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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文学》2023年第1期|李一鸣:遇见
来源:《时代文学》2023年第1期 | 李一鸣  2023年03月23日08:35

1

从此就有了不同。

从烟台回到北京,早晨六点半,如往常一样,我骑上共享单车,飞奔在上班的路上,西直门、积水潭、德胜门、鼓楼、钟楼、安定门、雍和宫……感觉身体就像一条泥鳅,钻行在嘈杂拥挤的晦暗不明中。护城河边的街道本就不宽,道路一侧一夜之间停满汽车,有时甚至摆成两列,这便使街道更为逼仄,时有黄的绿的白的单车,在汽车与汽车的缝隙里横七竖八地歪着躺着。宝马、奔驰、奥迪、帕萨特、斯巴鲁、雪佛兰、菲亚特、电动车、三轮车、农用车等一一从身边碾过,发动机气喘吁吁的嗡嗡声、身后突然冒出的半声鸣笛、远处撕心裂肺坚持不懈的喇叭声,墙根儿那里有女声高唤一个名字,桥头上一群交易蔬菜的人正粗声大气争执,这一切与呛鼻的烟尘、生辣的葱蒜味和不知从哪儿飘来的缕缕油炸气息融合起来,滚滚升腾于京城的清晨。单车轮子一圈一圈地滚动,路旁或直或弯或粗或细的古槐一棵棵闪过,新生的朝阳透过纷杂的枝条,在路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树影车影人影交缠在一起,眼前忽明忽暗,脸上时温时凉,心中则有迷蒙,有清明,有开启新一天生活的希望与坚定。

在日复一日的上班路上,我曾不止一次飞起来,飞到空中,俯瞰雄伟的北京。

北京,这座巨大的城池,背倚由西向北向东北连绵的群山,面对缓缓向东向南向渤海倾斜的华北大平原,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泃河、北运河蜿蜒流动,藏蓝色的湖泊点缀其间,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庄严肃穆、飞檐斗拱,环绕它的是高高低低的大厦、方方圆圆的楼顶、灰白红黄各种颜色的墙体、四通八达的街衢和蓊蓊郁郁的街树。沿着细如丝线的北二环辅路往东移视,就会看到一个状如黑蚁的影子,他骑着一辆黄色的小如玩具的自行车,头一沉一沉,背一拱一拱,在阳光、楼影、树荫、桥洞中明明暗暗出没,闪闪烁烁的是眼镜和自行车钢圈反射的亮光。

他从哪里来?

他到哪里去?

2

1859年。

说来已是一百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英俊而青涩的少年王懿荣从烟台来到京城。

王懿荣的祖先本是历史上有名的琅琊王家,岁月嬗递中,其中一支辗转迁到烟台福山,渐渐成为那里的冠族大姓,从清代顺治到道光二百多年间,这个家族先后出过6名翰林、26位进士、58个举人、368员秀才,留下了父子三翰林、兄弟多举人的传奇。王懿荣母亲的祖上是乌衣巷谢氏的一支,明代从浙江迁至福山,此后便安居下来。旧时王谢,于此联姻。

然而王懿荣却似乎生不逢时。他出生前五年,1840年,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中国沦入任人宰割的境地;他出生四年后,家庭罹遭变故,祖父在山西巡抚任上获罪,被遣戍新疆,一个显赫的名门望族由此败落为苦舍寒门。

十四岁,他随母亲赴京,投奔时在兵部任事的父亲。从遐陬僻壤前往京师大都,两千多里行程,山路惊险崎岖,土路狭窄泥泞,或是酷暑难耐,或是风雨侵袭,他们的马车走走停停,四五十天才到达京门。漫长旅途的寂寞枯燥,难掩一颗青春骚动的心。走出福山,王懿荣就如峆垆山深处的一棵幼苗,要移植到京城大都去,长成一棵大树。京城是皇家重地、人文渊薮,世界向他展开阔大、高远、苍茫的远景,那里蕴藏无限的可能。

然而,他不知道,阴鸷酷烈的苦难已为他打开了樊笼。

在那个年代,文人进阶从而实现人生志向的唯一渠道是科举考试,纵有千般武艺、万丈雄心,也必须先经过科举考试的选择。1862年,同治元年,十七岁的王懿荣怀揣大志、满腹锦绣,第一次参加顺天府乡试,考官许其光为发现这位少年的佳制欣喜异常,以北闱第一名位次向主考官推荐,不料竟未获批准,王懿荣在科举求仕路上首考失利。

不知那一夜,那两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然而,这才仅仅是开始。

1864年,他参加顺天甲子正科考试,不第。

1867年,参加顺天丁卯正科考试,不第。

1870年,参加顺天庚午正科考试,不第。

1873年,参加顺天癸酉正科考试,正榜未取,副榜第一。

1875年,参加顺天乙亥恩科考试,不第。

1876年,参加顺天丙子正科考试,不第。

十四个春秋,七次乡试,他遭受了七次沉重打击。此时他已是三十一岁,早已结婚、生子,饱经生活的磋磨淘洗。其间,他年仅十七岁的弟弟突发疾病去世,娇小可人的大女儿就死在他怀里,次女和两个儿子相继来到这个世界。他还患了一场重病,奄奄一息,三个月不起,他的结发妻子黄兰日夜不寐、悉心照料,当他渐渐康复时,妻子已是心力交瘁,体力不支,三年后满怀不舍,遽尔远去。十几年的京城生活,他获得了生的喜悦,也经受了病的折磨、死的悲哀,更尝尽科举考试的熬煎、他人的嘲讽与歧视。生存的残酷无情,人生的难以把握,命运的叵测,足以把人击倒,王懿荣应该也有过退缩甚至放弃的念头吧?晚清已气数殆尽,败象毕现,官场黑暗,考场又何尝一派清明?本该最容不得瑕疵的科场考试,也常常为人情牵制,被铜臭污染,受贪腐挟持。尽管时常有人因科举考试作弊被处斩、发配、连坐,但也难以阻挡无孔不入的秽行。有的考官见钱眼开,利令智昏;有的座师为情所绊,畸轻畸重。满腹经纶的,也会名落孙山;长袖善舞的,却可金榜题名。有过多少压抑,就有多少退意;有过多少失望,就有多少次放弃。而况,他自少年时代就属意金石文物,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既积淀了深厚的学术根底,又练就了锐利的鉴别眼光,早已成为颇有名气的金石家。“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一个能为兴趣爱好至癫的人,不考试,也可以有事去做;不当官,精神也有寄托。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已经融入王懿荣的生命基因,他执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念,怀揣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渴望,撑起两根硬骨头,挺起一颗金石头,一次又一次撞响命运之门。

这一次,他成功了。1879年,他那支老笔经了汗水泪水血水的淬火,终于坚如铁帚,扫清了乡试路上的最后障碍,中试第三十一名举人。仿佛此前的连续落榜就是为了积蓄强大的生命势能,由此,王懿荣的人生就如被阻挡压制太久的汹涌澎湃的江水,排山倒海,奔腾向前,发出阵阵轰鸣。翌年会试,他获第一百五十六名贡士,复试列一等第三十五名。大主考官、内阁大学士宝鋆赞赏他的制文“鸿文无范,旷世逸文”,大考官翁同龢赞叹他“文笔雄直,经策博通”,可见他的经策和文笔之高度。在接下来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中,王懿荣以对国事深刻的洞察和无畏的勇气,不避敏感,不惧风险,从人君、吏治和军事三大经国大事切入,提出人君节俭、吏治倡廉、整军经武的对策。经过这场决定人生命运的殿堂大考,王懿荣脱颖而出,获选二甲第十七名,赐进士出身,继而参加翰林院庶吉士选拔,又以一等第三名入选。三十年焚膏继晷、孤独穷理,十八载尽心修性、穷通不移,三十五岁的他,意气风发地登上了科举考试的高端,实现一直萦绕于心的天下抱负有了平台。

然而,也许没有人会想到,二十年后,王懿荣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的惊天之举。

3

21世纪开启的第一年,我三十五岁,被任命为那所大学的副校长,受命从八百里外的滨州,挺进烟台海边,建设大学新校区。一群单身汉,离开长期生活工作的老地方,离开老婆孩子离开家,一下子扎到茫茫滩涂,过起野外集体生活,那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这离我大学毕业已是第十五个年头了。

难忘的20世纪80年代。

那是整个社会由封闭骤然开放的年代,一个生活急剧变化的年代,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个有青春、有热血、有理想、有幻想、激情燃烧、热气腾腾的年代。

教学楼门厅,贴满各种讲座招贴:“第三次浪潮与社会变革”“高等教育的革命”“萨特与存在主义”“王富仁论鲁迅: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黄永玉的艺术世界”“王立平、王酩、施光南、杨洪基谈流行音乐”……西方哲学研究会、文学社、武术队、合唱团、时装队、辩论学会、演讲协会、围棋协会等三十多个社团招新广告随处可见。“寸草心”诗社最是热火朝天,学校在校生三千多人,诗社社员竟然过千,阶梯教室坐满聚精会神聆听诗歌讲座的人们,走廊里、窗台上也长满了耳朵。中午的楼间草坪上,一对对恋人深情相拥,呢喃着诗的语言。山腰上,正有一群大学生举行诗歌朗诵会,朗诵者挺胸抻脖,声嘶力竭,声音伴着山风传得很远很远。山涧平地上一群野餐的学生,时而爆发出尖叫和欢呼。

夜色降临,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如一个个发光体,在暗夜里呈现出有力道的直线斜线曲线,一百、二百、上千个窗口泻下温和的光瀑。图书馆、教室,到处都是读书自习的学生,期刊阅览室里只听到纸张掀动的声音、钢笔笔尖摩擦纸页沙沙的声音,偶有一声叹息也格外分明。大礼堂正在演出时装秀,在热烈的音乐声里,男女模特们在台上踱着优雅的猫步,夹克衫、蝙蝠衫、花格子衬衫、绿军服、灰工装、道道服、晚礼服,牛仔裤、踩蹬裤、萝卜裤、喇叭裤、直筒裤,一步裙、迷你裙、连衣裙、套装裙,新旧杂陈,五光十色。学生食堂二楼,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的灯泡在闪烁,录音机里播放着《甜蜜蜜》《我只在乎你》《酒醉的探戈》《热情的沙漠》……或柔情似水,或粗犷铿锵,人们和着音乐跳着交谊舞,华尔兹、探戈、狐步舞、伦巴、恰恰、斗牛舞……灯光明明灭灭,舞者的影子在墙上变形异动着。

熄灯铃响过,男生宿舍楼公共洗手间里,仍有人在呼哧呼哧洗衣服,有人在哗啦哗啦冲澡,时有歌声高高低低、断断续续传出来,一个在唱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到了高音部分声音攀不上去终于变为撕裂音,继而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另一个在唱《故乡的云》:“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高音层层递进,低音圆润婉转,充满惆怅,饱含深情,很快有人加入,楼下竟也传来一个高拔的和声。学生宿舍里,有的在开“卧谈会”,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卡夫卡、托夫勒、波普尔……一个个新潮的名字传出来。有的宿舍没有任何动静,只看到某个床头有手电筒集束的光,照着翻开的书页。有的则亮着暗黄的烛光,桌子上放着一个大脸盆,周围杂乱地摆放着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不锈钢碗、搪瓷茶缸、罐头瓶子和纸杯,门缝里隐隐透出酒香……

入学后,系里指定了班干部,那时的我内向、胆小,只管自己读书,不喜与人交际,或是因为感受到校园蓬勃的律动,平添了几份胆子和勇气,我直接找辅导员提出建议:为了让更多同学得到锻炼,每学期团支部书记和班长应该通过竞选产生,支委、班委由团支书、班长组建,一般不要连任。没想到系里采纳了我的建议,经过竞争演说、民主投票,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那段时间,我胸中有一股勃勃之气,似乎每天都有无穷的力量期待迸发。我曾经在一个傍晚转了几次公交车,找到省话剧团,打听了好几个人,没有半点怯懦和犹疑,就敲开话剧团党委书记、副团长薛中锐的家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薛中锐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烈火金刚》《平原枪声》《林海雪原》《渔岛怒潮》《大刀记》等长篇小说,那时电视尚未普及,媒体单一,人们精神食粮匮乏,听广播成为许多人主要的文艺生活,于是薛中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明星和偶像。薛中锐打开门,没有责怪我的莽撞,而是热情地请我就坐,给我倒上一杯热茶。我表达了想请他给我们作报告的愿望。他可是获得全国话剧最高奖“金狮奖”和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的大牌演员,会答应一个大学生的请求吗?没想到薛中锐一点都没犹豫就同意了。活动那天中午,我径直去学校办公大楼三楼找到王荣纲副校长,因为入学时他在大礼堂给我们新生作过报告,所以我知道他。我向他提出学校派车去接薛中锐的请求,王校长听后,慈善微笑的脸上现出严肃的神情,他立即拿起电话,听上去是打给校办主任的,他要求立即安排车。“让一鸣同学带车去!”富有音乐感的胶东口音好听极了。

那年,我们还成立了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记者团,为的是提高参与社会、干预生活的能力。记者团成立大会一应由我们自己组织。我们请来了副校长张建义、校党委宣传部长、校团委书记和各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团总支书记,还逐个登门,请来了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山东电视台台长、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大众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驻山东记者站首席记者等嘉宾。在会议现场,校团委宣传部长孔祥华老师私下对我说:“你们还真行,场面这么大。”在这次会上,王纪元同学当选为记者团团长,我和另外几位同学被选为记者团副团长。大学生记者团成立后,我们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新闻系很快建立了联系,我们还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大众日报》实习的同学为个体户维权的活动。当年寒假前,大学生记者团副团长、体育系段超庆和中文系的张世勤、赵连兆等组织二十多名同学,商定要深入沂蒙山区开展百村调查活动。不知哪位同学直接将调查计划报给了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李振。李振接见了参与社会调查的部分同学,并安排省委办公厅开具了介绍信。放假后,同学们一到临沂汽车站,就被接到了行署招待所,临沂地区行署副专员唐乐群接见了他们。开学后,李昌安省长主持召开大学生社会调查工作座谈会,段超庆报上了他撰写的一篇2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其中提供了大量关于沂蒙山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手材料和政策建议,张世勤专门就挖掘和弘扬沂蒙精神提交了专题报告,为“沂蒙精神”的挖掘和宣传开了先声。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人民者,我们的父老乡亲。国家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社会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老百姓的事也是我们的事,我们不管谁管,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的“大学生的责任和使命”演讲比赛中,我把毛泽东年轻时的文章做了引述和阐发,赢得了热烈掌声。演讲会后,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了我们几个参加演讲的同学,《大众日报》记者向我约了稿。后来,我收到家里的来信,信是妈妈口述的,妹妹那稚拙的字让人倍感亲切。信里说:“前几天,家里的广播小喇叭里提到你,大队书记说从报纸上看见了你的名字,现在咱村周围十里八庄都知道你,好些乡亲来家里找我,想让你帮着解决他们的难事儿。”

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

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

地也新

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一转眼,80年代过去了,20世纪过去了。

烟台大海边,千亩滩涂上,一座银灰色的现代化大学城已经崛起。为了心中热爱的文学,四十六岁,我千里赶考,来到北京。莫非到了这个年龄,就开始喜欢回忆了?常常想起风华正茂、心系天下的大学时光,想起建校过程中那些艰难得无以复加的日子。青春年少时的同学们,他们有的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地在机关参与决策;有的纵横捭阖,闯荡商海,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沉沉浮浮;有的爬罗剔抉,兀兀穷年地探究学问;有的活跃于各种媒体,为国家发展鼓与呼,为百姓生活歌与哭;更多的同学奋斗在基层,在边疆,在海岛,在农村,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度着日月,享受着奋斗的快乐,也经受着吃苦吃亏受累受气的生活。一样的成长,不一样的故事。但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心血和汗水,献给了这个国家,也见证和参与了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人间奇迹。如今,一提到民族、国家和人民,我们心里还是自然而然迸发出跃跃欲试的冲动,那或许就是自古以来流淌在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的一脉热血吧,沉着而坚实,涌动而不歇。

4

自从入了翰林院,王懿荣的仕途人生就进入高光时刻。

“点翰林”,不仅意味着一个人达到了科举生涯的最高层级,获得至高荣誉,而且具备了平步青云入阁登坛的条件,进入“储相”人选。

三十八岁,王懿荣在翰林院庶吉士教习馆肄业期满,散馆考试取得一等成绩,就任翰林院编修。到了四十九岁那年,他一年四迁,先是升迁为侍读,继而入值南书房,得以在皇帝左右谈诗说文、讲经论道,达到了士人心中的极荣之境。仅仅半个月后,他又被补任为起居注官,负责记录皇帝言行,显示了皇帝对他莫大的信任。又半个多月,他兼任了国子监祭酒,步入雍和宫对面的集贤门,成为士子仰望的“太学师”。

不料,甲午战争突然爆发,打破了他生活的宁静。

1894年7月,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击沉运送清兵的商轮,全船官兵七百多人遇难。同日,日军向驻守牙山的清军发动攻击,朝鲜半岛全境陷落,战火一直向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蔓延,局势十分危急。王懿荣忧心如焚,焦灼关注着战局的发展。

那时,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电气时代”,美、德、英、法正在向资本主义垄断阶段过渡。日本抱着“脱亚入欧”的信条,拼力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现代化、西方化进程赫然加快。为了建设军事强国,日本政府每年拿出国家财政收入的60%发展海军和陆军,还从宫廷经费中挤出专款,从全国官员薪水中提取1/10,用于建造船只,暗中准备一场“国运相赌”的战争。而大清朝廷仍陶醉于天下一切尽归朝廷所有所管所享所用的美好感觉,对世界潮流麻木不仁,对近在咫尺的危险视而不见,甚至为了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挪用军费建设颐和园。恶虎的大嘴已经张开,猎物却还在悠然睡眠。

大敌当前,王懿荣舍生忘死,连上奏折,直言相谏。

当时,清廷不顾战事吃紧,在炮声隆隆中照旧忙于筹备万寿庆典,仅为慈禧经过的道路两旁搭建景点这一项工程,就要花费二百四十万两银子。对此,不是没有人愤懑不平。但那慈禧是何等人氏?她是皇太后,掌握着对百官甚至皇帝生杀予夺的权威,在清一色男人形成的权力世界里,纵横捭阖,强悍跋扈,玩弄权柄于股掌之间,其心思之缜密、心计之多端、手段之老辣,罕有人匹敌。多少官员为升官发财、为保乌纱帽、为保乌纱帽下的脑袋,正千方百计、苦思冥想,讨好慈禧。而如王懿荣,平素受到慈禧赏识,跻身殿堂,侍奉至尊,并常常得其青睐为御画题记,自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才是。然而王懿荣却上书《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明确要求“暂停点景,但行朝贺”,战事之后“随时补行”。尽管折子中不乏婉转誉扬之词:“何时非万寿之时,何日非祝愿之日?”但他的不知趣、不灵透、不圆融、不感恩,令许多人愤怒,许多人担心,但更多的人心中充满敬意。哪怕百官不敢言,自有懿荣是男儿。中华文人的风骨,哪怕是在最暗黑无言的夜里,也总是戛然有声,铮铮作响。

面对极端不利的战局,王懿荣曾上书希望重新启用通晓军务、熟稔洋情的奕䜣。但奕䜣上台之后,不仅没有主战求胜,反而追随慈禧一味求和。对此,王懿荣再上奏折《详度夷情审量时局疏》,全面分析战情,坚决反对轻许议和,主张精厉士马,厚积军火,肃清海隅,坚决抗敌。他认为,如果轻言议和,偿付巨额赔款,必然使敌人“挟我之资”而秣厉重来,“是益寇粮而资之盗也”。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他判断的准确。

不仅如此,王懿荣没有停留在语言进谏上,而是直接付诸行动。1884年年底,日本纠集两万人、二十五艘军舰、十六艘鱼雷艇,向山东半岛发起攻击。在这刻不容缓的关头,作为一介书生,王懿荣立即上疏,请求回籍兴办团练,抵御倭寇。获得准许后,他星夜兼程,奔往故土。到达莱州时,方知威海已经失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王懿荣悲愤交集,不顾旅途劳累,奔走各县,联络动员,激发家乡父老同仇敌忾的豪情。“人心甚齐,最为可用!”正当他麇集力量,准备率团迎击敌人时,李鸿章却已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王懿荣壮志未酬,怆然写下七绝:

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

归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

伫立在风景如画的蓬莱阁上,我久久不能离开,昔年王懿荣曾经站在这里怅然瞭望大海,手中紧握莱阳县令相赠的戚继光抗倭时用过的宝刀,那时他会是什么心情?“海不扬波”石刻匾额“不”字上日军炮击的弹痕,像一只盲眼望着远处的夕阳,海涛高一声、低一声,急一阵、缓一阵……

5

世纪之交,风雨飘摇,1899,1900,永远铭刻在灾难深重的中国的年轮上,也注定是王懿荣一生中惊天动地的时刻。

1899秋天,王懿荣身患疟疾,卧床不起。老中医给他开了一个方剂,他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房抓来中药,无意间发现其中一味药“龙骨”上有丝丝裂纹,裂纹周围则是若干刀痕的结体。他以金石学家的职业敏感,捧在手中反复揣摩,又让家人去药店购得全部“龙骨”,进行拼接、对照、推理、琢磨。“龙骨”上这些刻画,非篆非籀,但却是有规律的符号。莫非?王懿荣被自己大胆的设想震惊了,他屏住呼吸,小心求证,经过十几天的研究,最终做出判断:这些“龙骨”是上古人用来占卜的龟甲和兽骨,上面的符号是人工刀刻的文字,这些文字早于周朝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就是华夏祖先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字!而甲骨上的裂纹不是意外所致,而是占卜者以灼热金属工具锥刺而成,他们通过纹理获知想象中的鬼神之谕,遍刻于裂纹四周的便是获得的卜辞。王懿荣如炬的目光照亮了历史的隧道,洞见了华夏文字的始根,直接把汉字产生的历史,溯源到公元前1700多年。试想,如果没有王懿荣慧眼识别,甲骨只能被弃之如敝屣,最好的命运也就是被当作药材研磨成粉,经病人肠胃消化后再回归大地。如果那样,凝注着中华文明尊严的证物就遭遇毁灭性灾难,甲骨文、殷墟,将沉睡在无尽的黑暗中,不知何年何月得见天日。

一片甲骨,惊天地,耀古今!

这看似是一场偶然,是天大的好运降临到王懿荣头上。其实,天下所有事件发生的表征皆是偶然,但内里是铁律的必然。上天只垂青有准备的人。正是王懿荣好古成魔,对金石文物几十年寸积铢累的深厚积淀和深入钻研,使他获得了上天的眷顾,完成了这一奇迹性伟大发现。

此后,王懿荣又倾囊收藏甲骨1500片,正当他准备深入研究之际,他的命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彻底攻陷天津后,又气势汹汹向北京进逼,清廷下诏与列国宣战。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他名为团练大臣,其实不过一“看街老兵”,下属团勇千余人,半是老弱病兵,最可怕的是,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多少。面对这一状况,王懿荣不得不拿私情办公事,给时任湖广总督的妹夫张之洞写信求援。那语气完全是乞求:“公能稍为捐置相助否?”情状尤为令人感叹:“此垂泣而道之者也。”看,这哪有一点点官场上南书房翰林、国子监祭酒的威仪?大敌当前,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挺起头颅顶上去,准备与披坚执锐的强敌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但如山的压力使他“夜漏三下,未及就眠,心力交瘁,殆难言喻”,真是苦不堪言,难以名状。

十万火急!

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攻通州,经过一番烧杀抢掠,两万大军如邪恶蜂群涌向北京城。

14日凌晨,枪声大作,炮声隆隆,俄、日、美侵略军分别向东直门、朝阳门、东便门发起进攻。中午,英军抵达京城,向广渠门开炮猛攻。王懿荣指挥团勇誓死抵抗,打死侵略者数百人,但终究寡不敌众。上午11时,东便门被美军攻破;下午2时,英军攻入广渠门;晚9时,俄日侵略者由东直门、朝阳门破门而入。王懿荣组织团勇在京城各处与侵略者进行激烈巷战,但羔羊遇虎,无济于事。到处是坍圮的房屋,到处是逃散的人群,哭声、骂声、喊声、枪炮声,响成一片,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前门……东西南北、内城外城,各处门楼火光冲天,沦陷的北京,沉浸在无声的哭泣中。

15日凌晨,慈禧、光绪皇帝一行仓皇西逃。

上午10时,王懿荣从容写下绝命书,对夫人说:“我渥受国恩,又担当卫京之责,现在京城失守,我绝不能苟且偷生!”然后,他先吞金,未死;又吞铜钱,未死;又饮药服毒,仍未绝;于是踉踉跄跄跨出屋门,走向庭院的那口水井。

前几天,他曾让仆人清浚此井,笑曰:此吾之止水也。

随后,他的夫人、长媳,也投身井中。

大门外,传来嘈杂的声音……

6

从烟台福山归来,我骑车去寻找王懿荣北京的故居,沿着雍和宫大街、国子监街、交道口南大街、北河沿大街,到达锡拉胡同21号。

一座粉红色的居民楼矗立在那里。

不见了院落。

不见了水井。

当年的痕迹一丝也没有留下。

在那里,我伫立良久。

我仿佛看到那个初到北京的十四岁的青涩少年,那个首考落第、垂首窗边的头影,那昂首步入翰林院的华服,那奔走乡里的双腿,那端详甲骨文专注的神情,那炮火中焦急的脸,那院落里的蹒跚……

王懿荣,你归去时五十五岁。

今天,五十五岁的我,来找回你。

吾之止水,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