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词是有分量的，这种分量不用称量，它在逝去的时光里早就悄然刻下了斤两甚至吨位，或者早已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奇怪”的感觉，在我来到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坝心古镇时尤为强烈。因为我带着家人奔赴这里，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父亲的“肯堂”故事而来。

大湾子村的“神秘词语”

现在，我们正在奔赴大湾子村的路上。我此行似乎很“漫长”，从昆明向南行驶，四个多小时之后，从高速公路下来，迫不及待直奔一个小山村。

那是我朝思暮想的一帧帧风景，犹如我珍藏在手机里的图像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虚拟出现。我看到在慢慢爬升的越野车窗之外，景象渐渐变得熟悉和亲切起来：坝心古镇的石板路已经铺上了水泥或柏油，白家寨的大水田已经耸立起楼宇，王家冲沙河的水还在潺潺欢唱，最热闹的是底莫村的雄鸡正在嘎嘎嘎地扇翅戏偶，那片金浪绿波的稻田变成了蔬菜林果，好像只有村前潭中的鱼儿还像当年那样优哉游哉。

我们的车子终于在原来的大湾子乡政府门口停下。我登上石台阶，仰望着这栋庄严豪宅的大门，想象中的“大湾子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已不见了，门头上却有一块新的小牌子：底莫办事处大湾子村6号。

当年乡政府的办公地点就是这栋古老的大院。我父亲的“医院”也设在里面。当时这个大院的房东是一户富农人家，共有弟兄5人，都居住在这个大院子里。乡政府为了让我父亲开办“医院”，就动员和安排其兄弟4人迁出这个大院，只留下白秀玲和她的儿子孔繁尧在此居住。因为白秀玲的丈夫早年去世，她只能独自与小儿子相依为命，所以乡政府就照顾她留守这栋老房子。

大院后面就是一片古村落。此时，这个小村子很安静，房屋依山就势，栉比鳞次，深宅大院隐身其中，宛若一座座“城堡”。村前有一条小河，河边全是绿油油的庄稼。我们此时身处这样的美景之中，已经完全忘记这是群山之中的一个山乡“僻壤”。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因父亲在大湾子村行医，所以一到假期就跟随父亲到这里度假，做作业之余，就与小朋友们下河玩水，学会了捞鱼摸虾。这里早已成为我当年的“天堂”，留下了满满的童年记忆。

此时正是上午10点左右，村民正在田地里干活。偌大古村落，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寂静得能听到屋檐下燕子梳羽的声音。

我迫切想找到村里的干部，问询孔繁尧家的情况。没想到今天正是8月1日，村干部都到镇上开会去了。

我只好在村中漫游，无意走进了另一栋老房子。那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大宅院，在欧式的拱廊上，镶嵌着一个方框，框内用浮雕的手法，绘制了四个大字“肯构肯堂”。当初，我还是孩童时，从这里出出进进，从不思考这四个字的含义。现在，由于墙体斑驳，四个字也似乎有点模糊了，但因为上百年的阳光照射其上，每个字里好像已沉淀着时光的味道，甚至在我目光分辨的墨迹里，明显有着一种亮光隐现其中。这种“光”，也许只有我能“看”到或感受到，让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回到了数十年前。

这时，一位毛胡子老汉走进来，操着一口地地道道的家乡话，问我们从何而来？找什么人？

我连忙说明来意，自报我是过去在这里工作的孔医生的儿子。老汉顿时笑容满面，盛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去喝茶吃饭。我再三说明来意，主要是来看望孔繁尧大叔，拜访父亲居住过的地方。老汉哈哈大笑：“真是有缘！我昨晚上还梦见你父亲，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叫孔繁文，小时候拉痢疾，发高烧，几天昏迷不醒，是你父亲把我的病治好的。多少年来，我家老人经常说，如果没有孔医生，我早就死了。”

我说：“大叔！那是你福气好！”

孔繁文说：“我们孔家本来就是一家人。今天你们来到这里，至少得进家喝口茶。”

我忙问：“大叔！你看门头上的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越看越感到高深莫测，神秘难解。”

孔繁文哈哈一笑，说道：“不难理解，不难理解！你父亲当年就是因为喜欢这几个字，才选中我们村，决定在村里开医院的。这其实也不叫医院，因为你父亲的到来，老百姓就把他的医药室叫肯堂。”

我依然没弄懂那几个字的意思，但在老汉面前只能连连点头，似乎完全懂了。

我说：“大叔，有了这个肯堂，才有了我们的家，我们今天就是专门来看看这个家，来看看孔繁尧大叔一家的。”

“那好！我们现在就先去繁尧家吧！”

没想到，孔繁尧大叔家的门紧锁着。孔繁文很着急，顿时满头大汗，走来走去，然后拿起手机就为我们寻找孔繁尧。

“繁尧大哥！你在哪里？”

“我跟儿子到个旧来了。”

“你家里还有人吗？”

“哈！你健忘啦，我的房子已经交给繁聪管理啦。”

孔繁文呵呵笑了几声，接着又拨通了孔繁聪的电话。

“繁聪老弟，你在哪里？”

“我在地里掰苞谷。”

“你现在能回来开门吗？”

“哪样事？”

“孔医生家儿子来啦。”

“太好了！我立马就回来。你先陪客人几分钟。”

于是，孔繁文大叔先带我们去拜访村头的孔氏家庙。这家庙气势非同寻常，三进三层，层层高升，每一层就是一个平台，可以瞭望山川田畴。最上一层是一个大殿，那是整座孔庙的核心区，供奉的就是我们孔氏的先祖——“至圣先师”孔子的塑像。

底莫办事处2754人，几乎都是孔氏后裔。其中，大湾子村112人，全部姓孔。这座孔氏家庙建于1901年，已经是一百二十多年的文化遗存，但若与孔繁尧的祖屋相比，还是“年轻”许多了。可见，孔氏家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已经数百年了。

我又联想到西式老屋门楣上的神秘词汇——“肯构肯堂”。我猜想，那一定是这个山乡弘扬儒学仁道思想的一个见证。我马上在手机上“百度”一下，此语出自《尚书·大诰》：“以作室喻政治也。父也致法，子乃不肯为堂基，况肯构主屋乎？”原意指儿子连房屋的地基都不肯立，岂谈得上盖房子。后来，引申为修缮房屋，比喻子承父业。明朝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一书中，也有“家有严君，诸多贤子。肯构肯堂，留誉后世”。这样一来，此匾额出现在迁居滇南数百年的孔氏后裔的村落里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我的理解是，此四字镌刻于此，就是为了教育后辈儿孙要继承老祖宗的遗志，子承父业，完成上代人未竟的事业或历史使命。

就在那时，孔繁聪大叔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从田地里赶回来开门啦。

于是，我们走出孔氏家庙，匆匆返回村中。我老远就看见孔繁聪大叔站在大院门口恭候我们。他那被露水打湿了的裤脚边卷了几圈，黑雨鞋上的泥巴鲜艳得像绽开的花朵，额头上还冒着热乎乎汗珠。他个子不高，冬瓜脸，浓眉俊眼，在与我握手时，那手背上的肌肉鼓得像铁疙瘩一样。孔繁聪大叔比我小十岁，我却喊了他一声“叔叔”！

孔繁聪为此激动不已，热乎乎地握着我的手总是不放。他笑容可掬地把我们带进老屋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外观方方正正，由大门、倒座、天井、厢房和正房组成。门内设倒座或门廊，倒座深八尺，所以又称“倒八尺”；厢房分布在天井两侧，左右各两间，因此，老百姓把这种大院称之为“三间四耳倒八尺”。这种建筑其实是一个非常人性化和艺术化的空间，一年四季阳光充足。大门内有照壁，壁上有绘画，或松菊梅兰。在大门入口处设屏风，使甬道、天井、客堂融为一个宽敞的大空间。天井用石板铺就，客堂和屋内则用地砖，平整美观，冬暖夏凉。厅堂、居室的门雕、格扇、栏杆都十分精巧，美不胜收。

在这栋老房子里，我看到了几乎一点儿没变的房间。几缕阳光照射进来，但很快又隐退了。但老屋并未因此暗淡下来，梁柱上那些精雕细刻的装饰构件，依然色彩斑斓，不减当年的艺术韵味。由于这些珍贵的建筑遗产保存得较为完好，使得整栋老房子散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

孔繁聪大叔滔滔不绝地与我们叙聊起来。

“当年老医生的卧室是进门的天井右边的第一间，医务室在第二间，厨房在右边的楼梯下。现在我就住在孔医生当年的卧室里。天天沾点福气！”

事实上，这里隐藏着一个时代。我清晰地记得，我父亲的医药室、厨房、卧室、洗脸架、碗筷等等，都是公家的。每天这里人来人往，大家随意坐，随意站，多么团结，多么密切，心中似乎都有一个目标，天天都好像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共同的事业，谁也离不开谁。

我还记得，学校放假时，我父亲就把我带到这里做假期作业。小书桌就放在厨房门口。孔繁尧大叔住在天井左边的卧室，他母亲白秀玲住在堂屋上的房间。天井左边的楼梯下是繁尧叔叔家的厨房。父亲让我把繁尧的母亲称为奶奶。

我问：“这位奶奶还健在吗？”

孔繁聪回答：“白秀玲是我大妈，一辈子没有离开这栋老房子，一直活到103岁，去年才刚刚走了的。”

我就像走进了明亮温馨的家园，走上正堂屋，默默地瞻仰着白秀玲老奶奶的遗像，回想起当年我曾经在这充满阳光的大天井里，她对我就像自己的亲孙子似的。我父亲每天早早就起来准备巡诊的药品、蒸煮消毒医疗器械、做饭、吃饭，然后带着我就到山寨里挨家挨户地巡诊看病，每天要到半夜三更才返回来。每当那时，老奶奶就为我们准备好饭菜，从锅里热乎乎地端出了。很多时候，老奶奶还把繁尧叔叔从田里捉来的鱼虾，专门留给我吃。

幻觉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那是一种飘动而又实实在在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有了“时间”这种无法看见的灵异之物才会产生种种幻影，它们充盈在各种事物中，虽然流逝了，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我在天井里踱步，慢慢靠近几间房门，手不由自主地抚摸旧式门锁或门扣。我似乎回到了昔日的时光中，看到了老奶奶的微笑。

时间虽然显得神秘莫测，如风似水永世漂流。我们已无法感知它的初始，但它一定是从初始运行起来就穿越一个个空间，再也回不到原点了。但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我们世代相承，生生不息。论孔氏家谱，繁字辈属于孔氏家族的第74代，我们祥字辈属于七十五代，至今已传承到八十多代，历时2500多年。无论哪一代的“肯构肯堂”，都是在构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像白秀玲奶奶一样从平凡小事开始，把老祖宗的仁道贯注在生活的细节中。

我们可以用有限的时间和知识，认识和总结出各种规律性的“法宝”，再用之去“深入”伟大的时间内部，找到其中的秘密。这或许就是人类比时间的更神奇之处，生命得以代代传承，精神在时空中不断转化并升华，我们因此读懂了祖先留下来的古老的“神秘词汇”。

生命的延续……

那一天，我因父亲的缘故，总是“偶遇”不断，虽然已不可能与父亲同时代的“病人”相遇了，但我总是与父亲当年所“创造”的医学故事或医学“奇迹”相逢。

我从小生活在异龙湖畔，捕鱼吃鱼已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记忆之一。当天，时间已过晌午，流火丝毫不减七月暑气。那时的我好像嗅着鱼香味来到了一个鱼庄。这是异龙湖畔最有名的一个经营美味鱼肴的场所——白果咀鱼庄。主人把鱼庄当作一项最自豪的“事业”来推进，所以这里的优美环境和主人的厨艺在当地都是有口皆碑的，俨然已成为异龙湖畔的一个美食空间。

这个鱼庄果然名不虚传，几盘以鱼为主的菜胥一一上桌，我们便开始享受美味带来的口福。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

鱼庄的主人热情好客，话语幽默，喜欢盘根问底。不一会儿，他就知道了我是孔医生的儿子，立刻要求加上我的微信，并自报家门，名叫李自泉，今年58岁。

李自泉说，7岁那年（1971年），母亲李氏妹因“打摆子”之后得了怪病，四处求医无效，都说最多能活两三个月了。当时我们全家悲痛万分，已经为母亲准备了棺材。就在那时，经人介绍，找到了孔医生。

为了给母亲治病，李自泉曾经跟随着我父亲到山上采药，回来后不辞辛苦地捣药、熬药。经过我父亲的精心治疗，他母亲的身体神奇地康复了，并且一直安然无恙，快快乐乐地生活了50多年，直到91岁时才寿终正寝。

这个故事的细节还很多，比如说，李自泉的母亲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孔医生的救命之恩啊！”

听完这个故事，我已完全忘记了餐桌上的美味。李自泉代表九泉之下的母亲敬酒。我很少喝酒，但在那时竟然举起酒杯，轻轻碰了一下。随着酒杯若有若无的响声，空气中也吹过一丝凉风，一个词却在那个时候冲击着我的大脑。这个词就是“瘴气”。

当初，李自泉的母亲“打摆子”，其实是染上了疟疾，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瘴气”。那是旧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地方性传染病，主要是血液传染，从带有疟原虫患者的血液中传播，不过输血传染或母婴传染者较少。当时的农作物是施用农家肥，厕所、粪草塘、臭水沟较多，容易滋生蚊虫。加之山村卫生条件特差，“吃家饭拉野屎”，粪便不入厕，村内村外臭气冲天。于是，蚊虫充当了主要媒介，通过叮咬，疟原虫携带者相互传染。有的疟疾断不了根，夏季湿气又重，容易复发，持续不断。若是染上这种病，忽冷忽热，隔一天发作一次，热起来犹如被放在油锅里煎熬，穿不住一丝半缕；冷起来犹如雪上加霜，九床被子盖在身上还冷得发抖，口苦舌干，肌骨酸痛，头疼痛得像挨棍棒敲打，生不如死。这种恶性疟疾，属于脑型疟疾，死亡率极高，很多人染上之后，只有死路一条。

当时的医生说，李氏妹最多只能活两三个月了，这是从恶性疟疾症状得出的结果，不能说没有道理。

事实上，白果咀地处异龙湖畔，山清水秀，书香门第众多，生活方式也较为文明，按理说李氏妹不该染上疟疾。但问题出在她太勤快了，每年要到遥远的红河江边背小猪来石屏卖，利润很丰厚，跑一趟基本上够吃两年。不幸的事就发生在她背小猪的路途中染上了恶性疟疾，前后折磨了她三年之久，即便看百医，吃百药，也无济于事。终于有一天，家里人听说坝心医院有一位孔医生，在解放初期曾参加过人民政府组织的消灭“瘴气”的工作，非常有效，就前来恳请孔医生施救。

父亲当然不是什么“神医”。他尝试过的医治疟疾的方法，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论》。他知道在《内经》第35篇《疟论》中，有寒疟、温疟、瘅疟之分。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疟疾发寒时，热汤火烤不能暖身；发热时冰水不能降温。不过，此时良医不可止寒热，必待寒热自衰才可针刺。”也就是说，用针灸治疗疟疾，在历史上是有效的。后来，中医药方里又出现了常山、草果、槟榔等抗疟疾的记载。再后来，西方人发现野兽患疟疾啃嚼金鸡纳霜树皮之后就常常无事，于是就用那种树皮来治疗人的疟疾。1820年，法国医学家把金鸡纳霜提炼成抗疟疾的特效药——奎林。从此，在国内外普遍应用这种西药来治疗疟疾，收到了惊人的成效。

不过，在滇南地区用奎林类药物治疗恶性疟疾，往往效果不太理想。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赫赫有名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先生，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服用了奎林，但依然无效。事实上，不仅袁嘉谷服用奎林无效，在他之前，也有一个在个旧锡务公司工作的新加坡冶金工程师，名叫亚迟迪耿，在染上了恶性疟疾之后，也曾服用奎林无效。

当时，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缪云台先生就曾让我父亲去为那位外国专家诊治。我父亲用的是民间土办法，却很有效果，亚迟迪耿很快就康复了。而当袁嘉谷染上恶性疟疾之后，缪云台又想到了我父亲的治疗方法。于是，我父亲受命前去为袁嘉谷治病。

我父亲在为袁嘉谷诊断后说：“状元公！莫恐惧！因您久别故土，已经不服水土，故染上了地方性传染病矣。请允许鄙人先用土办法一试。”

接着，我父亲在袁嘉谷的手腕、脚板心处，各包了一点草药，又让他服了几服以青蒿汁为主的汤药。没想到，几天之后，袁嘉谷的病也痊愈了。袁嘉谷当时曾风趣地说：“在老家染的病，还是老家的医生有办法，真是药到病除，不是神医胜似神医。”

我父亲分析奎林在滇南地区常常失效的原因，也许是患者只要头疼发烧就服用奎林类药物，所以恶性疟疾原虫对奎林产生了抗药性，所以特效药也失效了。怎么办呢？我父亲从民间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即在病人忽冷忽热、头疼发烧时，就到山里采来板蓝根叶子捣碎，分别敷在病人的左手脉口与右脚掌心，然后把青蒿揉成汤水，让病人喝下就万事大吉了。

我推想，父亲为李氏妹治疗恶性疟疾的土办法，就是以这种民间单方为主，并辅之中药调理。也许李自泉至今仍不明白，我父亲当年让他母亲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其实就是他与我父亲到山上采来的野生板蓝根和一枝枝青蒿。

现在想来，父亲用这种土方法让那位普通农妇的生命从几个月延续到了50多年，多像一个神话传说，但这种“神话”却是流传在这一带山水之间的真实故事。我记得，父亲和母亲在世时，常常讲到这类故事。父亲绝不是在炫耀他自己的医技，而是在讲述或总结他从实践中得来的点滴经验。他不仅向自己的家人讲述，也向病人讲述，甚至尽可能地把它们记录在笔记本上，以期推广和传承下去。

不是吗？半个世纪的时光已悄然而去。但因为这一次医患者后代的“偶遇”，我们又开启了新的友谊史，开启了新一代“肯构肯堂”的精神传承史。

【作者简介：孔祥庚，云南建水县人，笔名云根，研究员。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现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曾在《诗刊》《大家》《鸭绿江》《边疆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过作品。已出版《云根诗词》三卷以及人物传记《理想的父亲》《朱德与云南》，非虚构文学著作《彩云绮梦·云南26个民族的伟大跨越》《五个石头的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