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亲人们
一
我家房前屋后，最多的是绿色。家背后有高大的名贵树木楸木树，一棵棵地立在地边的埂子上，春天开出美丽的粉红色花朵，秋天结出筷子状的果荚。屋后还种植有李子树、茶树、花椒树、棕包树等，它们装扮了家园的风景。家的右边不远处是密密麻麻的竹林，种植有大竹、埋桑竹、大黑竹、铁黄竹、山黄竹等，或大或小，或高或矮，一蓬蓬、一簇簇地扎根于山坡上，让家周围的风景更美丽。
记忆中的家，一直是一正一厢的样式。正房是瓦盖的，厢房则是用稻草盖顶。但奇怪的是，正房是木杈房，厢房却是木架房，正房是顶上的材料贵，厢房是底下的材料贵，有点主次颠倒。稻草盖顶的房子最怕鸡，家人稍不注意，鸡便会飞上房顶去乱抓乱扒一气，把稻草扒断或扒开，一到雨天，屋顶就会漏雨。所以，小时候在家里，撵走飞上屋顶的鸡是每个人的光荣任务。
家里的正房共3间，中间为堂屋即客厅，右边为厨房，左边为住房，分成3个小间，供家人睡觉。右边的厨房不大，有一口高高的双眼灶立在里面，灶上的两口铁锅，一口用来做饭，一口专门煮猪食。灶后边，用竹卷槽从山间引来的水，穿过竹篱，滴滴答答地流进家里的土缸里。
对于我家而言，最奇怪的事是灶后边的泥巴居然会长高，而且将其挖除后还会再长，于是就有人劝诫不能再挖。可我三哥不信，一次，他在灶后边滑倒，便用锄头把长出的泥巴挖了。后来，他成了全家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学生。随着弟兄们接二连三考上大学和中专，人们将我家灶后长高的泥巴当作神物，说正是那些泥巴的保佑，我们的学习才那么好，不能乱挖。但我和家里人都知道，我们的学习绝不是神灵保佑来的。为了学习，我们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代价。长大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灶后长高的泥巴，其实是家里人脚上或鞋子上带来的。因为家里以前一直在灶上做饭，家里人多，吃饭时间无法统一，母亲总会把做好的饭菜盛放在锅里，让不同时间到家的人都能吃上热饭。那些不断长高的泥巴，不正是我们一家人在去盛饭时候留下的脚板泥么？那些泥巴，其实也正是我们一家贫穷日子的见证，更是母亲对一家人关心的见证。
在这个简陋的小屋里，父母亲带着一家人艰难地生活。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年，劳动力极多的邻居李姓一家居然抢种了我家的一部分土地，父亲在争斗中一把抓住了李家老大的锄头，却被对方猛地一推，父亲连人带锄头倒在地上，脚手无助地伸向天空，半天都爬不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乡政府（现在的村民委员会），可糊涂的工作人员却作出了让邻居种一季的决定。家乡本就人多地少且产量低，李家抢种我家的部分地后，我家的粮食就一直不够吃，过上了寅吃卯粮的苦日子。本来父亲脾气不是很坏，但由于家里特别困难，母亲又总是唠叨，经常惹得父亲暴跳如雷。
或许因为劳累过度， 父亲50多岁时，头发就全白了，特别是后来弓腰驼背的，行走有些困难。从总体上来看，父亲是严肃、有些古板的，小时候对我们采取的都是“棍棒教育”。如果我们不听话或做错了事，被打一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我们在干活偷懒或是不听话时，母亲只要说一句“你爹拿着棍子来了”，我们便会乖乖听话了。兄弟中，二哥天生不怕父亲，经常与父亲对着干，惹得父亲生气不已。二哥工作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变得融洽了。其他兄弟如果感觉要被父亲打，便会匆匆逃跑，但我却是个倔人，父亲要打就支着让他打，打到他没兴趣。还有，我小时候自尊心极强，如果父母敢说不给我吃饭之类的话，我就赌气不吃。当父母把饭菜抬到我手上时，很多次都被我掀翻在地。那时，粮食金贵，父母看着粮食撒在地上非常生气，但对于绝食的我又无可奈何。几次下来，父亲虽然敢打我，却不敢说伤我自尊心的话了。父亲最后一次打我，是我上初一的时候。那天，他找不到家里的砍柴刀，硬说是我弄丢了。我说不是我弄丢的，父亲越发大骂。因为我真的没动过那把刀，便生气地与他争辩起来，他给了我一耳光，我第一次捧着脸哭了，哭得非常伤心。后来，父亲在家里找到了刀，回想起是他自己不小心放在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对这类错怪儿女的事，农村的大人一般不会认错，尽管父亲没向我道歉，但找到刀后，他挨了母亲的一顿痛骂。自那以后，父亲再也不打我了。没有文化的父亲很少监督我们学习，但会要求我们劳动，家里的人个个都是劳动好手。长大后我才明白，很小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在我们都相继上学后，他肩上的担子重之又重，不让我们弟兄们帮着一点，他干不完那么多活。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在去砍柴回来的途中，因天太黑跌了一跤，把腿骨头跌碎了，在路上躺了很长时间才有人帮忙到家里报信。父亲回家后，整整躺了大半年才能下地干活，全家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那些日子，父亲一直不断地自责，所以，当腿刚能动的时候，他就拖着有些跛的脚开始劳动了。
尽管家庭生活极度困难，但父亲挺会讲故事，家里随时充满无限的快乐。父亲虽然没有文化，可他讲的故事逻辑性非常强。他总是先讲一个道理，再讲一个故事来论证，让人深受启发。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讲的故事与道理串起来，其实就是一篇非常不错的论文或小品文了。特别是对当地解放初期剿匪的故事，父亲讲得更是绘声绘色，让人身临其境。至今，父亲讲述的“牛尾巴长只盖得来牛屁股”“山中扑麻雀，家中打失大母鸡”等方言土语，仍让我记忆犹新。我写的18篇但还没写完的一个方言系列随笔，就与父亲小时候对我的启发有关。部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如今虽然80多岁了，但仍保持着很好的身材和容貌。可以看出，年轻时候的母亲是非常漂亮的。小时候，母亲因家里重男轻女没能上学，嫁给父亲后，就与父亲撑起家庭的重担。几十年的日子里，家里的一切开支和生活用品的采买、各种各样的应酬都靠母亲一个人完成。地里的活儿，她也没少干。
在我家乡那样的农村里，每个人从小除了上学外，都要开始学习做农活。五六岁的孩子，就开始用小型劳动工具砍柴、割猪草和马草，或拾点干柴，为大人们减轻负担。上小学时，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帮助家里干活。农忙季节，即使在晚上，一家人也很少能早早休息。小小的屋子里，要么塞满了苞谷，要么塞满了麦子，要么堆满了洋芋，做完作业后，我们总会与父母一起收拾粮食，感受丰收的喜悦。
与父亲相比，母亲对儿女更为体贴。无论什么时候，母亲总会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我们。在缺衣少粮的年代，全家人的生活全由母亲一个人操持。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母亲都会给最小的孩子留下一点点米。当大人们吃完以瓜豆为主的“饭”后，母亲总会抓一把米，放在一个直立带把无盖的铸铁水罐里，用一片洋丝瓜叶盖着，煮出一碗左右的米饭给最小的孩子吃。母亲这样做，既不让大人看到孩子们吃的饭产生特别想吃的欲望，又关心了小孩子。这个小小的铸铁水罐，养大了我们姐弟6人，它既具有历史感，又记录了母爱的厚度。弟兄们都在上学的年纪，经常因家里穷没有伙食费，母亲要么硬着头皮到处借钱，要么去卖鸡蛋，要么让父亲去卖几公斤棕皮。即使不能把钱准备够，她也要努力去做。找不到钱的时候，母亲便会叹气，喋喋不休地抱怨父亲，当父亲忍无可忍的时候，争吵就自然难免了。记忆中，父母虽然争吵很多，但从不会动手打架，这也是父母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有时候，母亲也会考验我们。比如冬天我们要增添新鞋子时，她总是自己买来布料给我们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们必须先砍一定量的柴，或做一定量的农活。否则，即使鞋子做好也不会让我们穿。小时候，我和弟弟一度认为母亲对我们的要求太苛刻，但长大后我们才明白，正是母亲的这种苛刻，磨炼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在长大后拥有了不怕任何困难和勇往直前的力量，在拼搏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换得了母亲做的新鞋，但天天做完地里的农活晚上又为我们做鞋子的母亲，很少能穿上一双自己做的新鞋子。天下母亲的伟大，或疼或爱，都有不同的表现，母亲这种磨炼儿女意志的爱，让我们在长大后感到特别珍贵。
家里的院子呈长方形，院子外的低处是一条村子间的路，院子外的一段路是用石头铺成的。院子到正房的台阶很高，有10多级。从我家的正房走廊上看下来，老人们都会有些头晕。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特大的夜雨导致后山猛发洪水，家背后高高的坎子伴着巨大的石头轰然倒下，砸垮了我睡觉的屋子，巨大的响声似天崩地裂，让我浑身颤抖。危急时刻，哥哥于屋子垮下前的瞬间，在父母的惊叫声中一把从床上抱起我，与大家一道冲出了家门，只是不太会抱小孩的哥哥在抱着我进入爷爷家的时候，让我饱尝了瀑布似的屋檐水冲脸和进嘴的那股霉臭味道。暴雨过后，不懂事的我们看到田里到处是水，水中有很多大个大个的老品种红洋芋，我们在捡洋芋的过程中着实高兴了几天。倒下的泥土被清理后，在院子的左边贴着石墙的位置堆成了一座小山，哥哥移来一棵红心桃栽在上边，长得非常茂盛。每到春天，树上红色的桃花灼灼开放，装点了一个院子的春色。秋天到来的时候，树上挂满了红绿相间的桃子，虽然是毛桃，但削开后是红心的，又香又甜，果肉与果核易剥离，很是让人喜欢。桃子成熟的时候，家里总会有很多人光临，当然更多的是为了树上诱人的桃子。不过这样也好，“山朝水朝不如人来朝”，那么多人来吃桃，我们心情也格外高兴。因为这棵桃树，我家的人际关系比别人家好得多。
院子中央还有一块一人双臂合抱般大小的圆形石头和一块马背状的长石，它们是那次洪水暴发时滚下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一道风景。没事的时候我们就把马背状的长石当马骑，在圆形石头上敲铁核桃或桃核等，而大人们则喜欢在石头前唠家常和农事。前几年，好动的弟弟移来一株丁香树种下，现在已长得两人多高，开出的花朵也是红色的，煞是漂亮。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不管日子有多困难，父亲和母亲总会做上一桌丰盛的饭菜，忙着在堂屋和院子间供奉先辈。他们把饭分别盛在碗里，放在桌子上与酒杯排成3排。排在最前边的是酒，中间是饭，最后边的是菜。如果是大的供奉活动，父母就会用全鸡或整块的肉祭奠。鸡一般是先用水煮过的，煮时要用筷子等固定鸡的造型，让鸡在起锅后仍然雄赳赳气昂昂的。当父母忙着祭奠的时候，我们最高兴的就是去放鞭炮，把一串火红的鞭炮挂在门口的树上炸响。那时候，整个山上到处是鞭炮声，纸火灰味、火药味和泼在地上的茶、酒味在山村里弥漫，别有一番喜气。
院子的左边是家里唯一的一间厢房，是用木料盖起来的，房顶用草盖成。厢房分为两层，二楼是用篱笆铺成的，从上面可看清楼下的一切，到处是风孔，冬天睡在那里特别冷。小时候，睡在那里的主要是大哥和我。楼下是养猪的地方，在农村，这种人住楼上、牲畜住下层的情况非常多。小时候，家里养的猪经常会打开厩门溜到地里偷吃庄稼，为此我们费了不少心。在这样的家里，除了人的活动，鸡、猪、狗、马的活动也成了人生活中的一部分，难怪要把这些动物当作“称家”之物（即有了这些动物或东西，家才像家，是居家必须有的）。
在我家的院子外边，有一些拳头粗的竹子，都是父亲栽种的，当地人称之为“小黑竹”。这种竹子不粗但长得高，剖成竹篾子后非常柔软，极适合用来编竹篮或捆东西。因其长，非常适合用来打树上的核桃。这些一棵连着一棵的竹子，严严实实地把我家前边吹来的风挡住，使我们不会感到寒冷。竹林下有一块空地，泥巴松软，竹根深入后，居然有了弹性。那块空地一直是我们活动的天地，我和弟弟们经常在那里玩耍。我还用宽大的竹片设计制作了一个跳高架，居然学会了俯卧式跳高。近年我们回家时，这里还成了我们和客人打牌、喝酒、聊天的地方。前些年，我们还在空地东侧栽了一棵染饭花树。染饭花实际上就是中药里的密蒙花，因其开的花能作为黄色染料，煮出喷香的黄饭而得名。目前，染饭花树长得很高，每年过年时都能开出很多花串。每次回家，我们都要带一些花来染黄饭或煮水喝。黄色的饭黄色的水，也成了女儿的最爱。
二
远在昆明的二伯曾是全家人的骄傲，他长得有点像《渡江侦察记》里的国民党情报处处长。在咱农村人的眼里，能在城里混的人就是有本事的人。在那个没多少人出过远门的年代，在城里混的人说话底气都要足一些，更有分量，往往受到人们的尊重。二伯当时就是一个说话非常有底气的人，每次从昆明回家时侃上一些大城市的故事，说一些他在城市的经历，讲一些为人处世的大道理，常常引来人们的一片赞叹声。但奇怪的是，偏偏我父亲不买二伯的账。每次二伯回来时，虽然父亲都去请他来家里吃饭，但饭桌上两人却总会发生争执，有时甚至脸红脖子粗地吵上一架。吵归吵，虽然他们谁也不服谁，可一见面还是那么亲热。二伯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点小礼物，虽然现在看来那些东西很平凡，但那个时候，已经令我们非常激动了。
由于二伯没有妻女，退休前，曾想让我的五兄弟与他生活。当时，全家人虽然舍不得五兄弟，但考虑到五兄弟能够到昆明去生活，不但可以不饿肚子，还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最终答应了二伯的要求。二伯很高兴，在村子附近到处说此事，很多人都祝贺五兄弟。谁知，二伯又考虑五兄弟还小，到了昆明还要上学，会给他增加许多负担，又提出不带五兄弟回昆明的想法。自二伯提出要让五兄弟到昆明就经常烦躁不安的母亲，在二伯打退堂鼓后长长地舒了口气：“不去也好，多少苦日子都过来了，还会挺不下去么？”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与五兄弟年龄相差不大，他如果真去了昆明，我在农村的生活将会少了许多乐趣。
二伯退休后曾有过叶落归根的想法。为此，他在回家探亲的时候，自作主张地买了一母一子两匹马让四叔管理，可四叔认为仅靠养两匹马就想发展根本不切合实际，拒绝去放养。无奈，二伯只得每天赶着两匹马到山上放养，回来的时候砍上一小捆干柴。最初，二伯觉得远离了城市，每天面对大自然，走到哪里都有人尊敬，心里非常高兴。但两个月以后，他就开始念叨在昆明买菜方便、生活方便等好处了。又过了两个月，他干脆贴着本钱把马卖了，又回到了昆明。也许，作为远离家乡多年的人，在昆明的时候思乡，真正回到乡村长时间生活，却又不习惯了。
在我们上大学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二伯给了我们兄弟姊妹一定的支持。二哥上大学时，二伯20元、30元地给予帮助，还经常让二哥到他家吃饭。二伯长期在外生活，多疑和小家子气是他最大的弊端。他回到老家后去亲戚家时，经常说有东西不在了，搞得亲戚们非常尴尬。有一次，二哥到他那里玩，他买了一棵1斤8两的青菜，二哥一顿就把青菜煮了。事后，二伯在二哥面前唠唠叨叨地抱怨了半天，回老家时逢人就说这事，弄得二哥非常生气，很长时间不去他家。后来，我姐在二伯说起此事时对他说：“这么大点事，一天挂在嘴上，您也是这里的人，能不知道我们本地青菜最多？一棵大的青菜可达到20多斤，我们家里人多时都要煮10多斤的青菜。你为1斤多菜把别人说成这样，谁听了不生气？”经我姐一说，二伯才开通了一些，后来二哥又经常去他家了。我上大学时，二伯给我寄了几百元钱。当时，我认为他很小气。六弟在昆明上中专的时候，二伯也力所能及地提供了一些帮助，六弟也时不时地往他的住处跑。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到昆明时，首先去看了二伯。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二伯的条件也非常艰难，单位分给他的是一间约20平方米的小房子。但他不习惯蜗居在公家分给的房子里，在铁路边盖了一间小房子。当我找到他那用石头砌成、上面长了很多草的小屋时，我的心凉了半截，原来二伯竟然生活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走进石头屋，里边光线非常暗，我越发觉得二伯不容易。那一天，在那阴暗的小屋子里，我们谈了很多，只是由于我在读函授得赶回去上课，最终没有与二伯一起吃顿饭。理解了二伯之后，每次到昆明我都去看他，为此，昆明的一位同学还亲自用车送过我几次，拿他的话说，对老人好的人值得尊敬。
随着年龄的增大，二伯又想回到家乡居住，但又害怕回到偏僻的老家生活不方便。为此，我曾建议过他回老家与我的父母一起吃住，也可到我家里居住。如果不习惯与别人生活，可在兄弟姊妹工作的城市租个房子住下来，我们会经常去看他。但也不知二伯是怎么考虑的，几条建议都不接受。2005年，二伯一声不响地在昆明认了个干儿子。那个干儿子一家对二伯照顾得还不错，当然这个“不错”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动机，我们也就不太好说了。2006年，当二伯生病后，我们到昆明时，二伯的所有存款都不见了。由于二伯不能说话，我们请假照顾了一周后，便回家上班，仍由他的干儿子来照顾。后来，我们还没来得及再次去看他，他就去世了。二伯走的那天，我因女儿刚刚出生，没赶到昆明去。但我的哥哥和五弟，赶到昆明按照二伯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几个月后，我才从弟弟一位经常去看二伯的同学那里得知，原来，二伯最后的时光里一直非常想回老家，但是，他的所有积蓄都借给干儿子一家去养猪了，要不回来。而且，他的工资卡也被控制了，他无法回老家，但他却一直让弟弟的同学不要把此事告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