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朝颜，畲族，中国作协会员，江西作协散文专委会副主任。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第十次全国作代会代表。作品散见《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天涯》《作品》等刊，有作品被《新华文摘》选载，部分入选《21世纪散文年选》等选本，有作品译介国外。曾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民族文学》年度奖、丁玲文学奖、三毛散文奖、谷雨文学奖等奖项。出版有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赣地风流》等。

一

雨声淅沥，如同幼时的哭泣，没有一个准确的停止时刻，除非，天空累了，像从前的我，哭累哭倦了，不知不觉伏在门槛上沉入梦乡。

我记得那道高高的木门槛，需要手脚并用，极力攀爬才得以跨过。门槛上，镶着一根半圆形的长竹片，年长月久，中间部分被我磨得光溜溜的，连同竹节也收敛了它的突兀和粗糙。有时候，我也从大门左侧的狗洞里钻进钻出，不顾父母的责怪兀自我行我素。我瘦，四肢灵巧又柔软，足以模仿小动物的多种行进姿势。于我而言，那更像一种游戏式的神秘探险，通过一个洞穴，钻进一个豁然开朗的空间，比之一本正经地跨过大门，对我更具吸引力。

更何况，我们家的鸡啊，狗啊，也并不那么循规蹈矩，不会一直老老实实地从洞中出入。它们时常争抢食物，尖叫怒吼，奔逃的，追赶的，一溜烟就穿越了高高的木门槛，演足了人们常说的鸡飞狗跳情景剧。

可想而知，那样的场景，只能属于童年，属于我的麦菜岭和我的村庄，属于我栖身过的那幢房子。二十年，它容纳了我的眼泪和梦呓，觉醒和长大。只是今天，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房子，以及那道木门槛和那个狗洞，都永远地消失不见了。

父亲接到村委会打来的电话时，也是在这样一个阴湿的雨天。我们坐在饭桌前，原本谈笑风生。电话那头近乎呐喊的声音，无须打开扬声器就让旁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于是我们全都安静下来，电话那头那些沉甸甸的字眼，像正在用力敲击的锤子，一锤一锤，重重地打在我们的耳膜和心坎上：“老屋，土坯房，空心房，危险，须在一个月内拆掉。”

不，我们不愿意认同那是危房。父亲每年都回到老家，去清除四边阳沟的淤积，去弥补头顶屋瓦的渗漏，去修缮所有门窗的松动，去清扫悄悄积聚的灰尘和蛛网。因为村里有小孩无师自通地模仿了我童年的游戏，从狗洞里钻进老屋，像深入一座城堡那样四处探险，父亲不得不用砖块将狗洞封住。今天的孩子，和20世纪80年代放养的我已经不一样了，他们被小心地看护着，生怕有一丁点闪失。常常是大人们反复呼喊，仍遍寻不着孩子的踪迹，最后发现孩子竟躲在我家老屋的偌大空间里，玩起了和大人躲猫猫的游戏。这时候，大人们自然要将满肚子的气恼怪罪到老屋头上。

我们保留着那幢老屋，并不为着一定要回去居住。也许会，也许不会，谁说得清楚呢？至少，每年的清明节，我们要山水迢迢地回去，在正厅里点燃香烛，摆上供品，祭祀祖先。事实上，最重要的原因是，那所房子对于这个家庭的意义如此重大。四十年前，一座新房几乎耗光了父母的心血，见证了他们最艰苦的一段奋斗，也承载了他们生命中最初和最大的骄傲。

然而我们又都明白，村委会通知的拆屋事件几乎无可违拗。对于危房村委会的干部们挨家挨户地做着工作，村民们喜忧参半地抗拒或接受着现实。施工队热火朝天地忙碌着，高高扬起的灰尘弥漫在村子上空，也无孔不入地钻进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那些曾经花费诸多时日，被用心筑起的居所，那些被一块一块垒上高墙的土砖，无不因时光的荒废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成为一堆瘫软的烂泥或齑粉。

那时候，整个麦菜岭，除了大伯的房子，就剩我们的土坯房没有拆除了。村干部承诺：“现在拆，可以拿到一笔补偿金，工人也由村里来安排。再往后政策会怎么调整，就不好说了。”父亲嗯嗯啊啊地应对完电话，许久没有吭声。他差不多已经看见了老屋的命运，是的，无论他怎么小心保护、仔细修缮，也留不住它了。一所房子，需要每天的人气将养，才不至于萧条颓败。即使他不在乎维护的成本，一代以后，再往下一代呢，谁还会继承这份相同的使命？我的哥哥一家，早已在广东安定下来，回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我，终究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在以宗族男性唱主角的村庄里，实在顶不得门户。

思前想后的结果是，父亲接受了村干部的建议，乘车回老家丈量面积，拍照取证。然后，眼睁睁看着它轰然倒塌。

二

迁入那所房子时，我还很小，唯有一个细节，被牢牢地固定在记忆里：步伐尚不稳健的我，闹着要参与搬家，母亲递给我一件最轻的家什（大概是火锹），我吃力地抱着它，欢天喜地跟在大人身后，走向了通往新家的上坡路。我们家的大黑狗兴奋地摇着尾巴跑前跑后，还不时涎着脸在我身上蹭一蹭。一棵巨大的冬青树将裸露的树根横亘在土坡路上，险些绊了我一跤。一些不肯南去的留鸟在枝头叽啾叽啾地应和着我们的动静，仿佛在议论这新来的邻居会不会打扰它们的安宁。不远处，一头系在柚子树上的牛哞哞地叫唤着，不甘寂寞地加入了热烈的合唱。

那应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腊月天，是早就请先生看定的吉日良辰。“我们要住新屋了哦。”我学着母亲告诉我的话，一遍一遍地念叨着，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向往一切热闹，是孩童的本能。而我凭一颗早慧之心，便隐约感觉到这是一件大事情。

如今想来，当时的那一幢新屋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是宽敞自足的栖身之所，是独立私密的家庭空间，还是父亲作为一家之主顶天立地的证明？

许多年以后，我将父母零零星星的讲述拼凑起来，轻而易举就连缀起一部艰辛的建房史。那些我虽未亲见，却完全能够想象的生动画面，闭上眼睛，便会时不时地在脑海中放映，好像就发生在眼前似的。

在那之前，父亲领着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门背后还放个尿桶。母亲没有自己的厨房，只能在屋檐下搭个简易的土灶做饭。一个没有烟囱的灶，炒起菜来总是腾起一股呛人的烟熏味，加上屋子里的乳腥味、尿骚味，在狭小的空间里混杂成一种无法言说的逼仄气息。

这一间窄小的屋子，是和大伯分家前共同建造的。和赣南多数底层农家的格局一样，它作为一幢房子的一部分，连缀着一间厅堂（兼作饭厅和厨房）与另一间屋子，二层是矮矮的阁楼。决定建房的时候，大伯已和祖母从小带大的童养媳完婚，很快生下三个孩子。他给还在部队服役的父亲写信，诉说经济的困难。父亲把一分一分攒下的津贴往回寄，还想办法买了铁钉等物件寄回家。凭票证购物的年代，一切都需要仔细筹划。

那时候，父亲意气风发，满脑子高尚的人生道理，退伍归来时，还将退伍费一分不剩上交给大伯。他忽略了人与人的种种私念和算计，单认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直到龃龉一次次发生，贫穷的家庭，衣食、劳动、家务的分配和承担，无不矛盾丛生。最后分家时，父亲两手空空，只分得一间偏屋，厅堂和另一间正屋归了大伯一家。

若干年以后，那间偏屋最后还是归了大伯。在麦菜岭，建房被称为“做事业”，那是一个男人在村庄里立住脚跟、受人尊敬的基本依凭。然而大伯在和父亲共同建造了那栋房子之后，再无建树。他的一众儿孙无处安身，他需要它。父亲只收了象征性的两百元，连同屋子里的家具，也一股脑地送给他了。

原本跟着祖父学过杀猪的大伯，在乡村属于相对容易讨生活的手艺人。可是他很快退出了这一行当，也许是因为太过辛苦，也许是因为不喜欢杀生。总之，他一生再也没有举起过屠刀，而是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夫。他躬身事地，直到年近八十，脊背弓成九十度直角，真正是面朝大地背朝天了。

前些年大伯一家被识别为贫困户，领上了低保金。他的房子，成为结对干部最头痛的问题。拆吧，他没钱再建，总不能让人没有立锥之地。不拆吧，又不符合政策。最后，他们想了个折中的办法，由政府出资，将那栋房子全部粉刷装饰过，改水改厕，达到了验收标准。

“叫化”，对，大伯这个诨名被祖母喊了一辈子，喊得亲切，喊得自然，像喊一个无比珍爱的昵称，直到她老去、仙逝。我不知道他为何被安上这样一个意为乞丐的绰号，如果是基于把孩子叫得贱一点，更容易养活的乡间习俗，我的二伯和父亲却没有同样的遭遇。依我与祖母相处十几年的观察，我能感受到的是，祖母更爱她的大儿子。据说，天下的父母永远怜爱穷苦的孩子。另一方面，祖母未曾生育过女儿，大伯母是她亲手带大的，情同母女。祖父早逝，祖母忧虑着大伯家的一切，尽一个母亲的所能帮衬他。有时，甚至宁愿牺牲一点小儿子的利益，也要操心大伯一家的温饱。

祖母常在人前唉声叹气：“我家南昌（父亲）是好过日子，可怜我叫化。”母亲听见了，总是爽朗地接应道：“是哦，我们有哦。”母亲心气高，再困窘的时候也不愿意喊穷。她相信冥冥中有一种暗示，会影响人生的运势。

父亲与大伯曾经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开跑，生命境遇却大相径庭，包括子女的培养与职业选择。我至今不明白，所有的结局是否与那些暗示形成因果。我相信祖母的每一次感慨都发自真心，只是她不知道有个词语叫一语成谶。

三

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相中了麦菜岭上的一座荒坡，决定在那里开基。

他首先要征得村里的尊长同意，这一关相当顺利。父亲一向礼数周全，为长辈们所信任。再者，那样一片人们鲜少涉足的荒凉之地，实在很难引起争执之心。相对于白手起家的开创，人们更习惯安享现有的舒适区，或争夺祖上留下的产业。

可以想见，当年的父亲没有积蓄，入不敷出，要建造一幢新屋，无异于面对一座愚公也难以搬动的高山。他所能够倾囊而出的，唯有力气和时间。作为一名从军八年的退伍军人，父亲无比谙熟也无比信奉着愚公移山精神。

山坡高而陡，土层厚而硬，大多是最难撼动的猪肝石，轻易无人敢下决心动手。父亲咬着牙，开启了移山的第一步——蛮力征服。一天一天，从日出到日落，他领着母亲，一镐头一镐头地挖下去，一畚箕一畚箕地将土石挑走。最终，他们硬是将山坡挖开，平整出一大块足以造屋的地。这其中，他们只花钱请过一次专业人员进行爆破，其余的苦活儿全部自己扛下了。

有很多年，我站在屋前的空坪上，俯视着低于我们家的整座小村庄，仍难免升起睥睨一切之感。我们有独属于自家的余坪，有分别通往后山、村庄、小河的三条小路，偌大的空间，足够我们自由撒欢而不受干扰。就连我们家的大黑狗，将军一般在房前屋后巡视时，尾巴里都难免翘着一丝得意劲儿。那种一览众山小的骄傲，是父母亲用超乎常人的勤劳与汗水换来的。

我恐怕再没有见过父母那样吃苦耐劳的人了。为了节约开支，他们自制了建房所需的每一块土砖，几乎挖空了铜锣湖那丘自留地里厚厚的黄土层。我至今仍能回想起制土砖的所有程序：在黄土中洒水，掺上干稻草，反复地拌匀，然后将黏稠度恰到好处的黄泥倒入砖格，压实压平，迅速划上两个手指印，猛地抽出砖格……此后是一次次地翻晒，用泥刀削平边边角角，再从旷野中一担担挑回村子里码好，盖上遮雨布。

当然，这些都是在我长大一些，我们家新建猪栏、厕所时习得的。彼时我已经学会挑砖了，两头各一块，就将我的身子压得摇摇晃晃。每次走近那一排排整齐列队的土砖，我就犯怵。而他们的双肩究竟承担了多少吨的人间重负呢？我不敢计数，也不能计数。我只知道，与之相对应的，是朗日、寒暑、汗水、泥浆，是隐忍、承受，或曰希望。

按照时间推算，他们造屋的行动应该持续了好几年。其间，我们兄妹相继来到人世，嗷嗷待哺，占据了母亲诸多的时间精力，也拖累着造屋的进程。母亲曾讲述过一个令哥哥羞赧不已的场景：她挺着大肚子，在拌一堆三合土，而哥哥则追在她屁股后哭闹不已，喊着要抱。她只好停下活计，哄一会儿哥哥，然后又投入紧张的劳动中。我在母腹中那十个月，无论担水、挑沙、运瓦，还是洗衣、做饭、喂猪，她都带着子宫里的我在村头村尾行走，身后跟着一条小尾巴。她需要完成无穷无尽的劳作，还需要应对我的踢腾，安抚哥哥爱的索求。

后来，当我也成为一个孕母，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里的女儿时，实在不敢想象，一个人承受重荷的能力如何能达到母亲那样。也许，皆因对摆脱逼仄生活和住进独立新居的渴望太过强烈。也许，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家庭，她根本别无他法。

父亲需要盘算的事情很多。砖可以自己制，沙可以自己挑，可是梁、柱、檀、椽等木材，自己是造不了的，想买还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彼时他在乡电影院工作，经常要进山区放映，凭着自己的人格魅力，结识了一帮热血兄弟，讲义气，肯帮忙。他们听说父亲准备建房，二话不说，砍下最好的杉木，剥好树皮，吭哧吭哧地运到我们村，钱却只肯收象征性的一点点。请泥水师傅动工时，他们还挑来一担一担的柴火。

父亲对他们充满了感激。正是那些没有念过书、穿着并不体面、说话并不漂亮的山区兄弟，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就在我们全家搬进新屋生活后的二十年，这些来自山区的男人，还在农忙时帮我们家犁过田、打过谷、挑过粮。自然，当他们隔三岔五出来赶圩时，也将离圩场不远的我家当成了落脚点，中午过来吃一餐便饭，和父亲聊一聊家常，偶尔也带来一些山区土特产。有几位走动最勤的兄弟，甚至结下了不是亲戚胜似亲戚的关系，在红白喜事上相互施以厚礼，过年过节送米粿、送粽子更是常有的事。

我记得他们的名字，一位叫窝眼，一位叫久逢，还有一位打我记事起已不在人世，他的妻子儿女一直与我们家保持着密切往来，那个延续着亡夫友谊的妻子名叫道娣。

许多年以后，时间带走了年长于父亲的窝眼——那个木讷憨厚的单身汉，道娣一家不知所踪，只有在市区务工的久逢，仍与父亲偶尔联系着。时空移易，许多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人事，终究像那幢被推倒的老房子，只合怀念。

四

事实上，那幢给予我俯瞰自由、接纳我无数幻想的二层土坯房，在刚刚搬入时是简陋而粗糙的。

它没有经过细致的装饰，起初只是满足了一家四口基本的起居需要。我们有了自己的厨房、自己的卧室，再无须四个人挤在一张窄小的床上，也无须在呛人的油烟味中咳醒了。我和哥哥可以在宽大的厅堂里蹦蹦跳跳，不用担心遭到大伯的呵斥，还可以在那个大狗洞里钻进钻出，笑得咯咯的。我们不知道父母为此欠下的粮食、债款和人情，也不知道此后还将面临多少人世的艰辛。

父亲没有懈怠，他又花了几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对新居进行了美化。他买来油漆，将大门漆上了均匀的蓝色，中间是一个规整的大圆，涂上了鲜艳的红色。大门合上，多么像大海中浮荡着一枚浑圆的红日，大门打开，分出来的两个半圆，又多么像烧红了脸的月亮。啊，唯独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大门，区别于任何一家。我是多么喜欢将大门打开，又合上，看着它们一次次变换着形状。

那时候，我还没有亲眼见过大海，它在梦境中幻化成一片汪洋，将我幸福地淹没。我幻想坐上一条大船，从这幢屋子里驶出去，驶向无际的水域。去看海鸥，去捡贝壳，去追逐落日，去尝一尝海水的味道……我常与哥哥站在门前争论谁主张的事物更大，我们用双手使劲地张开，张开，然后朝身后伸去：这么大，这么大，比海还大，比天还大。

那个年代，将房子内外墙都刷上白白的石灰，想来是很前卫很时髦的，因为在那之前村子里没有一家这样做过。一来费钱，二来这活计一般是由专业的泥水师傅完成。而父亲，从没学过刷墙的父亲，却独自一人完成了这一巨大的工程。他买来石灰、泥水工具，按照打听来的方法搭配好纸浆，一个人提着石灰桶，站在高高的木梯子上，从一间屋走向另一间屋，从一面墙走向另一面墙，不停地刷啊，刷啊，终于，将整个家粉刷得洁白而透亮。在幼时的我看来，那简直像一座童话般的纯洁的宫殿。

在这里，我们不再整天直面泥土，不再看着尘埃脏兮兮地扑进饭碗，我也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在无助哭泣时使劲抠掉墙上的土用以泄愤。相反，我有时会做一种类似公主的梦，洁白的城堡，蓬松的纱裙，披在肩上的长长的头发，精美的饭食，被宠爱，被呵护……尽管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梦总是被清晨的鸡啼声拉回到现实，但是无可否认，在四面环山的麦菜岭，那幢房子给予了我最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最早的审美教育。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父亲将为之付出永远无法弥补的代价。他的双手皮肤被油漆和石灰腐蚀，从此像沙粒一样粗糙、生硬、丑陋。我害怕被它们触摸到脸蛋，那双手一伸过来，我就下意识地飞快跑开去。它唯一的好处是，当我背上痒痒时，父亲将手伸进衣服里，无须动用指甲，只需以手掌摩挲，便可起到挠痒痒的作用。

起初我们家的墙壁上空空如也，作为电影放映员的父亲，渐渐用电影画报填充了那些空白。每一组电影画报都相当于一本简单的连环画，日日相对，故事梗概和人物形象便深深地烙印在脑子里了。我记得客厅里贴有《樊梨花》和《佘赛花》，那种盛装的威武的女英雄样貌令我艳羡，最重要的是她们敢于挑战男性的权威，这会不会是我从小就不甘向男孩示弱的潜移默化之影响呢？不得而知。厨房里贴有一张《开枪，为他送行》，年长月久，男主人公的面目已被烟火熏得漆黑而模糊，只记得一把巨大的黑漆漆的枪，枪口对着盯视它的眼睛。再后来，墙上每年增添一张父亲的退伍军人慰问年画，有时候是先进工作者奖状。自然，还有我们兄妹的三好学生奖状。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将在这幢屋子里天长地久地住下去。房前屋后种上了杉树，左右两侧种上了桃李、枇杷，一年一年，我们看着这些树木高过人头，开枝散叶，成材的成材，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如果撇开劳作的艰辛、物质的匮乏，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堪称幸福。鸡啊，兔啊，狗啊，在我们的屋子里抢食，闹腾，相亲相爱，所有的日常烟火都在这里密集地散发着温暖的气息。

父母依着经济所能承受的范畴，不断地添置着家具家电。先是有了缝纫机、组合柜，后来又有了电风扇、电视机、电话、电脑，还打了压水井。我们在这里迎接了嫂子的到来，也迎来了大侄儿的降生。我的先生在与我谈恋爱时曾无数次翻过麦菜岭，穿过小竹林，来到我的简易书房。他轻易地赢得了父母的信任，也赢得了我们家大黑狗的信任。离开的时候，带走满心的快活或忐忑，偶尔也带走一两只跳蚤。

那时候我们怎么会想到呢，若干年以后，它成了老屋，成了需要推倒的土坯房。而我们全家，已经搬到了市区，住进了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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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