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珊珊，山西灵丘人。现供职于山西文学院。有文章数篇见诸各报刊。

出于对古代文学的喜爱以及赵瑜老师的盛名，拜读了《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以下简称《白居易传》）。

其实在看书之前，我更多的是好奇。对于古代文人的研究，史料少，研究会受局限；但是史料繁复，更会增加研究的压力和难度：一是史料磅礴体量巨大，取采析辨甚是费力，二是现当代经年累月的研评鉴赏，汇总评判难出新意。《白居易传》会是怎样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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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书翻读，《白居易传》作为一部历史人物传记，不仅呈现出一个立体丰满的白居易，而且更像是一部考据详实的中唐纪录片。丹纳《艺术哲学》中说：“想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赵瑜老师将白居易、将自己，置身于千年前的中唐时期，以宏大的学术视野，详实的文献材料，灵动地梳理剖析，清晰而又浓郁地叙述了白居易生平情性，更增加了情感共鸣，彰显出历史厚重。

传记分上中下三卷，涵盖白居易青年、中年、晚年三个阶段，亦将其创作阶段进行了模块化区分，将史料与论证、思考，缀连成珠。

上卷合十八篇，意气风发的白居易跃然纸上。

白居易生长于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社会动乱、颠沛流离，性格底色有对民生艰惧的深切忧虑，也有对建功立业辅助盛世的愿望。作者在书中写道，“诗人仕官前期的性格写照：达则兼济天下，为臣宁折不弯”（P71），确如其是。寒窗数载苦读，一举登科长安，著《策林》七十五篇，抒理想吏治企盼，置官周至县尉，深察民间苦疾，《长恨》一泻史悟，怨刺必着显言，振翅于言官之制，亦受制与言官之志。白居易的凌云壮志、忠言直谏，换来的是于他人、于己、于政治的无力之感。他逐渐陷入了矛盾：政治趋向的矛盾，精神倚靠的矛盾。

中卷合二十四篇，白居易在仕途的磨砺中逐渐走向成熟。

其先后出任忠州、杭州、苏州三地刺史，充分显示了吏治功德，为臣能重德守正，为官能利民安政，功绩卓著。但牛李党争、宦臣当权等问题横亘中唐几十年，白居易目睹无数才高之士被遗弃成为政治牺牲品，自己也常牵涉其中饱尝浮沉之苦，政治有倾覆之势而又无力扭转，公心和人性如何平衡，士人的使命感和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这就加剧了白居易的政治不确定性，唤醒着他的精神危机意识。所以这一时期的他是痛苦的。何为正道？白居易一直在心理的蹂躏中反复思考、求衡。他有“忧愤气不散，结化为精灵”的沉沦，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苦痛，“且愁江郡何时到，感望京都几岁还”的信心，有“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的壮志，亦有“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的解嘲，有“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的 使命紧迫，渐即释然，发出“识时知命而已”“知之一何晚，犹足保馀生”之类的慨叹，他将语言、情思尽注于诗，让诗歌承载了现实经历，时间总结着人生经验，也践行了他所秉承的“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原则。但人生辗转跌宕，也迫使白居易在各种利害间反复动摇、思考，有了逐渐深入的转变和清醒的认识，终而白乐天《长乐亭留别》吟出“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阵痛后重生，他自在了。就如作者在书中分析：“乐天中年思想：既然官身不在谏议之位，就不如珍惜自由，做好一个地方官，以不介入党争、不同流合污而洁身自好，多做一些对于民众有益的功能事业，这才是白居易中年以后实实际际的思想谱系。”（P134）

下卷共十三篇次，开启了白居易在洛阳十七年的晚年生涯。

没有顾虑的时候，往往文学有较大的成就。就好比大江大河，一路波澜壮阔滚滚而来，至下游越是广阔平静，人也是这样，越清醒自在，心境越开阔，个人情性可以有更大的发挥余地。

这一时期，是白乐天文学集大成之时期。创作主题更加丰富，明代江盈科《雪涛小说》评曰：“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世间一切都并包囊阔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主题、表达、境界，都有扩大。除去创作主题覆盖面扩大，其集大成还表现在有意识地进行文集、诗集的汇编整理。白居易是唐代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其文集也在世界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如作者在篇首所述，历史和文学是相互成就的，所以历史需要见证，更需要著录。

他在这一阶段也有一些创作被称为艳诗，以此批判白居易，笔者认为这样的评述难免自陷于庸俗。文学本就是生活，苦乐哀愁俱有，雅正风俗相佐。白居易退而著述，自适于杯觞闲适讽咏之间，生活的方方面面皆付诸诗歌，物化在文字中、文册中，其要义应该是丰富了白居易的作品风格体例，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

这一时期，我想白乐天也是孤独的。一方面，他的情性底色是儒家描画的，他依然是忧国忧民的一面，所以他亟需寻找精神出口。另一方面，老友或难或病，无处可诉的情绪、哀愁毕现于纸上——“应无藏避处，只有且欢娱”。

历史人物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而文学也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所以，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视野绝不能只拘泥于文学角度，也不能单凭二手研究资料进入，只有通过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比较正确、比较真实地把握人和事，走入白居易的时代才能逐步走进其个人世界、时代精神。

《白居易传》的思考是客观性、全局性的，叙述中常重笔分析介绍背景：政治环境、仕宦体系、社会风尚、科举制度、官阶俸禄、饮食文化、婚姻制度、交游文化、文人心态，等等，不知不觉中捧出鲜活的历史，以自己的节奏引导读者进入作者笔下的创作圈套。我想，这是作者坚持纪实作家的基本素养和立场的结果，通过客观真实的反映，运用纪实文学的创作手段，全景描述层层推进，自然地拉近了白居易与我们的距离、中唐与我们的距离、中国文化土壤与我们的距离，引发读者不自禁地沉湎与思考，也为理解人物、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提供了方法与思路。

历史人物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唐一代文雄诗杰源源不绝并非偶然，作者在第六篇中写道：“要在唐朝入仕做官，唯真才实学、行端品正者，始能登临折桂。投机取巧、钱礼裙带那一套，不大行得通。” 且看白居易入仕流程：本土县乡参加乡试——三年一次的州府级州试——州贡（贡生、举人）次年赴长安参加京都大考——三次淘汰赛后中榜者为进士（诗赋），始获吏部铨选资格——历时半年经三次“铨考”，充分考辨书写功力、判词文理、身材相貌、口齿言说等项目，通过者录用为九品初级文官——任期满（实习期），离职下岗，进入“守选”行列，再次赴考，重施政要义等考评，择优入仕。且后期仕途并不止是一味升迁，需要在朝廷、地方外任的往复中，再进行官阶的调配。唐代科举自由报考公开招聘竞选，实行见习制度在其位观其政，通过多次业绩考核、轮岗、下乡等制度增闻广识，有升有降、有贬有召，这就与后世重其事而失其实的选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唐代科举制度以及选任官员的严谨性与科学性竟能若此，让人不禁慨叹。这就为时代下的才子英萃提供了丰厚的生长土壤。

社会状况的影响必然会在文学风气上有反映。文中两则小故事的叙述引起我的注意：一个是第三十六篇中，“白敏中与贺拔惎携手应试，帝京考官王起，亲自告诉白敏中，自己厌恶贺某，示意敏中疏而远之，敏中当时只好答应。当贺某来访时，仆从告曰敏中不在家，实则遵嘱躲避，贺某茫然而去。此刻，白敏中顿悟，立即追出门外疾呼：即使不中进士，也不能与朋友绝交……王起得知此情，反而深受触动，遂将敏中与贺拔惎同时录取。”唐人之豁达情性可见一斑。另一个是不同政见却能惺惺相惜，求同存异与豁达情性可见一斑。作者书中也赞曰：“唐代士人群体，虽有党政派系之别，私情间却鲜见争强斗狠之举……唐代士人群落交游相处，大都宽容和谐，友情之上……随手翻检唐人‘送别’诗章，数量惊人，真挚入骨，足令后代读书人惭愧。”（P255）文学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社会风气，必然造就个性乖张、情性自然的文学风气，构架出求同存异、相互欣赏的文人格局。

白居易的个人情性与艺术成就，都得益于这样的时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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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白居易是通过各种版本的古代文学史，归纳其关键字莫过于：前期兼济天下，后期独善其身。这些关键字将白居易的形象刀砍斧刻般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至此《白居易传》人物肉骨筋脉才建立起来。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写道：“历史的记载，好像是一成不变，而历史知识，却常常随时代而变。”人的立场和角度不同，往往会加重历史的时代感，就比如《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历史人物传记也是一样的，所谓传记，我认为简单来讲就是纪实基础上的作者对于研究本体的演绎呈现与读者个人思辨，毕竟历史原委任谁也无法知晓。《白居易传》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极具借鉴性的：在保证研究本体的同时，兼顾历史、社会、地理、心理等方面的研究，纵深度、精细度、贯穿性产生时空联系，感情、理性自由交融，有极强的文学说服力与可读性。

中国人对于文人的认识常常是鉴于作品判定其人性格、人格。几千年来强调“文以载道”“人文化成”，并非空言。中国人也喜于见闻之间评判文人性格，善于用自己的思想和处境过滤人与事。生活本身很丰富也很复杂，何况是时空皆历千年沧海桑田的历史呢。一句闲来自在的话语，却能留给后世一个难解之谜，任人言说。就如书中第二十九章，“元稹变节求荣，私争相权，朝官非议，乐天断交，既成定论传世”，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伟斌指出：“新旧《唐书》皆由宋人所著，误读误判元稹……将元稹涂抹得面目全非，这不仅是元稹个人的悲哀，也是李唐历史的悲哀。”毕竟，我们能接触的史料证据大多是二手加工起步的，所以以史料为佐证，以白居易的作品入手，或许能更加贴近事实，更具说服力。

赵瑜老师就找到并为读者打开了这条路径。

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如是“宣言”：“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晚年，又在《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中写道：“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纵观白居易一生及其创作，确是这般。

他以写实为基本美学特色，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把纪实故事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诗歌的叙事性。平实的语言化作炽热的使命感，带动强烈的时代感，强化诗歌创作的现实力量。作者文中有一段相当精彩而准确地评论：“白居易毫不隐瞒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主张，毫不避讳自己为官从政的坚定立场，坦坦荡荡，不计安危，忠实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方向，既要做忠良之臣，又要做真诚诗人。”官场悲欢一场也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时代终将走向衰微。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将现实、文学、政治、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通过现实性的文学实践留下历史触动。白居易的诗文题目常常以人、事或时间命名，且自著文集常添加题注、文记，好比是一篇篇日记，翻开篇目即有开宗明义之感。根据其作品，很容易就能辨别把握他一生的行程轨迹和心路历程，更能品味其中的感动与记忆。

他专注于以人为本的写作方法，他的诗文一经梳理便是一部举重若轻的史籍材料。他的“人”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在于记录自己亲身经历和内心生活。他有志向、有胆识、有才智，但是政治日趋昏暗，一味直谏忠言，注定是被驱离的孤勇者；他又极具责任感，“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有治世安民之才，“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粱之利孰多？”（《钱塘湖石记》）“裁以法度絮以仁” （《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有生活情趣，“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种春。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戏题新栽蔷薇》）；有真诚坦率之质，多篇以湘灵为主题的创作，例如《寄湘灵》：“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独自愁。”描写的就是于湘灵间真挚感人的纯洁爱情，“回望”“凭栏”“独自愁”等，简单的字词组合在一起，却生出无限情意和离愁。其二是表现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具体形象，“家田数税尽，拾此充饥肠”的抱子贫妇人（《观刈麦》），“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的杜陵叟（ 《杜陵叟》），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的卖炭翁（《卖炭翁》），“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的小家女子（《井底引银瓶》），“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的琵琶女（《琵琶行》），等等，不粉饰、不回避，充满真情实感的人性述说，充满理性思考的感性抒发。

他善以现实叠加的方式凸显时间性，以角度叠加的方式生发情性。对于某人、某类人，或是某件事、某些事，会有丰富纤细的感情输入与诗笔记录，甚至同一件事情会重温、回顾、再做生发，新鲜的心情来回顾处理过去的事情。且看诗歌题目：《重到华阳观旧居》《重到渭上旧居》《重到江州感旧游，题郡楼十一韵》《重寻杏园》《晚春重到集贤院》《重过秘书旧房因题长句》，以“重”字入题的诗歌有很多，重复性感怀也为我们拉出白居易生活轨迹的时间轴。他还喜从不同的角度抓住不同的角度切入生活。以鹤为例，据统计，《全唐诗》中收录他专题吟咏鹤的诗多达26首，提到鹤的诗有142处。

以上种种，无不体现出他人生即为文学，文学即是人生的自觉性。

有唐一代开明的政治氛围决定了文化风气的开放性，但是面对安史之乱后的政治变动，以及儒释道三教并流的延续性影响，三教此消彼长，显隐消长。士人对尊崇的“道”逐渐分流，道统的分流难免会引起士人陷入精神困境，处于 “择道”“求道”的彷徨失措中。白居易究其精神底色，还是以儒家思想占据主要地位的，他也自言：“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

白居易出生官宦人家，“世敦儒业”，儒家修身入仕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长安早春旅怀》），大有“不患无位，患己不立”之感。他的政治表现也是值得肯定的，初登仕途，所写《策林》 七十五篇正中时弊，身在谏官则谠言直谏，外任忠州宽刑均税、号召百姓因地制宜植树造林，位苏杭刺史举力筑堤疏通井，都是流芳后世的功绩。逐渐，他经世致用的人生价值有了趋向性。

首先，年齿渐长，仕途颠沛，白居易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政治轨迹已经无可挽回的走向衰败，深有蚍蜉撼树之感。其次，“治国必先齐家”，兄长去世，胞弟白行简把儿子阿龟托于白居易抚养，可见白居易逐渐成为白氏家族的“大家长”，又孔子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家族主义精神也促使着他不得不考虑家族兴衰前途。再者，所谓“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亦能裨益于世，未尝不是人生留痕的一个途径。《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刘勰《文心雕龙》里写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运用诗歌表达情志，裨益社稷端正情性未尝不是经世致用的一个方向。“诗言志”，志有“裨教化”“济万民”之义，亦有“理情性”、“善一身”之义。他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尤其重视讽喻诗的创作，其落脚点在于“美刺兴比”，在于复兴六义传统，他仕宦初期希望达到这样的局面：“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与元九书》），所以在诗歌实践中行而导之，在政治实践中言行合一，但结果却是“言未闻而谤已成矣”。他不禁发出“诗人多蹇厄”的慨叹。从《论语》“诗可以怨”，到司马迁“发愤著书”，到韩愈“不平则鸣”，到白居易 “诗人多蹇厄”，何尝不是蹇厄成诗人呢！悲愤苦难的生活境遇更易激发文学创作的驱动力，白居易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悲愤苦难源于时代，也需要开阔的文化和相对自由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否则“怨”也是难以体现的。

中隐之道实际就是中庸之道的延续，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是白居易进退皆难的现实之举。

看完全书，我对白居易的最大感受就是——清醒。

白居易早年有这样的论述：“居易，鄙人也。上无朝廷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然则孰谓而来哉？盖所杖者文章耳！”凭真才实学立世矣。对于职业发展、人生发展，他有明确的认识与规划。早年即有“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宿紫阁山北村》）等论述，能看到白居易对民间艰难、朝政积弊的精准挖掘，丝丝入扣的批判，但是也有对于陈疾难除和民痛难伸的清醒认识。被贬江州，白居易入仕之心逐渐趋向消极，如上所述，白居易权衡利弊后，“中隐”思想逐渐清晰。但看闲适诗《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白居易的知足常乐，清醒独立，跃然纸上。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的清醒包含了一层退却。退却并非是贬义。中国自古讲究统一：政治统一，经济统一，文化统一，思想统一，等等。这就导致中国人传统观念的趋内性。“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治其家者，必先修其身”， 根深蒂固的家国观念、民族传统观念有先进的一面，亦有劣根性的一面。人性要被固有的道德捆绑，如有忤逆则被冠以“异类”。唐代三教并驾齐驱，士人普遍尊崇的“道”被撼动，精神寄托的根源分化，思想根基是有动摇的；其次白居易年及七旬已历九朝 ，年号十数易，王朝摇摇欲坠，仕宦朝不保夕，只能明辨且远离是非善恶，是谓“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此处略提一人，韦应物。韦应物对于白居易的情性乃至人生格局影响颇深。“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白居易对韦应物的评价极高。韦应物出生关中世家大族，少年时期即入宫闱，后积贫寄居苏州永定寺，年未及六旬客死他乡。有治世安民之能，有众多讽刺批判现实的创作，也有政治失望向往归园闲居，但是他更有作良吏的政治抱负和热情，最终未有善终，时代使然。这对于白居易也是一剂醍醐灌顶的良药。

文人的创作，有以艳丽夺目，有以市场趋鹜，有为抒写心情，有为揭露时弊，唯有“实”能直趋人心，大浪留沙。多少年前就经常通过各种媒介听到这样一些描述当代生活和文化的词：浮躁、诱惑、功利、快餐式文化，等等。现在也有些许体会，市场趋利，人心浮动，虽然都体浸在生活中，但是大多缺少直接的观察、价值的判断，以及对人性的正确取舍，也很少有人能够静下来欣赏、创作、研究扎实的文学，这就双向性导致文学的边缘化。

白居易之所以能够妇孺皆知，千百年来研评不绝独领风骚，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从普通人的生活切入，充分表达真实、真诚、真情。什么是以人为中心的创作？白居易的创作就是。你选择人民，人民才会选择你，直面现实才会被历史沉淀（当然，也需要时代为支撑）。赵瑜老师的作品大多以纪实为特点，文学中有现实关照，有独立思考，有沉甸甸的时代性、使命感。《白居易传》立足白居易，目光却是整个社会生态、历史脉系。深入探寻白居易的情性，体现出的是复杂多面的人性。这就是作者密切关注现实，勇敢正视现实，深刻思考现实的结果。

察人洞世，知古鉴今，透过《白居易传》，可以看出作者对白居易是偏爱的：白居易诗文言生平，赵瑜老师循章述彼身，相得益彰，颇有相惜之感。与其说是对白居易的偏爱，更不如说是对纪实理想的偏爱，对时代自主意识的追求。所以，作者致敬时代，惋叹时代。中唐之际几十年政治动荡引发文人劫难，但也是这时代造就了这样的白居易以及群英荟萃的时代形象，引人深思。文学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能带领我们跨越时空去发掘、去认识、去思考、去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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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的当下，都在思考构建怎样的中国文学形象，形象要具有怎样的特质、引发何种效应。赵瑜老师为我们打开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白居易是极具代表性的，或者说古代文人是极具代表性的。新时期，我们呼吁文学创新，究其源是根植于中国文化厚土的，中国五千年文化，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延续文化精神的同时，也滋养了厚足的人生经验。新时期文化复兴，也应是立足于本土文化的。

希望读到更多类似《白居易传》这样的作品，摘取故事，更注入鲜活的灵魂，让经典熠熠生辉，映照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