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乍暖还寒的三月，戏剧的春天已经悄然到来。被业内誉为“金牌制作人”的李东，已经早早开始了2023年多个项目的首演及巡演规划。

和影视圈活跃的众多明星制片人不同，在戏剧圈，制作人往往更习惯将自己隐身于导演、编剧等主创的背后。但即便如此，李东的能量仍通过一部部作品传递给了观众。

话剧《生死场》《赵氏孤儿》《红玫瑰与白玫瑰》《四世同堂》《青蛇》《罗密欧与朱丽叶》《北京法源寺》《一句顶一万句》《德龄与慈禧》《上甘岭》、音乐剧《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夜半歌声》、舞台剧《战马》中文版、京剧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昆曲《1699·桃花扇》、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粤剧《广府华彩》……历数李东担任制作人的作品，你会发现，尽管题材海纳百川、融汇中西，但“主流”始终是他坚定的选择。

“从我第一天当制作人起，就特别喜欢做主流戏剧。”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制作人，李东认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是衡量主流戏剧的三个硬指标。也正是因为坚守这样的标准，让他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戏剧运作的领军人物。

1.试水戏剧制作人

说起制作人这个职业，需要把时钟拨回到1994年。当时，在中国戏剧市场相当低迷的情况下，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前身）选择和独立制作人谭路璐合作，邀约江珊、史可两位当红明星打造了话剧《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创下三四十万元的票房奇迹，甚至还卖出了站票，这也开创了中国当代戏剧制作人模式的先河。

“很多人都以为制作人是从民营公司开始的，其实恰恰是从我们国有院团开始的，因为那个时期大家都在寻求创作机制的改革，引入国外的制作人制度就成了剧院破解市场困局的一种尝试。”而彼时的李东，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先是一头扎进了广告行业，后来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部，恰好赶上了制作人制度的试水。“说实话，当时没有人真正系统性地研究过制作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制作人，制作人究竟能给剧目带来什么，只能是边干边理解。”

1999年的一天，李东接到中央实验话剧院赵有亮院长的电话，让他去剧院见一位导演，谈谈新戏的合作。见面之后，李东乐了，原来这位即将调入剧院的导演，正是他去北京戏校拍毕业作业时认识的田沁鑫。当时，他对这个女孩最深刻的印象是“有毅力”：“老田特别喜欢电影，那会我的班主任是戴锦华，她为了听戴老师的课，从南三环骑自行车到北三环的电影学院，笔记记得比我们还认真。”

就这样，两位老朋友再续前缘，开始排演话剧《生死场》。这部改编自萧红同名小说的作品集结了倪大红、韩童生、张英、任程伟、李琳、马书良、谢琳等一批出色的演员，在首演后更是引发了戏剧界、文学界以及普通观众四面八方的热议。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奖、中国艺术节大奖、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剧本奖、文华大奖……几乎所有的舞台艺术类奖项都被《生死场》纳入囊中。有专家评价，这部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为中国当代戏剧舞台画上了一个完美结点”。而李东曾站在制作人的角度这样定位《生死场》：“这部戏赢得了许多奖项以后，也为我们后来的创作争取了更大的空间和通行证。在这部戏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在排戏这件事上，去为获奖努力过。”

从此，戏剧界无人不知田沁鑫。而李东也和田沁鑫就此“绑定”，真正走上了戏剧制作人的职业生涯，并先后获得第七届全国话剧文化奖·话剧金狮奖“经营管理奖”、第九届中国话剧金狮奖“杰出制作人奖”、上海戏剧谷——壹戏剧大赏年度最佳制作人奖。他的代表作舞台剧《战马》中文版还获得英国“国际戏剧艺术奖”，李东也是这个奖项的首个亚洲获奖者。

“既然选定了这条路，就踏踏实实干。”在李东看来，“金牌制作人”的标签背后，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成功的秘诀，而是一部戏接着一部戏的坚持，是一次又一次的练兵，甚至是对失败的不断总结，“说到底都是时间的馈赠”。

话剧《生死场》剧照 摄影 李晏

2.偏爱改编经典

经过30年的发展，戏剧市场不断开放，制作人制度几乎已经成为各大院团和演出公司的“标配”。“制作人其实就是一个项目的总负责人，从制作到推广到运营，都由这个人来负责，而制作人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对作品的判断和选择能力。”李东认为，“制作人本身是一个高度复合型岗位，但其中最重要是选题。选题指的不仅仅是剧本，还需要你掌握创作和市场的平衡点。同时，制作人还需要有高度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沟通能力。”

从《生死场》开始，无论是和田沁鑫导演合作《红玫瑰与白玫瑰》《四世同堂》《青蛇》《北京法源寺》，还是和査明哲导演合作《青春禁忌游戏》《青春万岁》，抑或与牟森导演合作《一句顶一万句》《红高粱家族》《夜半歌声》，乃至与英国国家剧院联合制作的舞台剧《战马》中文版，李东担任制作人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文学或影视经典改编。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文学对我做制作人来讲是影响比较大的。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已经是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洗礼后沉淀下来的，本身就有了一定的高度。而对戏剧人来说，实际是在文学的基础上去提炼。”李东毫不讳言自己对改编经典的偏爱，但他也深知，改编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做不好，就变成狗尾续貂，肯定会被观众骂。在他看来，无论怎么把经典打散、拼接、改造，一定要抓住原著的精神内核，这是决定改编成败与否的关键。

如果说导演的职责是把握作品的艺术品质，那么，如何让主流戏剧与市场相协调，则是李东作为制作人一直在思考的。2010年，李东以一部《四世同堂》，首开话剧大陆制作、台湾首演之先河。该剧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由田沁鑫导演，雷恪生、黄磊、朱媛媛、辛柏青、秦海璐、陶虹、殷桃等主演，并以如此星光熠熠的强大阵容连续在9大城市巡演2个月，缔造了又一个舞台神话。

其实，三卷本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作为老舍“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人物繁多，问世以来一直被话剧界敬而远之。虽然改编难度显而易见，但这也激起了李东的挑战欲：“这个改编的门槛一旦越过去以后，你就把别人挡在外面了。”除了身为北京人对老舍文字的特殊情感，他也坦言，制作《四世同堂》还有更重要的考量，就是希望能通过做一部戏来向《茶馆》致敬，同时也是想在这个过程中探索京味儿戏在创作上更多的可能性。

筹备三年、斥资千万元打造的话剧《四世同堂》，以新现实主义风格的“新京味”和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征服了海峡两岸、大江南北的无数观众，巡演所到之处无不引起热烈反响。更让李东骄傲的是，迄今为止，《四世同堂》仍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场次最多的原创剧目。“如果说当初这部戏靠明星云集吸引了观众，那么现在更证明了经典的力量，这部戏演了将近400场，演员换了好几拨，票房仍然特别好。”

“国有院团掌握着最好的资源，为什么一度排出来的作品没人看？这是必须破解的命题。我做《四世同堂》完全是一次有意识地实践，主流戏剧的指标它全达到了。”通过这部戏，李东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对主流戏剧的判断：“主流和市场肯定是不矛盾的。”

　话剧《四世同堂》剧照摄影 李晏

3.做戏的使命感和乐趣

作为制作人，李东谈起话来始终是思路清晰、语速飞快，曾有人评价他“满脑子装的是表格和数据”。但这样一个严谨理性的人，有时也会在选择项目时被“莫名其妙的机缘”击中，突然就有了某种使命感，“我做昆曲《1699·桃花扇》就是这样。”

2005年，刚刚完成体制改革的江苏演艺集团，邀请李东去谈合作。“那时候恰好看完白先勇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北京的演出，挺震撼的，还现场买了白先勇的书。”在去南京的飞机上，李东一口气看完了那本书，感到心里的某种东西被点燃了。“昆曲的薪火相传，其实就源于一个个善念。在古代，可能是某个员外养了个班子，留下了火种；而现在，白先勇就是把那点星火围拢起来的人。”

当时，江苏演艺集团想过做话剧、歌剧、舞剧，唯独没想过做昆曲，因为改革就要走市场，没人敢往戏曲领域想。李东却判断，这项目能成。“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传统文化的复兴必然到来。我和老田一商量，想到了《桃花扇》，正好是发生在南京的故事。”

2005年5月18日，就在昆曲列入世界非遗项目五周年那天，《1699·桃花扇》在江苏省昆剧院召开了发布会。李东还请来余光中先生担任该剧的文学顾问，“他是南京人，抗战时期在大学读过《桃花扇》，感触很深。”

后来，《1699·桃花扇》在北京保利剧院的首演非常成功，被誉为“华丽转身”的“流动博物馆”，极尽昆曲之美。但让李东念念不忘的，还是当时在江苏昆剧院排练的那段日子。“昆剧院在原江宁府学旧址，老田排戏的时候，面前摆着茶，头上就是曾国藩题字的匾额，外面下着雪，朝天宫的蜡梅都开了，一群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情投意合。这个画面大概就是我们排戏最幸福的时刻。”

“现在来看，《1699·桃花扇》的创排就是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旦我们找到了转化方法，传统文化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李东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投入到京剧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京剧《关圣》、粤剧《广府华彩》、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等项目中，让古老的艺术再一次感动当代观众。

在李东的职业生涯中，很多好戏都是在这样的“使命感”驱使下诞生的——

为了学习英国戏剧先进的创作方式、制作方式和运营方式，他去英国国家剧院“上了三年学”，终于在2015年把当代世界舞台最有影响力的舞台剧之一《战马》引进中国市场，为行业树立了新的标杆；

因为想尝试把红色经典题材进行具有当代审美的转化，他为话剧《上甘岭》搭建了国内戏剧的最强阵容，并请来电影《八佰》《我和我的祖国》的特效团队，试验性地将爆破技术搬上了话剧舞台，营造出如同亲临战场般的震撼效果；

有时候这种“使命感”更加纯粹简单，比如制作《德龄与慈禧》，他的初心就是帮卢燕老师圆一个再度饰演慈禧的心愿。92岁的卢燕，当红的郑云龙，实力派的濮存昕、江珊和黄慧慈，金牌编剧何冀平，品质担当的香港话剧团和天津人艺……这样的黄金班底，使得《德龄与慈禧》成为近年话剧市场的封神之作。

“做戏其实是很不省心的，每个戏都会遇到方方面面的困难，过程会很煎熬。但做戏又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很有挑战，也很有意思。”尽管走上制作人这条职业道路最初是剧院的安排，但李东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也找到了其中的乐趣。“每部戏都让我有机会走进一个全新的领域，通过一部新戏好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我的人生更丰富了。”为了做话剧《明——明朝那些事儿》，他在那段时间就专心研究明史；做《1699·桃花扇》的时候，他亲自跑到木渎古镇走访苏绣老艺人，确保剧中200套价值百万元的戏装全部采用手绣；接下来做谍战题材，他又开始研究摩斯密码和那个年代的特工生活……正是这样一次次带着好奇的探索，为他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不断充电。

　话剧《红高粱家族》剧照摄影 孟椿

4.戏剧不再高不可攀

李东制作的作品不仅部部都是大IP、名导演，和他合作的明星也可以列出一长串。辛柏青、袁泉、陶虹、徐峥、秦海璐、张丰毅、雷恪生、黄磊、奚美娟、黄宏……李东选择演员的原则只有两条：一是会演戏；二是符合角色设定。

在他看来，明星话剧应该是一个正向的概念，也是主流戏剧的标配。“大制作需要用明星来吸引观众，但明星也是柄双刃剑。”根据他的经验，戏剧演员可以演影视剧，但纯影视演员如果没有经过戏剧训练，是绝对上不了舞台的。“比如我们选择郑云龙，虽然他是因为综艺火了，但他本身是很好的音乐剧演员，在舞台上是游刃有余的。”

聊到和明星的合作，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20年前和辛柏青、袁泉、朱媛媛、陶虹一起排《狂飙》的日子。“那会儿大家排戏真能拿出时间来，两个月里天天在一起，一点点把戏磨出来，那种创作过程是特别奢侈也特别享受的。当时大家还坐着火车卧铺去南方巡演，一路上有笑有闹，特别好玩儿。”近十年，李东能明显感觉到一种浮躁之气，拍影视、录综艺，再加上带货，弄得每个人时间都特别紧张。“但我觉得现在又有一种回潮，可能这就是物极必反吧。”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创作主体和戏剧形态的改变上。“现在从事戏剧的机构特别丰富，既有传统国有院团，也有民营公司，还有独立艺术家。一些剧院也从单纯的演出场地开始往艺术中心方向发展，介入到剧目的孵化和创作中去。”李东注意到，当下的华语戏剧还有一个重要趋势，“它以各种形态出现，不仅是在剧场里，也以‘新空间’的形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甚至以戏剧节的形式和休闲旅游结合在一起。这给年轻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戏剧不再高不可攀。”

由于推出了包括《上甘岭》在内的众多红色经典话剧，李东对运营红色经典IP有着自己的理解。“一部好戏的标准，首先要看‘三性’——艺术性、思想性和观赏性，再就是‘三精’——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在他看来，当把这些标准放到一部原创红色经典戏剧时，得解决好三方面问题：首先是选取题材；然后是如何从一个题材切入，找到一个适合舞台剧去表达的话题；最后也是最主要一点是完成当代审美的转化。“面对红色经典这座艺术富矿，你要让今天的观众爱看，就必须有当代审美的转化。”李东认为，越是在业态多元发展的时代，越是要坚守戏剧的艺术性。“娱乐化的作品是商业戏剧的一支，这没毛病；但反过来，戏剧对思想的启示、对心灵的抚慰，不能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应该是分层的、丰富的。”

过去一年，李东经常在前门地区溜达，钻胡同、访会馆，琢磨着能不能为“演艺之都”的建设贡献点制作人的智慧。“北京的艺术资源是极其丰富的，现在可能需要做出一个切口不大、影响力独特的项目，给行业带来一种示范效应。”他透露，自己正在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合作，将在剧场里的一处新空间打造一部给孩子们的沉浸式演出，“这将是中轴线延长线上，一个新空间新业态的新创作，会非常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