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住在楼上的过正刚，深夜又“咚咚咚”地滚下来砸我门。我们住在一幢“7”字形的集体宿舍楼里，楼梯设在“7”字那个角上，他住六楼西头，我住二楼南头，他半夜里发神经，就“咚咚咚”地滚下来，把门砸得山响。“哐！哐！”整栋楼都要被他砸塌了。我说过他多少回了：“你个鸟人拆屋哪！现在都几点了，你有没有道德呢？”他却比我还狠，大着个嗓门吼：“你个鸟人，当我拳头不痛吗？轻点敲你肯开吗？”

我和老钱住一屋。老钱五十岁左右，矮我一个头，一米六五的样子，他除了睡觉，其他时候都穿得人模狗样。尖头黑皮鞋油光锃亮，大背头也油光锃亮。一头一尾永远油光锃亮。但凡见得到水的地方，他都要先打湿双手，轻轻甩一下，然后用湿漉漉的手掌心，将头发使劲往后捋，捋了一遍又捋一遍，直到根根头发都顺溜了为止。瞧他那头挺括的乌发，我怀疑染过，在他这个年纪，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你说可能吗？更可笑的是有次单位搞活动，去浙西爬座什么山，半天找不到厕所，汗是出了不少，但抹在手上还是不够多，他居然就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液，搓了搓双手，一下下捋他那略显凌乱的头发。这个有口臭的中年男人，顶着一头五味杂陈的头发，又信心满满地挤到女同事堆里，和那个端庄的下属有说有笑的。他是背着大家这么干的。但还是被我发现了，我想到猫洗脸，也是用舌头先舔湿了爪子，再用爪子捋毛发的，就偷笑。老钱是城里人，从周日至周四他都睡集体宿舍，不像其他城里职工天天回家，而是周五下班回城里，周日下午就回来了。他那张单人床上搭着四四方方的老式蚊帐，那种浆过的蚊帐，厚实挺括，帐顶上还铺了一层从办公室拿来的报纸。无论他在不在床上，蚊帐永远严丝合缝地罩着，床里侧挂满了行头，一尘不染。他从不洗行头，今天穿这套，明天穿那套，每日一新。他每天早睡，如果没人来找他的话。我睡得比较晚，但也晚不过过正刚。过正刚连砸三下，停了停，又砸第二遍，老钱就突然在黑暗中大吼：“寻死呀！”

我不敢再装睡了，赶紧滚出去，拦截他的铁拳头。

“‘塑料’也会发火呀？”这鸟人嗓门也不晓得低一点的。

“你轻点。”我小声到只有自己听见。

我们朝楼梯口走，过正刚皱眉道：“‘塑料’住什么宿舍！”

我说：“你不是也住宿舍。”

他说：“他有家。”

“你没家吗？”我说，“他家比你家远呢。”

我知道他是指老钱有老婆孩子，有自己的家，而他光棍一条。他扭头瞪我，楼梯的灯光昏暗，我没去看他的脸。他摇头：“你跟‘塑料’待一屋，早晚废了。”我提醒他：“别老是‘塑料、塑料’的，让人听到了多不好。”他就偏吼：“‘塑料’！从头假到脚的‘塑料’！”我用胳膊肘捅他的腰，结果捅在他髋骨上，又硬，又痛。老钱是厂全质办副主任，主持工作，就是务虚，但当时大行“管理出效益”。我讨厌他成天笑眯眯的，话里话外暗示我，他能提携我，就看我怎么做了。呵呵，多大的官呀！不就是个正科嘛。焦化厂那个相貌端庄的女职工，叫什么我就不提了，年纪也就四十岁，傍晚来过两三次，我转身就走。我倒不是知趣地避让，而是从心底瞧不起他们。果然，还没到年底呢，她就成了他的兵，调来全质办上班了。

我们下到二楼时，过正刚没有邀我去他宿舍，而是拉了我一下，去吃夜宵。他刚换下班来，饿得肚子造反了。他是炉前工，负责往加热炉里喂钢坯，环境温度在70℃以上，是份烧脂的活儿，也难怪他瘦成排骨，油脂都被熊熊炉火熬干了；他又是高个子，一米八九，我矮他不止一个头，就显得他越发精瘦。他的丝瓜脸上有对句号般的小眼睛，又圆又小，中间还经常是白的。厂里很多人不喜欢他，就是从不喜欢他的“句号”开始的。我开始也觉得丑，看多了倒是越看越顺眼，因为“句号”能看到我所看不到的东西。我们走出厂区，来到半山路时，冬风凛冽，我才刚从热被窝里钻出来，浑身抖索，赶紧缩进头。他却突然激动了，兴奋地对我说：“我找到你写作的症结了。”

“什么？”我问。

他撩起右手，箍住我的头颈，我简直透不出气来，咳了两声，他才松开，但细长的手臂依旧圈着我的头颈。他说：“你个鸟人脱光了写，连底裤都扒了，肯定能写出好东西来。”

“去！”我当他开玩笑。

他是认真的。他说我写东西躲躲闪闪，掩掩藏藏，没有骨头和刺，不痛不痒的。“你要写出血性来，你个鸟人顾忌什么呢？你写你的，管别人什么事！”他说我哪天敢脱光了，像林大师那样赤条条地去写作，心无旁骛，东西肯定到门。我笑笑。我没有提“社会人”这个概念，我说不过他。

2

“小施，你听。”老钱埋没在密不透风的老式蚊帐里问我，“什么声音？”

我没有搭蚊帐。就连新式蚊帐都没有。我就躺在赤膊床上，脑袋缩进被头里，听到老钱问，才把头探到被外，侧耳细听。窗外，冬风缠绕“7”字形楼前一排冬青树和法国梧桐树的哭喊声，犹如上头年坟的小寡妇。我就是没长耳朵，满头短发也能感觉到风力的强劲，头皮像罩上冰蚕丝的网帽一般，感觉脑袋在一点点缩小，最后缩成风干的阴冷的冬枣。可他自己倒好，整个人缩在密不透风的老式蚊帐里，非得白天夜里都开着窗不可，说房间小，气味重。什么气味？他的口臭吗？做人做到一点气味都没有，那还能叫人吗？

我也是无语，但我还是问了：“风大，要关窗吗？”

“你说什么呢？”他不悦道，“我问屋子里的声音。”

“没。”我脱口而出，又把头悄悄地缩回被头里。

大约过了半小时，老钱又问：“这回总听到了吧？”

窸窸窣窣的，我听到了。但他一开口，窸窣的声音就中断了。跟刚才一样，我们睡了，声音出来了；我们一说话，声音就消失了。我说是老鼠。老钱大惊：“老鼠？”他活这么久，还没有和老鼠零距离接触过。“奇了怪了，宿舍怎么会有老鼠呢？”他问。我也奇了怪了，宿舍里就不能有老鼠了吗？我在农村长大，老家都是与鼠共存的。即便家里养猫，老鼠也照样无法无天。有次它们黑灯瞎火地在屋梁上流窜，一只大老鼠不知怎么的就坠落到我棉被上，从我脸上爬过，跳上床头，还若有所思地回头，看我抹了一把脸，才迅速逃走。我翻了个身继续睡。我知道自己又不是猫，徒手是捉不住老鼠的。老钱说听声音像是从他床底下发出来的，而我听着却像在我床底下。

就因为我说有老鼠，老钱啪地打开屋内唯一一盏电灯。灯就悬挂在天花板中央，光线昏暗。他摘掉帐门上的铁夹子，撩开半边，下床就揭我的被头，让我一起找。他说：“老鼠什么都咬，要真是老鼠那麻烦就大了。”我知道他的麻烦塞满了床底，光是鞋盒就有四五个，还有换季衣服的纸箱，分门别类，总共有十七八个吧，搞得他像个离异的男人。而我床底下只有三个装书的纸箱和两个装底稿的纸箱，一个是小说稿，一个是诗歌稿。我没有多余的衣物，都是一件衣服或一双鞋子穿到破得不能再穿了，才买新的换上。

老钱是人老皮厚，只穿了月白背心和裤衩，就跪在地上忙碌开了。我是出了被窝就跟落汤鸡似的浑身抖个不停，连忙套上单薄的棉毛裤和仿真皮夹克，但它们是冰冷的，瞬间吸走我身上不多的热量。皮夹克上的黄皮已经一小块一小块地碎裂，一小块一小块地掉落，越来越像患了严重白癫疯。我没有在里面穿上毛衣和厂里发的棉背心是个错误，皮夹克与身体之间空隙太大，冬风却是无孔不入，但我决定咬牙忍一忍。我和老钱高撅屁股，趴在两张床之间狭窄的过道上，屁股对屁股地忙着把床底下的纸盒纸箱扒出来。就在我冻得瑟瑟发抖时，我的屁股碰到热乎乎的东西。当我意识到那是老钱的屁股，赶紧移开。两个男人的屁股碰在一起，怎么说都让我感到恶心。我退到靠近窗口的床头边，离他尽可能地远，匆匆扒出五只纸箱，打开，瞄上一眼，匆匆塞回去。我准备上床，发现双手都是灰，床底下哪来这么多灰呀！我跑去公共卫生间，又跑回来，进门就连打三个喷嚏。我只脱了皮夹克，连棉毛裤都不敢脱，就钻进还有点热的被窝，舒服呀！

老钱磨蹭了个把小时，他东西多，一只只纸箱扒出来，打开，仔细检查，嘴里还“去！去！”地赶老鼠。他是希望每只纸箱里都跳出老鼠来吗？直到全部检查完了，他才一一按照老位置把纸箱推进床底下排好，这样不会乱了次序，以后取起来方便。我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听他问我是不是搞错了，宿舍哪来老鼠？我不知有没有“嗯”一声，我没有听到他熄灯的声音。

第二天我头有点发沉，喉咙隐隐作痛，上班就拼命地灌开水，跑厕所。煎熬了两天，总算没有感冒。而老钱没有这样的运气，他没有早起，赖在床上呻吟，齆着鼻头让我给他请假，全质办既直属于厂部，也由质量管理处托管，实质上我们是同单位的。他等职工医院开门了，先去配药，再去上班。也不知是我睡性太重，还是老钱病了，眼也睁不开，鼻涕塞住鼻孔，喉咙疼痛，声音沙哑，都说五官是相通的，耳朵估计也不灵了，他挂了三天盐水，休息了三天才上班。之后又有几天，我们都没有听到怪声。噢，也有可能是老钱咳嗽了，夜里时不时地咳上一阵，才没有的吧。

半个月后，这天早上，老钱发疯了。他从刚穿的西装口袋里，摸出几粒半颗黑米大的小颗粒，他问我是什么？我一看，这不就是老鼠屎嘛。“还真有老鼠？”他掀起西装右边下摆，闻了闻，又举给我闻。哇！一股又酸又腥的臭味儿扑鼻而来。老鼠在他西装袋里做窝了，和他共享一床，又拉屎又拉尿的，他是死人吗？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还真是“塑料”。

这下还了得呀！老钱扒了身上的西装，冲到窗前，先把窗关实了，又跑回来关实了门，要我一起抓老鼠。老钱第一时间彻查他挂在床里侧的衣服，掏过每只口袋，像警犬般地嗅一遍，发现有三套西服被糟蹋过了。继而又发现垫被边上的蚊帐被咬了个拳头大的洞。他第一次把蚊帐全部撩起来，把棉被、垫被统统取下来抖过，嘴上用方言不停地骂短命的老鼠。他又把床底下的箱子全部扒出来。他指导我也这么做。当我检查存放诗歌稿的纸箱时，从箱里窜出一只老鼠，贴着我的脸窜出去，吓得我一个激灵。我尖叫，老钱也尖叫，他取来扫帚，砰砰嘭嘭地追打。老鼠惊慌不已，跑过我的床，又钻进他的床底，又钻跳到床上……经过无数次死里逃生，老鼠有经验了，它习惯在床底歇个力，当你逼近时，它又逃到另一个隐蔽的角落。总之，不多会儿，老鼠就学会了游击战，而且对付我们俩，显得游刃有余。老钱气喘吁吁地宣告，原本他要弄死它的，现在赶出去就算数。他开门我开窗，他举扫帚，我握畚箕，紧跟在老鼠身后，乒乒乓乓地搞出很大的动静来，直到它跳窗离去。

我们累瘫在各自的床上，大冬天的，挥汗如雨，气喘吁吁。

之后，窗就一直关上了，哪怕开，也是即开即关的。

老钱有没有洁癖我不清楚，但他把所有挂床上的西服都送去干妈洗衣店了，床单和被头，也在周五带回家清洗了。总之，一只老鼠让他出了不少血。而我则坐享其成，夜里睡觉头露在外面，也不会有凛冽的寒风如死神之吻，直接亲吻我的脑袋。只是老鼠把我所有诗歌底稿都咬得粉碎，着实令我痛苦了两个月，多年心血化为乌有。

3

过正刚大我五岁，家在城西，他高中毕业就被招进了钢厂。那会儿钢厂是这座省会城市里收入最高、福利最好的企业，而且还是国营的，特牛。对他而言，还有几分神秘。触动他一门心思要进钢厂的两件事：一是他刚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令他激情澎湃；二是有天傍晚他放学回家，走进鼓满弄堂风的小巷，煎带鱼特有的油香令他透不过气来，猛咽口水，肚子咕咕直叫。他知道钢厂又发带鱼了，而且都是一筐筐发的。小巷里有几户人家是钢厂职工，只要发了东西，就整条巷子弥漫着所发东西的香味。那会儿很少人家有冰箱，钢厂发东西又财大气粗，都是一筐筐、一麻袋一麻袋发的，来不及吃，就送东家送西家送亲戚。

我中专毕业，包分配去宝钢，写信征求父母意见。父母不允遂与同学互换，他去宝钢，我回杭州，进了钢厂。钢厂在郊区，人称杭城的“西伯利亚”，即便如此，骑自行车回家也就两小时路程。多年后，单位疗养去严子陵钓台游玩，有个不知真假的老道称我离家越远越发达，想到家里诸事，我确实后悔当初。我进钢厂时，过正刚已是有五年工龄的老师傅。他是炉前工，我是厂部管理人员，同住“7”字形楼，但无交集。半年后有天傍晚，一个陌生的高个子突然闯入我的宿舍，问我是施林珲吗？我答是。他哈哈大笑，笑声响亮，但只“哈哈”两声就完事，突兀，让人不舒服，感觉带有嘲笑的成分。他说我这个名字取得真妙极了，他就因为这个盯上我的，以后我发表作品，就用这个笔名，编辑一眼就能记住。我恼了，但他还笑嘻嘻的，在我面前摇晃着瘦高个，说看过我发在企业报上的几首诗——那都不叫诗，不过有写诗的潜质。

他特意跑来是来羞辱我的吗？我沉下脸来问他是谁。

他说他叫过正刚。他说他们有个正儿八经的诗社，叫“十三路诗社”。我差点笑喷了饭，只是当时还没吃晚饭，正饿着呢。他说明天是诗社聚会日，让我挑两首诗作，他带我去。他说召集者是位著名诗人，早年在新疆兵团插过队，就有诗名了，后调来钢厂，现在省城某杂志社当编辑。见我一脸蒙，他吃惊地问：“你不知道？”我才来半年，知道个啥呀。我顶替刚退休的蒋师傅，那是个固执的老太，一份质量统计表格都要连做三遍，头两遍用铅笔，第三遍才用水笔誊清后复印、下发。她做事都自己一手落的，碰都不让我碰一下。我每天上班，就呆鼓鼓地坐在她对面发傻，领导还不让我看文学书，等到她退休那一天，领导问我有问题吗？我说没问题。她瞪大了双眼，眼里都是问号。其实，这半年来，等到她下班回家，我就溜去办公室，把她做的表格拿出来反复核算。

过正刚吩咐我不用多，就两首。

他出门时又响亮地“哈哈”了两声说：“‘死灵魂’，有点意思！”

我在江苏冶金经济管理学校读书那两年，就曾任校刊《冶校青年》主编，写了不少自以为是的诗歌和散文。我从床底下扒出一只纸箱，把这些年的诗歌底稿翻了又翻，竟没有一首是满意的。千挑万选，最后在稿纸上誊了两首，一首是《难得今夜风静》，另一首忘了。第二天下午四点多，匆匆扒了口饭，我就怀里揣着诗稿，顶着寒风，跟着陌生而讨厌的过正刚乘十三路公交车进城。到了环城北路，又转乘环线，来到城西南角，在吴山脚下一排排七高八低的“贫民窟”里，找到召集者家。

召集者何老师早就把老婆女儿打发到丈母家去了。这个周末之夜就交给诗社了。我和过正刚赶到时，六点还不到，已经有三位诗人在了，两位也是钢厂的，和何老师、过正刚一样，他们都是诗社的发起人。他们在卧室里席地而坐，背靠床沿斜叼香烟，侃侃而谈。卧室是何老师家最大的空间，房前客厅只是条狭长的走廊，我学样在屋外脱鞋，穿袜进去。站着脚底冰冷，找个角落像和尚般打坐，就屁股冰冷，但人很快就燥热起来，倒不是因为诗歌，而是室内的空气。每人一支烟囱，那个烟雾腾腾的。过正刚把我介绍给他们，却没有把他们介绍给我，好像我早就该认识他们，或者用不着认识。我尴尬地笑了笑，过正刚让我把诗稿拿出来，让大家传阅。他们看稿的速度快得惊人，一目十行。很快我的诗作就落在地上，他们朝我笑，都没有说话。之后，诗人一个个地进来，来人都把自己的近作放在地上，供大家传阅。我一一认真地阅读了人家的近作，就恨不能钻到地下去。之后，何老师和过正刚交谈激烈，其他人也时不时地插话，唯独我沉默地坐在那儿，竖起的双耳都忙不过来。他们都是夜猫子，只愁天亮不愁夜，据说每次都搞通宵的，我也忘了时间，直到过正刚提醒我该回去了，我才反应过来。再不走，城里末班车就要没了。当然，回郊区的十三路公交，因为钢厂有夜班职工，要午夜十二点才停。我起身看着过正刚，他说他今天不回厂里。我忘了他家在城里，赶紧告辞，独自在陌生而又黑暗的城市中奔跑，生恐自己找不到车站，找到了又错过末班车。

从此，我与过正刚在厂里来往就多了。钢厂还有三位诗人：一个姓刘，成家后不玩诗了；田民和陈明雷都是城里人，不住集体宿舍，我们在厂里很少见面，倒是在诗社聚会上常见他们俩。唯独过正刚，我们常在一起喝酒、游荡和聊天。他不写诗，但擅长写各种评论，文学、书法、绘画……几乎是个文艺评论上的全才。厂里要他搞宣传，他不去，他就只做炉前工，上班时候也带着青砖厚的书。班长老李说他不听，有次把他的书掷进加热炉里，他火大了，拎起一把自己焊的小钢椅，就猛地砸在老李背上，把人砸进了职工医院。老李有半年直不起腰来。那是在我来之前，厂里人都当过正刚疯子看的。的确，他疯起来好像没有底的。

……

详见《南方文学》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许仙本名许顺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杭州半山。曾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江南》《十月》《北京文学》《天涯》《清明》等刊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