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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脚僧”吴昌硕的浦东岁月
来源:解放日报 | 王琪森  2023年03月13日08:27

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情缘是生命的融入、心灵的亲和与岁月的眷恋。

位于浦东的吴昌硕纪念馆,历经两年多闭馆修缮后重新开放。不少人不明白,出生于浙江安吉、后定居于上海老闸北吉庆里的吴昌硕,与浦东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为了修改再版2014年出版的《吴昌硕评传》一书,这些年来一直在对吴昌硕生平进行进一步挖掘考证。最近,我查考到,吴昌硕于1886年在上海担任牙厘局(税务局)典吏,第二年任上海县丞(县令的听差),直至1893年到天津海运津通局当差,他在上海浦东“行吏”7年的生涯被他辛酸地称为“役于沪上”。

这段鲜为人知的史料,或许会部分改变人们对吴昌硕在上海的活动的认知。以往,在吴昌硕的上海叙事及从艺历程中,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清晰交代,比如他为何常来浦东办事当差;为何离开苏州举家迁到上海,第二年又把家迁回苏州但还一直来浦东;为何在浦东写下了数首颇有杜甫纪实风格的社会诗;为何在浦东画了平时不擅长的山水画;特别是1912年他定居上海后,为何在年迈多病的情况下多次到浦东陈桂春家(现吴昌硕纪念馆)与王一亭等人一起作画捐助浦东医院(今东方医院)……吴昌硕研究中蒙着尘埃的角落,正渐渐变得清晰——

“行脚僧”役于沪上

在封建科举时代,走仕途是文人安身立命的正统途径。尽管吴昌硕中过秀才,但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当官并不容易。直到1882年,吴昌硕在苏州友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在县衙里担任了一名“佐贰小吏”(不入九品的芝麻小官),有了份微薄的固定收入。由于他工作谨慎勤勉等原因,他于1886年被派往上海县浦东地区任牙厘局典吏,主要搞些税收方面的杂务,吴昌硕因此自称“行脚僧”。他曾在这一年的早春二月所作的《墨梅图》上题诗云:“鸡虫得失无可忧,人生天地真蜉蝣。眼中羡尔守梅鹤,饮水独立高千秋。”

就在这自己并不满意的游吏生活中,吴昌硕加盟了海派书画群体,从中得到真挚的关怀和温馨的帮助。大家时常邀他雅集相聚、交流笔墨,切磋之际也以茶饭相待。为此,他写下著名的《十二友诗》,以铭感海派书画家吴瘦绿、张子祥、胡公寿、凌霞、任伯年等。尤其是任伯年,身为当时画坛名家,对吴昌硕热情有加,将其视为兄弟。这一年,任伯年应吴昌硕之邀,为他精心创作了《饥看天图》。画中的吴昌硕一袭长衫,双手背后,面容忧郁,细腻地描绘了画中人失意贫寒的窘境。吴昌硕自题诗曰:“胡为二十载,日被饥来驱。频岁涉江海,面目风尘枯。”老友杨岘见后,深感画中味之无极,遂在画上题诗云:“破书万卷煮不得,掩关独立饥看天。”为了感谢任伯年赠画,吴昌硕为他刻了后来著名的大印“画奴”。边款谓:伯年先生画得奇趣,求者踵接,无片刻暇,改号“画奴”,善自比也。

吴昌硕所在的浦东当时是远离繁华的穷乡僻壤,友人们见其一直生活于窘境中,便合力资助他。1887年,吴昌硕捐升上海县丞,实际上干的依然是杂活,如管理仓库、收税等,他也因此自嘲为“酸寒尉”。任伯年在此年夏天以调侃的笔墨为吴昌硕画下《棕阴纳凉图》。吴昌硕的知己凌霞颇解其意,题诗谓:“安得解脱大自在,放浪形骸了无碍。”由于县丞比原先的职位升了一级,俸禄有所增加,待遇也有所改善。于是,在1887年初冬吴昌硕举家告别苏州来到上海,他们先是住在吴淞,又在如今陆家嘴地区的烂泥渡路一带租了两间农舍安家。在来上海的船上,正逢妻子施酒40岁生日,吴昌硕作诗赠妻,最后二句是“芜园花鸟待归去,苦铁之苦终回甘”。

“酸寒尉”奔走荒村

尽管吴昌硕憧憬着“苦铁之苦终回甘”,但现实依然击碎了他美好的愿望。由于全家移居上海,又接来继母杨氏治病,吴昌硕家的开销一下子大为增加,且他的书画篆刻在当时少人问津,吴昌硕又陷入了穷困中。

特别是第二年,他最疼爱的聪慧长子吴育病卒,年仅16岁。不久女儿丹姮出生,家庭开销又增加了。而且此时吴昌硕也为病所困,可谓雪上加霜。老友沈石友此时寄诗给他:“吟诗海上客,多病似相如。买药添新债,看花忆旧居。”示意他如在上海有困难,那么苏州旧居还是可以回的。1888年夏秋之际,吴昌硕无奈地把家迁回苏州,而他则只身重返浦东。

当时的浦东地区非常闭塞,民众相当穷困。吴昌硕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赈济灾民,他奔走在乡间农舍,时常带病履职。有一次,他在腊月里因漫天大雪而被困于叶榭荒村,在给好友吴保初的《述吴游书》中曾凄凉地写道:“俊(吴昌硕初名吴俊)与君别后,因严桥公事掣肘,东西奔走,如穷人无所归者四十余日,现事虽寝,而俊已积劳抱病矣……”任伯年对他相当同情,于1888年夏天又为他画了一幅“经典肖像画”《酸寒尉像》。吴昌硕时年44岁,画中的他双手端拱,一副局促之相。杨岘见后又题诗曰:“尉乎去年饥看天,今年又树酸寒帜。”此年秋天,任伯年又为吴昌硕作《蕉荫纳凉图》,吴昌硕题耑自嘲,披露自己的困境:“否极羞告人,人面如泥塐。”沈石友则以幽默的题诗曰:“江南一尉苦不饱,拖靴暑踏红尘道。”

为济苍生鼓与呼

生活困顿的吴昌硕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从事艺术创作及外出写生,并以良好的人品、艺德建立了海派书画师友圈,与沪上名家大儒结下了深厚友谊,并在绘画上得到了任伯年、胡公寿、蒲华等人的指导,他们经常邀其联手作画。特别是任伯年经常慷慨地以画赠之,让他参照。如1887年任伯年以《菊花图》相送。受此影响,吴昌硕在浦东期间不仅创作了不少花卉画,还在胡公寿、蒲华等指授下涉足了自己不擅长的山水画,留下《浦东立雪庵图》《浦东雪景图》等传世之作。同时吴昌硕还和凌霞、杨岘、沈石友等友人诗文唱和,因此诗才大进。为此,词人谭献评价他“诗篇峻削,剥落凡语,有傅青主、吴野人之遗风”,吴昌硕在写给夫人的诗中也自信地称:“夫婿是诗人。”

尽管吴昌硕在浦东的7年经历苦难辛酸,但在艺术上收获丰硕,这些都是他晚年在上海崛起并成为海派书画领袖的铺垫。更重要的是,正是从“行脚僧”到“酸寒尉”的经历对其性格有所历练,使他在了解民间疾苦之后产生忧患意识与济世情怀,这为他日后成为艺术界领袖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点在以往的吴昌硕研究中是被忽略的。

在浦东行吏的7年中,他时常顶着烈日酷热,或是冒着严寒风雪,奔走在赈灾济困第一线。如1890年,他奉命前往粥厂给难民发衣度寒,并写下了《庚寅十一月放奉檄赴严家桥粥厂给流丐棉衣》:“呼尔一声听不得,嗷嗷肯作雁鸿哀。”在同年12月写的《严家桥写望》中,他愤怒地写道:“潮枯斗硕量沟水,地僻蒲芦损菜畦。循例杀羊村赛社,隔窗游鬼冢穿隄。”在《浦东农家》中更是揭示了农家的穷绝无路,连小犊子都无奈地卖了:“钱荒争卖犊,床弊稳支龟。”社会凋敝、苍生有难、世事萧瑟,一介小吏通过诗歌鼓与呼。虽然这在当时难以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但彰显了吴昌硕的诗心文胆。

后来,吴昌硕又受好友眷顾,于1893年11月捐升了候补的知县“江苏试用知县”,很快就被调往天津任职。

至此,吴昌硕在浦东的“行吏”生涯落下帷幕。友人尹沅与任伯年合作画了一幅《吴昌硕五十小像》以作送别,他惆怅地自题诗云:“长镵白木柄,饱饭青雕胡。生计昔如此,田园无处芜。而今一行吏,转负十年租。何日篱边菊,陶潜共酒壶。”

晚年“尘土有至情”

今日的远行是为了明天的归来。有着深厚的上海情愫与浓重的浦东情结的吴昌硕,于1912年再次来到上海定居,此时的他,必然是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在上海,年迈多病的吴昌硕积极投身海派文化圈的创建,热情参与各项慈善赈灾活动,无私地捐献自己的书画作品。特别是1920年王一亭、陈桂春、虞洽卿等人创办了民营的浦东医院后,他多次到陈桂春的“颍川小筑”挥毫作画,无偿捐赠,为浦东医院筹款。这是因为,他深知这片土地缺医少药、疾病滋生,其长子当年的夭折正是因为得不到及时医治。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时,吴昌硕已重疴缠身,但他依然支撑病体创作了大幅绘画捐助工友,并连夜激愤地写下长诗《五卅祭》。此次归来,想必他是实现了“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