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活水终将拥抱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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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空往下俯瞰，世界上没有一种镶嵌像海水与海岸那样契合。斑驳的陆地，灰蓝色的大海，彼此亲密接触形成的漫长岸线是如此柔和，让人联想起最为舒缓的旋律。但我知道，这种契合里，不但包含了海水的延伸与陆地的退却，也有陆地进逼时海水的忍让与包容。默契，是世界上最柔软的水与最坚硬的陆地彼此间的心领神会，是大海与陆地两者的秘密语言。
当飞机从宝安机场徐徐降落，我从空中看到辽阔无边的大海。这儿是珠江汇入南海的地方，八条放射性排列的分流水道，将南中国的土地与大海紧紧连结在了一起。江水带来沿途高原、山地和村庄的信息，也将它矢志投入大海怀抱的心愿表露无遗。八条入海水道，依稀能够看到大江流到此处的急迫与欣喜，这让人联想起失散的亲人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俯瞰珠江的入海口，我想起了作为珠江源头的马雄山。直线距离，它离我居住的昆明城只有一百公里。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到马雄山东麓的出水洞，看着从山洞里流出的细小水流，怎么也难将它与浩荡宽阔的珠江联系在一起。洞外，有个蓄水的池塘，塘中的水外溢，流向了东南方。云南的冬春两季，气候干燥，从马雄山分泌出来的水滴，如果不是怀抱奔赴大海的梦想，很可能会蒸发于云南冬春的阳光中。但它一旦选择奔向大海，它就得克服重重阻碍，汇入溪流，然后与万千有着同样梦想的水滴一道，汇集百川，浩浩荡荡，开启生命的长途。一路上，它们会经历大的跌落、冲撞、粉碎。但因怀抱梦想，它们会获得新生，并终将拥抱大海，成为自由而不被蒸发的水滴。
观察珠江由细小的水流变成浩荡的江河，只有以不畏前途的困难奔向大海，幼小的水滴才可能拥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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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生命最早繁衍于大海。它的宽阔、浩渺和自由，是生命孕育的天堂。但人类进化为陆生动物之后，丧失了原本可以在水中呼吸的鳃裂，因而对大海充满了恐惧和不适。坐在珠江的入海口，眺望着茫茫大海，才会明白人类要重新迈向海洋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视野可及的远方水面，有细微的一线又一线水浪隆起，像一双双变形的手。在向岸边接踵涌来的过程中，它蓄积力量，最后像一堵接一堵的墙那样平推了过来，然后拍击在岸上，卷起千堆雪。那些从大海深处席卷而来的巨浪，看上去就像是大海对人类的拒绝，甚至那些拍击在礁石上溅起的浪花，也带有某种恐吓的力量。但如果一个人真正进入到海水中，会发现浪涛的下面，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大海的深处召唤。所以，我把拍击海岸的浪涛，看成是大海的劝阻，它让弱小者得以偷生。但如果一个人要看到更宽广的世界，就必须进入大海。因为对人类来说，大海意味着的，是不可预知的未来。
对大海的态度，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格局，更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人类历史上，东方中国的经济规模曾长期位居世界第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才因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让位于欧洲。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眺望，就会发现，如果十九世纪初中国从世界经济第一的宝座滑落是“果”的话，那么往前推到1371年明朝颁布禁海令就是“因”。当时，拥有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明朝是世界上妥妥的大国，它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力强盛，本应该有与广袤国土和资源相匹配的视野和胸怀，可谁也没想到朱元璋会放弃中国延续四百余年的海洋自由贸易政策，将面向未来的目光从茫茫海上收回。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中国领先世界的优势开始一点点丧失，到了大清后期，才有了因国力衰弱而经历的一系列失败与屈辱。
但是如果我们梳理人类历史发展的中轴，不难发现，明朝刚建立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农耕文明最为发达的国家，扮演着引领人类前行的角色。然而，对土地的过分依赖和感恩，使得它在面对大海时情感复杂。一方面，明王朝会让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七次下西洋，彰显了一个王朝的雄心和伟力；另外一方面，它又疑虑重重，颁布了严苛的禁海令，杜绝海上贸易。这一王朝内心的犹疑和彷徨，成了国运的重要转折点。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间是1405年，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80多年以后的1492年。假使朱元璋在获取政权以后，不是故步自封，而是以更大的勇气和胆略走向海洋，走向世界，那么紧接而来的大航海时代的主导者就不可能是西方列强，美洲大陆的发现者就可能轮不到意大利人哥伦布，工业文明的阳光就会最早照耀在东方的土地，明朝的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就会因此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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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清王朝更是选择了闭关锁国政策，在海禁上走得比明朝更远。仅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十一年的十七年间，清王朝颁布的禁海令就达五次之多，且为配合这一禁令，清王朝曾三次大规模内迁沿海居民，禁止私人“擅造两桅以上大船”。这样鼠目寸光的政策，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也为两百年后的鸦片战争清王朝的被动挨打，埋下了伏笔。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为借口，派出远征军侵华，鸦片战争拉开序幕。过去，强悍的清王朝一度在陆地上没有对手，极盛时的疆域甚至多达14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然而从海上来的区区4000人，却让当时拥有4亿人口的清王朝慌了神，仓促开战，结果还战败，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这个条约的签署，不仅是对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的惩罚，还意味着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启。
历史不允许假设。清政府自己种下的苦果，只得自己吞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外界强烈的冲击。国门洞开，外部世界的沧桑变化让曾经的领跑者眼花缭乱。被动开放的中国，从此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屈辱地接受了那些极不公平的条款，广袤的国土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尽管充满不甘，但国门的被迫打开，还是让封闭已久的东方土地艰难地迎来了一缕现代文明的曙光。1843年11月，位于长江口的上海正式开埠。一时间，外国商品和资金纷纷涌入，开行栈、建码头、划租界、办银行……几十年间，上海从一个不起眼的海边小城，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并不是清王朝被动开放的个案。1860年，位于海河口的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并由此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这也让天津成了当时洋务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铁路、电报、电话、邮局、采矿、教育、司法，天津在诸多方面开了中国的先河。
如果说当年上海、天津等地的开放实属被动的话，那么一百余年后的1980年，中国人以超凡的勇气和决心主动出击，在南中国的珠江口东岸，建起了深圳特区。这是一个自觉拥抱世界和未来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怎么样的赞誉都不为过。仅仅是四十年时间，深圳便从边陲小城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创造了人类建城史上的奇迹，与北京、上海、广州一道成为年轻人的逐梦之地。有了深圳这个榜样，十年以后的1990年，我国正式开发上海浦东。彼时的浦东，如果站在外滩眺望，举目皆是阡陌纵横的乡野。以至于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之说。然而三十年后，黄浦江东岸奇迹般崛起的新城让世界目瞪口呆，它以中国八千分之一的土地，创造了中国八十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因为有浦东的崛起，上海再度成为国际性的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
开放，张开双臂拥抱世界，让中国收获了远超预想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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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名城必傍水。人类的历史上，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总会孕育生机勃勃的大城。就像长江之口的上海，海河之口的天津，尼罗河之口的开罗，汉江之口的首尔……而珠江，它孕育的不只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片土地，一片与世界文明接壤的土地。这块土地上，有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以及珠江入海口周边大大小小的城市群落。
现在，中国开放的聚焦点再次南移。有如三十年前的浦东之于上海，借地利和天时之便，深圳的前海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浦东那样，正在担负起中国更进一步面向未来和融入世界的角色。
珠江的发源地马雄山，远离珠江的入海口2300多公里。由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一路东行，在漫长的时光中，它依托四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到深圳的时候，带来了上游难以计数的泥土，形成了今天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珠江三角洲。而深圳的前海经济特区，这片一百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正是珠江三角洲里靠海的前沿土地。位置上，它是未来深港跨境交通枢纽的交接点；经济上，它是深圳与香港在体制与机制上接轨的试验区。短短几年，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深港地区的高端产业：这里有为青年实现梦想的创新科技园；有对标基金集聚区格林尼治和风投圣地沙丘路的基金小镇；有探索新模式的高科技能源企业；有怀抱梦想走向世界的动画公司；有深圳首个国家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有首家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商业银行；有走向深海的中国国际海运集团；更有许多体制机制上的探索……前海的规划、理想、远景，无不体现古老中国张开怀抱拥抱世界的信心和勇气，这使得前海不仅是深圳的前海，也不只是广东的前海，它还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最为开放的前海，是古老中国更深融入世界经济的前海，也是十四亿中国人聚焦和充满寄望的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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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拿破仑因滑铁卢战争的失败，被流放至厄尔巴岛。这一年，英国人史蒂芬森成功制造出了一台叫作“布鲁克”的蒸汽机车。当布鲁克拖着载着30吨货物的八个车厢吞云吐雾地在大地上急驰而来，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彼时的古老中国，嘉庆皇帝批准了吏部侍郎吴璥的奏疏，恢复“捐官制度”，以填补财政巨大的缺口。曾经引领世界经济的中国，与世界拉开了遥远的距离。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帝王，拿破仑即使被流放到地中海中的厄尔巴岛，他对世界大势的把握也令人叹服。谈到中国，他说：“你们所面对的东方帝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当它醒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颤抖！”说完之后，拿破仑又做了补充：“但愿它不要醒来，让它永远睡下去！”
而发生在四十五年前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事件，意味着拿破仑担心的东方雄狮已经醒来。既然醒来了，它就没有理由再睡过去，它会以更加清醒的姿态站立在世界的东方，迎着第一缕阳光，以更宽广的胸襟和更进取的精神走向大海也走向未来。这是改革开放给古老中国带来沧桑巨变的启示，是四十年来深圳奇迹的启示，是三十年来浦东辉煌的启示，也是若干年后，我们回顾中国走向富强和繁荣，前海可能给予的启示。
【作者简介：胡性能，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云南省作协驻会副主席。曾获《十月》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云南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