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在城市宏大的叙事面前，杂草似乎毫无意义，即便是它们很努力地顶破了水泥而坚强地活着，却从来不会接受到任何的关注，甚至还要担心随时被连根拔起。这是一株杂草作为流寇的命运。

以上内容是我开车经过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凤凰碑时，看到几株长在台阶上的杂草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我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有意义，也不知道杂草被我遇到是否具有某种暗示，但是接下来的日子，这句话却不断地提醒我，指引我，让我对杂草产生了兴趣。

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这座城市里的杂草。在不同的区域，我分别遇到了蓟、荨麻、狗尾巴草和看麦娘等常见于乡下的植物。它们以单株的形式，生长在犄角旮旯，或者背街小巷，甚至残破的墙体之上。

蓟是在工业区的一条老旧巷子里遇到的，巷子两边是低矮的平房，部分空置，有人的几间被用作简易超市和彩票屋，许久都没有人走进去，不被打扰的巷子，刚好持久地保持了寂静而破败。蓟就在巷子的一处漏着水的管道下方躲着，我经过的时候，跨步走过一汪水，垫脚绕到相对干燥的地方时看到了它。我停下来回头看我走过的这段巷子，尘土裸露在破碎的沥青之中，斑驳的墙面上，到处是白色的砖的老年斑。这里本来毫无生机，一株蓟，一株独独地生长在一汪水旁边的蓟，像旱海里的鱼一样，它粉色的花朵，点亮了土黄色的巷子，而那些带刺的叶片，不断地划破风，让巷子有了季节的纹路。

荨麻是在一座新建的停车场里偶遇的。我当时穿着短裤，因为着急赶路，就没留意脚下，踩过一片杂草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腿部就像中箭一般疼，随后便是一阵难忍的痒。我低头看时，才发现是再熟悉不过的荨麻。疼痛的缘故，我已经来不及细想，荨麻是用这样的方式和我打招呼，还是将我当成要采摘它的敌人。唯一确定的，是左腿外侧的一片红肿，以及疼痛和瘙痒。荨麻的厉害我在乡下的时候领教过，也知道疼痛和瘙痒只是暂时的，于是忍痛赶自己要赶的路。走着走着就觉得奇怪，同样是来自乡下，荨麻为何要给我以疼痛和瘙痒，它不光让我重温了童年的某一段短暂经历，还用茎叶上细小的尖刺告诉我，整个城市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温和。我是个心眼比较小的人，在这件事过去一段时间之后的一次饭局上，我再一次遇到了荨麻，它被作为一道绿菜，等着被滚烫的水煮成口感适中的食物。这一次，我终于报了仇。

是在一片被废弃的工厂里，看到那片狗尾巴草的，它们无辜地站在一起，像极了当年犯错误被老师罚站的少年，工厂空旷的院落里，没有风，它们纹丝不动，四面的围墙知道它们内心的落寞。我远远地看着它们，像父母看着孩子，或者说老乡看着老乡，这些原本生活在乡下的植物，唐突地出现在工厂里，跟出现在山坡或者湿地上的表情完全不一样，此刻，在腐朽的铁器和从内部开始溃退的工厂里，它们的植物属性弱得微乎其微，而象征意义则随着我的注视逐渐加强。这些跋山涉水从乡下赶来的孩子，跟曾经水一样在工厂里流动的人群一样，暗自成长过，暗自繁盛过，最后暗自凋谢，完成简单的一生。现在，工厂空空荡荡，狗尾巴草，用孱弱的身体试图填满它。它们还怀揣着当时的野心，你看，有风吹过来，它们就使劲摇摆着身体，让整个场院变得丰满起来，或者说微风吹拂下，它们整齐地飘动着，让废弃工厂的颓废看上去并没那么沉重。

看麦娘一直生活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所在的单位办公楼，有一个长长的斜梯，我们叫它大踏步。大踏步中间是一个花坛，两侧是楼梯，花坛里经常换一些时兴的植物。有一次，我蹲在阶梯上接电话，一低头就发现了熟悉的身影——一株看麦娘正在阳光下看着我。这是我熟悉的植物，在乡下，它有美好的名字，有修长的身姿，只要它不长在麦田里，从来没人去惊动它。看麦娘看着麦子生长，看着村庄经历着日升日落，可什么时候它也进城了，还悄悄地出现在我身边。挂了电话，我仔细地观察它，并郑重其事地给它拍了一张照片，发了微信朋友圈，文案是这样的：看麦娘是这世上最像娘的植物，它一直偷偷看着你，不管你开心还是悲伤，忙碌还是闲适，都默不作声。其实，乡下的很多母亲就是这样，从来都不说爱，不说想念，但心里装着所有的孩子。

二

如果说单株的杂草，以流浪者的身份出现的话，那么在河流和废弃的铁轨周围，杂草们则像住在城中村的农民工一样活着。

一条典农河，从南到北贯穿了这座城市，因此留下大面积的野地。

是不是所有的河流都一个德行，在垂青过河床两边的所有植物之后，扔下它们，像个多情又无情的浪子头也不回地奔流而去。反正典农河是这样的，在它流经的区域，我观察过被它所遗弃的杂草们。

我常去的河段，园丁们种植了以观赏为主的植物。马鞭草细长结实的茎上，淡紫色的花朵火焰一样燃烧着，它们和三红紫薇、粉萼鼠尾草一起，让一条河的两岸有了现代化的样子。

很明显，园丁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排列的绿色植物们，和这野性与柔软兼备的河流并不匹配，甚至还缺少了美感。而河两岸的车前草、毛茛、三色堇和虞美人们，小心谨慎地享受着这里的开阔与生机的同时，无形中又重新定义了河岸，让你觉得，它们才是河岸的主角。

在整齐的植物面前，杂草们显得来历不明，它们的种子，可能是从附近的农田里被裤卷、鞋底带来的，也可能是被不断移动的泥土挟卷而来，还有可能是顺着河流而下被细小的浪花拍打到岸边的。也可能有一些叛逆的种子在成熟之前离家出走，然后就唐突地在此处落地生根。不过，它们的来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让典农河有了野性的美学意义。

在秋天的时候，经常能遇到一些单株的野菊花。不过我看到的时候，它们已经从内部开始衰老，花瓣的边缘有些枯萎、卷曲，纯白的花瓣已经带上棕锈色的斑点。也有彻底枯死的，褐色叶子贴在地面上。在无人瞩目的地方，杂草们暗自荒芜，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在离典农河不远的街区，有一条废弃的铁路，它曾经是农田和城市的分界线，北侧是高楼林立的城市，南侧是庄稼站立的乡村，更多的时候，杂草们住在乡村里，从不越过铁路。城市扩张的外延越来越大，这条铁路逐渐失去了作用，以至于废弃。很长的一段铁轨，因为长期的闲置而生锈，杂草和碎石也趁机靠近，并且越过界限，让这一片区域变成荒芜杂乱之地，经常有流浪狗在铁轨上练习排队和前进，它们是让这匍匐于大地的铁的巨兽显得生动的唯一生物。

等不来火车，铁轨萎靡不振，苍耳和苔藓就开始暗中较劲，一个不时朝地上发射刺球，一个默不作声扩张着地盘。两种分别具有攻击性和扩张力的杂草，让静寂的铁道有了故事——正如曾经驶过铁轨的火车一样，可是，我的想象力太弱了，没办法替它们杜撰，只觉得是杂草掩盖了铁轨的寂寞和绝望，掩盖了城市被轨道划分出来的界限，掩盖了沥青、碎石、水泥路，让城市的部分区域回到最初的样子。

城市的管理者对此充耳不闻，他们既没有拆掉铁轨的打算，也没有清除杂草的计划。杂草和城市管理者达成了和解。其实，废弃的铁轨，闲置的工厂和被遗弃的住宅，被杂草占领，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或者是一个教训，人们对新事物或者说事物的新状态的追求，让杂草有机会重新出现的旧的区域，人们随意丢掉的城市区域，重新回到了草的手里。

我和这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杂草相遇，从个体到群体，持久地观察它们之后，就觉得它们身上流寇的形象竟然是如此明显。它们和山坡、绿化带、公园里的草形成鲜明对比，同样是植物，甚至来自同一个区域，现在，有用的草在明处，杂草在暗处。它们小心地躲藏着城市管理者的目光，小心地打量着高楼大厦的变化。它们窥探着，等待着，战战兢兢地过完一生。

小时候看《水浒传》，我一直觉得，被认定为匪的群体，一定是有故事的，所以，面对杂草们，我蹲在路边拍过挤出砖缝的独株马齿苋，感受过紫花苜蓿在街边的落寞和谨慎，也对小径上被踩成泥浆的蒲公英表示过哀悼。而见到的杂草越多，就越觉得杂草和人一样，也要忍受压力，也要经历衰亡。当然，更多的时候，它们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都不曾被人所目睹，因此不管是压力还是衰亡，抑或是诗意浪漫，都只有杂草自己知道。其实，杂草也可以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优雅——这种品质，文学艺术作品将其称之为高贵。

是的，杂草也有高贵之处，并且远比修剪一致的景观植物要更具野性和气质。

三

对杂草的容忍，有时候能看出一个人对于自然的理解和接纳。

不过，杂草的位置会影响理解的效果：出现在街边、公园，你会觉得它带着美感，毕竟和整齐的街边植物相比，它更具有自然的属性，而出现在路中间或者小区里，可能会招致不满，甚至可能被视为对规则存在冒犯。

人们习惯性将杂草称之为入侵者，但准确来说，很大一部分杂草原本就是坚硬的城市之下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它们一开始就住在这里，田野消失，泥土隐匿，钢筋和砖块的建筑拔地而起，沥青和水泥彻底封印大地，但将种子留在原地的它们，依然按照节令钻出了土地，只不过，原住地已经不再是田野，因此，它们的出现多少显得有些唐突。

在植物学家眼里，大自然并没有杂草，每一株草都有研究价值和审美意义。而在城市管理者的清单中，草却被分为三六九等，被种植的、被围起来的、被修剪的、被特殊照顾的，是有用的草，不在此列的，理所当然被划定为杂草。如此一来，杂草就成为异类。似乎它们一出生就进入错误的地点，它们并不是因为有毒或长得丑陋，而是它们在错误的地方还拼命生长，试图让此地成为自己的地盘。

原住民杂草横冲直撞要证明自己的出身，它们从不选择生存的区域，也忽略了城市内部严格的界限，哪怕是台阶的缝隙，或者有裂缝的柏油马路中间，都能看到它们曾作为本地人的蛮横。

从乡下进入城市的杂草，跟进了城的乡下人很像，敏感，且具有攻击性。闯入城市的杂草，大多独居，不会贸然在墙体和公路上生根，它们领教过车轮和割草机的威力，只能出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然后苟且偷生，而一旦被清理，就一副落草为寇的样子，开始发起抵抗。

而群居的杂草们，似乎已经熟悉了城市管理者的脾气，并接受了被嫌弃的现状，因此大部分只待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河岸边或者草地的边缘，也有混进草坪里去的，每次割草机都会削去它们突出的部分，这样它们就以草坪的样子存在着，或匍匐，或小心翼翼，一旦超过草坪的高度，就到了连根拔起的时日。

在城市里，作为侵入者和流寇，杂草表现得更多的是敌意，从外观上看，它们长相独特，不是周身长满刺或钉，就是用缺口、缝隙、斑点、瑕疵来标明身份，有一些甚至用到制毒液。这个群体里，荨麻草它看上去人畜无害，但是一旦靠近，就会被蜇得鼻青脸肿，它在杂草界坐稳了不好惹的位置，即便是一株也能活出一支队伍的感觉。

突然冒出来的草类，在常年被树荫遮蔽的区域里，几乎没有竞争者，要不然能有出生的机会？与本地草类相比，杂草们有一个优势，就是它们已经适应了野外的生存环境，不管环境如何恶劣，已经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存机制，它们能适应食草动物带来的压力，牛羊啃得越多它们就越旺盛，也能适应干旱或者过度湿润的新环境：它们一旦落地生根，就会不断伸展、扩张，表面上看只有单株在艰难成长，实际上土地内部已经茂密异常。

我曾经思考过这座城市杂草的来历问题，还偏执地认为，记录在当地志书上的草可以认定为原住民，其他的可能是跨地域和省区的，索性叫它们草的移民。而这些草，在别人眼里就成了杂草，因为它们根不正苗不红，甚至长相可疑。是的，有些杂草，是跟着进城的农民落地生根的，他们喜欢大包小包地将乡下的物品搬进城里，杂草种子就藏在他们的衣袖里、包裹里以及布鞋鞋底乘虚而入，反正落户城市是不需要被准许的。

杂草迁徙竟然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19世纪的美国植物学家阿萨·格雷就把美国杂草认定为“谦逊的、喜居山林的隐居者，跟那些具有侵略性的、自命不凡的、专横的外来者可没法比”。她将美国人的性格和美国杂草的性格作出的对比，有趣而深刻，这给了我很多启发，但是因为观察力和分析力的薄弱，我始终没能从我身边的杂草身上提取到本地人的性格信息。

杂草们最羡慕草坪，而草坪对杂草却保持着警惕。草坪，作为城市里专门空出来的以供人们接近自然的一小片旷野，它绿意盎然，接近自然，它被定期修剪、维护，以保持得体的外形从而吸引人们的关注。虽然草坪不需要围栏，却挂着禁止入内的警示牌，因此，草坪和杂草之间，有一道鸿沟。正是如此，杂草也想成为草坪的一分子，这样就可以不用担惊受怕，可草坪寸土不让。

其实，和人工草坪相比，杂草更适合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它们耐旱，不需要持久的浇灌，能有效减少城市绿地用水；它们坚强，杂草的根粗而长，在土壤中分布得又深又广，杂草生长的土壤承接雨水的能力远胜于人工草坪。城市的管理者们似乎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杂草草坪也开始慢慢出现并可能成为一种潮流。

一段时间，所在城市开始建设各种小微公园，意图让人们走出小区就能跟自然接近。面积不大的公园里，草坪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杂草作为园艺植物被引入，城市管理者们想推崇自然风格的种植方式以保障杂草的传播，这时候，杂草有机会被名正言顺地作为城市景观之一，供人参观。

杂草与栽培植物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这也无限接近自然规律——本没有杂草——植物被允许在不同的区域来回穿梭，身体可以，身份一样可以。其实，草在草的世界里，只有不同形态的身体，并没有身份差别。这一点，和人一模一样。

四

18世纪的“自然神学”派，将杂草的用处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展现自然作为植物设计师的智慧与审慎；第二种则是对人类的傲慢自大施以有益的惩戒。三个世纪之后，这个说法依然能代表很多人的观点，而我更加倾向于第一种，但整座城市似乎选择了第二种，并以此作为对杂草的处理依据。

对于像我一样在城市里不曾拥有小花园和农田的人来说，街边的所有植物都是有意义的，它们都能让我心情愉悦，而我也更愿意将杂草视作城市难得的景致，它们的存在，让城市保持了土地的野性，让城市变得柔软，让人经由一片野草的叶子或者一朵野花的花瓣而感受到诗意。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在清晨或者傍晚，借助阳光观察一株杂草，就能有意外收获，而这一切是建筑所无法带来的，虽然你根本不在乎。

在少数人眼里，杂草是一种麻烦，这个群体就是园丁。在他们看来，杂草约等于工作没有做到位，而在拥有花园的人眼里啊，杂草让自己精心设计、栽培的花园变得不伦不类，必须除之而后快。于是，各种除草的方法就随之而出。

城市里的人们对于清除杂草，可谓花样百出。我试着总结了一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方有计划有目的地大而化之，一种是民间斩草除根。

官方和民间都在使用的除草剂，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对杂草斩草除根，化学性除草剂的成功，让杂草在一段时间内变得稀少，但是人们也发现了除草剂对土地的污染，在除草和收获放心蔬菜之间，人们还是选择了后者。另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当人们对杂草使用了除草剂之后，杂草竟然变得更加强大，它们的身体像注射了疫苗一样，因此，除草剂开始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割草机。

很多个早晨，睡梦都会被割草机的轰鸣打扰，对于贪恋周末片刻酣睡的人来说，割草机作业简直是一场灾难；而对于杂草来说，每一次轰鸣相当于一次大型的围剿。在草坪这个战场上，武器所发出来的，是那种不连贯的轰鸣，发动机隔几秒停顿一次似乎在积蓄力量，然后一头扎进杂乱无章的草丛。不一会儿，空气中弥漫起青草的味道，被塑料齿轮划过之后，草们变得平整均匀，被切断的草们，尸横遍野，听不到一声尖叫。而躲在其中的杂草，更是不敢吱声，生怕被发现之后，被连根拔起。

当然，割草机也经常误伤，不是把幼小的树苗切断，就是让准备绽放的玫瑰早夭。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就记录过一次误伤：

割草机熄火了，两次；跪下来，我发现

一只刺猬被卡在了刀刃上，

死了。它待在长长的草里。

从前我见过它，甚至还给它喂过食，

一次。

现在我却伤害了它悄无声息的世界，

无法弥补。埋葬也无济于事：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而它却不会了。

死后的第一天，新的缺席

变成永远的事实；我们早该彼此

当心，早该心怀仁慈

当一切还来得及。

这首名为《割草机》的诗歌中，诗人用一只刺猬的死提醒人们“新的缺席/ 变成永远的事实；我们早该彼此 / 当心，早该心怀仁慈 / 当一切还来得及”。可是，没有一台割草机会有仁慈之心，它们只有“杀身成仁的念头”，因此，人们对清晨的割草机心怀不满，而杂草们，则对它充满恐惧和绝望。

和园丁们有目的、有节奏的清理相比，民间的清理就显得不那么“血腥”，但是却残忍了很多。此处收录一则来自网络的除杂草的方法：

当杂草湿的时候，雨后除草或在花园浇水之前除草，这时土壤湿润，你将能够轻松地拉动这些讨厌的植物的根。永远不要让杂草成熟，除非它会修复它的根并溢出它的种子，用根球拉起植物。简单省力的除草技巧是用塑料、地毯或垫子覆盖杂草两到四周，如果是黑色则要好得多，这将会让植物死于黑暗（没有太阳）或热量。很难掐出在路面和人行道的裂缝生长的杂草时可以用沸水。由于杂草的种子在花园土壤下仍然处于休眠状态，所以当你挖掘一个斑点时要小心，不要过度推翻你的土壤。

总结出这些方法的人，一定是对杂草恨之入骨的，其找到了杂草的弱点和优点，在经过多少次实验之后，才得出了能斩草除根的方法，足以见得杂草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多少麻烦。

我还搜索到一种“煮豆燃萁”式的除草方法。在乡下，鸭子吃杂草，土豆和杂草一起走过春天，但是进了城，腌制鸭蛋的盐水，在杂草繁盛季节，就成了除杂草的妙方，浇上三四次即可遏止杂草的生长。煮土豆的水，也可除去杂草。腌咸鸭蛋和煮土豆的水都用在了除杂草上，人们对除草的决心，可见一斑。

不管是被放弃的化学物质，还是常用的机械除草，抑或是流传于网络的民间方式，对于杂草的认知，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粗暴的攻击，而很少有人停下来思考它们的意义。因此，杂草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入侵者，不管它是否具有什么意义，它的存在是无法接受的，它的生长对于城市来说是粗鲁。其实，和仇视杂草的人相比，漠视杂草的人，更让人失望，他们的漠不关心，也是造成野草被误会的原因。

这都是我臆想出来的，其实，对于这一切，杂草早已经习惯，并默默接受。但是它们知道一切，却并不打算有所悔改，因为它们觉得自己没错，它们总会在铁轨生锈的荒野行使自己的修复能力，让我们的城市不至于破败，但是当它们形成规模，人们能想到的词语，往往是荒芜、杂乱，似乎只有经过整顿的画面，才是合理的。

我对草是有感情的，不管是别人眼里有用的草，还是被嫌弃的杂草，只要在不匆忙的时间遇到，总会引起我的好奇心。这或许源自我的乡下的生活经验，因此，我总希望能找到与杂草相处的方法。

转换角度，对杂草的作用和意义进行“重构”，或许是一个机会。

在乡下的时候，我们家的土豆地里经常会有冰草之类的杂草长出来，有一些甚至还穿过了土豆，导致其从内部开始坏死。对杂草恨之入骨的祖父却并不着急去处理它们，而是任其生长。等土豆成熟，我们拔掉的土豆蔓堆了一地时，冰草就派上了用场，它们被祖父一把揪出地面，然后打成结，我一直记得，被冰草紧紧捆扎的土豆蔓非常便于运输。

典农河的园丁对杂草的包容，跟祖父如出一辙，在马鞭草、三红紫薇和粉萼鼠尾草的边缘，车前草、毛茛、三色堇、虞美人的生长，提升了河岸的美感，这是城市规划者未曾想到的效果，河岸在杂草和良草的双重点缀之下，无限接近了自然。

人们对杂草的偏见仍在继续着，而和汹涌的斩草除根同步的，是新晋的杂草不断出现，城市在变老的过程中，居住过的地方不断被人们所嫌弃，大家一股脑儿朝着新城搬迁，老旧小区日益增多，那些曾被视为珍宝的花园开始荒芜，留在花园里的良草，变成了无人料理的杂草。它们凶猛地扩张着，仿佛在报复主人之前的养护。

新旧杂草开始攀上墙壁，钻进墙中，让原本整洁利落的四方形菜畦变成了立体派画作般的五颜六色、七零八落。疏于管理的草坪，也变成了可怕的杂草聚居地，大群杂草试探性地向周边的土地和道路入侵。

不过，一切都是短暂的，在经过抛弃和重新设计之后，变老的城区成为建筑工地，巨大的轰鸣声中，一座新的城市正在脱胎而出。而此时，杂草们的种子已经悄然混迹于湿润的泥土里，它们寂静无声，等待着新的机会，以此来证明自己顽强的生命力。

田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散文集《大地知道谁来过》《大地词条》两部，曾获宁夏文学艺术奖、《朔方》文学奖、丁玲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