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2023年第3期｜叶文玲：真实的人
年近八旬的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要写的人和事依旧很多，特别是每当想起这位年过九旬的老先生，总觉得如果不写写他，就会觉得自己欠了一笔“账”，感到寝食难安。
此刻，在我的眼前，正放着他送我的一本特别的书——《茶余饭后旧事》，并注上一句：“与亲友交流”。这说明了他一贯的自谦。
他真的一直都是那么谦和而平易近人，我的老朋友——沈祖伦老先生。
我细细把这本《茶余饭后旧事》从头到尾拜读了一遍：虽然他长期担任领导工作，这一辈子和革命工作、和社会、和人民始终紧密相连；但他一直以来，都是用一种虚怀若谷的平常心去看待一切荣誉与头衔的。他所写的一些事，看起来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家长里短，但只要是那些真正认识并了解他的人，那些从过去到现在几十年间始终都和他保持联系的人，来评论这本书和他这个人，我相信，那只会是一个字：好！
从认识他至今，我也一直都是将他看作自己最亲切的老朋友，从来不因为他是大领导而有所拘束。人与人之间的相知、几十年时光留下的友谊，有时候想想，真的只能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1986年初春，在当时浙江与河南的两位省长共同关注下，我从闯荡多年的中原回到了浙江。我1983年在河南时，就已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回浙后，自然也是继续参加每年的全国“两会”。
1996年春的时候，恰好在“两会”闭幕后回杭的某天，我从省府大楼旁边走过来，远远看到几位领导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过来。忽然，我听到有人叫着我的名字，还向我招手，仔细一看，是省长沈祖伦。
很早之前，我便见过他，也知道这位全省上下都很熟悉的主管农业的老省长，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省长。不过他那么忙……今天为什么会有工夫叫我呢？
我一走近他，他就开口说道：“我看到你写了很多文章，都很好！我和作家们见面少，哎……我看过你写的《秋瑾》，这本书也很受大家欢迎。哎，你写《秋瑾》，你是充满激情写出来的，是吧！”
在老省长的鼓励下，我说起自己几十年前还在河南工作时，就已经立下想要写《秋瑾》的心愿，说起从第一次动笔一直写到1994年才完成，说起自己怎样历经千辛万苦去寻找相关资料，最后我说：“这是我必须要偿还的宿债。”
他很细心地听我说了这一切，然后说：“怪不得翟泰丰同志对这本书大加赞扬……尽管你没有去过秋瑾在日本待过的地方。哎，你没有去过日本，对吧？下一次，你可以再去看一下与秋瑾有关的地方……嗯，可以和省外事部的同志联系一下。哎，徐鸿道你和他很熟吗，他就是‘日本通’，又做对外友协的工作……嗯，我们正在商量与日本方面有关的事，想让你与几位同志去日本细细地走一走，你愿意吗？”
我一听他这么说，简直是喜出望外。就这样，经过与对外友协的几次联系后，我们一起踏上了访问日本之路。
第一次去日本参观访问，我就做好了写一本书的打算，从最早的历史人物——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派遣的第一位使者徐福开始说起：从他东渡的传说，一直到由他开始的中日之间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交往，把徐福的形象，提升到传播知识文化的高度；而后再细写古代“金印作证”“遣唐使的奇闻”“今古几人如”“海上飘来学问僧”等等故事。
在日本，我看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珍贵史料，从空海、鉴真在奈良唐招提寺内的真实形象，孙中山先生和日本儒侠宫崎非常珍贵的合影，以及秋瑾在日本见到孙中山先生后拍的照片，和从日本回国直到1907年7月15日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在最后时刻写下的那句“秋雨秋风愁煞人”的照片……
这次访问和写作的过程，让我对从古到今中日之间的历史文化交往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作为作者，我并不满足于自己细细听闻了关于中日友好的故事，更期望中日两国的青少年，特别是期望于那些原先并不熟悉这些史实的年轻朋友能有兴趣阅读这些故事，从而在两国朋友的心头“留下一片绿荫”，温情长存，心香永驻。
不是吗？当我在写下这些最真的“故事”时，特别是后面写到鲁迅先生与他的老师藤野先生的师生情——那真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也是“涓滴之恩，涌泉相报”的君子之风的形象展现：在日本东北大学史料馆，一直保留了鲁迅当年在医专读书时的许多资料照片……无论是当时初次看到时的心情，还是我自己在写作时的回味，都是那么珍贵而又让人感动！
鲁迅先生逝世在1936年10月；而他的老师藤野先生，却是直到1945年8月，才知道当年自己的学生周树人，原来是中国的一代文化巨匠——鲁迅！
后来，我也参观了1917年年仅19岁的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诗句碑刻，那首当年英眉一扬、铺纸挥毫的七言：“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如此让人激动的壮志抒怀的诗文，那是只有十九岁的周恩来才能够写出来的气势！
在有关周总理的篇章后面，我又写了聂荣臻元帅救助日本孤女的故事：那是在1940年8月20日，赫赫有名的“百团大战”正在进行的时候，那时聂帅的亲生女儿聂力，寄养在千里之外的老百姓家里；满口四川话的聂帅，把一个真名“美穗子”的日本孤女（当时叫她“兴子”）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全力保护下来，成就了让人最为动容的战地插曲。直到1980年，美穗子和四十年前救她的恩人在人民大会堂留下了珍贵的合影，为这桩义举，记录下了最动人的瞬间。
在世纪交替的那些年，我曾前后数次去日本参观访问，特别是跟着老省长同去日本的两次，几乎把日本大大小小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2003年秋，我把前前后后访问日本的经历写成了总计190千字的十余篇文章，在2004年完成并出了一本特别的报告文学或者说传记文学——《情有独钟》。书中所写的主要人物都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单篇，老省长也都一一看过，他对我的访谈和写作内容都很放心，只有在听到书名的时候问了一句：“为什么用这个书名？”
我心想：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中日友好往来的故事，而我前前后后所记录和写下的一切，都让我深深感受到中日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始终都让两国人民为之心驰神往，而在两国文化当中，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深深地吸引着对方……我觉得这本书名也要与众不同。于是，我就把书名定为：“情有独钟”。
我告诉他这些想法后，他想了一想，点了点头，表示认可。我知道他的毛笔字很好，在当年的省府大院内赫赫有名，于是就借势请他为这本书题名，他马上说：“不，不，当然是你自己来写！也用不着请书法家写，你就自己写最好！”
就这样，《情有独钟》这四个字，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为自己的书题写了书名。
在这本书里，我以一篇详尽的《后记》，写下了本书的诞生经过：首先源自原中国政协常委、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协会长沈祖伦先生的倡议和鼎力支持；随后我写到1998年那一次出访静冈、枥木、福井时，就曾强烈感受到日本友人对代表团的诚挚欢迎；也不能不想起在2001年4月，沈会长再一次率团访日，参加“中日友好交流第八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动情的发言。就是在此次会后，沈会长提出了编写并出版一本《中日友好史话》这一极有远见的设想。这一提议也首先得到时任政协副主席徐鸿道、对外友协副会长蔡舜等主要人士的积极相助，以《一衣带水两千年》为题的“史话”形式先行。
所以第一次我和鲍志成同志一起前去日本的时候，是先以采写“史话”为主，我倾尽全力地去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几年间，我先后跑了日本的很多地方，从汪洋大海一般的史料之中搜集素材；连一直对我有“威胁”的高血压也顾不上了，案头书稿堆积如山，夜不成寐、魂不守舍的写作状态再次出现，心里的紧迫感更是日甚一日……
也许正因为未能完稿的不甘愿和不放弃，最后又加上当时中国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同志的有力帮助，2003年3月下旬，我和小鲍同志还有担任翻译的王敏，组成了“中日友好史迹调查团”，又一次踏上了东瀛的土地。
这一远行，我们从最先抵达的福冈开始，自南向北先后经过长崎、山口、滋贺、京都、奈良、和歌山、新宫、宫城、东京、仙台、茨城、水户、常陆太田等县（市），历时二十天，行程几乎遍及大半个日本。白天马不停蹄地走访，晚上则是夜以继日地记录和写作。虽然辛苦非常，但始终在积极工作的那种忙碌与快乐，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
当大家看完我的初稿时，普遍对这本书予以了肯定。而我在最后完成时，已把最早写出的那些“半成品”予以重新分解，也将原来搜集的内容作了增删和调整，一篇篇重新撰写，最终在原计划的时间内付梓出版。
这本新书印刷出版后，在老省长的主持下，《情有独钟》的首发式和讨论会得以举办，原定四十分钟的访谈会，最终延长到了两个多小时，似乎是有说不完的话。作为作者，我想要说的话、想要感谢的人有很多，但我心里更明白的是：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建筑中日友好大厦添加了一块小小的砖瓦，而真正一直在为此事奔忙、真正在建设这座“大厦”的、这本书的真正完成者，是他——老省长沈祖伦！
这本书虽然已经完成，但与这本书有关的很多事，我其实并没有说完；特别是老省长前前后后为这本书所做的一切努力，他简洁、快速、有效的工作方法，还有在日本访问时，日本友人对他的支持和信赖溢于言表，一次又一次地让我这个旁观者为之动容。
每每翻开这本书，我都不能不想到两位人物：其一当然是平山郁夫。在《情系敦煌》一文中，我写了有关他的历史：他自幼贫病交加，成年后追求艺术，如同苦行僧一般努力学画，在接触到三藏法师玄奘的事迹后，犹如醍醐灌顶一般大彻大悟，画出了自己的传世名作《佛教传来》，让整个日本画坛为之轰动！
这幅画给予并激发出平山先生无穷的灵感，此后，他以佛教历史和故事为题材，画了二十年：也正是因为这幅画，他走遍了世界各地追求艺术的真谛；而当他终于来到敦煌走进莫高窟时，看到眼前的一切，他几乎是一见钟情地顶礼膜拜！自从1979年首访后，他又为敦煌的遗迹保护等活动，捐献了卖画所得的两亿日元；1988年，他又募集了一笔十亿日元的资金，为不损伤原物而建设的陈列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平山郁夫先生，也是多年以来一直让我尊敬和景仰的人；正如我在写他的那篇文章里说的那样：“平山郁夫有关佛教题材的艺术创作，在当代日本或世界范围内，可说是无出其右。他的画，动也好，静也好，融‘动’与‘静’浑然一体也好，都是为了点燃他心中的那盏‘灯’，他再次力求表达的是一种理想，表达那个永恒的主题：和平。”
众所周知，和平，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艰难而永恒。但是，有毅力、有恒心的人并不因其艰难而放弃追求。这就是平山郁夫的价值。而他送给我的这本亲笔签名的画作，也是我去日本访问时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汉字的魅力》，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篇，而其中的主人公也正是我想要说起的第二个人：南鹤溪。
也无须再重复絮叨她的清雅容貌，我只记得与她第一次相见时，她是如何别出心裁地安排接待我们一行：作为女主人，她有一种风姿绰约的清丽，和仪态万方的雍容，精致的和服裙摆上，绣着一群翩然起飞的白鹤，与她的芳名相映成趣、浑然一体。她将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演绎得如此谙熟又极富人情味和艺术味！于是，我就暗暗地猜想：她一定与中国在某一点、某件事上有什么因缘？
经过交谈后方才得知，原来，她早早就在书法这件事上，与中国结了缘！中国书法艺术，特别是书圣王羲之，是她顶礼膜拜的偶像。
家学渊源的她，从小钟情于中国文化，特别是书法艺术。这位从懂事起就知道中国是汉字之国的才女，定下了一生学习守护中国文化的平生之愿！22岁，她师从日本鸣鹤流第三代传人；1970年，在多年的积极努力下，她终于正式成为日本著名汉字书法研究天溪会的第四代会长！
与南鹤溪的第一次相见，我们一起欣赏她那独具魅力的书法，看到她亲笔签名的小柬，似乎是满树樱花在纸上绽放……
第二次见面是在杭州，她前来拜谒一向景仰的吴昌硕墓地，顺道前往嵊州前去拜谒王羲之的墓地，对她而言，这一切如同朝圣一般虔诚。后来，在对外友协及方方面面的努力下，她书写的《文字的魅力》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她满怀感激之情，用秀丽潇洒的语句和文字，不遗余力地表达出自己对于中国文化和汉字书法的由衷热爱，正如她在《文字的魅力》卷首的抒怀：“文学是最宝贵的生命，文字之外无文学”；并且说，“自汉字传到日本至今，我们从中汲取了无穷的智能”“为了进一步表示日本人对汉字的崇敬与感激之情”，为了她与她的天溪会的宗旨，他们发出誓言：尊崇汉字，世代相传！
而我又一次见到她时，已是2003年春——她称我是老朋友，坚持邀请我们去做客。这一次，南鹤溪女士不仅和以前一样对我们盛情款待，在夜雨如絮的一片幽雅寂静中，特意为我们精心准备了佳肴香茗，并且在餐后小叙时，为我们讲述了以“贫者一灯”为主题的清雅而动人的故事。后来，她又拿出自己为皇后美智子的《写真集》所书写的《御歌》，请我们细细赏阅……
平山郁夫先生和南鹤溪女士与我们的来往交流，已经不仅仅是例行公事的友好往来，而是渗透了深厚友情的诚挚之举；这其中除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向心力之外，更重要的，我想应该是老省长沈祖伦的个人的魅力，以及他出类拔萃的能力！
因为参加过多届政协会议，以及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我曾见过许多位省长，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工作行程有所了解。但是工作以外的事，基本上可以说是知之甚少。而正是一次偶然相遇，才让我了解到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实：省长居然会和老百姓一样，一个人走到菜市场去买菜！
当然，我自己是常常到菜场买菜，但是那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居然在菜场遇见他——老省长沈祖伦！在这样的场合遇见，我有点不好意思与他打招呼，而他却很坦然自在，完全像个普通老百姓一样，拎着个竹篮子。他没有看见我，买了菜就离开了，我悄悄地问卖菜的大姐：“你认识刚才买菜的那位老先生吗？”她马上就开怀地笑了起来：“我们都认识他，是我们的老省长呀！他也常来买的！”
我这才省悟过来：今天是星期日，又是家家团圆的中秋节，是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日子！……
后来，我从他的秘书小陈那里得知：老省长从到浙江工作后，就几乎从来不在工作时间之外麻烦工作人员。休息日，他往往都是去菜场买菜回家，自己动手做饭。他说这样很好，一方面可以多运动一下，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加了解民情、农村和农业的很多小事……
也是从这一件小事中，我对他更加了解和熟悉了。大多数时候，他与夫人张亦梅都在我们大楼食堂，像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就餐，从来不会因为他是省长的关系而有什么特殊待遇。
他的夫人为人做事同样十分低调，正如老省长对她的追思里描述的那样：好学上进。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就是机关的模范，也有着一定的工作能力。其次是她绝对温和低调，从不张扬或是指手画脚，同时对子女的要求和监督都很严格。第三是她的宽容，乐于助人。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老师是2016年10月去世的，这件事我直到半年多以后才得知。老省长对夫人始终是心里“常记起她的好，想起她不在的缺失”……老省长对她的怀念，让人仿佛重新见到了那个温和低调的张老师：“她默默无闻……使她获得了成功的人生”。所以她的追思会，也是在她去世一周年之后，仅限于全家人和至亲好友之间小范围内举行的。
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另一件事。
那些年里，我曾多次去他办公室谈工作。有一天，我一眼看到他的办公桌边上，多了一张已经裱糊好的大字：“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落款是他自己。
我一看，就觉得这幅字很有气魄——要知道，老省长很少对外展示他写的字，而裱糊得这么好，想必是有什么特别的用处。他看我很喜欢，就说：“这几个字，我是随便写写的，我写的字不怎么样……这个字，我本来是写来给我老伴张亦梅的，你如果喜欢的话……哎，你喜欢，那就送给你吧！”
我一听，真是喜出望外！他怕我当时不好拿，便叫秘书小陈隔天专程拿来送给我。
就这样，我收到了这份意外的礼物！可惜家里地方不够大，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挂这幅字。后来，我就将它专门放在了台州的“叶文玲文学馆”里，打算永远好好保存。
这也是我在文学馆里最珍贵的收藏。
说到文学馆，我又不能不想起2011年春，我的故乡——台州，建立“叶文玲文学馆”的前后经过。在三年前的那次突发脑溢血中，我几乎是死里逃生，在大家的帮助下才脱离了险境。所以，当文学馆开幕的时候，几乎我所有的老朋友都来了，带着对我的衷心祝福。
印象深刻的是，开会那天，老省长沈祖伦做了“激情满怀”的发言，与他往日的习惯大为不同的是，他居然整整讲了四十分钟！
当时的场面，和老省长讲话所用的时间，多少有点出乎在场众人的意料之外，但却一样地令人非常感动！不少老朋友至今都记得老省长对文学的期许、对文化教育的祝福，特别是对我的鼓励之情溢于言表，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和他当时的神情，一直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日月如梭，一晃又十来年过去了。
这些年，我和老省长不像以前那样，能够经常见面——他已正式离休，基本上不来大楼食堂吃饭了。但我知道，在他心里一直都是把我当成他亲如家人的好朋友。所谓友情的心心相印，大抵就是如此，即使彼此难得见面，甚至少通音信，但是你知道，对方的心里始终有你，就像你的心里，同样也一直有他一样……
有时候，我会翻翻他以前写给我的有关工作的意见和批示，心里难以平静，总觉得他似乎没有退休，还在工作着……
去年年末，我去北京参加全国作协第十次会议。已是耄耋之年的我，是少数几个仍有精力参会的老作家之一，而之所以鼓起“余勇”前往，只不过是想在会上，多见到几个多年难得见面的老朋友。
没想到的是，报到的时候，省作协的同志一见我就说：“我们省里的有关领导，都很期待这次会议的召开——特别是老省长沈祖伦，他知道你也去北京，特别高兴，他很挂念你，向你问好！”
我一听，心里再一次被深深打动了。这时候，我才了解到他现在的住地：随园。
啊，真好！不光是这个风雅的名字起得好，平心而论，这个名字的确很符合老省长那淡然随和的天性。年近九旬的老省长，他不想在离休后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到舒适的地方去安心养老，而是和他所熟识的朋友们住在一起。因为他是一个感恩知足的人，住在这里，可以把新朋和旧友都集聚在一起，构造成一个方便的“朋友圈”，每一天都快乐地生活着！
所以，从北京回杭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管离随园多远，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和他好好地聊聊天……啊，我想给他说的事太多太多了……
有句话说“生活是作家的严师”，对于老省长来说，他既是我的良师，更是我的益友。好朋友的心灵世界，始终是相通的。对他，我能握管如恒，像写作一样，倾诉普通人的不同命运……老省长就是一个最能倾听的老朋友！
我想，这一次，我可不要慌张，要慢慢地说，听听他的主意……
啊！他还是这样！依旧是比我先到达约定的地方，耐心地等着我和老伴的到来。
老省长没有变！一点都不像是已经九十岁的老人！他的容貌衣着，都还是和以前一样，尤其是他说话的声音，亲切而爽朗，如果不是他的手边多了一根拐杖，那么，他就和我几十年前第一次见到时的模样，完全没什么变化！
我喝着他为我们沏好的茶，有些不好意思地把那本《此生只为守敦煌》送给他，他笑着说，没有关系，我慢慢地看，仔细地看……
这时，我发现，他到现在看书、写字，还是跟以前一样不用戴眼镜，他的眼还是和以前一样地明亮！
谈话中，他知道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就请人带我们去前前后后参观了一圈，自己极有耐心地坐着看书。等到我们里里外外地看完了，他又让我说说感想。
这时，我才明白了他的心意：如果我们老两口喜欢，也可以住到这里来……虽然这是个养老不错的好地方，但是生性比较“入世”又太过“劳心”的我，恐怕还是不太适合。
他说起自己的家人，以前不知道有多少次，因为自己的工作关系，几乎没有节假日，每天工作到深夜12点后才回家……所以他说，离休后要对家人“将功补过”，比如去给自己的亲人买菜做饭……
离开随园后，我突然觉得自己真傻，没有问他很多有用的事，也没有嘘寒问暖，而只是坐在那里闲话家常。可是我转念一想，这对老省长来说，轻松自然，不就是最好最恰当的表达吗？住在随园的他，肯定会是一直都随遇而安、平和随意的吧？
看着他写的书的时候，就像和他本人坐在一起，轻轻地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心情也格外放松与平静。这就是他，始终都是这样一个表里如一、最真实、最自然不过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