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研讨会现场

在当下中国文学版图上，云南作家是一支文学劲旅，一直以具有异质性的写作特征和独特的民族地域色彩给当下中国文学版图留下鲜明印记。4月3日，春城昆明作家的到访为京城春日带来了一阵清新、蓬勃的风潮。由中国作家网、昆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从西南崛起——昆明作家群北京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缪开和，昆明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陆毅敏出席研讨会并致辞。徐可、顾建平、张莉、西渡、陈涛、丛治辰、李蔚超、周伟驰、李朝德等学者、评论家，以及张庆国、陈鹏、半夏、包倬、祝立根、胡兴尚6位昆明作家与会研讨。此次研讨会形式新颖，每位评论家有针对性地点评两位昆明作家的创作，与此同时，作家们也予以回应并畅谈了创作感受。研讨会由中国作家网副总编辑王杨主持。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讲话

邱华栋用“远方的上方有一片灿烂的文学风景”来描述他对云南文学的总体印象，不仅因为云南拥有烂漫壮观的高原自然景观，也因为深深扎根于云南大地之上生发出来的独特的文学景观。他表示，云南的出版人、作家对所处这片土地的自我认识和建构使得他们的作品都极具辨识度。作为研讨对象的6位昆明作家也正是这一从西南崛起的云南作家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庆国的创作体量丰厚而庞大，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图谱中一位“贯穿式”的实力派作家；半夏的写作在当代散文和非虚构创作中独树一帜，她关注山川风物、鱼虫草鸟等一切大地上的生命；陈鹏的作品充满了实验性和形式感，像一把匕首，其内里充沛着生机和创造性的锐利感；包倬的创作体现出一种幽默感和对现实敏锐的捕捉能力，能对一闪而过的瞬间迅速进行美学的审视和文学性的升华；这次与会研讨的还有两位诗人胡兴尚和祝立根，因此从文体上来讲，6位昆明作家中有小说家、非虚构作家、诗人，构成了一种互相映照的镜像般的关系，同时他们以生机勃发的姿态朝着最高的文学理想迈进。

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缪开和致辞

缪开和在致辞中表示，这场聚焦昆明作家群的研讨会，跨越三千多公里的距离，从西南崛起，一路北上，对云南作家、昆明作家都有着重要意义，更代表了一种愿望和诉求。而此次研讨会所采用的具有针对性、一一对应的研讨方式，也有助于扩大作家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力。他希望昆明文学、云南文学能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昆明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陆毅敏致辞

陆毅敏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国家的发展进步催生了民族精神崛起的新高度，文学作为重要的精神载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作为省会，昆明非常重视本土文学发展，因此昆明市文联和昆明市作协提出了“崛起昆明作家群”的构想，目的是聚焦新时代云南和昆明人民的生动实践，与时代同频共振，展现伟大新时代云南和昆明的精神气象。

“不安分”的云南，刺痛庸常

会议发言（上：徐可、顾建平，下：张莉、丛治辰）

张庆国的创作始于80年代，“年轻时候总是雄心勃勃，希望写出伟大的作品。”张庆国说，那个时候，他热衷于先锋式的写作，不过近几年，他的文学观点发生了转变，作品选择更多地“落在实处”，他的创作也有了更强的现实性和“落地感”，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犀鸟启示录》今年获得了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这次，张庆国提供了《马厩之夜》《如鬼》《黑暗的火车》3个小说文本。徐可评价他融合了诗人、小说家和学者的气质，他的写作沉着、用心用情、技巧娴熟。其中，《马厩之夜》是一部指向历史深处和生命本身的文本，在叙述的方式上具有很强的个性与探索性。

“张庆国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家。”顾建平认识张庆国已经超过30年，可以说是张庆国的文学之路上的一位陪伴者和见证者。在他看来，张庆国是文人型、全能型的作家，富有幽默感和批判精神。最初读到张庆国的小说时，他作品中关于城市中非主流、半边缘人物的书写和行云流水般的流畅叙述一下子就抓住了顾建平的注意力。“张庆国的故事能够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记忆里。”张莉说，时隔多年，当她再次读到《黑暗的火车》，所有的情节又清晰地浮现出来，这得益于作家建构独一无二的故事的能力。她认为，张庆国的故事里有明亮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同时进行明暗缠绕的叙述，正如《马厩之夜》中，家族故事里影影绰绰地体现出内在的复杂历史性。

云南是一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它的地方性与民族性是不可分离的。彝族作家包倬的作品中就有强烈的地方性，但是这种地方性不是风光化的书写，而是民族性的书写。张莉认为，包倬致力于探寻少数民族精神意义上的意志性的东西，不回避他的地方性、民族身份，但作品同时有着现代性的内核，探索精神意义上的困扰，这是超越了民族的。在《双蛇记》中，父亲挣扎在精神痛苦中，当他回到家乡“阿泥卡”村才得到了治愈。“阿泥卡”出现在包倬的许多作品中，“可以说，阿泥卡是包倬的文学之乡”，张莉说。同样以阿泥卡作为故事发生地的《沉默》不仅有关于自然风光的描述，其中呈现的两个孩子的对话和想象，本身就是地方性的一部分，简单的几段对话，清澈地展现出人的心灵结构。丛治辰认为，包倬的小说以一种特别有趣又谨慎的方式，解释人的来源和精神，其中蕴含了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判断，他用小说的方式，巧妙地将这些思考呈现出来，这就是包倬小说中隐秘、微妙、精致的部分。

许多青年作家的写作可能面临一些困境，如迷失在炫目、玄妙的叙事和语言、技巧以及混乱情绪的表达之中，但作品却缺乏一个内核。李蔚超认为包倬克服了以上的问题，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叙事风格，找到了独特气质的小说表达，语言有力量，短促而准确，他选择的细节和情节既在情理之中，符合人物的逻辑，但又能超逸出读者的判断。

会议发言（从左至右：张庆国、包倬、陈鹏）

与包倬相比，陈鹏离开了“阿泥卡”，离开了西南，他的写作引入了一种世界气象。丛治辰读《麋鹿》时，没有想到故事竟然发生在巴黎——一个远离昆明的遥远地方，“这似乎告诉我们一个从昆明出发的作家可以走到世界去”。丛治辰对陈鹏最初的印象是他对于先锋、实验的热情和笃信。小说《麋鹿》一直到结尾都没有解释麋鹿象征着什么，可是在小说的描述当中，这头麋鹿是这么迷人，它以一种极其突兀的形象插入到小说平平无奇的日常场景中，这个形象并没有发挥叙述性的作用，可是却作为一个意象“横插”在那里，让我们疑心加缪之死和麋鹿有什么关系。

关于先锋性与实验性，顾建平与陈鹏一直持不同观点。在顾建平看来，小说在当下的疆土已经十分广博——它借助电影、心理学的意识流，借助新闻、纪实文学的形式，它从魔幻、荒诞等现代主义思潮中学到了“无聊”，从后现代主义悟到了平面化、无声、无意义……小说的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也许现在的重点是在现有的领域中不断深耕，探索‘新的形式’并不是一种必要”，顾建平说。陈鹏则认为影视作品对于重复的故事性的叙述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占领性优势，而小说家应当对故事写作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说的叙事要抛弃故事性，相反，他认为小说家可以不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叙事要有故事性，要有“勾引”读者读下去的动机。

谈到云南的地方性，丛治辰注意到云南作家的笔下充满实验性和不老实、不安分的特点，正如“先锋”的后现代主义内核意味着很多时候它从边地寻找突破，回应现实，在异质性的文化中寻找回应主流文化的通道，也是在不安分的写作中找到回应严肃正统文学的叙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放眼整个中国，恰恰是西南，包括新疆、西藏等地，可能最容易和先锋、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论述形成一种内里的振动。

云南的小说居然都具有这样一种后现代性，其实与云南本身给人的印象相似，丛治辰说，如果说小说的价值就在于从平庸生活当中刺痛一下你，让你不断在小说家故意遗漏的缝隙当中发现观察新的事物的话，云南也是如此，它在大家想象当中就是一个边地仙境，将人们从日常生活当中拯救出来。

靠近太阳的土地：诗意的、自然的

会议发言（上：西渡、周伟驰，下：陈涛、李蔚超）

半夏是从一只绿头苍蝇开始对虫子的观察和拍摄的，用手机拍下来后，她惊异于这样一只小生命的美丽。此后她走进旷野、荒原，观照虫子、观照自然、观照万物。这样的观察持续了五年半的时间，形成了《与虫在野》这本书。“这不是一本关于虫子的科普读物，这样的写作是一种博物学意义的。对它有兴趣，去感悟它，把它描述出来，这就是博物志最初的写作。”半夏说。徐可在多年前就读到过半夏的散文集《与虫在野》，认为她的作品着眼于山野之间的小虫、小花和它们所带来的真挚和美好，秉着对动物、植物的关爱之情深入阐述了生物周期的节律，让我们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温情。《与虫在野》对女性写作也有着重要意义，张莉表示，女性写作主题常常围绕着爱情、婚姻、家庭，而半夏在田野中寻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书写的领域。

文学是包容的，它是面向全场域的。在书店中，虽然文学图书只是摆放在其中一个角落，但是这个角落可以涵盖所有的图书领域——金融、科学、经济、自然生态。陈涛说，所谓自然写作并不仅仅指向叙述或者写作技巧，更多的是把人放到自然当中，在文学中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人跟自然万物是平等的。半夏的《与虫在野》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字里行间洋溢着自然的情怀。

自然的，野性的，边地的。正如骆一禾在一首诗中所描述的，云南是一个靠近太阳的地方，西渡被这片靠近太阳的土地深深吸引，“云南是适合写诗的一片土地”。 西渡说，祝立根、胡兴尚两位诗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他们都受惠于云南这片土地，有一种共同的地方性，还有一种朴素的直觉的自然哲学，这种自然哲学不仅体现在他们如何处理自然题材上，当他们在创作中处理自我，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处理生命经验时，都体现了这样一种自然哲学。当然，两位诗人的风格也非常不同：胡兴尚的诗比较克制、内敛、集中，祝立根的诗则写得更铺染，甚至有点放肆。

会议发言（从左至右：半夏、祝立根、胡兴尚）

周伟驰认为胡兴尚的诗总体倾向于哲理，是由思考而成诗，有一种传统深厚的感觉，与完全世俗化的生活截然不同。而祝立根的诗歌创作倾向于行为和叙述，对于普遍的日常，表现出地方经验的独特性，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对于祝立根来说，诗歌是来自于古老而幸福的天堂召唤。在他看来，向深处不停地挖掘，从大地探向天空，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样的一条诗歌创作路径，有孤寂的一面，也有坚韧的一面；同时需要树立一种近乎偏执的信仰。他希望自己能在诗歌中开垦一块小小的自留地，点亮一盏灯，安顿那些漂泊的灵魂和人世悲欢。

胡兴尚是此次研讨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出生在云南乡间，做文学期刊编辑之前在泰国当过汉语教师，在国内中学做过高中语文老师，在基层政府工作过，也驻过村。可以说，诗歌陪伴他辗转于乡野、异域、远郊、都市，每一段足迹和体验的背后是血脉的充盈、性情的熔铸，而不同时期的诗中，也有水土的不适、人际的惶惑、生活的惘然、莫名的不安。他表示，无论是经验写作还是直觉或形而上的写作，诗歌的生成都借着某种当下和在场的力量，与特定时空相呼相应。

与会人员合影

云南南部和西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认为，在人的身上，手有手魂，脚有脚魂，耳朵有耳朵的魂魄，心脏有心脏的魂魄。手触摸到哪儿，手上的魂魄就会被唤醒，或欢悦或刺痛；心感受到什么，心也就欢悦或刺痛，现实生活的狂风总是不停地将我们的灵魂从身体里剥离、吹远、吹散，手魂没了，眼魂没有了，心魂也如风中的油灯那样摇曳不定，明明灭灭。而正是文学，会在现实大地上，以其永恒的温暖之力构建起一片靠近太阳和灵魂的一隅。

摄影：王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