有鲜活的、有生命力的人物，才能让我们从心里放不下，与我们同喜同悲，生命相联。当然，也只有鲜活的、有生命力的人物，才能引领我们走进历史与时代的精神内部，真实生动地感知历史时代与现实世界的丰饶和辽阔。

马伯庸给他小说中的人物注入了强烈的主动性和总体性，让他们主动介入历史过程，担当起了各自的任务和使命，从而让《大医·破晓篇》中的那些人物显现出强烈的动作性，迸发出了人物与人物之间碰撞的思想交锋与火花，凸显出了这些人物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方三响的粗犷、勇猛、热情与胆识，孙希的雅致、细心、犹疑与诚恳，姚英子的泼辣、大方、细腻与敏感，大记者农跃鳞的大胆而又充满激情、自由而又充满独立意识的性格，青帮老大刘福彪的自命不凡与包容大度，法租界巡捕史蒂文森的精明、敏锐、利索与老道，以及姚家管事陶管家的机敏、周详、絮叨和不被姚英子了解的“轻身功夫”，都合情合理地在历史的进程与种种大事件中得到展现，都自然而然地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微观冲突中得到细致的呈现。尤其是大清高官冯煦与董会沈敦和、施则敬、曹渡，与赤十字会张竹君的一系列斗争，从开始的布局到暗地运作，再到双方辩驳，公开陈述，白热化声讨与声援，暗度陈仓而井然有序，浪潮涌动却爆而不发，都不动声色地精雕细刻出这些人物各自的性格特点和形象特征。

特别是第五章医生王培元、峨利生带领青年医生们奔赴蚌埠集的皖北水灾现场，面对满目绝望的蚂蚁般的广大灾民，王培元领引大家回顾希波克拉底誓言，背诵中国古代药王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中的话，“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如此可为苍生大医。”“‘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见彼苦惚，若己有之。’峨利生念叨了两遍，到底还是改换回了英文：‘看到别人的苦痛，如同自己有同样的感受。这种共情，是救疫所必备的精神。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接下来要去的不是地狱，而是战场。我们要去战胜的不是病患，而是疾病。’”真的，在让方三响、姚英子、孙希们感动得热血沸腾的时候，也把此时此刻读书的我们感动得激情澎湃。

还有第十章在租界工部局大楼的那场公开争辩，沈敦和与张竹君的步步为营与据理力争，还有农跃鳞的热情分析，还有李提摩太的热情拥抱，把沈敦和和张竹君对大清腐败政府无能衰弱进行无情批驳的“共演的双簧”，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与形象性格展露无疑。就是在这人山人海的激烈争论中，一大批大清红十字会和赤十字会的医生与医护人员已经登上了那艘洋灰色大船,汽笛轰鸣，瑞和号客轮己经离开上海，向汉口租界的二码头挺进。这让最狡猾的巡捕史蒂文森气急败坏，使他冒险搜捕运送武昌起义的物资与重要人物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果然在遥不可及的数百公里之外，姚英子和陶管家走下舷梯，“忽然注意到一件怪事，那些一等舱的医生们第一批下了船”，“先登上另外一条泊在码头的竹篷小船”，“小船轻轻滑入航道，朝着江对面的武昌而去。”姚英子问张竹君：“张校长，那些医生怎么先走了？”张竹君淡淡道：“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到底是谁呢？”数秒之后，张竹君“忽而展顔道：‘事到如今，倒也不必收收埋埋。’”他们就是黄兴、徐宗汉、宋教仁、田桐和日本人萱野长知。（《收获·长篇小说》2022年秋卷，第211页）

小说通过这些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终于充分展现了这些小说人物们的潜在主动性与总体性，让我们从场面冲突的缝隙里发现并展示出历史进程中的某些重要事件，让我们自然要重新审视这些重大历史现象与普通个体命运的内在关系。正如小说中那个充满历史睿智的大记者农跃鳞所说：“如今这个时局，最大的慈善，无过于拯救吾国之命运；最高明的医术，无过于拯救吾民之灵魂。沈敦和与张竹君，一个慈善家和一个医生，他们在这片黑暗中拼命寻找着出路，求索变化，这才是大节所在。”（同上，第210页）尽管历史的过程是幽深而曲折的，但是，它在不同的个体生命的生存际遇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刻录重要的历史印痕。由于个体生命鲜活地主动介入，各种历史场景与历史细节的迅速激活，各种浮游于日常生活之上的民族、国家、社会等大的概念，就会充满生命温度地以各种曲折隐蔽的方式进入到了历史宏大叙事之中，成为生动形象的、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文学形象，吸引和感染着无数的人们。《大医·破晓篇》，还有我们热切期待的《大医·日出篇》，正是马伯庸孜孜致力于创作的这样的文学作品，其意义就在于，不仅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等层面上焕发出文学新的的意义，而且也在日常生活与个体生命共存的层面上，重新考察了文学与历史现实、民族、国家和社会之间种种隐秘的联系与互动。这样的文学，不仅向民族、国家和社会敞开了自己，而且也向历史世界与现实社会敞开了自己，由此让我们反观现在所遇到的疫情抗击防治与世界局势之大变局，去思考个体命运史、个体生命史与国家民族命运史和历史风云变幻的那种真切的、贴肤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