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挺怕在路上再碰见那个老头的，就是那个一头白色杂乱长发红色长脸的老头儿。我明明不认识他，有回在地铁站旁边遇见他，可能是我表情比较生动吧——相对于德国人来说，他们总是一脸严肃，目不斜视，仿佛正在执行什么了不得的任务，要么就是害怕周围的一切与之产生任何一点关联。这个人居然在就要擦肩而过的时候，停下了脚步，还转过了身，看样子是要询问我点什么，于是我也只好主动地说了句“hallo”。他没有客套，很突兀地问了我一句，你从哪里来？说实话，来德国这几年，我听过无数次这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咖啡馆服务员、冰淇淋店服务员、路边儿拼桌的食客、柜台的柜姐、Uber司机、苹果商店的员工、儿童游乐场里看孩子的孩子他爹，他们有些是快速地问出这个问题，有些是交流了不久以后问的，能看出来是忍了一会儿实在忍不住才开的口，总之他们肯定是对这个问题充满执念的。我被这个问题搞得有点烦，怎么了，我来自于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话虽如此，我还是没让内心感受流露出来。我耐着性子，友好地说：中国。我怕他要再说点什么，赶紧补充说我的德语不好。这是一句潜在的拒绝，意思是咱们别聊了，聊也聊不动。然而，我的友好似乎给了他鼓励，他说了一串话，这回是转成英语说的：哎，上回有个亚洲女孩，我问她是哪里人，她冲我说你管得着吗。她为什么要生气呢？为什么要生气呢？老头的脸上带着迷茫。我一听，心里一喜，这姐们儿估计和我一样，早就被这种问题弄烦了，烦到终于发作了。可能是她不喜欢这样的问题？我本来想说这句，我也有一连串的话堵在心里，比如你为什么要问呢？你问这个干啥？人家跟你不认识，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私人问题？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摇摇头，转身走了。原来他不是向我要一个答案，他是想跟一个同是亚洲人的人倾诉。我在原地愣了几秒钟，也摇了摇头。怪老头。看他也不像对亚洲文化有多了解，没事在街上问人从哪儿来，好奇心过于充沛，可不是得让人骂一顿么。

可惜我们应该是邻居，都住这一片儿，怕什么来什么，我还经常在路上碰见他。每回越走越近，我都在想要不要主动打招呼。可是，为什么呢？他是男人，要打招呼也得他先打。老了也是男人，一个男人就要有一个男人的风度。他不会在等着我打招呼吧？就像身份更高的人等着身份低微的人先开口一样，不，我可不要满足他的无理期待。就这样，我数度与之狭路相逢，但都没有主动开过口，他也没有。我还就较上劲了，他不先打招呼我就不说话，连表情都保持不变，坚决不莫名其妙绽放出一个笑容。那种笑容是可疑的，带着示好的劲儿，符合传统文化对亚洲女孩的规训。可能我想多了，反正就是一个打招呼的事儿，也不能说多大，不大，但也不小，这象征着一个头等大事，可能跟尊严挂上了勾。

与之相比，有一个人，我还蛮乐意跟他打招呼的。反正我不跟他打他也跟我打。胖老头儿看起来有八十多了，一脸大胡子，高大健壮，总喜欢穿一身白衣，风格与在装扮上毫无特色的德国人格格不入，大老远就能认出他来。我夸他时髦，他一撇嘴，德国人不喜欢！他们觉得像我穿得这么怪，叫我猴子！我真受不了他们！无聊！我喜欢时尚，德国人不喜欢，他们就不喜欢快乐。这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从此算是认识了。他的店就在我经常去喝咖啡的店旁边，几米之外。那是他的司令部，他总是坐在店前的台阶上，旁边围绕着几位年轻一点的男人，一人一杯咖啡，在闲聊。我去过他的小店，里面满满当当的，全是各种上了年头的布料，还有纽扣、胸针和老牌的香水，整个时光倒流七十年。他有没有问过我你从哪里来？我记不得了，就算问，也不是这么问的。总之我们聊到了中国，他说他对中国历史感兴趣，还说知道“文化大革命”，他一指他的布料，嘿，这些都是中国产的！

胖老头儿太爱聊天了，人缘太好了，我就没见过他一个人的时候，除非他在骑自行车。他倒是经常骑一辆自行车，人高马大的。有次我正在路边吃意大利面，我们几乎是同时看到了对方，他骑着自行车穿过马路就向我奔过来了。照例是问好，然后又跟我闲聊了几句才心满意足地骑车离去。除此之外，我总是会在他的店门口看到他。我当然是去买咖啡的，那家咖啡馆做的咖啡便宜又地道，疫情期间把店封了，留了个窗口，可以外卖或者现场喝，人进不了门，常常得排队，加上一米五的社交距离，队伍一般都能排到他的布料店门口。我每回总是把视线首先凝聚到他身上，然后才看到他身边的人。没办法，他太显眼了，永远一副精神奕奕的样子，简直像个圣诞老爷爷。他老忘记我不会说德语，可能是把我当自己人了，要么就是故意逗我玩。他每回都会亲切地问我，你好吗？我刚说还好。这两句我们是拿德语说的。接下来，他的德语就跟山泉水一样冒了出来，听是听不懂，就知道是在跟我开玩笑或者闲聊，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一脸笑意，孩子般的狡黠。我嘿嘿一笑，赶紧说我德语不好，咱拿英语说。他就换成英语跟我唠唠嗑。比如你好吗？孩子好吗？最近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等等等等。有一阵子我心情不好，也不想多跟他唠，总是打完招呼就突然跑了，反正他旁边还有别人陪着聊，我也不算太不礼貌。

每周日上午十点，我都会准时打开手机里的QQ，跟国内的一位心理咨询师进行网络心理咨询。那时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这是我从一个心理咨询APP上找的，价格不便宜，四十五分钟五百元人民币。说起来，人生的事都离不了一个“巧”字。这些年，国内看心理医生的人也多了起来，心理医生也就多了起来，这都是与之相配套的。我既然德语说不好，就没法跟说德语的心理医生咨询，即便他们在心理咨询方面据说很有成效，很先进。当然这不能赖他们，全赖我，过于依赖母语，同时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拒绝好好学德语。当我终于打算学德语了，来不及了，我焦虑了。焦虑了，就得解决焦虑，这时候只能拿自己的母语来解决。不能多想，一想我又焦虑了。自从我焦虑了以后，我就很难集中精神思考一个问题，总是会分神，就跟小径分岔的花园似的，我的大脑分了很多岔路，每一条看着都挺可怕的，每一条看着都挺正确的，每一条都不知道延伸至何处，这让我怎么选？总之我迷失在我的大脑里了。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想这么多。也就是说我大脑里存在着好几种矛盾的声音，我到底要选择哪种当人生标杆？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睡不好，吃不好。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活不下去。当然，活还是能活的，目前还没什么让我活不下去的显著问题，可我也活不好，我每天的精力全用在内耗上了，就连出门去买杯咖啡都要做上四十分钟的心理建设，更别提别的了。我就开始上网查了，人得自渡嘛，我的那些男人们都陪我渡到一半就自己渡自己的了，现在我得渡自己了。我记得我曾经看过几篇写得不错的心理分析，是个国内有点名气的心理咨询师写的。我隐约记得他的名字，是三个字。还记得他通过分析好莱坞大片来分析角色的心理成长变化。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在某个文艺青年经常上的网上，我找到了他的文章，这就找到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后面赫然写着：著名心理咨询师。那就好了，查查他的门诊费用。可惜，这是我承担不起的，一小时两千，还得亲自去北京，现在哪儿去得了？接着搜。都说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还会再开两扇窗，这一搜索不要紧，我发现他已经做大做强了，开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工作室，旗下有数十名各种资质的心理咨询师坐镇，并且与时俱进了，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咨询。这就对了嘛，这是一个全球化社会了——不对，全球化已经谈不上了，自从有了疫情。总之现在是一个网络世界了。

我在众多咨询师里选择了她，是因为从照片看上去，她不显山露水，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女性的形象。信息里写她擅长做的是青春期成长、女性婚恋，这不就是我需要的吗？收费也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我们就叫她梅吧。

刚开始跟她视频的时候，我还有点拘谨。事实上，我一直都有点绷着。就跟小学生面对老师一样，我发现跟人坦诚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也是件难事。哪怕对方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也难。两个陌生人要坦诚相见是件多难的事啊，哦不，是要信任彼此，我要坦诚相见。没多久，她就开始让我谈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尤其是童年。我想这可能是个套路，总得谈到童年。于是我就谈。一谈就谈了好几个礼拜。刚开始我说话还有点嗑巴，可能是长久没跟人谈这么严肃的事了，说出来前我还得在心里遣词造句。梅特别有时间观念，有时候我刚说到高潮，她就提醒我，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就要结束此次咨询了。这让我一下子就又回到了现实世界，在现实里，我不知道她，她不知道我，只有在咨询时，我才能把盔甲脱掉，赤身裸体。这也让我尴尬，换句话说，说得越深，我就越想了解网络那头的她是个什么情况。她能不能理解我，能不能帮助我？我开始观察她。她就是个普通中年女人的样子，略微化了妆，有几次看到她脸上略微出了点油，也不知道是出油还是出汗，现在是夏天，她应该住在一个夏天很热的城市。她穿着普通中年女性穿的衣服，身后是个木质书架，零散摆着一些书，架子上有盆吊兰。她应该住在高层，有一回视频的时候，还能听到装修的声音，估计是她住的这楼隔音不咋好。其实国内的楼房不都这样吗？隔音不好是正常的，这跟德国不一样，德国的隔音真是绝了，一流。那默克尔不是说在国外访问的时候最怀念的是德国的双层玻璃窗吗。

你为什么总是问那个男孩怎么想的呢？其实我更关心的是，你是怎么想的。有次她说。

我从没从这个角度想问题，我跟梅说最近有个男孩在网上跟我聊天，他是个留学生，住在不远的另一个城市，可能我会跟他见面。我的问题不就是，我搞不清楚我是怎么想的吗？我也没什么能够交流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各有各的问题。就连那个留学生都在网上写他可能抑郁了。

他还跟我说，你可以跟我聊天，我还免费。问题在于，跟他聊天，有可能会加重我的焦虑。我继续着与梅的心理咨询，有次我说着说着一阵委屈，当我不好意思地把眼泪擦干时，我敏感地感觉到对面梅的呼吸略有起伏。不好，再聊下去，她都要变成我的亲人了，我跟我妈都没这么密切地交流过，还有固定对话时间，这就叫“固聊”吧。可能我们还有些共同的朋友或熟人，圈子总是不大的，哪怕是心理咨询圈。到底都是一样的，每个圈子都是由人组成的。是否我们也曾经擦肩而过而不知？我们用语言共同建构了一种同盟，我不想破坏它，我有点刻意想吸引她的注意力，就跟小孩儿吸引家长的注意力一样。我知道这事不对，我做不到客观冷静地看待我们的关系和我的处境，可我控制不了。我开始觉得我心理的确不正常了，甚至有点变态。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恐怖，如堕深渊。

我不知道梅一礼拜接待几个“病人”，也不知道她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不能问她。他们是有职业规则的。我也不能跟她成为朋友，他们是有职业道德的。跟梅聊得越多，我越遗憾于，跟一个人进行过如此深刻的交流，最后一定要相忘于江湖，水过无痕。是啊，医生就是治病救人，当病人恢复健康后，医生也没用了。我不知道这过程要持续多长时间，反正我越说，越觉得说不完，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对梅越来越好奇。比如，她结婚了吗，有孩子吗，离婚了吗，平时都干什么呢，对我们这些咨询者抱有什么态度，我们的心声能不能影响到她，哪怕一点点，还是说有本事有能力完全隔绝在心门之外，只把它当作工作？我们的相识注定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这又是多无奈的一件事，这让我怅然。可我又为什么要追求走了心的人一定要成为朋友？这让我迷茫。我认为建立一段关系又要失去是件残忍的事，这可不是一般的男女关系，这可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啊。

我犹豫了好几天，在下一次咨询时，向她提出结束咨询。我解释说我最近囊中羞涩。她愣了一下，说建议我们再接着做下去，哪怕再做三次，不然很遗憾，一般心理咨询都有一个周期。你不要每次都首先离开啊，就跟你说你已经把那个男孩拉黑了一样，现在你又要结束跟我的咨询，这会不会是一种心理惯性？我哑口无言，那好吧，我们再做三次。我不愿让她失望，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呢？明明是我做心理咨询，到头来怎么变成了我不愿让别人失望了呢？梅老师说，如果你以后想接着做咨询，还可以再找我，我就在这APP上。那就这样，咱们下周日见。

有了故事的终结，有了deadline，有了倒计时这个玩意儿，一切就都踏实了。最后一次视频，我扫了一眼手机左上角的时间，确定还有十分钟就结束的时候，我假装无意地问，您在哪里？是在什么武汉之类的城市吗，我看您那边挺热。这是个很随意的问题，她却好像没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我在北京，她说，你不知道吗，我APP上的信息里写了。我也是北京的。我说。一下子有点沉默下来。沉默里带有一丝熟悉的味道。北京的气息一下子就充斥在我面前，热气立刻从屏幕那端传了过来，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我感到浑身发热，眼眶及身体的液体开始涌动，我拼命忍住了想要它们流出来的冲动。

当从夏天来到秋天，再从秋天来到冬天，我依然常在路上碰到那个长头发的红脸男人。遇到的次数太多了，多得有点说不过去了，有回我终于忍不住先向他打了个招呼，他也回了一声，还冲我点了点头，似乎是一种“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的欣慰表情。好一阵子没见到圣诞老爷爷了，好几次我排队买咖啡，都没碰上他，咳，反正总会在某个街角遇到他。直到要下雪了的一天，我路过他的店，店门口摆上了鲜花和蜡烛，几个人站在门前正窃窃私语，我不知出了什么事，在惊异中，我停下了脚步。玻璃窗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穿着一身白衣服，在大笑的样子，像他一直以来的形象。照片下面是黑色马克笔写的“1957—2021”。2021减去1957，原来他才六十多，我还以为他七十了。我迟疑了片刻，终于还是用英语问其中一位站在门前的男人，“你认识他吗？他怎么了？”“哦，我们是老朋友，他去世了。”我又问，“是因为‘新冠’吗？”“哦，不是不是。”另一个女人插话，像吓了一跳，“不是。”“谢谢。”我想要不要买杯咖啡，最后还是拍了两张照片离开了，一张是他的店，一张是他的照片。

我边走边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从来没问过他从哪里来，他自己肯定说过，到底是哪里呢？东欧？肯定不是亚洲，不是南美，到底是哪里呢？东欧，东欧比较像……

他的店关了一阵。门口总有鲜花。我也从超市买了盆小花放了过来，这红白相间的花，艳丽又孩子气，像他的气质。

再过了一阵，店开了。门口挂着几排衣架，上面密密麻麻挂满了各式冬装，全是复古款，上面还挂着张纸条写着一件十欧元。可见是以前他店里的收藏，是要大甩卖了。门半开着，我推门进去，里面有位瘦高的半老徐娘正背对着我收拾衣服，屋里以前的东西全没了，换成了几排衣架，上面依然是各式女款冬装，几乎全是呢子大衣，看样子应该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收藏。这女人是谁？他爱人？他合伙人？他邻居？一股土腥味扑鼻而来，我这才想起要戴口罩，赶紧翻出兜里的口罩戴上。女人听到有动静，转过身，用周到的眼神示意我看看这些货，我也笑了一下，翻捡起来。没什么适合我的，那些套装和大衣样式都太老了，颜色又太艳，比如这件圆领带小花边的鲜草绿色呢子上衣和及膝裙，虽然我勉强能穿进去，可这不是我的颜色，肯定衬得我面如土色。我扫了一圈，没发现有镜子的存在。我脱下大衣、围巾，又脱下毛衣，试了两件大衣，料子都太粗糙，不显好，哪有我自己这件细腻柔软。我犹豫起来，实在想买点什么，不想空手而归，认识他这么长时间，我还从来没在他店里买过东西。我看到柜台那里，摆着几板纽扣，它们原来是摆在橱窗前的。我问了价钱，女人告诉我，五欧元一板。只剩下四板了，黑金相间的、红黑相间的、巨大的纽扣，也不知道谁还用这样的纽扣，时尚变了，这种纽扣早落伍了，可能它们只在那些颤巍巍的老太太的衣服上还有些用武之地了。我全要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