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吴佳骏：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在《芙蓉》《山花》《花城》《天涯》《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散文作品逾百万字，有数十篇散文被用作初、高中语文试题，入选各类年度文学选本数十种，主编有年选《散文随笔选粹》。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小魂灵》《小街景》《小卜辞》《我的乡村我的城》等。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丝路散文奖、长安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刘勰散文奖等奖项。

对一个秋天的追忆

文/吴佳骏

我原本是要独自去乡间拍照的。

周遭的朋友都知道，我最近迷恋上了摄影。摄影不但增添了我寂寞生活的底色，还提供了另一个让我观察世界和人生的窗口。我沉浸在这种光与影的游戏中乐此不疲，以致有人讥讽我终于找到了新的避世方式。我很想跟讥笑我的人辩解，后来还是放弃了。何苦呢，我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和支持，我只需要跟自己和生活和解。

我摄影的习惯，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乡道上慢悠悠地前行。遇到想要拍摄的对象，就停下来举起相机，或对着春辉下的一片芦苇，或对着夏阳下的一地野花，或对着秋风中的一棵枯树，或对着冬雨里的一池残荷，按动快门，享受一个摄影发烧友的闲散时光。

然而那天，我的拍摄计划全被打乱了。临行前，几个摄友非要嚷着跟我一起去，这让我惊诧莫名。要知道，他们都是资深摄影人，又喜欢热闹，平时去某个地方拍片，总要呼朋引伴，像中国随处可见的景区游客，跟我喜静的性格水火不容。我很想婉拒他们，一来可以免除专业者对业余者技拙的嘲笑，二来可以使自我的好心情免遭破坏。但一切都来不及了，这几个讨厌的家伙，早已各自骑着一辆价格不菲的自行车，聚集在我居住的小区门口，等着我现身。

我只好硬着头皮，怏怏不乐地带领这帮嬉皮笑脸的“摄鬼”，向一个古村落进发。这个村落已有上百年历史，属典型的巴渝民居，距离县城大约二十公里路。我之前去过好几次，每次去都与上次去不同。不是围墙又坍塌了，便是土墙又斑驳了，抑或房檐又残缺了……岁月这位不老翁，总是长着一口坚硬的牙齿，咬噬着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第一次去，我就想给这个古村落拍点照片，可那时我还不会摄影。掏出手机来胡乱地拍了一些，回来翻看时，竟没有一张照片是我愿意看到的，也就索性全都删掉了。

这次去，我是铁了心要认真多拍些片子，倒不是为了替历史做证，或像某些振振有词的人那样，呼吁要保护古村落，抢救民间文化。我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使命，我不过是红尘中的一个小角色。即使我椎心泣血地呼吁，嘶声力竭地呐喊，也没有谁会听我的。我拍照仅仅因为我喜欢拍照而已。但我相信，跟着我一块儿去的摄影家，肯定都比我责任感和使命感强。他们中有两个人的摄影作品，曾获得过国家级大奖。

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渴望他们能以过硬的专业本领和良好的艺术操守，为这个时代做出应有的贡献。

时令已是深秋，村道两旁的景色一派萧索。庄稼收割后，农人都不知去向。田塍上的杂草，想努力铺满天涯。太阳灰蒙蒙的，从天空照射下来，将我们投在公路上的身影，也抹上了冷色调。偶尔一阵风过，刮落树枝上的黄叶，追着我们跑。有一枚黄叶，像蝴蝶般跟着我。我的车轮向左，它也向左；我的车轮向右，它也向右。我伸出手，想抓住它。它却打一个旋，飘坠在地。那一瞬间，我的耳边仿佛听见一声惨叫。我刹住车，举起相机，想拍下这枚摔死的黄叶，不料同行摄友的车轮从叶面上碾轧而过，还在黄叶的尸体上洒下一串笑声。

因了这事，我的心情开始郁闷。故意将车轮踩得飞快，把几个摄友甩在身后。摄友们自然没有察觉到我的悲伤，照样有说有笑，他们的笑声让我毛骨悚然。

到达古村落，已近午时。阳光明亮起来，让人生出迷离和梦幻之感。时隔半年未至，古村落又沧桑了许多。居住在村中的人越来越少，幽深的巷道死气沉沉。残垣上，蹲着一只黑猫。见了人，也不叫。估计是猫老了，猫的叫声也老了。不远处的那棵洋槐树，依然枝繁叶茂。我上次来，正碰上花期，满树的白花，芳香扑鼻。成群的蜜蜂，贪婪地采集着花粉。这次是秋天，洋槐树没有开花，那些采过槐花的蜜蜂，也都从季节中消失了。唯有树冠下，卧着一条狗，睁着惊恐的眼睛。随行的摄友见了，纷纷举起“长枪短炮”，对着树和狗一阵狂拍，他们都时刻牢记着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创立的“决定性瞬间”理论。也许是那条狗从未见过如此阵仗的入侵行为，慌张地爬起身，边吠叫边朝树旁废弃的羊圈逃跑。我清楚地看到，那条受惊而遁的狗，只有三条腿。

我实在是没有心思再继续跟随这几个摄影家走，便转入村落的一条小径。大概许久没有人走，小径上落满了枯叶和小虫子的躯壳，石板上也长满了青苔。小径的左侧是一道裸露着红砖的墙壁，右侧是一排错落有致的瓦房。房屋的窗棂上，挂满了蜘蛛网。一扇扇木门紧锁，锁扣全都生了锈。我慢慢地踱着步，想拍什么，又什么都不想拍。当我走到一扇贴着门神的房门口时，我发现那道门是半掩着的。我轻轻一推，门吱嘎一声就开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院落。一个老人坐在院落中的竹躺椅上晒太阳，他手中拿着一根烟杆，正在吸烟。我一眼就看出，他烟杆上吊着的烟盒是过去用公牛的膀胱皮阴干后做成的，很结实。那个老人想必已年过花甲，戴着一顶毛毡帽，脸上布满沟壑，类似木刻。阳光打在他的身上，像极了罗中立的名画《父亲》。

瞬间，我的心头涌起一股难以言传的感情。我悄悄地走过去，想跟老人攀谈，背后却突然响起了按动快门的声音。我一回头，见那几个家伙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后面，像发现了稀罕的宝物般，正争先恐后地从不同角度对准老人拍照，脸上洋溢着兴奋和激动。有一个因在跑动中踩到了另一个的脚，双方还发生了口角纠纷。这使我想起，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在某次相约去拍荷花的过程中，他担心同行人拍到跟自己一样的景致，竟然在拍完荷花后，用树枝将盛放的花朵全部捣毁，美瞬间零落成泥。

我站在院落中，目睹摄影家们激情满怀的举止和竹躺椅上那个老人痛苦的表情，拿相机的手颤抖不已。我只好一动不动，脸上犹如火灼。待他们拍摄够了，满心欢喜地退出院落，我才走到老人身旁，开口说道：“老人家，打扰了！”转身羞愧地想赶紧离开。谁知，那个老人却说：“你能来看我，我很高兴。”我一下子愣住了，心想，他认识我吗？

正是老人这句话，使我那天在这个院落停留了很久。直到傍晚我不得不返城时，才依依不舍地帮他掩上了那扇褪色的木门。那日，我虽未开启相机，却收获了任何人都拍摄不到的一种风景——灵魂的风景。

这是一个正在遭受病痛煎熬的老人。他说自己就要死了，极有可能死在秋天的怀中。寒霜敷在他那沧桑的脸颊上，有种不祥之感。阳光忽然间变得稀薄了，还起了风。我怕老人受凉，凑近他耳根说：“老人家，你贵姓啊？我扶你回屋吧，里面暖和些。”他瞅了我一眼，说：“没有人知道我姓什么了，我也早已忘记自己姓什么。”说完，他用烟杆朝屋檐下指指，接着说：“那里有张板凳，你搬过来坐吧。”我看看手表，快下午一点钟了。那几个“摄鬼”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吃饭。但不知何故，我那会儿就想陪着身旁这个老人，哪儿都不想去，便告诉他们不用管我。我挪过板凳，在老人旁侧坐下来，问道：“你不吃午饭吗？”他没有急于回答我，只颤抖着手掏出打火机，将烟锅里的烟叶点燃，抽一口烟后说：“一个将死之人，不在乎多吃一顿饭或少吃一顿饭。”我赶忙拿出口袋中的干粮递给他，可他并不接，只顾抽烟，呛人的烟雾在他的头顶盘绕。“你一个人住这里吗？”我问。他将烟锅朝地上磕磕，抖尽烟灰，扭头哭了起来，泪水顺着脸颊流淌。我突然意识到问错了话，又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一时显得手足无措，只能抬头望天。不承想，天空也落泪了，几滴雨水砸到我的脸上，冰凉刺骨。“屋里坐吧。”老人说。我立即起身去搀扶他，他摆摆手，一瘸一拐地向门房走去，边走边咳嗽。从走路的姿势上看，他的确病得不轻。我将院落中的椅子和板凳搬到屋檐下，也尾随他进了屋。

屋里黑黢黢的，弥漫着一股霉味。我想拉亮电灯，拉线盒却是坏的，只能借助窗户透进来的暗光略微看见屋内的一切。老人刚进屋，就在靠墙安放的木床上躺下了，身子发颤。我有些紧张，急切地问：“老人家，你怎么了？”他镇定地用手指指床头的桌子，我看见桌上放着一瓶“速效救心丸”，赶快倒出数粒让他服下。俄顷，见他渐渐平复，我才长舒了一口气。“刚才惊吓到你了吧？”老人问。“有点。”我坦率地回答。“真是对不住，我自己倒是习以为常了。”老人平静地说。说完，他就合上眼帘，只将十月底的寒冷当作一床薄被，拉来盖住自己起伏不定的胸口。我很想替他生一盆火，放在他的床前，给他暖一暖身子。但我找不到生火的柴块，屋外的雨已淋湿了地面，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他告诉我，早在几天前，他就烧光了去年冬天储备的干柴。今年春天和夏天，他本来是有体力再去林中砍回些木柴的，最终还是作罢。他不需要再为活着做任何准备，他确已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我坐在他床前的木凳上，本能地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瘦，冰凉无肉，只剩一张皮，包裹着他易碎的骨头。他的手指动了动，想抓紧我，却使不上劲。他反复试了几次，结果仍是徒劳。这时，我又看见他的泪珠从眼眶里滚出来，我的心猝然一痛。我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他的嘴唇嗫嚅着，想开口说话。好一阵过去，到底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唯有他的泪水更加汹涌了，仿佛他睡的床底下藏有一条暗河。

雨越下越大，我的内心也在下雨。

大约三分钟过去，我松开紧握住他的手，他也才睁开泪眼，像一个慈父盯着久别重逢的儿子般盯住我，那目光让我内心发怵。老人嘱我替他点一锅烟，我建议他别再抽了，可他说若不抽烟，自己会死得更快。无奈之下，我只能从命。老人咳嗽着吸了几口烟后，缓缓地坐直腰身，将背靠在墙壁上，开始向我回忆他的往事。

我忍受着烟草的熏呛，静静地聆听他的讲述。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真就是他的儿子，而他也真就是我的父亲。微风在窗外吹着，窗棂上的蜘蛛网一荡一荡，试图想网住些什么——是老人的话语？还是衰老的秘密？

数年前，自从他的老伴儿去世后，他就孤身一人了。那时，他便意识到自己活不长久了，才选择困在这个简陋的院落里，等待有朝一日去赴上帝的约。他希望自己死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不惊扰任何人，也不需要他人的啼哭和哀叹；更不需要花圈、锣鼓和唢呐。他幻想在一个安静的时刻死去。要么是一个下着小雨的初春之夜，冷风吹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这声响是轻微的，比死神的脚步还要轻，不会吓到从林中跑出来偷啃他的尸体的小动物；要么是一个洒满月光的仲秋之夜，月色透过树枝落到地面的枯叶上，有一种朦胧感，让人想到时间、寂灭和永恒；要么是一个雪花飞舞的冬季，天地间一片银白，所有的痛和爱都结了冰，岁月也凝固了，他自然也会成为这画幅中的一具雕塑……

“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老人说。我不忍心打断他的话，我或许是他最后一个倾听者。在我到来之前，他只说给刮过院落上空的风听，说给顺着瓦沟滴下的雨听，说给遥远的星辰和月亮听，也说给偶尔闯入院落里来的黄狗或黑猫听……他白天说，夜晚也说，醒着时说，睡梦中也说，直到把自己说成了如今这副凄楚的模样。

老人告诉我，他的老伴儿是因为思念他们那失踪的女儿而死的。“你见过想人把自己给想死的事情吗？”他问。我理解他在说什么，但没有回答，只默默地看着他。

时间的指针回拨到三十六年前的一天上午，老人肩挑两箩筐新收割的稻谷去乡上交公粮，他那时年轻力壮，虽然经常忍饥挨饿，但浑身上下仍然充满了力量。初夏的阳光照在他的脊背上，有种火辣辣的灼痛感。知了在路边的桉树和柏树上聒噪，吵得他心里十分烦躁。他想，做个庄稼人真是苦，自己家人都吃不饱饭，还得挑选上等的粮食去交公。这么思忖着，他轻快的脚步变得迟重，好想抬头望天大喊一声。可当他意识到身后紧跟着的是五岁的女儿时，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平息了。他的女儿小巧玲珑，相貌端庄，走到哪里都似一朵花。他和妻子都特别疼爱这个姑娘，这在重男轻女的农村委实不多见。他唯一的不满，是觉得孩子心思过重，常常一个人蹲在院子里发呆，从不跟村中的其他孩子玩耍，小小年纪就流露出忧郁的特质。姑娘那天之所以愿意跟着他去交公粮，是因为他答应去乡上的百货商店给她买一双白球鞋。姑娘向父母提出这个请求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和妻子都是一拖再拖，找各种理由搪塞。实际上，是他们舍不得花钱。一路上，姑娘都不说话，就那样跟着父亲走，仿佛跟着希望走，汗水打湿了她的黑发和黄色粗布衬衫。到达交公粮的地点后，从各村前来交公粮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队，场面好不喧嚣。他担心孩子中暑，嘱她去粮站侧面的树荫下乘凉，自己则站在烈日下排队。几十分钟过去，终于轮到他交粮时，他的脑子晕晕乎乎，加之出发前未吃早饭，周身发抖。他强忍着眩晕，只想尽快完成任务，好去给孩子买鞋。谁知，收公粮的人在过秤时，说他的稻谷水分没晒干，得退回。他当即发火了，与收粮人员发生争执。吵着吵着，他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待他苏醒过来，才想起自己的孩子。他摇摇晃晃跑到树荫下一看，孩子早不见了踪影，整个粮站已经人去站空。他顿时慌了神，在乡场上呼天抢地地喊女儿的名字，却听不见女儿一声回应。那天，半个乡场上的人都在帮着他找孩子，仍是没能找到。直至太阳偏西，他才失魂落魄地朝家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短短十几里路，比走过一生还要艰难和漫长。他不知道回家后，该怎样向妻子交代。一直到夜里九点钟，他都还在乡路上徘徊。最后，还是他的妻子打着手电筒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将他找到。妻子见他孤身一人，感觉到出了事，急忙问：“丫头呢？”他猛地扑向妻子怀里，泣不成声。良久，才自责地吞吞吐吐说：“我把丫头弄丢了。”妻子一听，双腿瞬间软了，瘫在地上，跟着哭起来。黑夜放大了他们的悲声，那晚，他们都没有回家，连夜跑到乡场上找了一个通宵。

窗外的雨变小了，风也停止了吹拂，但光线更暗了，我只能看清老人的轮廓。他还想再抽一锅烟，这次我没能满足他，而是起身给他倒了一搪瓷盅温水，再硬塞给他两袋饼干，让他吃。老人刚撕开饼干袋，我的手机铃声就响了，那几个“摄鬼”在催我返城。我让他们先走，真不用管我，他们很不高兴地挂了电话。

嚼完两块饼干后，老人继续他的回忆。女儿失踪的第二天，他们便去派出所报了案。警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又做了详细的笔录，还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警方说，这已是近半年以来乡上发生的第三起孩子失踪案件了，他们一定会尽力破案，让他们回家耐心等待消息。可这一等，就是一年。他和妻子整天以泪洗面，如行尸走肉。春季来临，他们不知道播种；冬季来临，他们不知道御寒。田地一日日荒芜，院落里长满了青苔。他曾跟妻子商量，考虑再生一个孩子。但他的妻子坚决不同意，她相信女儿还会回来，说假如再生个孩子，就会失去寻找女儿的信心，新生的孩子也会冲淡他们对女儿的思念。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禁止丈夫提及此事。她慎重地告诉丈夫，只要她活着，就不会再生育，要寻找女儿一辈子。见妻子的态度如此坚决，他也再不言语，齐心协力跟妻子寻找女儿的下落。

凡逢赶集，他们必会去乡场上查找女儿丢失的线索。他们没有给女儿拍过一张照片，全凭记忆跟人描述，这无疑增加了找寻的难度。后来，也不知是妻子从哪里得到消息，说女儿有可能被人拐卖到了河南。他们来不及细想，翌日一早就辗转乘车去了郑州。那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离开故乡。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去便是数十载光阴。当他们拖着病体重新回到村落时，村庄早已物是人非，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到郑州后，他们无依无靠，身上又无多余的钱，只能在火车站流浪了半年，靠捡垃圾为生。只要见到陌生人，就滔滔不绝地打听女儿的音讯。可人海茫茫，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要找寻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他意识到这点，便跟妻子商量，先去找个活计，把自己的命保住，才能长期寻找孩子。妻子这回没有反对，出来流浪这段时间，他们都深知受苦的滋味。经多方努力，他好不容易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活儿干，而妻子则在一家餐馆做洗碗工。每天劳动收工，回到住宿的工棚，他们都会想念女儿。妻子想着想着就会落泪，还经常在睡梦中哭醒，翻身爬起床呼喊女儿的名字。由于思亲成灾，又积劳成疾，他的妻子在好几次洗碗时摔碎了碗，遭到老板娘的辱骂。以至于只要餐馆老板见到他妻子的眼泡浮肿，就会气不打一处来。他妻子多次向老板娘说明原委，希望博得她的同情，可人家只关心自己的生意，根本不在意她女儿的生死。要不是他妻子多次求情，早就被开除了。

他们也遇到过不少好心人，诸如名叫张全和王福贵的建筑工友，以及同跟妻子在餐馆洗碗的女工田大姐，在得知他们的遭遇后，一有空闲，他们就帮他俩四处张贴寻人启事。特别是王福贵，因为张贴启事，几次被城管带去盘问，还因此耽误工期，被老板扣罚工钱。他和妻子要赔偿王福贵的损失，王福贵说什么也不肯收，说：“人活一辈子，谁没个难处，能帮尽量帮一帮。”

他们在河南一待就是七年。再后来，他们又去了陕西。去陕西是因他听一个工友说，在那边有一种生存技能叫“赶麦场”，即在每年的麦熟季节，大量的农民跑到陕、甘、宁一带走村串户，替人收割麦子。这群人流动性大，分布面广，兴许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到女儿，至少比固守在一个地方守株待兔要强。他和妻子一商议，卷起铺盖卷就去了，他们不想放弃任何寻找女儿的机会。

到陕西那年，正好赶上麦熟季，在宝鸡火车站，他们果真见到像蚂蚱一样“赶麦场”的人流，人人肩背行囊，手拿镰刀，彼此吆喝、呼唤，拥挤着爬上火车。放眼望去，黑压压一大片，少说也有上千人。由于听不懂对方说话，他和妻子很难融入这群“割麦大军”，大家都提防着他俩。直到两个礼拜过去，有两个心善的人，搞清楚他们的目的后，才勉强接纳他们，同意其跟着队伍招揽活计。他至今记得这两个人的姓名，一个叫刘军强，一个叫方孝卫。这二人让他们去置办了两把镰刀，就带领他俩上路了。他们没有在北方收割过麦子，也没见过那么旷阔的麦田，割起麦来笨手笨脚，麦田主人都不喜欢。多亏那两个恩人打圆场，他俩才得以待在割麦队伍中，风餐露宿地求生。渐渐地，很多割麦人知道了他们的故事，都在暗中帮忙打听其女儿的去向。可那些当地人都很谨慎，只要他们稍微问及村中是否有外来女子时，被问话的人就会立马目露凶光，转身告诉同村人提高防范意识。有几次，他们都被人强行赶出了村子。

他和妻子都深感绝望。眼看着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加深，头上的青丝一根根变白，他们的信念动摇了。他想，与其这样漫无目的地找下去，还不如回到老家，粗茶淡饭地过几年安生日子。至少有三回，妻子都表示支持他的想法。可每次都是收拾好东西，准备动身回家时，妻子又变卦了。她说：“我哪怕成为孤魂野鬼，也要跑去跟丫头见上一面。”不得已，他只好依从妻子。他已经失去了一个自己深爱的人，不能再失去第二个。

在陕西待了五年后，他们又折腾到了山西。去山西是因为他们耳闻，跟自己女儿同月失踪的一个邻村姑娘在大同被找到了。他们猜想，女儿应该是被同一伙人贩子给拐跑的，故他们赓即赶往山西，看能否收获意外惊喜。到大同后，他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被找到的邻村姑娘生活过的村落探察详情。所幸他们运气好，女儿虽然没找到，命算是保住了。那日，他们设法溜进村子后，刚开口问话，就被几个地痞围住，一阵拳打脚踢。他见势不妙，挣扎着扛起受重伤的妻子就跑。或许是对方见他们只有两人，不像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暗探，也就没有再追踪，任其逃之夭夭。

妻子受伤，更使他陷入了绝境。他得一边照顾妻子，一边干活儿糊口。像他这样没文化的人，求生的唯一方式便是下苦力。那时，大同有不少小煤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煤老板，对方见他膀大腰圆，又得知他的落魄境遇，就领他到自己的煤窑挖矿，说是给他一条生路。他千恩万谢地跟着煤老板去了，哪承想，到煤窑的当天，他就变成了一头“骡子”。煤老板不分昼夜地让他跟着另外的窑工下井，派人严密把守，他知道自己被控制了。三天过后，他跪地向煤老板求情，希望放他出去，将妻子安顿好后再回窑。煤老板没有同意，只让看守将他妻子抬到工棚，一日三餐给点稀粥咸菜吊命。煤老板告诫他，如果想保住妻子的性命，就老老实实在煤窑干活儿，别有非分之想，他只能向命运屈服。有好几年时间，他都在白天遇见黑暗，成了一个“地下人”。每次挖煤，他都在琢磨，也许自己就要葬身地底了，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只要想到这些，他的心就难受滴血，但他不能流泪，眼泪不但拯救不了他，反而还会将他推向濒死的深渊。有一次，他们遇到“井下透水”，十多个窑工，有六个都死了，只有三个生还，他便是其中一个幸存者。事故发生后，煤老板心虚躲了，他也趁机逃跑，带着疾病缠身的妻子回到了家乡。

回村后，他重修院落，开荒种地，过起了往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可惜他的妻子却永远失去了劳动能力，只能每天躺在病床上呻吟。他心痛妻子，深知他们这对患难夫妻经历了什么，发誓要将这只同林鸟伺候好。他给妻子喂饭、抹汗、洗衣、洗脚……每晚入睡前，耐心地陪她说话，直到妻子在病痛中入睡。他为转移妻子的注意力，稀释她的孤寂和落寞，还专门买回一台电视机，白天和黑夜都开着。他妻子最爱看动画片，盯着屏幕眼睛都不眨。他知道，那是妻子想女儿了，她是代替女儿在看。遗憾的是，他的细心照顾和无私奉献，还是没能挽救妻子。在一个有雨的冬夜，他的妻子含恨而终。

“她是喊着女儿的名字死去的。”老人说。

我听后，心里说不出有多难过。

天色越来越暗，老人那回忆的丝线缠住了我，我们好似同处在一个黑洞里，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可这盼望和等待，老是不给我们期限。我怀疑，莫不是这个空茫的古村落，如今单就是为陪伴这个老人而存在的吧，人和村子都在等待着各自的孩子归来。

我不知道该替这个多病的老人做些什么，我又能做什么呢，能还给他一个女儿吗？能让他的妻子起死回生吗？能抚平他的创伤记忆吗？能抹掉他今生所承受的苦难吗？能左右这个人间的正邪祸福吗？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不过是一个过客，一个倾听者而已。

老人让我再给他点一锅烟，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照办了。一个处于痛苦状态的人，一个内心盈满苦水的人，也许唯有借一口烟来镇痛和沥干苦水。我刚按燃打火机，手机铃声又响了，那几个“摄鬼”居然还没离开村落，仍在催我返城。打来电话的摄影家说，他们拍够许多雨景后，躲到一座空房子里打了几个小时的扑克牌了，还见不到我人，倘若再不动身，天就黑了。我没有解释，直接挂断了电话。我只想给老人点一锅烟，不被任何人打扰。但不多一会儿，这几个“摄鬼”就跑来找我了。他们见我坐在老人床前，犹如猫见到老鼠般，又变得兴奋异常，端起相机就开拍，闪光灯晃得老人睁不开眼。突然间，我竟讨厌起摄影来。我很想起身砸掉他们手中的相机，再扇每个人两记耳光。是老人的沉默和慈善遏制了我的冲动，没有当即跟这帮家伙翻脸。

我坐在板凳上，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看摄影家们一眼。大概是他们觉察到了我的不悦，冷嘲热讽地退出了房间。我清楚地听见其中一个人在小声嘀咕：“装什么高尚呢，假慈悲的人，老子见多了。”听到此话，我反而没有了怒火，脑海中只浮现出两个人来，一个是中国摄影家侯登科，一个是巴西摄影家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众所周知，侯登科耗费近十年时间，盘桓于关中秦地，跟踪拍摄“麦客”。他不畏寒暑，深入田间地头，与麦客同吃同住，用影像来呈现、传达、思考、诠释中国土地和劳作于土地上的人的命运关系。他既不居高临下，也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执着于对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的西北农民、农村、农业现状的考察，将性命、艺术和民族系于一体，以平等的视角，持续记录故土上普通人的梦想与困厄、冷热与悲欢、沉默与创造，才诞生了《麦客》这样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图像历史”。我猜测，在侯登科拍摄的大量“麦客”胶片中，是否有一张就是这位老人的肖像。我至今难忘初次见到《麦客》时所带给我的震撼，它使我明白，在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前，必须先成为一个人。正如侯登科在《东拉西扯说“人民”》一文中说：“说及人民，不得不赘及人性。艺术还不至于因为消费和炒作忘却人性。”

而出生于巴西的萨尔加多，其摄影作品同样具有一种博爱之光和人类尊严之感。他曾为深入巴西北部帕拉州的塞拉佩拉达金矿拍摄矿工的生活，险些付出生命代价。因他当年作为政治抗议者在国家情报局“挂了号”，被禁止进入矿区，他只能不断与金矿联邦警察周旋，斗智斗勇。当他进入矿区后，看到大约有五万名矿工在一起埋头劳作，不使用任何一件机器设备，全靠镐敲击矿石、用手翻刨泥土时，他的心被震撼了，仿佛听到了“黄金的低语”。他在金矿中与矿工们共同生活了几周，矿工们非常信任他，愿意让他看到自己的真实生活，这才让他拍摄到那一帧帧饱含情感温度和人性光亮的作品。无独有偶，时间的火车头迈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全球每年有一亿五千万至二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低价劳动力遍布棚户区，全家人拥挤在狭小的空间内，孩子们在垃圾堆上玩耍。重工业和战争致使一些不发达国家环境恶化，空气中充满橡胶味，贫困正在日益威胁着不同种族之人的生存。萨尔加多洞察到一种新的世界性灾难正在来临，无论是在印度的比哈尔邦、巴西的圣保罗，还是在墨西哥，都能看到生活秩序的颠倒和混乱。尽管萨尔加多当时已离开巴西，前往法国求学，且获得了法国国籍，但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法国人，移民和流放的痛感始终伴随着他。加之他见过太多因无身份证明而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人，他觉得自己跟这类离别家园的人拥有相同的命运，实际上都是一群“难民”。于是乎，他萌生了一项以“迁徙”为名的拍摄计划。整整六年时间，萨尔加多都在为完成这项浩大工程而奔波。他先后去过许多国家，访问过成百上千的移民，既看到过为获得签证而在美国驻胡志明市领事馆前排队的越南人，也看到过中国香港和印度尼西亚加兰岛上的“船民”，还看到过欲侥幸非法涌入西班牙谋生的非洲人……在他的镜头下，这些流离失所之人的群像，他们的生存样态，被世界看到，成为时代和历史的证物。

我钦佩像侯登科和萨尔加多这样的人，他们才真正配得上“摄影家”的称号。那天下午，我一直在想，要是来古村落的，不是这帮轻佻的“摄鬼”，而是侯登科或萨尔加多，当他们看到眼前的这个老人，会有怎样的反应。是冒犯地举起相机追新猎奇，还是放下相机，跟见到亲人般与老人以心换心地相处？

艺术从来都是抚慰伤害，而不是制造伤害的。

我再一次感到羞愧，在这个贫病交加的老人面前。天的确就要黑了，我只得起身准备离开。老人又说了句：“你能来看我，我很高兴。”刹那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好在屋里光线暗淡，老人没有看到我的忧伤。“我要走了，改天再来看你。”我背转身对老人说。“你能给我拍张照片吗？”他请求道。此话让我诧异和心酸。我愣怔了半天，才掏出相机，拍下了那天唯一一张照片。老人努力挤出笑容，那笑容是那样僵硬，又是那样自然。“等我将照片打印出来，一定给你送来。”我说。“不急，在我死之前送来就行。”老人回答。继而，他补充道：“要是哪天我女儿回来了，但愿她能看到这张照片。我要让她知道，我和她妈找了她一辈子，我们尽力了。”

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黑夜中摸索前行。我备有头套电筒，但不想开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夜路要走，重要的是找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