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昆明作家群与北京作家群对话活动现场

4月4日，由十月文学院、昆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昆明作家协会承办的“边地，或中心——昆明作家群与北京作家群对话活动”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北京出版集团经营总监、十月文学院院长夏中南，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缪开和，云南省作协副秘书长李朝德，昆明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陆毅敏参加活动，宁肯、赵兰振、赵大河、杨碧薇、陆源、李潇潇6位北京作家和张庆国、陈鹏、半夏、包倬、祝立根、胡兴尚6位昆明作家就文学的地域色彩、中心意识或去中心化、当下异质性写作的困境和可能、作家如何走出“影响的焦虑”等议题展开研讨。研讨会由陆源主持。

夏中南在致辞中介绍，十月文学院作为文学产业聚集平台，一直致力于文学为作家和人民群众服务，致力于文学与艺术的对接，致力于加强和推动地区间文学交流对话，此次昆明作家群与北京作家群的对话，对加强两地作家交流、促进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此契机，希望两地作家开阔思路，取长补短；同时，十月文学院将继续策划施行一系列文学举措，强化品牌意识，服务作家和读者，努力成为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的重要文学平台。

缪开和在致辞中表示，昆明作家近年来创作颇丰，在各大文学期刊频频亮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逐渐形成“昆明作家群”，代表着云南文学发展的希望。此次对话交流，重心不在边地或者中心，而是昆明和北京两地作家如何加强交流和合作，就文学创作展开更深入的探讨，共同走向更广阔的文学世界。

当谈论“边地，或中心”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文学中的边地或者中心可能是个伪命题，对作家而言，最重要不是在边地或者中心，而是写出真正有分量有力度有影响力的作品。作家赵兰振认为，即便身处边地，作家也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蒲松龄在淄川县当了30年的家庭老师，最终写出了流传至今的《聊斋志异》，淄川县在当时并非文化中心。同样还有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一生都生活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小镇，这个小镇也并非当时的文学中心，可福克纳很多重要的作品《圣殿》《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村子》等都是在这个“邮票大小”的小镇完成的。所以，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边地或中心并无太大关系，只与作家的才华和对文学的认知与定位有关，作家应该提高对文学的认知和品位，用心灵审视现实生活，通过故事呈现出来，建构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如果存在边地，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边地写作，可能具有了展示独特地域和独特生活的更大优势和更多可能。

云南诗人胡兴尚认为，从更长的时间来看，伟大文学作品诞生的地方应该就是文学的中心，比如福克纳的奥克斯福小镇，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麦克劳德的布雷顿角等，都可看作文学的中心。所以，当我们在谈地方性写作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所生活的土地、如何避免惯性的或者无效的写作、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地方的独特性，这是摆在所有写作者面前的难题。

在诗人、鲁迅文学院教师杨碧薇看来，所有的文学概念其实都是被建构起来的，如果我们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去看待历史叙述，处于不同的历史立场，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历史结论。当我们谈论边地或者中心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边地或者中心都在被不断的消解中，在人类的后现代生存环境下，所有东西都在被扁平化和无聊化，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纳入了一个非常模式化的生产机制。所以，不管是边地还是中心，任何作家面临的最大考验是来自人类生活的系统化和高度的理性化，以及这种科技发展对人的驯化，而后者带给作家的考验可能更大。

80后陆源是壮族作家，他从语言角度谈到，边地或中心的外延其实非常丰富，在他的家乡，着火不写成“着火”，而写成“走水”，这种语言的独特性势必会影响作家的写作。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借助方言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呈现民族特色。当然，作品呈现异质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遍性，纯粹的异质性写作会流于符号化，无法完成文学交流和对话。

在李朝德看来，边地或者中心的概念，其实都是相对的。相对于北京，昆明处于“边地”，相对于整个云南，昆明又是中心，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不管如何，我们热爱文学，对文学的内在要求都是一样的，即便我们的文学外在表达和形式不一样，但它内在的美学标准和美学追求是一样的，是统一的。而地域文化的千差万别，又会给文学带来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

立足地域，叩问时代，向内心深处挖掘

作家、地域、时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北京作家宁肯用“我的创作不是从大地泥土里长出来的，而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我和岩石的关系，就是我和时代的关系，我文字中的扭曲、疼痛、欢乐等种种际遇都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给出了回答。宁肯进一步谈到，无论身在何处，文学永远指向作家的内心，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回到内心。任何事物表露出来的内容远远不及它根系下面的内容，就像沙漠里的植物，露出来一点，但下面隐藏着更为庞杂的根系，写作也是这样，作家要回到记忆生长的地方，不断向下挖掘，向着自己的根部和记忆深处挖掘。当一个作家回到内心，挖掘得越深，作品中某种异质性特征也就越容易显现。

谈到回归内心，云南诗人祝立根深有同感，“我想开垦内心的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建立我自己的一个中心，就像福克纳一样。我要用它来映照现实人生，回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如果我能把心中的自留地建立起来，估计会非常有意思。”

在作家、云南省作协副主席张庆国看来，在云南写作是幸运的，因为它有很多陌生化场景和异质性元素，但身为云南作家，同样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和考验，要把地方元素写透，写出力量感，就需要深入了解和体验云南历史文化和方方面面的生活，掌握足够多的细节，写出地方性，再由地方性通向世界性。

结合地域文化，云南作家半夏分享了她的自然笔记《与虫在野》。她用五年时间完成这部“荒野侦探”，汇集了地方性知识、昆虫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元素，她希望通过这本书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世间万物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圈，人与世界上所有物种都是生命共同体，都休戚与共。“我很幸运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方向，也很幸运通过自己的作品影响别人，在我看来，这样的写作很有成就感”，半夏坦言。

作家赵大河也谈到了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地域概念肯定是存在的，每个作家都会受到地域的影响，而且，作家与所生活的地域距离不同，对地域的感受和认知也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作家以何种眼光看待与自己相关的地域文化。鲁迅离开绍兴重新观察绍兴，沈从文离开湘西重新观察湘西，都获得了世界性的眼光和视角，由此，他们的写作呈现出更大的格局和视野。

在作家、《滇池》副主编包倬看来，作家其实并不需要刻意呈现异质性，因为异质性深植于作家骨子里，一个生活在云南的作家，如果不写熟悉的童年和云南的生活，那他写什么？文学永远高于生活，我们的文学如何面对生活记录生活，作家是成为时代的书记员还是超越时代，这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北京作家李潇潇认为，作家的才华重要，当下时代也非常重要。大数据时代的写作仍然是作家心灵史的倾诉和自己花园的栽培，但必须有新的算法。简单的“乡土”、“人性”或“讲述故事”都不再奏效，更多的创作者需要具有世界眼光。另一方面，在这个全新的挑战中，与那个“现代性”的正面较量，我们似乎有机会以全新的策略和强大的自信心去向往“中心”。中国作家已经在逐步呼应这种新的算法。作家的学者化、百科全书化初见端倪。“在2023年的今天，在云南或北京，我相信更多的当代作家能有更为正面、全新的策略来迎战现代性和世界中心”，李潇潇说。

陈鹏坦言，作为云南作家，应该承认地理意义上的“边地”，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云南作家写作的雄心。在他看来，云南诗人于坚将昆明话融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呈现出边地的异质性，这为云南作家树立了写作的榜样。他呼吁云南作家树立写作的雄心，寻找写作的根脉和精神的原野，写童年和成长，写记忆和生命，不要跟其他作家比，要跟自己比，因为一个作家最终的敌人永远是自己；同时，不要把地方写作当成简单的风情展示和符号展览，要深挖进去，也要警惕闭门造车，要走出书屋，走向旷野，走进更大的世界。

与会嘉宾、作家合影

（摄影：尹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