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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2023年第2期|李一默:巨人家族
来源:《黄河》2023年第2期 | 李一默  2023年03月16日08:33

山西右玉人。青年作家。作品散见于《青年作家》《黄河》《湖南文学》《红岩》《天津文学》《福建文学》《安徽文学》《南方文学》《文艺争鸣》《文艺报》等。

 

1

你爹要死了。

二爹在电话里把这句话大声喊给我听。我不相信。父亲是我们家族的铁汉,身形高大,背宽腰圆,身体一直无恙,如果死神必须寻找一个宿主,怎么也不可能是他。关于这件事,我无法获知更多细节,二爹那头很快挂掉了电话。我的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父亲脾气向来暴躁,得罪过不少人,很有可能被人从后面捅了刀子,或者,他在干活时突然从屋顶上掉下来,伤了要命的部位。

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但我与我父亲的关系,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不好也不坏。

就这么简单。

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我试着联系高志。他也在北京,可我们几乎不见面,来北京三年,唯一一次见面是我趁送货之际去火车站接他。从小,我俩身形几乎无异,齐头并进向上生长,突然有一年,仿佛施下一道魔咒,命运之手关闭了我身体内部的生长阀门,逐渐抛给我一副五短三粗的丑陋肉身。这让我自卑和羞愧。这大概也确实成为父亲不喜欢我的主要原因。高志则近乎完美地继承了我们家族身形高大的优良基因,在人群中,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当然他也认出了我。他的目光顺流而下,与我相撞,很快分开。高志说他不想在县城待了,没前途,想出来闯荡闯荡。那是我听他说过最豪壮的一句话。

高志说他也接到了他爸,也就是我二爹的电话,让他赶快回去,口气更硬。然而,电话那头也未说明白,我敢肯定,高志与我一样,并不知道事情详貌。挂断前,高志说他会回去,犹豫了一下,又问我要一起吗?我说我已经买好票了。那头挂掉了。我们这一代的关系显然没有上一辈那么紧密。

2

我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

父亲已在医院,且刚做完手术。他一直隐瞒着病情。他的右膝盖处长出一个瘤子,起初微小似米粒,他并不在乎,及渐大,如松仁,如核桃,且伴有疼痛症状,并严重威胁到正常行走,这才引起他的重视。

正是六月,酷暑难耐,病房里的父亲却盖着被子。床和被子都有点小,一个难以承载他,一个难以覆盖他。他的双脚只能横在病床之外,似乎被抛弃了,多余又不好看。他的袜子上还有几个破洞,更增加了一种残酷性。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走过去想把他的双脚塞回去,让它回到被子里去,与那长长的身体重新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我努力了几次,未果。而他的双腿也一直未能弯曲。父亲站起来形如巨人,躺下来却多余,这是特别让人伤感的地方。

二爹用目光制止我。他,还有我三爹、四爹、五爹,跟我父亲一样,继承了我爷爷高大威武的家族基因,此时此刻,他们正分列于病床两侧,紧紧围绕着他们的大哥,脸上愁云密布。

我则瘦黑矮小,站在他们中间,极不合群。于是我坐下来,坐在床边,离父亲更近一些。

父亲终于睁开眼睛。

二爹说:“大哥,高远回来了。”

父亲没说话,眨巴了一下眼睛。

平时我都是仰望父亲的,现在他那么虚弱,而且在我的目光下一点一点变小,好像很快就要消失掉。我抓住他的右大胳膊,想把他拽回来,阻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尽管隔着病号服,我还是感觉到了父亲的颤抖,不是因为病,而是因为我,准确点说,因为与我的肢体接触。

“怎么回事?”我终于问出口。

父亲极力保持着镇定和沉稳,可他的眼神出卖了他,那里开始泛起潮润的亮光。也只有此刻,我才能看到父亲高大的面具后面另外一些东西。

“没事,”父亲说,“做了个小手术。”

他身上的麻药劲还未完全散去,想坐起来显得极为艰难。我扶着他,他全身开始更剧烈地颤抖,颤抖中有一种要与整个世界一决高下的隐形力量。他的身子终于从被窝里出来,蓝白相间的病号服实在是小,他的胳膊肘还露在外面。他伸出手,努力试探水杯,都这个时候了,还不想麻烦任何人。或者,他还是无法放下那与生俱来的刚硬。我多么希望他能脆弱一些柔软一些,不是以一个父亲的形象,而是以一个需要被人照顾的病人形象。父亲终于握住水杯,细细抿了一下,跟他平时大口饮水完全不搭。父亲喝完水,清清嗓子,声音重新变得浑厚。他突然盯住我,这让我惊出一身冷汗。他严肃的表情让我误以为他要交代后事,传授我关于如何走完此生的道理和秘密。虽然据我了解,那不过是一个切除了瘤子的极小手术,不足以致命。

父亲说:“既然回来了,正好有件事交给你办。”

也许,这才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二爹突然插了一句:“让高志和高远一块去吧。”二爹大概怕我做不好。

父亲面朝二爹,眼神却落在我脸上:“去把你六爹找回来。”

从小到大,许多事情都是父亲做主,他也乐意为我计划和安排一切,我只有接受或不接受的权利。在他看来,以我这副粗短身躯,想干大事几乎毫无可能,但掌握一门手艺还是可以谋生的。比如理发,修车,开出租车,或者跟着他学盖房子。不管干什么,他总希望我能留在他身边,可我不愿意,我想见识更大的世界。于是我违抗他的意志,从县城跑出来,四处流浪。我干过很多份工作,现在送快递。父亲知道大势已去,再多说无益,但他还是经常用六爹的例子提醒我:不能像你六爹那样,四处乱跑,一辈子也没个着落,更讨不到老婆,孤零零一个人,多可怜啊。

紧接着,二爹就把一个信封递给我,里面有一张照片。我不确定是不是六爹,因为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我爷爷的葬礼上。爷爷死后三天,六爹才回来,跪在棺材前,不穿白衣,亦不痛哭,只是安静地烧纸、磕头,好像我爷爷的死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事实上,我爷爷死时才五十五岁。六爹脸上平静的表情激怒了几个哥哥,二爹首先发威,跟六爹打起来。那年我五岁,许多事记不真切了,我只记得六爹没有还手,任他二哥踢来踢去。后来,六爹终于爬起来,在棺材前重重磕了一个头,走了。此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把照片放在掌心,照片背面是地址。

“如果他不回来怎么办?”我还不确定能不能把这件事办好,“他不回来,我也没办法。”

父亲说:“你就告诉他,说我快死了,看他回来不回来?”

“绑也要把他绑回来。”二爹说。

这我办不到。我从来不愿意强迫别人。同时我也知道,二爹他们说的是气话。

“过些天就是你生日了。”我正要走出病房,父亲又把我喊住,“我在你这个年纪,早就成家立业了,早就生你了。”

在我有限的印象中,每年我过生日,他都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而每次他说这句话,我都会想起我那难产而死的母亲。

我嘴上说知道了,腿已经迈出病房。

高志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问到底怎么了?我说没啥事,做了个小手术。高志突然很认真地看着我,表情严肃,是不是切了个瘤子?我嗯了一声。是不是长在右膝盖腘窝处?我说是的。紫色的?我又嗯了一声。反问他怎么知道的?高志沉默了,很快说,爷爷当年也长过一个。那时候我只有五岁,怎么能记得?高志又补充,我偷听我爸说的,爷爷那个瘤子也长在右膝盖腘窝处。我恍然大悟,难道是家族遗传?高志说他也不知道,也不敢问,但是有这种可能。我说,既然长了瘤子,割掉就行了。高志说,听说还会长出来,而且长得更快更大。那就再割掉。割掉还会长。似乎陷入了某种恶性循环。

良久,高志问我爷爷死时多大?我说五十五岁。高志又问我爸今年多大?我被一种异常强烈的恐惧击中,如果这是真的,我不敢想象……想象是一只鬼,它一直拖拽着我,一下一下把我拽入死亡的深渊。

高志没搭理我,继续说:“如果我没猜错,你爸今年五十四岁了。”

我嗯了一声。高志说:“哥,你也别多想,我就是猜的,这事听起来也不科学。对吧?”

我想告诉他,有些事很难说清楚。

3

第二天,我就出门了。父亲说时间紧迫,他和几个弟弟都觉得把六爹找回来这件事比他身上的瘤子更重要。

高志没跟我一块去,用他的话说,事情太多走不开。再者,高志说,找六爹这件事,有一个人就够了,再多就是浪费人力资源。二爹不吃这一套,他跟高志在乎的不一样。二爹当着大家的面数落了高志几句。放在以前,高志肯定受不了,觉得这是屈辱。现在则不同,高志的身形一点也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其父,这似乎成了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雄厚资本,由此,他获得了更强大的免疫力。

我则不同。我之所以去,原因有三。一与家族有关,父亲和爷爷身上的瘤子,肯定隐藏着家族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史。二与六爹有关,六爹“漂泊”或者说是“失踪”已经多年,爷爷去世后,他再也没有回来。也许回来过,只是我并未见过。但是,找到六爹是我特别希望看到的结果,或者,它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强烈心愿,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失踪”,有关六爹以及他的事迹正逐渐成为一段传说,他是我们家族活出另一番景象的可能和证明。三与我自己有关。这又紧紧连接着上一条,因为我也渴望“漂泊”甚至“失踪”,所以,我愿意抓住每一次离开的机会。出去寻找六爹,又何尝不是一次“离开”的绝好机会呢?这跟我的身形、家族、事业等都无关,只跟我的渴望和想象有关。

六爹在鹿城,照片背面写的就是这个地址。其实,鹿城距离我们县城并不远,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几个爹爹好像都没有试过去寻找六爹。长兄如父,凭借哥哥的天然身份,他们抱死了一个念头:等他回来。与其说他们高估了作为哥哥的权威,不如说他们低估了六爹,不管高估还是低估,都证明他们并不了解这个最小的弟弟。当然,六爹并没完全与家族断了联系,他留下一个地址。

我先坐汽车一路北上,然后转火车,跌跌撞撞,向西而去。停靠一站,一些人下去,另一些人很快涌上来,好像专门就为塞满那些空的座位。我站在两节车厢的交接处,把六爹的照片拿出来。他正侧身骑在一辆红色的摩托车上,烈日当空,头戴草帽,露齿大笑。更远处是浩瀚无边的沙漠。我想,六爹也许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人。

临近傍晚,火车抵达鹿城,出站后我打了个车,告诉司机地址。出发前,司机跟我反复确认,那个地方拆了,现在是个大型商场。我说没关系。

司机所言不虚,一片崭新的商场巍然耸立,周边还有一些没拆的破旧房屋。看着照片上的地址,我突然觉得这毫无意义。我茫然无措,找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还是一个失踪了几十年的漂泊者。还好,我似乎擅长找人,这符合我的快递员身份。当然,父亲当初交给我这一使命时,也许并未想到这一点。我先从周边的老房子问起。拿着照片,我向那些上了岁数的人打听一个叫高承的人,他们都说不认识。我就把照片拿到他们眼前,有人特意多看几眼,最终还是摇头而去。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我的肚子叫了一声,应该是饿了。我走进一家面馆,点了一碗刀削面和两颗鸡蛋,顺便拿出照片问面馆老板,他说没见过,又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

一个老人跟我借火,个头还没我高,却并不抬头,而两个手指已经夹好一支烟。我掏出打火机打着,送至他嘴边,他猛吸一口,呛了一下,好像第一次抽。他问我是不是从南面山西来的?我点点头。我问他咋知道的,他笑而不语,反问我来干啥?我说找人。他笑着说,找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穿着一件肥大的灰色宽袍布褂,好像整个人被局促在里面,但他毫不在意。我把照片拿出来,他并不看,而是抖一抖袖子,从袖口处掉出一个红色盒子,稳稳地盖住整只手掌。你猜猜里面有什么?他终于抬起头。见我不语,他又说,放心大胆猜吧,猜中了盒子里的东西归你。老人似乎在等我,缓缓抽完烟扔掉烟头,扭动着脚踩灭。我这才注意到,他穿着一双老式黑布鞋,两根钢管做的假肢插进鞋里,整条裤管空空如也,被穿堂风吹到一侧,像一面飘扬的旗帜。他却纹丝不动,脚下如有神助。

此刻,已有不少人围上来。

我对他盒子里的东西并不感兴趣。我再一次把手中的照片递过去。

他看了一眼,盯住我,却问你相信我吗?大概看出我在犹豫,他又问了一遍。我点点头。他让我先猜。我说盒子里有照片。老人把盒子打开,果真是照片,好多,有黑白的有彩色的,皆为人物。我拿起一张,是个风中奔跑的少年,眉眼颇像老人,再拿一张,是个中年汉子,坐在轮椅上。这些照片不能给你,老人说,是为了让你相信,相信很重要。再猜,老人说,放心大胆地猜,想到什么就猜什么。我说盒子里有巨人。盒子里便出现了一把蒙古刀。再猜。盒子里有矮子。盒子里便出现了一个口琴。我想起了屹立在历史深处的我那遥远又模糊的家族,它犹如一个巨大不可测的深渊凝视着我。我说,盒子里有命运。老人怔了一下,打开盒子,是一只小巧玲珑的灰色麻雀。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叹。我说,我不猜了,我也不会要你的东西。老人笑着说,你猜得蛮好的,不过,你太小心翼翼,还是错过了不少良机。他指了指蒙古刀、口琴和麻雀,说挑一个,送你。周围的人也在鼓动,可老人并不在乎他们的声音。他补充说,你不会白拿的,我要你的刀削面。我挑了尖利闪着寒光的蒙古刀。老人坐下,开始吃面,他吃得很快,目中无人亦无物,吃完站起来就往外走。我追出门去。把他喊住,再一次希望他给我答案。他告诉我,你的选择就是答案。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蒙古刀,问还能猜一次吗?他说,你对自己的选择不满意?我说我不知道,只想找到我的六爹。老人笑了,张开手掌,那只麻雀飞入黑暗的夜空,然后他吹着口琴走了。

4

我带着蒙古刀走进一家琴行。老板光头,却留着很长的胡子,他除了卖马头琴、鼓、二胡、吉他等,墙上还挂满各式各样的蒙古刀。

我想知道我手里的蒙古刀是不是真的。

老板告诉我这是一把特别好的刀,问我卖不卖?我说不卖。

当然,我最想知道老人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为了验证,我把照片拿出来。老板扫了一眼,说他认识照片中的人。

我不敢相信。

老板说:“差不了,虽然照片看着旧,可他的笑容就这样。”

我问老板他在哪?老板反而有些警惕了,反问我跟照片中的人是什么关系?

我说他是我六爹,叫高承。

老板冷笑一声,“瞎说,你连他名字都没说对。他不叫高承,他叫高兴,高兴的高,高兴的兴。”

我很清楚,我不会记错的,我父亲叫高仁,二爹叫高廉,三爹叫高义,四爹叫高孝,五爹叫高礼。六爹是最小的儿子,我爷爷希望他能承前启后,就给他取名高承。

“我不会记错的。”我再一次强调。

“你这个小伙子,名字而已,何必在意。”老板笑着说,“看在你有照片,而且你和他长得好像差不多,我就告诉你吧。”

第二天下午,在水果批发市场,我终于找到了六爹。他刚从南方赶回来,拉了一整车砂糖橘。我看见他时,他正招呼人卸车。这大概是我第二次看见他,跟第一次比大为不同。当年我五岁,年龄稚嫩,身形矮小,任何人和事映入我眼都显得高大不可及。这种错觉伴随了我的成长,差点朝着我的一生延宕而去,让我误以为六爹和他的那些亲兄弟们一样形如巨人,在我眼中也是用来被仰视的。及至六爹从车上跳下来,立于我眼前,我才发觉,原来他是那么矮小,且极瘦。如果没有血缘这一层关系,人们根本不会把他和那些哥哥们联系起来。他真的跟我个头相当,我的目光向前笔直地伸出去,能十分平稳地落在他眼皮上。

我喊了一声六爹。

“叫我高兴。”他又说,“算了,别在乎这些细节,没啥意思。”

他居然喊了我的小名,一边喊一边还比画:“你很小的时候,大概就这么高,我还抱过你呢。”那口气,好像我们远不止见过两面。

气氛很轻松,我不知道是否与血缘有关。

满车金灿灿的砂糖橘。六爹说,他刚从桂林拉回来的,走了整整三天。突然,他攀爬上车抓下一把,硬塞给我让我吃。我很快吞下一只,好像打翻了蜜,满嘴甜腻。“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心里,只是我还没去看过。当然,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它很快被我的父亲和那庞大的家族占据、覆盖、吞没。我说我爸病了。六爹问什么病?我说我不知道,腿上长了个瘤子,做手术切掉了。六爹不说话。我看着他又说,好像我爷爷那时候就是这样,是不是挺严重?六爹说,事情没有严重不严重,只有发生不发生。我试探着问他回去不回去?六爹说,先回家。

车很快卸空,批发完砂糖橘,已是黄昏。

六爹不知从哪儿搞来一辆摩托车,说载我回家。摩托车一路疾驰,城市越来越远,路灯和车流越来越稀薄。很快就到了郊区的一处院落,大红门上开着一个小门,我还没来得及惊讶,摩托车已穿过小门和狭窄的走廊,稳稳妥妥停在院子里。进屋,地上一炉子,大概冬天用过,一直未搬出去。墙上挂了好几把蒙古刀。说实话,我对六爹的想象不是这样的。

六爹把炉子搬到屋外,塞了胡麻柴、木棍点着,及待火势燃起来,才把黑色的炭块倒进去,炉子很快噼里啪啦响起来。

六爹一边招呼我吃羊肉、牛肉干,喝草原白酒,一边给我讲述他去过的地方。

他去过的地方可真多呀。六爹的重卡几乎走遍了全国大江南北,他把鹿城的煤炭拉到全国各地,有时候也拉牛肉干、土豆粉条、西瓜、鸭梨、苹果、土豆、玉米等,然后把南方的香蕉、绿芒果、甘蔗、榴莲、菠萝等,拉回来批发。有一次,他还从云南拉回一车花苗,整辆重卡被花香浸泡,好几天才散去。早年有一回,他去福建的一个沿海县城,拉了一车鱼,回来后鱼死了一大半,赔了不少钱。他说起这件事时,居然那么开心。作为我爷爷最小的儿子,他从小就饱受哥哥们的管教,他说他能理解,但不接受。他说他从小就想四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想一辈子待在县城,像几个哥哥那样过一眼就看到尽头的生活。在福建沿海的那个县城,他坐在海边看海,那是他第一次看海,海风吹,海浪涌,他在石头上安静地呆了一下午。

我好几次想问六爹关于家族的事,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我想,或许六爹早已知晓家族的命运,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宿命,只不过,他选择与哥哥们不一样的方式。或许,他压根儿就不信这些。更或许,他压根儿就不在乎这些。

后来六爹站起来,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夜色浓黑,仿佛要把人吸进去。我问去哪?六爹不说话,已经跨上摩托车。他迷醉的样子,让我很担心他能否驾驶。我说我来试试。我经常开着一辆三轮摩托送货,从一个地点飞到另一个地点。

我跨上摩托车,高度正好。摩托车在夜色中冲出去,很快到了六爹所指的鹿园。盯着高高的围墙,六爹说里面有一群梅花鹿。我说我还没见过鹿,倒是白天看到了马。路灯昏黄,高大的墙面显出几分鬼魅,像一具庞大的身躯。六爹笑着,跳下摩托车,踏入草丛,并喊我一块向高墙走去。我踏着六爹踩出的一条路,走向高墙。靠近后,六爹扒开杂草,墙破了露出一个小洞,六爹顺势走进去。我没看错,六爹确实是走进去的。墙内的六爹冲我喊,快进来。我在犹豫,六爹又喊,怕什么?我说,洞太小。六爹说,别想那么多。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那个老人,于是我弯下腰。六爹大声说,把你的腰杆挺起来。我说怕磕了头。六爹说没事的。

我挺了挺胸,头发擦着洞顶,我也走了过来。

六爹拿掉我头上的杂草,笑着说,这就对了嘛,这个洞就是为我自己量身打造的。见我一脸吃惊,六爹说是的,在这高墙下,我给自己打了一个洞。打洞干什么?为了出入自如。哦,对了,我还要把关在里面的梅花鹿放出来。

六爹不像说醉话。

我看见月光下的那群梅花鹿,似乎睡着了,没什么精神,在离我们不远的草地上,或立或卧。六爹说,它们不属于这里,你看那只。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观看梅花鹿,我说,好像比网上看到的更疲惫一些。六爹说,不对,既然看,就要看仔细。那只小鹿卧在地上,歪着脑袋,眼睛紧闭,一只角高高立着,另一只角光秃秃的。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六爹说,它的角被割掉了。我啊了一声。六爹示意我小声,然后慢慢靠过去,嘴里发出呦呦鹿鸣。那只小鹿突然站起来,一点一点朝六爹走来,随着呦呦声渐大渐急切,它跑起来了,姿态优美。同六爹一起,风一般消失在洞口。

回去的路上,我骑着摩托车,六爹抱着小鹿坐在后面。摩托车吐出一阵巨响。黑暗如潮水,被摩托车发出的光束劈开,分列于我和六爹的两侧,又很快在我们身后聚拢。

回去后,六爹把小鹿放入树林。他屋后有一大片广袤的树林,他说他已经放了好多。

5

第二天,六爹决定跟我回去,我没想到如此顺利。但是,关于我父亲的具体情况,他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不问,我也就不便与他多说。或许他都知道,只是不想过多谈及。

久未谋面,六爹见到了他的哥哥们,却很平静,好像昨天刚分开今天又重逢。我父亲他们一直问六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怎么不回来看看,六爹只是笑而不答。在高大的他们面前,六爹是那么矮小,格格不入,可他依旧平静。其实,恰恰是这矮小,使他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于六爹而言,这是命运赐予的一个良机。我才看明白。

我父亲很高兴,似乎六爹的归来印证了他的话语和地位的某种稳固和长久,他可以组织众兄弟一起商议家族大事了。其实六爹回来,仅仅是出于某种关心。他一直建议我父亲去更好的医院做检查,他甚至还提到了我,说我可以帮忙打听联系北京的相关医院。“没那么严重。”父亲以此为理由回绝。“再说了,”他又补充,“不想折腾了,太麻烦,即便折腾,也未必管用。”六爹就什么也不再说,坐在父亲床尾,盯着我父亲右腿膝盖处绑着的白色绷带。

虽然六爹不说话,但父亲他们接下来说的话全与六爹有关,好像他终于回来,他们也终于逮住这样一次教育他的机会。由此,我也就知道了更多。

原来,六爹有过一个老婆,是从杀虎口外领回来的。父亲那一辈娶老婆是头等大事,三十多岁还没讨到老婆,很有可能一辈子打光棍。因为没钱娶本地老婆,只能想方设法从外地往回“领”。除了我父亲和二爹、三爹,四爹和五爹的老婆分别是从甘肃和云南领回来的。六爹年龄渐长,他的几个哥哥比他着急多了,他却说出并不是人人都要娶老婆这样的混账话,自然遭到哥哥们一顿数落。后来,六爹终于答应娶老婆,但当他得知她是被骗来的,就又把她送了回去。于是,哥哥们更加猛烈地围攻,他们担心这个最小的弟弟一辈子庸庸碌碌,孤独终老,晚景凄凉。当然,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带着作为哥哥的无能、遗憾和愧疚去见埋在黄土下的我爷爷。而这些话,六爹当然不会放在心上,他一直盯着我父亲的腿,然后往紧掖一掖被子。那是六爹最关心的内容,而他们却并不打算就此展开。

我早就听不下去了,大声说:“为啥要说这些啊,难道不应该说说你的病怎么办?”

父亲愣了一下,很快镇定,“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父亲盯着我又说,“你也不小了,马上就三十了,我在你这个年纪,早就成了家立了业。”父亲又一次强调,使我又想起我的生日。

六爹与我站在同一阵营,或者既然他选择回来,他就要尝试最后的努力。

“我还是觉得应该再去好好检查检查。”六爹看着我的父亲。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变得心平气和,即便面对冲突。

“没多大的事儿,”父亲说,“再说了,我是怕死的人么?”

“我回来不是听你说这些的,”六爹说,“我回来是解决问题的。”

“怎么解决?”二爹、三爹、四爹、五爹一起问,并且同时看向父亲。

“领你们去外面看一看,选择多着呢。”

大家都听到我父亲冷笑了一声,“你要是能留下,说个媳妇,安安稳稳的,就最好了。我们兄弟也能在一起。我也对得起爹娘了。”

六爹不说话,脸上又恢复了平静,站起来走出去。

我也跟了出去。

六爹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我坐在他身边。过了一会,二爹出来,瞧了六爹一眼,又进了病房。又一会,六爹突然问我哪天的生日?我说下周。六爹掏出打火机,啪一下打着,火苗突突向上喷射,绽成一束燃烧的礼花。六爹说,生日快乐。我想,也只有六爹会做出这样的事。六爹说,许个愿吧。打火机肯定发烫了,火苗还在跳跃。我闭着眼睛,许了一个心愿。从小到大,父亲一直记得我的生日,每个生日都提醒我,又长了一岁,又多了一份责任,身上的担子又重了。可他从来没问过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从来没问过我快乐不快乐。

六爹把打火机放在我手掌上,它炽烈、热情、滚烫,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然后,我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口琴,放在嘴边吹起来,是那种很简单的生日快乐歌。他却吹得认真,连续吹了三遍。天色暗下去了,楼道里有人走来走去,有一个人拄着拐杖默默地听。六爹吹完,朝我笑笑,“送给你,当生日礼物。”

见我没反应,六爹又说:“不喜欢?”

在我的认知里,只有接受不接受,喜欢和不喜欢,是六爹世界里的词语。

看出我在犹豫,六爹说:“还记得那个琴行吗?我之前住那附近,经常去,买了不少乐器,还有蒙古刀。后来搬家都丢掉了,只留下这把口琴。其实应该再送你一把蒙古刀。”

我说口琴就挺好的。

我没告诉六爹,我已经有了一把货真价实的蒙古刀,它可以为我披荆斩棘,成为我的巨人。

六爹笑笑,“我在你这个年纪,很喜欢烈性的东西,蒙古刀、草原烈酒、冬天的冻河,可现在呢,更喜欢一些柔软的物件。你还年轻,喜欢什么就去追逐什么。”

我嗯了一声,接过口琴,把它和打火机放在同一个口袋。

6

当天夜里,六爹就走了。他们都劝,我知道,没有一个人能留下他。他们大喊大叫,差点又要动手,六爹反而很平静,我知道他不属于任何人。

几周后,父亲回了村,说要给爷爷重新修葺墓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最终想出来的解决之道。高志听从了他爸,答应回县城,凑些钱做小生意。父亲通过二爹,向我转达他的命令:回去。我没听,在北京联系了好几家医院,可劝不动父亲来看病,就像他劝不动我回去一样。

再后来,我四处流浪,开始给别人展示蒙古刀、打火机、口琴之类的魔术表演。对了,我还学会用口琴吹出一些美妙的旋律,那是我曾许下的心愿。

我就靠这个换取人们的笑声和掌声。

我也靠这个养活自己。

父亲打过几次电话。没用,我不回去,他也不出来。

第二年,我父亲就死了。他一直没跟我说,割掉的瘤子又重新长出来,再割掉,就以更加猛烈的密度和大小长出来,好像是对阉割进行疯狂的报复。瘤子越长越大,从右腿遍及全身,而且在瘤子生长的过程中,父亲高大的身体一点一点萎缩,变小,好像蚕食他的生命。直到他再支撑不住,心脏停止跳动,身体渐渐变小,最后化为乌有。

我的心情有些复杂。

按照他大哥的方式,我的二爹两年后也死了。

紧接着是我的三爹、四爹、五爹,他们都躺在病床上,等着给死神开门。而死亡,就像是一个诅咒,一个从来不会缺席的造访者,总是准确又及时地按下门铃,好像在完成一场终究会上演的宿命。

自上次后,我再也没见过六爹,但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每一次他都在不同的地方。他说的那些地方我也去过。

这一年冬天,我们相约,在鹿城相见。

我没想到的是,我再也没见到六爹。

到了鹿城,我走进那处院子,一个女人开了门。她看上去五十多岁,我问她认识高兴不?她说认识。我问她跟高兴啥关系?她说她没有家,一直在外流浪,有一年高兴开车行至松花江,就把她带回来了。我问她高兴去哪了?她开始没说,后来才告诉我,他出事了,拉了一车鸭梨,走到太行山坠崖了。

怎么会这样?

她说,她也觉得很奇怪。他驾驶技术特别好,她一点也不相信他会出事。

后来,我专门去了事发地点,在太行山王屋山连接处,道路狭窄,重卡根本不可能通行。

我的脑子里便产生很多奇怪的想法,六爹从来都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他会不会赶在死亡来临之前先把死亡给解决了,让其失去意义?或者,他想切断宿命的诅咒,为家族的延续留一脉希望?但是,这也未必是他的心意。

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我很肯定。如果我的六爹御风而去,他一定会像一只梅花鹿,或者像一只麻雀那样,飞走了。

许多年过去,我还活着。

我常常想念我的父亲,六爹,还有我的家族。

许多年来,我也一直在路上,靠一把口琴和蒙古刀养活自己。在我漫长而庸碌的一生中,我从来都没做成过什么事情,但是这算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