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水》：为“农村”建立坐标系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得从“农村”谈起，农村是它的核儿。不妨先咬文嚼字一下吧。以前我喜欢用“乡村”替代“农村”，在字典里它们的解释确实差不多，而“乡村”这个词还有一重好处，它与“城市”更有对应性，“城－乡”就像一块磁铁的两极，像两个符号，已经带上了某些文化层面的概括和判断。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农村”。因为《宝水》，我似乎第一次正视这个词。“农”，“农耕”“农事”，说到底是一种人类活动，这个词里所包含的蓬勃与参差，它具有的动态与变化性，都是因为，它强调的是人，是动作，是人在大地上的创造。相比之下，“乡村”就显得过于静态，过于抒情。《宝水》的质地，是“农村”的。
这“农村”又是新的、当下的，自然就更复杂而不确定。乔叶把无数扑面而来的事物都收纳进小说里——我不是说她没有甄别和选择，但总归是一种“真佛只说家常”的方式，也就难怪我在某篇创作谈中看到乔叶说，《宝水》是她写得最有耐心的一部长篇。但凡缺少耐心也确实很难做到。我欣赏这份耐心，但也有隐忧，因为耐心常常也是挑战，它比较容易造成阅读障碍。如果作家无法让读者充分信任这份耐心的话，就很难把他们带入进去。所以我想在这篇文章里，帮乔叶做一点很可能是画蛇添足的归纳和补充，我就试着简明扼要地谈一谈《宝水》这部小说究竟是在做什么。
在我看来，《宝水》三十几万字其实都在做一件事：为“农村”建立坐标系，从而把当下的农村纳入进去。
小说里的第一套坐标系，是由叙述者“我”建立起来的。“我”，地青萍，是一个农村出身且“懂农村”的城里人，为解决失眠症的困扰来农村长住，顺便帮老原经营村里的民宿。这里天然就带着时间x和空间y两个坐标轴，随着时间的推进，“我”接触农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回到农村，也随时可能再离开，就在两极之间波动。同时，我要强调的是，这里其实还有第三条坐标轴z，就是人的心理，心理认同，情感认同。既然“农村”突出的是人，那么这条最容易被忽略的坐标轴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再次回到农村以前，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扣：“我”认为是奶奶那种对老家人毫无底线的“维”（为人处事，维系关系），捆绑住了父亲，捆绑住了“我”们，使“我”们即使身在城市，也无法摆脱农村的人情线，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直接造成了父母的矛盾，甚至间接造成了“我”父亲的死亡。所以能够看出，“我”在面对老家这个问题上，内心是复杂的。再加上“我”身边围绕着坚定守护老宅的叔叔，还有迁居国外的母亲和女儿，所有这些撕裂的文化与现实加之在“我”身上，让“我”的立场既不是城市的，也不是农村的。因此当“我”下定决心再次回到农村熟悉的环境中时，“我”内心里有一个调试的过程，“我”所代表的当代人能理解什么样的农村、认同什么样的农村，在这个坐标轴之下，标记的才是真正“人”的农村。
小说从“我”的视角进入，在整个叙事中，“我”就像一条绵延的丝线，穿起散落在农村的人事物。但这条丝线的贯穿，毕竟还是松散的、自然的，有时甚至是不着痕迹的，让你恍惚忘了它的存在。所以《宝水》并不是典型的限知视角，它有全知和宏观的骨架。这里就出现了另一套坐标系，它直接就生成于被叙述的农村。宝水村，作为小说真正的主角，显示出了极大的丰富性：这里养育着上上下下的几代人，从九奶一辈经历过运动的，到孟胡子、大英一辈当今的新农村建设领头人，再到鹏程、雪梅、小曹、娇娇一代的新人，以及孩子们。除此之外，往上有九奶的追述，往下有深入农村实习、体验生活的学生。顺着这条时间的x轴看下去，确实是越往当下，城市与农村的空间y轴上的互动就越明显。娇娇曾经走出农村去打工，因为农村人特有的单纯，受了欺负，受了刺激，从此作下疯病怕见生人，只能回到农村的熟人社会；同时，外来的学生试图将性教育、死亡教育带进农村，试图用道理和法规阻止“家暴”的时候，也屡屡受挫，差点成了村民公敌。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这些差异、隔膜和不适应，在其他作品中倒也不少见，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这里依然有一条隐性的z轴，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标示的是城市与农村的融合。这条z轴也是以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就是人所从事的活动。小说中宝水村作为“美丽乡村”的代表，最具特色的就是开发旅游，经营民宿。这是一件立足农村、面向城市的事，既要懂农村，又要懂城市，既要突出农村的特色，又要靠近城市的标准，既扎根在农村的人情社会之中，又有“市场规律”“契约精神”管着，既有农村的性格，又要有城市的渠道，不断建立联系，显然，这是一个平衡。小说就围绕这个平衡点展开，一旦偏离，无论偏向哪方，就是一番波折，一段故事。当小说情节在震荡中无限地接近这条z轴时，当下的农村书写似乎才跳出了“挽歌”模式，体现出它自主发展的生机、力度和可能性。
借助以上这两套坐标系，我们就从时间、空间和人的三个维度走进了小说的内容。而实际上，它的意义结构（形式）也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来解析。结构是小说的形式要素之一，其中意义结构相对于布局结构，是一种总体性的特征，是由结构形式而体现出的意义。在《宝水》中，最容易引人注意的就是它的章节安排，“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章构成了一个轮回，这是典型的古典乡村的时间观，循环往复，像植物的丰茂与枯萎，确定无疑，没有意外。但读完整部小说，我发现并不尽然。不知乔叶有意还是无意，她在圆满的时间之中打下了一个缺口，一个重要且明显的缺口——春节。春节是中国时间中的一次“大圆满”，为此小说细致地铺排了村民过年前的诸多准备，同时还交代了九奶的喜丧（个人时间的“小圆满”），然而叙述却在春节来临前的最后一刻戛然而止，“我”离开了宝水村，也就是从确定的时间观中跳脱出来，给时间以意外。确定与意外的博弈，或者说平衡，是《宝水》意义结构的核心。空间维度也是如此。表面来看，小说在空间上颇为简单，“来－去”，开头来到村子，结尾离开，这种对称的、偶数拍的、相反相成的行动轨迹，也是拒绝意外的。但另一方面，从现代小说的结构方式来看，《宝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这个离开，并不是最终结果，不是结论，而是一个新的问题的起点，这就把一个“正－反”的结构变成了“正－反－未知”。最后，在人的维度上，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小说中的“我”地青萍，作为农村的半个外来者，其实是在不断获取确定性，包括对“老家”的确认，包括与老原关系的确认，包括与往事和亲人的和解，等等，从失眠到睡眠正是这个过程的生理表征。相反的是宝水村的村民，以大英、秀梅、雪梅、香梅、大曹、小曹、赵先儿、老安等等为代表的这一群像，他们虽然各有各的命运，但趋势其实相同，他们正在习得不确定性——名利的难料、新观念与女性的反抗、干部工作的思维切换、儿童的教育问题、画画与短视频等外来事物的吸引，等等，许多以往能被乡村文化自行消化的内容，现在都变得不自足了。于是，两部分的人，或者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动，就像七巧板中的一块，构成了日常生活，构成了人物形象，构成了命运，构成了当下的农村。这是一种拼图式的结构，每一块各具特色，却不妨碍它们成为一个意义整体。
读完整部小说，可以感到，乔叶试图确立当下农村的热情和野心是明显的。而我这里也就是帮她画了几条辅助线。文学当然不可能像计算题一样精确，纳入了坐标系的新农村是否真能标示为某一个点，本来也不是小说家的必答题。甚至结论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了。忽然想起我的老师张柠先生有一个颇为形象的说法：小说家是努力把脑袋探进世界的人，评论家（理论家）是试图把世界都装进脑袋的人。这么一比，就显出后者的疯狂了——特别是在面对最鲜活的当下的时候。现在就让我的这份疯狂适可而止吧。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于文舲，1991年生于北京，现为《当代》杂志编辑。评论文章见《文艺报》《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小说与诗歌作品见《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天涯》《大家》《山花》《星星》等，有作品被《小说选刊》转载。入选《2018中国最佳诗歌》、诗刊社《我听见了时间：崛起的中国90后诗人》、人文社《2016青春文学》等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