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3年第3期｜黄国辉：婚事（节选）
黄国辉，一九七五年生人，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芳草》《作品》《飞天》《西藏文学》等报刊，部分作品被收入年选，有诗歌作品被选入教参资料。曾参加援藏工作，期间组织编撰的报告文学集《格桑花盛开的地方》获西藏自治区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
婚 事 （节选）
黄国辉
我给葛林打电话的时候，他好像正在跟他的女朋友小苏拌嘴，电话那头儿的气氛从手机听筒里钻出来，我分明也感到了紧张。他呼呼喘着粗气，语气也是硬邦邦的。
“哥，没啥给我妈捎的。我经常给她打着电话呢，你去你的就行了。”然后就成了嘟嘟的忙音。
葛林是四姨的独子，这几年在中关村打工，干着“码农”的活儿，比我这个当编辑的富裕不少，可我总感觉他有些不太长进。他时常带着女朋友来我家蹭蹭饭，小苏人很大方，他却显得紧张局促，好像他倒是被带到我家的陌生人。而且每次来，打扮新潮的小苏和不曾见换过几次新衣服的他总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他如同把自己长成了路边一朵能反复开花的蒲公英，绒毛但凡长齐一点儿，准会被一阵风吹走，他便又干瘪如初。
说起四姨，她在母亲姐妹里是老幺，就是最小的，年龄比我只大七岁，从小在我眼里她就像个姐姐而不是姨，格外亲。后来她嫁到邻村，葛林五岁的时候，四姨父——我们那儿叫四姨爹出门打工，车祸离世。肇事者赔了二十万，钱却被公公婆婆把在手里不放，说是家里老大没了只能指望二儿子，钱要留给二儿子盖房。四姨爹的死，终于使婚后在婆家受尽委屈的四姨把她原本被捆绑住的要强个性释放出来，拽着葛林头也不回地回了娘家，并且发誓再也不迈进婆家一步。后来婆家想孙子，来回争吵几次，还劳动了两边的村干部，四姨仍不为所动。再后来，眼见二儿子吊儿郎当指望不上，婆家反过来又念四姨的好，软下身子来求。那时葛林马上要上学，花费渐大，四姨确有些窘迫，便回了一句话：事儿到了这份儿上，绝不再回婆家。要见孙子，就把赔偿款拿出来，至少十万。自己一分不要，保证全花在孩子身上。婆家为孙子心切，才勉强答应。后来葛林就经常在两个村里来回跑。但说起来，他在情感上始终还是要与我们这些四姨家的人更亲近些。
葛林大学毕业到北京打工，四姨嘱托我照顾，她交代的事儿，我从来不敢含糊。当然，这也是母亲交代我的。
虽然每年过年我都回县城里的父母家，但总是匆匆忙忙，细算起来，我已有快十年没回过芦岭村了。这次休假正好赶上母亲要单独回芦岭，我便答应她一起去。我知道，其实母亲是希望我去的，她心里总有些做母亲的虚荣，我这个在北京吃了二十多年公家饭的儿子，比起她的兄弟姐妹们那些散在各地打工的后生们，生活未必最为富足，但面子上一直光鲜得多。
从去年开始，经过镇里的火车在那里新设了站点，我便买了直达经停的车票。到站的时候，二舅和四姨陪着母亲来接我。二舅开着他的面包车，车门还没打开，先带着我绕着车转了一圈：“你妈专门交代的，让我把车洗干净了来接你，你先鉴定一下。”
四姨在一边笑：“关键是你的好车舍不得开来嘛。”母亲打圆场告诉我，二舅的另一辆轿车借给他朋友的孩子当婚车了，只能用这辆平时拉货的车。
“能回村里就行嘛。”说着，她眼角斜楞了一下四姨。
车里果然有一些被香熏掩盖的浅淡复杂的味道，但开着窗，路边的风一阵阵扫过，很快就被冲淡，变成了一阵阵山里特有的树木草丛的清香，还有远处飘来的一点点炊烟的气息。一切都还是亲切和熟悉的。
与五年前相比，四姨没有太大变化，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迎着落日的柔光，脸上红润而光洁，额头上只浅浅的几丝皱纹，并不像一个经历过多少生活折磨的农村妇女。而且她一路上都是笑吟吟的，嘴角边的酒窝里似乎有藏不住的东西要露出来。
母亲告诉说我们这次去二舅家住。我有些意外，因为以前回芦岭，每次都是住在姥姥家。听说姥姥去世以后，房子留给了四姨。
二舅似乎也估摸到了我的疑惑，回过头笑了笑：“你四姨那儿不方便。放心，不比你北京的床睡得差！”
四姨没说话，只假装轻轻咳了一声。
倒是母亲先问起我葛林在北京的情况，我只说好，说他和女朋友关系一直不错，说他继承母亲优点的长相在北京那个注重仪表的地方像个香饽饽，不当明星都可惜了。我开着玩笑，想在母亲姐妹间找些都能介入的话题，可母亲只轻轻哼了一声。
四姨转过头撇了撇嘴：“也就你会说话。你可帮我看好他，别惹事，也别吃了亏。”
听她这么说，母亲似乎又有点儿不高兴：“林娃儿一个男孩子惹什么事吃什么亏，倒是你哟……”她欲言又止。
“我怎么啦？我儿子嘛，还不能说说。”四姨噘了噘嘴，语气里的倔强似真似假，倒使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见四姨跟母亲红过脸的我一时不知说什么。
母亲平时最疼的就是这个小妹，特别是老人去世以后。见她硬起来，也不再说什么，只歪着头看窗外。四姨也瘪着嘴，脸上的酒窝更深了些，让我忽然想起“少女感”这个词儿来。在母亲面前，她和我一样，一直是个孩子。
我有些不明就里，只能跟车晃，火车上本来攒着的困意这会儿也找了个缝隙，偷偷从身体里漏掉了。
二舅家房子是新的，他在家人的微信群里晒过开工和竣工的视频，但真见到时我还是为它装修的考究吃了一惊。条件确实比姥姥家那时的旧房子要好很多，有专门的客房，一水儿一米八的大床，每间客房都有单独的卫生间。我觉得到的不太像记忆里那个芦岭农村。
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饭，母亲便要带着我去远近的亲戚家认门，说十多年变化太大了。我说我想先去看看姥姥的房子。从小跟姥姥最亲，她去世时我又不在。但我看出母亲似乎不太愿去。
好在我自己也还认得方向。路并不远，慢悠悠遛着也就十五分钟。姥姥的房子在村子主干道的路边，一米来高的土坎上，屋前有一个足够停上三五辆轿车的场坝，那是我们小时候玩耍的地方。过去是就着路边的斜坡垫上土石找平夯实的，现在已经做了水泥硬化。
四姨正坐在场坝中间，往两根拇指一样粗的麻绳上别刚摘下的烟叶，准备挂起来晾干。远远看见我，她连忙起身，从堂屋前的屋檐下搬过一把椅子来，说：“来来来，我们就坐场坝里吧，今天天气好！”
我在老房里转了一圈。四姨说姥姥去世以后还是稍微整葺了一下，原来右厢房边上连着的老土屋拆掉了。我记得那间土屋，母亲说我当年就是在那里面出生的。从屋里出来坐下，四姨捧着一杯茶水递到我手里。抬头看看天，刚才淡淡的阴天此时微微有了些阳光，但不热，一点点小风吹着，这要在北京，也确实是适合找个露天的场所喝咖啡聊天的天气。
四姨问：“林娃儿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我说：“四姨您说哪里话，他这么大的小伙子，工作也不错，能给我添什么麻烦？我也顶多偶尔叫他一起吃个饭，多的也照顾不上。”
四姨又问：“有半个月他都没和我视频了。他那个女朋友怎么样？姓甚子来的？”
葛林说他平时啥都跟四姨汇报，女朋友的姓却没有？不过对这类事，我从来都不敢替别人太多传话，总担心哪天有了变化便敷衍不过去，于是仍旧只说姓苏，只说好。
椅子有点儿矮，四姨的坐姿蜷曲着，说话间，她两次伸直腰，用手捂了捂腹部。我问她：“您不舒服？”
“她哪里不舒服哦，”母亲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过来，不过真正吓我一跳的，是后面这句话，“她怀小娃儿哒！”
我问母亲怎么来了，母亲又慢悠悠地补了一句：“还不是怕你走错路，怕你被你的新姨爹拐走哒。”她随手拽过一把椅子靠着我坐下。
刚刚照在场坝里的几块太阳的光斑迅速挪了挪位置，忽然又隐去了。天上好像瞬间跑来一群爱看热闹的云，光线倏地暗下来。四姨脸色如常，嘴角动了动，又没挤出什么词来，便转身去堂屋里倒茶水。背影里飘过一句嗫嚅不清的话：“姐姐你莫当着外甥这么说！”
“那还有啥不能说的，当着林娃儿我也这么说。”母亲语气软下来，话却仍有些不依不饶。
四姨端着茶杯迈出堂屋，看了看我，忍住话头，侧身去边上搬了把独凳放到母亲面前，把茶杯放上去，坐下来接着别她的烟叶。
我此时早就陷入对“怀娃儿”和“新姨爹”的好奇里了，脸上自顾自地笑。母亲却似乎因为我没有与她的责难保持一致的表情而有些恼怒。彼此沉默了半晌，她才重启话头：“司萍，你跟你外甥说说吧。”尚司萍是四姨的名字。
“说就说，我外甥是北京来的，甚子世面没见过，难不成还不讲道理？”四姨的话像敲在铁板上一样当当作响，但头也没抬一下。
于是我才知道，两年多以前，地处深山、风景环境都很不错、又特别适于消夏的芦岭村搞项目开发，吸引了国内的几家大地产商来投资，准备在村东地势平缓的山凹里建一片休闲住宅区。我对那块地方还隐约有些印象，原来是一大片玉米地，间杂着一些石荒地，确实是山区里难得的平缓地带。
四姨给我看了她用手机翻拍的项目设计效果图，还真很有些看头，这四周的大山做底，农村田园乡居的风格，颇有世外桃源的味道。能想象，交通方便，高速和铁路都已经通到了镇上，到村里的三十里路也全是新铺的柏油路。而且相邻不远就有好几个风景区，已经给县里的旅游攒足了口碑，自然也成了这个项目最好的环境背书。
项目开工很快，施工队前前后后来了几百号人。芦岭村一下就热闹起来。
我想，难怪这一路走过来听到很多外乡口音。
于是有很多工程队就到村里找出租房，见给的价格还不错，四姨便也当了一次房东。我插嘴问二舅家怎么没出租，四姨说他小气，越富越小气，不过他也不在乎这些钱，“新房子嘛，也舍不得给外人住。”
母亲似乎对话说得太长半天说不到重点不太满意，叫我别打岔，指指四姨：“让她说完。”
然后四姨家就住进来三个人，一个姓邓的包工头带着两个年轻人，四姨叫他老邓。老邓是从重庆酉阳出来打工的，什么都干过，按他的说法，这几年开始当个小包工头，比年轻的时候踏实些，不再单靠卖力气了。他开始在浙江干了几年，后来想离家近些，便就着酉阳周边的地方干。两个年轻人一个干电工，一个干水暖，是他老家的远房晚辈亲戚，中专毕业来投靠他，他就一直带在身边。
按谈好的，四姨把老房西边那一半房子都让给了他们爷儿仨，锅灶也分开使，各管各的饭。姥姥去世以后，四姨一直是独居，偶或有人来借住，也是父亲母亲这样的亲戚们。这次一下来了三个陌生男人，可以想见当时的别扭。四姨说，二舅还曾劝她干脆把房子整租给他们，自己到他家去长住，可是家里还有三头猪仔，姥姥留下的老屋让一帮子不知底细的外乡人住着，她又着实不放心。
不过慢慢地四姨发现，她的租户人都不错，特别是老邓，照四姨的话，并不太像个包工头。老邓人很厚道，在租费上从来不拖不欠，和两个晚辈之间和和气气，倒是不太主动和四姨说话。两个年轻人从工地上回来有时还多少会有些牢骚，老邓却始终乐呵呵，从来没见发过脾气。四姨也悄悄问过年轻人，他们却说，邓叔在工地上板正得很，刚开工不久就赶走了一个干活吊儿郎当的瓦工。
时间再长些，四姨和老邓之间慢慢话也多起来。老邓每次只要发现四姨家里有活儿，农事家务，但凡能上手的，也不再见外，一准儿招呼俩年轻人一起帮忙，锄地松土、剁猪食、挖土豆、扒玉米、收烟叶的事，还都得心应手。再后来，四姨爽快劲儿一上来，干脆就一气儿管了早晚饭，省得他们上工回来还要另起炉灶。老邓推辞半晌，最后商量把自己三人的生活费折进去提了点儿租金，这才答应。
在芦岭村，农家的生活习惯基本就是两顿饭。一早起下地干活儿，日上三竿，便是早炊四起的时候。然后继续是一天的农活儿，到了傍晚收工后，就是堂屋里一家子家长里短的时候。两顿饭一包，四姨的生活章程也就得跟着改，早餐早起，晚上不变，中间时间太长，午饭免不了总要将就一点儿。更大的变化在于，在一起吃饭，聊天说话的机会就更多了，于是四姨知道老邓是离过婚的，他老婆跟着一起在外面打工时候认识的包工头跑了，当然那时候老邓还不是包工头。老邓人老实，跟女人说话一直不那么自如，很长时间以后才问起四姨家里为啥没个男人，四姨也就如实说了。结果老邓沉默半晌，说他知道四姨爹出事那次事故，那时候他在相邻的矿上，后来转去在建筑工地上谋生。那天在唏嘘之中，四姨竟然又掉了几滴多年没有的泪。
四姨性子虽然刚强，经过这些年，对男女感情也早就淡了，但老邓却不经意地让她僵硬多年的内心有了些松动。那天的眼泪，她后来一直觉得，有一半是为跟她促膝而谈的老邓流的。经此一次，两人慢慢竟有了默契，互相再见，眼里的柔情也多了起来。但这层窗户纸最终却是被年轻人帮着捅破的，他们那一阵要不借口在外边吃饭，要不说工地上有活儿没干完，总是有意把时间和空间留给他们，而且作为后辈的善意玩笑，让一对中年人的情感在笑骂中越扎越紧。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相近，使四姨和老邓之间的融合迅速而热烈。就在上个月，四姨与老邓领了结婚证。
母亲说：“你们也太有主意了！长姐如母啊，都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让我知道，这会儿娃儿都有了。”
四姨低声回她：“你以为我前一阵紧着让你回芦岭来是为啥，不就是想跟你说吗？这个事电话里一两句又说不清。”她一只手里捻着两片烟叶的根茎，另一只手将盘绕在一起的麻绳拧开一道缝，插进去，又再拉拉紧。然后抬头看着我，“就怕你妈不高兴，这几天老邓他们几个人都在工地上凑合着住，说一定等你妈点头了再回来。”
我捧着杯子对母亲笑：“看样子您这长姐反倒像个封建家长，新郎官都躲着您——就算四姨自己不说，连二舅三姨也都不跟您说？”
四姨说，是她不让二舅和三姨告诉母亲的。她把手放在嘴边，一挤眼，假装悄悄地说：“虽然人亲骨肉香，我可知道你妈比你姥姥还古板。”
母亲当然听见了。该跟二舅三姨发过的脾气她早发过了，自己是个古板的人，这点她自己也承认，倒是“人亲骨肉香”这几个字似乎让她很受用。
冷冷地坐了半晌，我帮着四姨捋了一会儿烟叶。母亲在一边静静地喝茶，不时看看手机上的时间。
我问四姨：“葛林知道不？”
“他上次回来见过老邓，还说老邓人蛮好。不过结婚从来没跟他提过。这种事，越亲的人就越觉得在电话里说不出口。”四姨当然不是在刻意奉承坐在旁边的母亲，但我听出了她此时心里最大的一丝担心。母亲把头偏向屋前的那片烟田里，右边嘴角不经意地向上翘了一下，带出一抹藏不住的满足。
巧的是，葛林的电话恰恰就是这时候打过来的。
“林娃儿……嗯，好着呢，我知道你那边忙，没事……你伦哥到家了，就在这儿呢。他替你捎给我的围巾收到了。北京生活花销多，就不要给我乱花钱了……我刚才还在问你和小苏怎么样了……钱也攒着点儿……啊，好，你跟他说。”
四姨把手机交给我的时候，捂着话筒，语气轻得像蚊子：“你帮我给他说一下？”看得出她眼里从未有过的紧张。
我轻轻一笑，拿着手机走到了旁边的烟棚下，烟棚上面挂满了已经扎好的一条条烟叶。
葛林说谢谢哥。我说：“别谢，我告诉你个事儿，你琢磨琢磨。”
“你是说我妈的事儿吧？和老邓结婚的事儿。我早知道了，二舅前一阵子跟我说了。老邓上次回去我见过，人不错。”葛林的开明没有让我觉得意外，反让我替母亲多了些难受。可能在二舅眼里，母亲也是个不太容易做通工作的人，所有的信息真的都是刻意避开了她。
葛林说：“其实我那天是想和小苏一起回去的，票都订好了，结果公司恰恰有事，临时变化。我也想回去看看我妈。”
他话锋一转：“哥你让我妈放心，我举双手支持。”
他问我觉得老邓人怎么样，我说还没见上面呢。他说这一两天就赶回来，让我把电话给他妈。
四姨接过电话时，我冲她笑了笑，她神情里的紧张瞬间就被荡平了。
没几分钟，四姨挂掉了电话，此时她已是藏不住的欢喜：“林娃儿说今天就去请假，他要回来！”
“他说，他听我的。”四姨这句话冲着我说，脸上却挂着一点儿顽皮，好像那些词语碰在我身上，拐一道弯又向着她的大姐、我的母亲大人怀里扑过去。
夜刚黑下来的时候，四姨一个人乐颠颠地跑到二舅家，说老邓回家了，明天想请大家一起到家里吃饭。
那时候我们正凑成一桌打麻将。自从上午知道我和葛林的态度都站在四姨那边，母亲脸面上维持着的尊严已经像一面正在融水的冰墙。面前的麻将更像替她挡话的挡板，她兀自摸牌打牌，一句话不说。
我用手理着牌，一边连忙举手：“我去，我要去认认四姨爹。”
二舅把头晃来晃去，好像颈椎有些不舒服的样子，借着这个劲儿，他挨个儿在我们脸上把神情抓准了，才拿胳膊肘捅捅靠他坐下的四姨：“你把大姐拉去了，我们都不是问题。”
母亲早先在镇里读到高中毕业，后来到城里工作时又自学了本科。姥爷过世早，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大都刚读完初中就辍学了，芦岭的老村长都说，母亲是村里他们这一辈里最有文化的人。她工作早，出来挣工资帮了家里很多的忙，在尚家人眼里，姥姥去世以后，母亲就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主心骨。经世多年，被苦难锻打出来的性格里自有她的执拗与坚持，当然，她也一直以了解家乡的世故人情自诩，在弟弟妹妹们面前，长姐的尊严肯定是要有的。
倒是我看得淡然，这种尊严只是一层窗户纸，哪有那么多讲究。我开着玩笑给她提醒：“对面的老母亲，给点儿面子吧，您这一手好牌，打出来大家高兴高兴。”
三姨连连点头附和，四姨眼巴巴地望着。
母亲摸了一张牌，拿在手里摩挲着，眼神盯在牌桌中央，但心思似乎并不在该打哪一张上。忽然，眼角就涌出一滴眼泪来。
四姨一下慌了：“大姐，你哭什么嘛！”
母亲扯一张纸巾，擦了擦眼角：“司萍啊，你晓得我最心疼你。妈过世的时候，在我跟前交代得最多的就是你，生怕你受欺负，我跟她说放心，我们都互相照应着呢。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有一半在外面，一半在村里，我照顾不着，也还有司玉和司安呢。”
三姨和二舅附和着：“是嘛是嘛。”
“要是早十年，我倒是想催着你嫁，不过那时候妈还在，你要照顾她，葛林也小。说实在的，我觉得现在有点儿晚了。我担心的是，你都四十八的人了，还得再经回生娃娃养娃娃的苦，那个邓什么为啥不替你考虑呢。”母亲的语气慢慢又硬起来。她一向如此，她把担心都放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却总看起来冷冰冰的。但她的态度恰到好处，她的担心和慈软都垫在了话里，让大家多少轻松了些。
“大姐，娃儿是我想要的。领了证的，我们又不怕别人嚼牙帮骨（即嚼舌头）。原来嘛四十七八生娃娃乡里人都还当笑话看，现在又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且我也跟你说了的嘛，他没有让我跟他回重庆，他也愿意上门，就留在这边。他是个老实人，你放心嘛。”四姨搂着母亲的肩膀宽慰她。上门，就是入赘。
缓了缓，牌局继续。母亲有些心不在焉了，随手扔出一张二筒去，像在生这个二筒的闷气，又像是在为自己刚才那滴眼泪懊恼：“司萍你回去跟老邓讲，明天我们几个都过去，也算先认认亲。不过这也不算，你们的事不能太简单，就这一两个礼拜，我出钱，请几个帮工来，在家里摆几桌，把该请的都请回来。虽然都是二婚，也要按新事喜事来办。”
四姨本来想再说些什么，我看见二舅又拿胳膊肘碰了碰她，她便没言语，只把头轻轻向母亲的肩膀靠过去。
四姨离开以后，气氛越发轻松，话便更离不开她的婚事了。三姨告诉母亲，老四早就已经开始给邓家人纳鞋子了。按老家风俗，女方出嫁，是要给男方家每个人纳一双千层底布鞋的。尽管现在鞋是早就不缺了，但习俗还在。后来我再去四姨家，看到她干的活儿主要就是纳鞋了。她坐在门檐下，身边背篓里的布鞋都冒出头来，经过的村民们打着招呼，也心知肚明，这消息就像喜鹊一样，一下子飞出好远。
老邓就是第二天去四姨家吃饭时见到的。他个儿不高，人很结实，面相老实，话不多。两个年轻后生很机灵，一个也姓邓，另一个姓李。照说像老邓这样一个小包工头，烟酒是离不了手的，他却都一点儿不沾，而且两个年轻人经他管着，也节制得很。我说他当包工头应酬应该不少啊，他就笑。他说他过去一般都是酒局完了管送人回家的，而且确实喝不了，一般的场合也没人强迫。实在拗不过去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个瓦工，酒量大得很，靠他。
母亲那天吃完饭回来说：“老邓，这人还行。”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