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和那只小狗玩耍过，浅黄色，胖乎乎的，被洗得干净，能摸能抱，走路时耳朵与全身毛发蠕动。我不止一次想要一只这样的宠物，可我家那时拮据得连这点口粮也腾不出，奶奶隔三岔五摸索瓦缸，常因所剩无多的米忧心忡忡。她一年到头都忧心忡忡，唉声叹气，唯恐一觉醒来填不饱肚子。

终于有一天，那家的女孩踩到小黄狗，被咬了一口，打了狂犬疫苗。咬过人的狗不好养，那家放出消息，谁想要那狗都能带走。父亲让我去，当然不是带回家做宠物，它已长到四五斤，能吃了。我不愿去，被他骂，他说再不快点，另一家想要的就去了，抄起竹鞭要抽我。我跑出门，走到一半，留在池塘边的竹林下徘徊。那是一场矛盾的等待，漫长且煎熬。我很想吃肉，又怕见它死去，情绪像池塘中那群鸭子荡起的水，一波叠着一波。终于，另一家人来了，我躲在竹子后，看着他们提着笼子走过，回来时笼子里装着小狗，心中的石头落下了。我空手回家，自然免不了父亲的谩骂，我沉默不语，在他骂得最凶时假装懊悔。我以为小黄狗不用死了。

那家人把它关在笼子里养到过年，三五棍打死，用来招待亲戚。

小黄狗的事在我记忆中留存至今，因为那是我儿时少有的怜悯。儿时的我并不善良，结束过许多小动物的生命，都是为了满足最原始的欲望。有时没有小动物可抓，便去走村串巷，在随处可见的垃圾堆里翻来覆去，寻找铜铁胶。铁可以用磁铁来吸，铜多在电线里，胶很便宜，有多才扛走。有时忙活几天，卖给收破烂的，只得几毛钱，买辣条，能开心一整天。

有一年春节，城里回村过年的男人们想吃狗，看中了光棍家养的那条。光棍听到他们要吃自己的狗，暴怒，骂骂咧咧，说这条狗和自己相依为命，吃它相当于吃自己。他们出的价钱不低，光棍拒绝不了，卖了。光棍帮他们用猪肉把精瘦的黑狗引进铁笼，关好，丢进我为小黄狗徘徊过的那个池塘，过了十几分钟还有泡泡冒起来。他们哈哈大笑，忍不住夸这狗：这么顽强，肉肯定好吃！狗再被捞起来，没了生命气息，肚子胀成球，估计是它这辈子吃得最饱的一次。光棍在一旁看着，他的眼神涵盖又不止于悲伤、喜悦、懊悔等诸多神情，后来我找到一种形容：对生活妥协的眼神。生活把他蹂躏得遍体鳞伤，他的老母亲去世后，家中只剩他一人，先后带了三个离异女人回家又都给赶走，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劳作，至今未有后代，他兄弟的儿子们觊觎他的财产，逢年过节虚情假意上门问候，背后闲谈中却不希望他活太久。

那件事后，光棍开始养很多狗，整天和狗说话，比和人说得还多。他养的狗听得懂人话，他在家时，像一群孩子在他身旁绕来跳去，偶尔成为他的家人，逢年过节便一条条卖掉。有只狗不知为什么死了，卖不了钱，他拿给我爸。我爸不管死狗有没有毒，处理完，给回一半他，一半留在家。我必须实话实说：那是儿时最美的味道之一，多年后我依旧感激光棍的慷慨。

二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父亲还年轻，对生活充满向往，跟大家去村子南边的荒地开土炸石，用牛车拉去江岸卖给船商。过些年，去广东回来的人说，那里遍地是金银，大家又都涌去广东打工。

父亲没能在广东出人头地，在那里混迹几年，回来与母亲结婚，生下姐姐和我，此后靠土地吃饭。母亲或许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盼头，选择独自去广东闯荡。母亲不是我生活中的常客，只有过年时才回家，给我带很多玩具、零食，是生活里少有的新鲜事。直到我七岁那年，父亲掀翻桌子，母亲带着姐姐去乐业生活，过年不再是值得期盼的事。

往后几年，父亲受亲兄弟排挤，为了土地吵闹，与他们断绝关系。生活捉襟见肘，似乎再努力也难见光明，他便沉迷于赌博。赌得赢，便想赢更多，收不了手，直到输光。输光了还要去借，幻想翻身，幻想一夜暴富，输到借不到才被迫收手。周边人疏远他、嘲笑他，他也骂他们没良心、势利眼。欲望侵蚀着他，将他从一个充满斗志的人变成贪婪易怒的人，他把辛苦种来的粮食放上赌桌，把奶奶积攒的钱放上赌桌，把我的压岁钱放上赌桌，输光之后暴跳如雷，骂我母亲，砸碗筷桌椅，找借口打我，最困难时连温饱都难以解决。

当年父亲他们炸石的地方留下上百个大小不一的坑，雨季过后，水灌满坑，漫过坑，连成一片，成了湿地，浅处长满密集的水草。水草圆形，空心，一米多高，大半身沉在水里，嫩时翠绿，老了深绿，死了浅黄。再深点的地方没水草，底下是长满苔藓的碎石子或者软泥，更深处只看见深蓝或灰黄的洞。各种水生动植物疯狂繁衍，是块宝藏之地，也是凶险之地，平常只有电鱼人敢在周边徘徊，水牛才能进入深处嚼水草，起身时肚子挂满蚂蟥，需要用石头剐去。更隐秘的地方蛇类盘踞，细如手指，大如臂膀。

北京奥运会那年，丰收后的炎热季节，大家都在看比赛，通过二十多寸的电视屏幕参与这场遥远的盛事。我讨厌家里那台黑白电视，依旧整日在村子里外游荡，和几个胆大的同伴进水草地摸了几天田螺，吃不完，拿去圩里卖，得十几块钱，在我家算一笔巨款，和压岁钱一样被父亲以保管的名义收走。此后父亲主动承担起卖田螺的重任，因为大人去卖可以每斤多得五毛钱，菜贩子不敢少秤。钱只有两三块回到我手上，其他用来补贴家用，也可能被放上赌桌。父亲把很多东西都放上赌桌，输得精光，迫不得已也跟小孩去摸田螺卖，被村里大妈大婶笑话不务正业。

卖田螺一度成为我家主要经济来源。田螺好吃，我很馋，可是想到卖得多钱，并且肉不多，往往也舍不得吃。偶尔选一些小的，去竹林摘些假蒌炒，香得口水直流，吸半盆也不够，吸完把汤水倒进饭里，再吞咽到撑。

刚开始经验不足，涉水许久不检查，发觉脚有点痒，抬起一看，十几条红边蚂蟥附在小腿上，吓得在水里狂跳、乱跑，一头扎进深水处，喝了几口浊水才爬上岸。往手上吐口水，忍着恶心将它们一条条扯下，血滋滋涌出。这是关于摸田螺最恐怖的记忆，多年后依旧记忆犹新。不过在那时，这只是生活的小插曲，不能视为困难。在岸上坐了一会儿，等血不流了，洗干净，流的话再等等，等到不流继续下水。久而久之，看见蚂蟥心不惊了，淡定地扯下来远远丢开，像丢掉被风吹到衣服上的鸭毛。

胆子逐渐大了，敢往湿地里走。为了多摸点螺，我尚未学会游泳时便涉足深水区，脖子挂着网袋，一头扎到底，双手在软泥里乱抓，幸运的话能抓到两三只，起来放好，换几口气再钻。有次在下过暴雨后独自下水，原本只到胸口的水漫上脖子，钻进去一摸，田螺竟然密密麻麻捉不过来，高兴到忘了危险。不小心去到深处，水没了头，便潜到底蹲着，双脚用力一弹，出了水面换口气，再潜回浅处。有时弹不起来，会呛几口水，用力挣扎几下，又能回到浅处。如此淹多几次，才学会游泳。

为了奖励摸螺成果，父亲会买肉回来。手头宽裕时买好吃的鸡肉鸭肉，大多时候正常的猪肉都觉得贵，便买些肥肉。肥肉吃起来容易腻，稍微多点，头就忍不住抽，即便还想吃也难以下咽，食欲和肉体相矛盾。父亲便想用素菜降一降肥肉的腻，试了土豆、冬瓜、南瓜、白萝卜……试到苦瓜，竟然冲掉了大半，肥肉炒苦瓜便成为童年的“山珍海味”。

三

起初田螺在圩里只卖得两块五一斤。菜贩子看到巨额利润，抢着收购，把价格提到四五块。田螺供不应求，菜贩子便在圩日堵在半路，提前拦截去卖田螺的人。很多人因此知道田螺可以赚钱，纷纷加入摸田螺的队伍。

农忙后人最多，隔十几米就有一处水草晃动，走过去看，可能是水牛，也可能是某个妇女。水牛性情温和，能容忍你在它身边撒野，要是靠近妇女，会被她先用眼神狠狠剐几下，像被侵犯领地的怀孕母狗，要是不识趣走开，家人和祖宗都会受到诅咒。妇女们穿长裤，套长袖，进入水草最密集的地带，不讲究技巧，蠕动肥硕的身体，把爬在水草上的螺全抖落，双手在地面摸索，有种地毯式搜索的气魄，到了傍晚才起身，衣服上挂着的蚂蟥只闻得到她们浓重的体味，被折腾过的水草东倒西歪。好在水草生命力顽强，过几天又直直挺立。

水位降低后，妇女们更疯狂，一大早便冲进水草地，故意把水搅浑浊，不给别人用抄网捞。最擅长用抄网的父亲吃了亏，只能天未亮就去水边等，能看见水底马上行动，走过最容易有螺的地方。

父亲发现田螺不是被太阳晒后才跑，而是天亮就跑。他买来手电筒、过膝水鞋，凌晨两点便出门，几个小时便得二三十斤，天亮前赶回来不仅是因为螺要跑，还有不给别人知道这事。他兴奋地描述，凌晨时水草上的田螺密密麻麻，像荔枝树、龙眼树、黄皮果树，简直就是摇钱树。我也想凌晨去，他不给，我不知原因。有一晚，他早早回家，说看到了金包铁。他语气轻松，说差一点就摸到了，笑了一下，又说：“差点就没命。”

过后父亲告诉我，那些晚上他还遇上过几次银包铁，最大那条快两米，从他眼前缓缓爬过，黑环深如墨，银环亮如月。他一动不动，等蛇走后，换个方向再寻螺。我们那里的野地常出现两三米长的眼镜蛇，见人会立起身子示威，还会追人。银包铁行动迟缓，蠢到会被太阳晒死，看起来没啥威胁，很多人便误以为眼镜蛇和数量稀少的金包铁最毒，银包铁次之。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银包铁是中国第一毒蛇，毒性是眼镜蛇和金包铁的十倍甚至几十倍，神经毒素，能麻痹人。倘若父亲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被咬，几乎没有活命的可能。

田螺难找，那就石螺和福寿螺一起要。福寿螺个头大、数量多，喜欢借着水草浮在水面，捡满一桶提去放在路边的蛇皮袋里，每天累得满头大汗。我和父亲捡一个早上能得一百多斤，有时候快两百斤。下午便要送去给鳖场，父亲头顶烈日，用那辆骑了十几年的凤凰牌自行车拉二十多公里，汗水浸透衣衫，只换了几十块钱。石螺在村子东南边的冲渠和村子往北的大江最多，趴在石头上，或者沉在浅泥里，伸手一捧就有十几只。石螺长不大，难在选，选的时间比捞的时间久，运去市区卖，每斤能得一块或八毛。不好卖，有时清早推七八十斤去，半夜又推三四十斤回来。

别人的假期尽情玩乐，我却要起早摸黑，逐渐厌倦，起床磨磨蹭蹭，父亲常常骂我，便对摸螺这事有了恐惧，可贫穷要吃饭，也由不得性子。穷人家的孩子要早早成熟，我深知其中辛苦。

到了旱季，只剩深坑有水。水草听从风的号令，朝同一方向齐齐倒下，泛黄、腐烂，化为土地的养料。即便这样，依旧有人找田螺，他们自制三四米宽的方形抄网，绑在八九米长的竹子上，将坑底一遍遍搜刮，或者用抛网打捞。到了冬天，坑底干了，还要把地下的泥翻开，将冬眠的田螺抠走，有种要将它们灭绝的气势。

可即便再多的人，再疯狂地搜寻，都不能使田螺灭绝，来年依旧摸不尽、卖不完。直到有两户人合伙承包了那块地，请来十几台挖机乱挖，养鱼、养鸭，水草被啃食一空，各种螺的数量急剧减少。我上了中学，父亲也去另寻生计。那片湿地生态遭到破坏，鱼养不大，投资的两户人是亲戚，亏本后闹得反目成仇。妇女们幸灾乐祸，说他们断了大家的财路，养不出东西是老天爷的意愿。过几年，我再去看，建在塘边的猪棚爬满瓜藤，被挖深的地方黄水泛泛，其他处水草疯长。

四

童年有大把空余时间，闲来无事便出去找能吃的野物。

水里最容易有收获。池塘散落在村边和田间，被水渠贯通。水渠连着珠江最大水系的最大支流郁江。雨季时，水从高地流入大江，江中鱼逆流而上，在植被茂盛的水渠和池塘里繁殖。旱季稻田枯了，需要从池塘抽水灌溉。大家密切关注水位，还没见底，便蜂拥而去。几十个人浩浩荡荡下塘捉鱼，有的赤手空拳，有的用网抄，有的用簸箕捞，有的用电鱼机扫，甚至有的拿铁棍、木棍敲打，把塘底搅成泥潭，鱼翻水涌，孩童欢叫，妇女叫骂，好不热闹。

我谙熟捉鱼技巧，常常有收获。有时跟电鱼人后面捡被电晕的小鱼仔，偶尔也能摸到半晕的大鱼。池塘里的野鱼，巴掌宽就算大，两三斤算是巨物。此外，掏洞最容易有惊喜。塘底有从地下生出的巨石，形成很多天然石洞。其他人想掏却不敢掏。过去有人掏洞被咬，没在意，隔天不起床干活，家人叫他，夜里已经死在床上。只有我们这些非常渴望捉到好鱼的孩子不顾一切地掏，摸到什么都拉出来往岸上丢，有时是塘角鱼或黄鳝，有时是大蛇。

捉到的鱼带回家给父亲处理。活泼的养着，死了的和要死不活的马上宰，去菜园摘两根青瓜一起炒。青瓜汲取了鱼腥味，鱼肉吸走了果蔬味，各自味道都恰到好处。白豆腐和鱼也适合一起，豆腐口感绵软，大病后的奶奶身体衰老，牙齿快掉光，最喜欢这道菜。

农村的池塘像稻田旱地供养着一方人。第一次集体下水，大家都想捉大鱼。过些天，水干得更厉害，小鱼浮在泥水上冒泡，用抄网捞一下得几条。干得快要见底，我和小伙伴们用泥筑坝，将水域分成几块，选择鱼多的那块，把水舀去另一块。舀干了，小鱼在泥巴上摆动，说是捉鱼不太准确，应该是捡鱼。捡完换一边继续舀。池边多竹林，林里的鸟见鱼那么多，欢快地和人抢，飞来飞去，起起落落。人和鸟都捉不完的，等水干了全晒死，猫狗会来收尾。

小鱼多了吃不完，父亲便学着奶奶以前的做法：洗干净，稍微大的去头去内脏，小的只去内脏，然后用文火慢煎，放盐不放油，两面煎到微，铲进簸箕，铺开晾晒几天，做成鱼干。鱼干能在玻璃罐中存储很久，嘴馋了夹出半碗用清水泡泡，加入油和酱油、生姜蒜头，洒点豆豉蒸熟，骨肉一口嚼，下饭。

塘底只剩湿泥巴时，才可以找到最美味的鱼：泥鳅和黄鳝。

泥鳅十分敏捷，要靠眼力和手速。挖急了，有动的物体就条件反射下手。有次扒开泥后见什么剧烈蠕动，以为是大泥鳅，伸手就捧，那家伙蜷曲的身子舒展开来，抬头就往我脸上咬，我霎时甩得远远的。过去一看，是一条背部色彩斑斓、身侧两条红线、头颅呈三角状的水蛇。泥鳅捉回去放清水养几天，煎着最妙，油盐烧得滚烫，放入碎姜，也可以加点辣椒、蒜头，吃起来表皮香脆，里肉香软。

黄鳝没有泥鳅跑得快，却十分狡猾，是最难捉的鱼之一。它们能钻深土，进石缝，不像泥鳅遇事便惊慌失措，而是优雅地缓缓移动，沿着弯弯曲曲的洞逃跑，捉它尾巴，它便向前，捉它头部，它便退后。这种难捉的东西最有营养，要给奶奶吃。可能是怕我不乐意，父亲说黄鳝是鱼神，小孩吃会变傻，老人吃才可以长命百岁。我信了，便不再馋。

奶奶有什么好吃的都要和我共享，我不吃她也不吃，很倔。有时我和她一起吃，有时我咽着口水骗她说吃过了，她才愿意吃。往后，奶奶吃过才拿给我，说她吃不完，我便放心地狼吞虎咽。长大点才知道她也是骗我。最会骗人的是父亲，他对好吃的从不多看一眼，有剩的也不吃，留到次日给我们，留不了的才勉强吃点，面无表情咀嚼、吞咽，仿佛天生对美味无动于衷。

五

童年的记忆离不开食物。食物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代表三种不同的生活水平。

第一种要从土地种出来。种地是农民的本职，父亲却很少给我下田，让我在家剥玉米、摘花生和看天气。家里没牛，也没牛车，水稻成熟后，他用竹担挑着沉重的打谷机去田里，晚上再挑谷子回来，或者用自行车推。谷物是生活最基本的保障，却常常被他放上赌桌，所有努力付之东流。他并不悔改，反反复复，输掉所有值钱的东西，回家大发雷霆，摔东西，骂人，找到理由就打人。

我不擅长种田，种菜却拿手。奶奶身体还健康时，父亲也不让她下田，她只能在菜园里捣鼓。我与她一起，一年四季，把地翻了又翻，种上各种菜、瓜、豆。父亲不给奶奶挑水，只能我去，挑着与腿齐高的大水桶摇摇晃晃到池塘，每边只能装小半桶，来回十几次才淋过一遍，早已腰酸背痛。看着慢慢拔高的菜苗瓜苗豆苗，体会到生命成长过程中的茁壮和脆弱，觉得再累也值。

第二种食物是去野外找。奶奶大病后，生活难以自理，常常回忆往昔。早年间，她去收割过的田地拾掉落的稻穗，去拔过的花生地捡散落的花生，去剥过的玉米地找遗漏的玉米，本该腐烂在土里的食物被她重新发现，捡回来喂鸡喂鸭，如果生活窘迫，也可以放上餐桌。我听奶奶这般说，便在雨后拖着水泥袋去大江边的花生地，弓腰低头一颗颗捡，雨水把花生冲得浮出土，捡到中午就能有小半袋。最喜欢吃的番薯比较难找，大雨过后番薯藤长出才去，带二齿钉耙，对着藤一钉耙下去，可能是大番薯，也可能是番薯根。

其他时候，我和愿意一起行动的小伙伴窜遍村里村外，手持弹弓、锄头、木棍等各种“凶器”，天上飞的、树中藏的、竹里爬的、地面跑的、草间缩的、洞内躲的都被揍晕，对半分后各自带回家，进入各自肚子，以此为生活的最大追求。那时环境好，动物捉不尽，捉了一年，以为它灭绝了，第二年又跑满山林和田野。除了蛇和燕子，我几乎全都吃过，也不管别人的鄙视。

当然，有些人能鄙视我们，因为他们属于第三种生活水平：食物全都从圩上和街上买。他们的家庭衣食无忧，想吃什么只需和父母说一声，晚上就能上桌，鸡鸭狗牛羊全不在话下。逢年过节有新衣不奇怪，甚至平常去圩里逛一圈也能买上两件玩具，让我这种穷苦孩子十分嫉妒，恨不得重新投胎转世。

处于第三种生活水平的孩子往往能成为我们的中心，因为他们每天都有零花钱。每天有五毛钱的能指挥其他人做任何事，每天有一块钱的尊贵程度堪比土皇帝。没有人愿意不听他们的话，包括我，如果不围着他们转，等他们吃辣条时会被排除在外。放学后，他们走进小卖部，兜一圈再出来，好不威风，一毛钱一片的卫龙辣条是人间极品，五毛钱一袋的牛筋辣条是神仙才能尝的绝味。他们走到哪，我们追到哪。“皇帝”点明没资格追的，我们一起将其赶走，免得分多一份。我们庆幸自己有机会乞讨，将“皇帝”围在中间，手掌曲成碗的形状，努力往前伸，迫切地恳求施舍。“皇帝”把卫龙辣条片撕成不同大小，把牛筋辣条一条条倒出，根据我们平常的表现决定给多少。能吃到的人无比欢快，吃不到的垂头丧气。吃剩的袋子还有很多细碎残留，等“皇帝”扬起手把袋子丢上天空，我们疯了般奔去抢夺，撕扯成几块，舔到舔不出任何辣条的味道，再放进嘴里含过才善罢甘休，像极了一条条疯癫的饿狗。

这些关于食物的记忆里最鲜活的片段，像一道道难以愈合的伤疤，烙在我的内心深处。

【岑叶明，笔名叶明岑，广西贵港人，1998年生。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广西文学》《中国校园文学》《青春》等，多篇作品被《散文选刊》转载，或入选《万物的叶尖——中国创意写作2022》，曾获首届“鲲鹏”全国青少年科幻小说奖，第二届贺财霖·科幻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