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彬彬，1962年生，安徽望江人，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应知天命集》《鲁迅内外》《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八论高晓声》《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费城的钟声》等著作多种。多年来在本刊开设“文坛旧事”“非虚构文本”“栏杆拍遍”等专栏，2022年1期始在本刊撰写“荒林拾叶”专栏。

痰盂这东西，好像已经悄悄退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了。现在到别人家去，如果看见茶几旁、沙发边，还放着一个甚至几个痰盂，会感到很怪异；会怀疑这家人在深山里隐居了数十年，刚刚回归社会，而这痰盂，是数十年前从人间带往深山，又从深山带回了人间。

有人以为，痰盂也是从西方舶来之物，后来西方人不用了，我们还用了好久。其实，这东西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国粹。但虽然是国粹，我想，在古代，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一直是豪门大户、缙绅之家的用品，从未在升斗细民的家中普及过。在古代，城市里也好，乡村里也好，普通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蚁民们，决不会在漏雨的屋顶下、破烂的桌椅边、凹凸的泥土地上，放上个专门接痰的家什。就是到了后来，农村人，有痰了，也是啪的往地上一吐，看都不看一眼。卫生意识强一点的人，也充其量用鞋底把那痰前后擦几下。这是说在室内。要说在室外不能随地吐痰，那人们就会想、就会问：“那要地干什么呢？”这是我小时候每天所见的情形。

以往，乡村社会有那种特别富有之家，或许是用痰盂的。到了我的少年时代，在公社的那些国家部门，可以见到痰盂，公社下面，则绝对没有痰盂的容身之地。公社书记的办公室里，或许有公家配置的痰盂。公社书记乡下的家里，也决不会用痰盂。公社书记都是土改积极分子出身，家中几代都是穷苦人，即便现在翻身得解放了，穷苦人的本色也没有丢掉，也还没有养成用痰盂的习惯。公社下面是大队。一个大队，最高贵的人是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老一点的，也是土改积极分子；少一点的，则是后来的革命运动的骨干，肯定也是根正苗红的人，地位变了，生活条件变了，劳动人民的传统也没有丢，也不会在家里弄几个痰盂。那时候，一般的人民公社的社员，几乎不知痰盂为何物。他们有些人，在电影上看到过。那时候看的是露天电影。一年难得看几回。每次电影开映前会放新闻纪录片。新闻纪录片，必定是领导人会见外宾的录像。说是新闻，也都是好久前的事。半年前看过的新闻，半年后还出现在银幕上，这样的事也常有。领导人坐在那里与外宾亲切会谈时，脚边总放个大肚子东西。留意到的人，打听后，知道那叫痰盂，专门接痰用，于是便惊讶得舌头伸出老长：吐口痰，还用那么干净、好看的东西接着，啧，啧啧，啧啧啧！

不是说人民公社社员就一定与痰盂没有关系。那时候，我们那个大队吴家坎生产队的吴老汉，就被几只痰盂害苦了。

吴老汉那时五十多岁，两口子先是连着生了几个女儿，后来终于盼来个儿子。几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家中只有三口人过活。儿子也二十四五了，没有结婚，亲事连定都还没有定下。这在那时候的农村，就是大龄未婚青年了。儿子心里急，吴老汉两口子更急。只有这一个儿子，如果结不了婚，那就要断香火呢，死了也无颜进祖坟。

在乡村，虽然农民们看起来个个都差不多，是黑鸦鸦的一群良民，但也还是有些人以颇异于他人的个性而在一定的方圆内很是知名。有的人特别倔强，有的人特别温驯；有的人分外吝啬，有的人分外慷慨；有的人极会算计，日子过得比较地好；有的人极不会打算，日子过得没来由地糟。有特别突出的性格的人，就会在四乡五里成为名人，有时还被众人赋予个绰号。吴老汉就是这样一个乡里名人。让吴老汉出名的特性，是异乎寻常的勤劳、节俭和会过日子。

勤劳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收获。多一分耕耘多一分收获，这道理一般人都不怀疑，但一般人只是泛泛地相信这道理。特别勤劳的人之所以特别勤劳，是因为对这道理特别相信。走路，是为了到达那个目的地。出门办点事，自然要走路。从家里走到那办事的地方，办完事再走回来。事情办成了，路就走得值；事情没有办成，就走了冤枉路。吴老汉觉得，走路，在赶往目的地之外，还可以多一点用处，还可以让路任何时候都走得不冤枉。于是，走在路上，吴老汉不是昂首向前，而是总看着路面。只要总留意着，便不时能在路面找到点什么。有时候是一根细铁丝，哪怕只有一拃长，拿回家，总有用得上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粒纽扣，也捡起拿回家。谁的衣服不掉扣子。扣子掉了，得替换，虽然这捡来的扣子颜色形状与原配不同，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比原配大一点或小一点也不碍事。大一点，扣的时候使点劲就是了；小一点，只要不小得太多，也能凑合着用，无非时常脱扣时常扣上。出门办事，去，一般要径直赶路。回来时，如果不是家中有事要急着回，不妨不走那人走得白硬白硬的路。反正回家，也是闲着。在家里闲着，那可什么也不可能收获到。可以把在家里闲着的时间用在走路上。吴老汉从外面回来，往往特意绕着走走，往往特意走些弯路，甚至特意走那本不是路的路。为什么要把路走成这样呢？是希望能发现点什么，能捡到点有用的东西。例如，路过一片田野，吴老汉会离开那正路，向田埂地坝（旱地上畦与畦之间的土埂）走去。田埂上、地坝上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当然不可能找到很值钱的东西。吴老汉也没指望发现金项链、银镯子。但半根红薯、一个萝卜，捡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果两边是刚刚收割后的稻田麦地，那田埂上总有几根稻穗、地坝上也会有几支麦穗。如果路边是树林，吴老汉便绕进林子里去。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带，所谓树林，也是那种短松冈。地上的松毛，是灶膛里极好的柴火。山地由大队直接管理。大队派了看山的人，禁止在山上扒柴。有胆大的孩子，带着柴扒、竹筐来偷扒松毛，让看山的发现了，便撵得兔子一样地跑。吴老汉走在林间，手里并没有柴扒，不用担心被认为是偷扒松毛。再说，偷扒松毛，是孩子们干的勾当，哪有壮汉而干此种事的道理。吴老汉不偷松毛，但捡几根枯枝，看山的看见了，也不能说什么。但枯枝也是柴火，是比松毛更经烧的柴火。几根枯枝，塞进灶膛，当然烧不了很久，但只要能烧一会儿就是赚了不是？有时候，实在没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吴老汉便薅几把草带回家。草，如果是春夏间的青草，可以直接喂猪；如果是秋冬间的枯草，便能直接当柴烧。这样，吴老汉便哪次出门，都不会空手而回。就算那要办的正事没办成，也不算毫无收获。

越是贫穷的时候，节俭越有实施的空间；越是匮乏的时候，节俭的意义越能突现；在极端贫穷匮乏的时候，节俭便具有了神圣性。吴老汉的节俭，一如他的勤劳，有些典型细节以故事的方式在乡里口耳相传。那时候，每个大队有一台水稻脱壳机，社员们叫轧米机。大队部边上的一间房子里，放着这轧米机，有一个专门开机器的轧米员。这个地方，社员们叫轧米厂。社员从家里挑了稻子，到这轧米厂来脱壳，稻子从这头倒进去，米和糠从两个出口出来。社员付了钱，把米和糠挑回家。轧米机功能不大好，从那出米口出来的，不全是米，常常有些未脱壳的稻粒。那时候的人，谁敢计较这个？轧米厂属于大队，算是大队办的企业，与轧米厂较劲，不就是与大队较劲，那真是活厌烦了。不但不计较，反而认为米里有些未脱壳的稻，那太正常了，机器又不是神，哪能要它把每一粒稻都脱干净？夹杂着稻粒的米，煮出来的饭里自然也有些稻子。吃饭时碰到了，人们通常用筷子把它夹着扔到地上；吃到嘴里了，也会把它吐出来。稻粒到了地上，也不全是浪费，很快便到了鸡嘴里。吴老汉却不甘心把这煮熟了的稻子让鸡吃掉。他立了规矩，家里人吃饭碰到稻子，不准往地上扔，要放到或吐到桌上。饭吃完了，堂客把碗筷收拾了，他负责擦桌子。拿起抹布之前，他先把桌上的稻粒用一只手掌扫到另一只手的掌心里，然后脖子微仰，把稻粒一把塞进嘴里。有时候只有三五粒，有时候竟有一小把。但不管是多是少，他都嚼一嚼，连壳一起咽下。

那个时候，每个大队有一个小卖部。家家户户都与这小卖部有密切的关系。而吴老汉又与这小卖部关系尤其密切。有一回，小卖部进了三只痰盂，这就把吴老汉害了。

大队的小卖部，是公社供销合作社的派出部门；公社的供销合作社，是县供销合作社的派出机构。大队小卖部的货物，从公社供销社批拨；公社供销社的货物，从县供销社批拨。大队小卖部有的东西，公社供销社当然都有。但大队小卖部只有公社供销社所有的一小部分东西；公社供销社的许多东西，小卖部不卖。大队小卖部卖得最多的是三样东西：食盐、煤油、火柴。这三样东西，是每家每户每天都要用的。公社供销社的营业员身份是工人。大队小卖部只有一个售货员，是大队领导从社员中指定。当了小卖部售货员，身份仍然是农民。大队小卖部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是替国家收购鸡蛋。社员家里的几只鸡，下了蛋，攒着。煤油没了，晚上就要摸黑，要在天黑前把煤油买回，于是把攒着的鸡蛋包上，小跑着往小卖部赶去。盐没了，下顿饭就没法吃，要在做下顿饭前把盐买回来，于是把攒着的鸡蛋包上，小跑着往小卖部赶去。当然，不能保证每次油干盐尽了都有足够的鸡蛋可卖，那就只能到别人家借一点了。小卖部收购鸡蛋，不论斤两，论个，每个六分钱，不管大小。社员到小卖部买东西，买多买少，根据每次带去的鸡蛋数量而定。那时候，煤油三毛五分钱一斤，食盐一毛五分钱一斤。售货员数了鸡蛋，然后看这鸡蛋值多少油盐。所以，社员到小卖部，其实不是买东西，是换东西。在每个大队的小卖部里，每天都在进行着人类古老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小卖部收鸡蛋，是公社供销社委托的工作，换来的鸡蛋，自然要交给公社供销社。这售货员用一担箩，把换来的鸡蛋挑到公社供销社。如果是满满一担，那挑起来很费力，所以，总是收到够半担的时候，便往公社送。有时一天一次，有时几天一次。公社供销社按个数计算了钱数后，再折算成煤油、食盐、火柴等实物，售货员又把这些实物挑回小卖部。社员拿着鸡蛋到小卖部，如果破损了，小卖部便不收。但公社收取大队小卖部的鸡蛋时，却允许有一定数量的损耗。这允许损耗的数量似乎还不小。小卖部的售货员，收取的鸡蛋里即使有些破损者，或是自己在转往公社的过程中弄破了几个，那是不要紧的，不但不要紧，反而成了售货员的收益：这破损的鸡蛋，售货员可以拿回家吃掉。那时候，大队小卖部售货员，家里天天吃鸡蛋，今天炒鸡蛋，明天便蒸鸡蛋羹，有时早上还来个蛋炒饭。仅此一点，这小卖部售货员的工作，便十分让人羡慕。

大队的小卖部，总是与大队部在一起。我们大队的大队部，离吴老汉的那个村吴家坎很近，一抬腿便到。小卖部的售货员虽然不是吴家坎人，但与吴老汉家有一点挂角亲。售货员年龄比吴老汉大几岁，姓张。吴老汉叫老张表伯，但两家并无亲戚样的往来。一般人家，用鸡蛋来换东西，大多是女人孩子来，男主人来的不多。但吴老汉每次都自己来，反正一抬腿就到。来了，表伯表伯地叫得亲热。小卖部只有一杆小盘秤。黄铜的秤盘只有下面要说到的痰盂的敞口那般大，有的部分锃亮锃亮，亮得发白，不像是黄铜；有的部位黑漆漆的，也看不出是黄铜。称盐，是用一把长形的木铲，先把盐铲到秤盘里。那会儿人们吃的是粗盐，一粒一粒的，个大的有成年人的板牙那么大，形状也很像板牙，当然，大多数是黄豆绿豆那般大小的盐粒。称好了，拿出半张旧报纸铺在柜台上，再把盐倒在报纸上，盐倒下后，老张总要把秤盘竖过来，在报纸上磕磕，把粘在秤盘上的碎盐磕些下来，然后包好，往顾客面前一推。磕，是习惯性地磕两下，不多磕。吴老汉来称盐，总是央求表伯多磕几下。碍于情面，老张便只得再磕两下，还真能再磕下点细碎来。煤油，是用一个铁皮端子舀着卖。老张用一个也是铁皮的漏斗卡在顾客带来的空瓶口上，再用端子把煤油从仍然是铁皮的桶里舀出来，倒进漏斗。端子在漏斗上方从倾斜向垂直运动。完全垂直了，老张便可以把端子移开。但是，那端子的内壁上，肯定还挂着些油滴，如果继续垂直着，油虽然流不成线，但会有一滴又一滴的油滴下来。一开始，滴与滴间隔很短，间隔渐渐变长。要完全没有油珠滴下，那要垂直好一会儿。每次吴老汉打煤油，总笑着请表伯把那端子尽量在漏斗上方多停留一会儿。老张心里未必不烦，但既然吴老汉口口声声地叫着表伯，也就不能不给这个表侄一点面子。有时候，吴老汉带来的鸡蛋里，有个把破损了，吴老汉也央求表伯收下。老张虽然觉得他很过分，但也还是收下了。这样的事虽然不多，也有过几次。

吴老汉与大队小卖部之间建立了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就有了意外的灾祸。

有一天，老张从公社供销社回来，除了照例挑回了煤油、食盐等物品，还带回来三只痰盂。痰盂这东西出现在小卖部的货架上，还是第一次。小卖部里的木头货架，古色古香，是土改时从过去一家开店的人家没收来的。痰盂，是搪瓷的，底色是白色，雪白雪白。盂口向外撇敞着，是鲜红色；敞口与盂身之间，是凹进去的颈部，也是鲜红的一圈；中间是圆圆的大肚子，底座又向外撇敞着；底座外敞的幅度比盂口小些，但像盂口一样，也是鲜红鲜红。鼓出来的肚子上，有两朵牡丹花，一朵鲜红，一朵粉红。牡丹花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囍”字，当然必须是鲜红鲜红的。这三只痰盂一字排开在那古色古香的货架上，倒也有一种异样的美丽。任何人一进门，便眼睛一亮。

痰盂上印着红双喜，生产者的初衷当然是供人们贺婚礼之用。那时节，有亲友结婚，人们通常是送脸盆、痰盂、毛巾之类日常生活用品。脸盆也是搪瓷品，底色最多的也是白色，也是在白色的盆身里外印上些文字图案。文字，不外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之类；图案常见的也是牡丹花，有鲜红和粉红两种。文字图案，通常具有普适性，不针对特定人群，但有时候，也是为某类人定制。例如，文字如果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就是供人们送下乡知青用；如果盆底是硕大而鲜红的“囍”，那就是供人们庆贺亲友结婚用。毛巾上也是又有文字又有图案。痰盂上，有文字的，似乎没见过。

那时候，工厂的生产都是事先有着计划。按计划生产，依常理，只有供不应求的情形，不会有供过于求的怪事。那一次，不知是负责制订痰盂生产计划的人多喝了二两，以致下达的痰盂生产任务超过了实际需要，还是我们县供销社的领导多喝了不止二两，进货时把那痰盂多进了许多，总之是，县供销社积压了数量很大的一批痰盂。当然，是省里硬塞给县里，也有可能。痰盂，在县城还有一点销量，但也决不会很大。痰盂之为物也，坚固耐用，寿命绝对比人长。一个人家，买了个痰盂，就能用一辈子，传代也是可以的；一个单位，买了批痰盂，就可以永远用下去，不怕偷不怕抢，还不怕失火。所以，一个县城，一年也卖不出多少只。到了公社这一层，卖痰盂就跟卖飞机差不多。在大队小卖部卖痰盂，就是在卖宇宙飞船了。三只痰盂，摆在我们大队小卖部的货架上，像三艘宇宙飞船停在那里。

老张挑回这三只痰盂，也是万般无奈。公社供销社主任说了，县里压下来一批痰盂，公社供销社不便拒绝。要是拒绝，以后那些紧缺物品，县里就会卡你！主任说，公社卖不掉这么多痰盂，只能请各大队消化。不过，可以降价处理。公社供销社给痰盂的定价，真是便宜得很。三只痰盂放在小卖部的货架上，谁见了都会好奇地问一问。老张并不说是公社硬摊派的。有人想起了电影上见过的东西，认出这是啥，老张便不吭声。不知道这是啥的人，老张也不说明。老张只是说这东西放在桌上很好看，并不直接劝人买，怕人家日后知道是啥，来骂他。几天过去，并没有卖出一只。老张正考虑怎样把它们退回公社时，吴老汉来了。吴老汉见了痰盂，眼睛也一亮；老张见了吴老汉，也眼睛一亮。吴老汉不认识这是痰盂，以为是一种新型的厨具。像别人一样问了价格，一听如此便宜，脸上是又惊又喜。老张见吴老汉脸上有喜色，知道他动了心，便说：“这么好看的搪瓷罐，家里来客的时候，盛菜也行，盛汤也行，摆在桌上多有脸面。”老张并没有直接劝吴老汉买，但吴老汉从老张的话音里听出了劝的意思。稍稍考虑了一下，吴老汉便真的买了两只。

吴老汉下决心买这两只痰盂，有三重原因。好看又便宜是首要原因；家里有了喜事，马上要招待贵客，是第二重原因。第三重原因，那就是老张像是很希望他买。平时，这表伯总给他面子，总让他占点便宜，现在既然希望他买这搪瓷罐，他也不能不给表伯一点面子，何况这东西这么便宜。

儿子终于说成了亲事，是另一个大队的姑娘，两家的认亲仪式已经举行过了，儿子也到女方家去过，吃过一顿中饭。下面，是女方到男方家来做客。两只痰盂，吴老汉抱在胸前，一手抱一只，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过几天那姑娘来了，当然要炖只老母鸡，就用这搪瓷罐盛。肯定还要有个红薯粉丸子烧肉，也用这搪瓷罐盛。有这样两个菜往桌子中间一摆，气派就有了。这家伙大是大了些，但鸡杀大些，菜烧多些，显得这人家大气、慷慨，给女方留个好印象。这样想着，吴老汉就到了家，到了家心里还美滋滋。

吴老汉的儿子说定的那个姑娘，却认识痰盂并且吃过这东西的苦头。姑娘有个舅舅在县城工作，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姑娘到舅舅家吃了顿午饭。饭桌上有盘油炸花生米。姑娘夹起一粒花生米塞进嘴里，嚼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对，第二口嚼到一半，有了苦味，知道花生米发霉了，霉狠了，便习惯性地吐到地上。坐在对面的舅娘脸拉了下来，站起身，走到门后边，拿来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往姑娘脚边一放，说：“要吐，就吐到痰盂里。”姑娘朝那叫作痰盂的东西一看，里面的痰盖住了痰盂底，中间微微拱起，像一座小山，上面蠕动着些绿头苍蝇。姑娘突然一阵恶心，哇地一口，把早上在家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吐了一大口，又吐了几小口，掏出手帕擦擦嘴，狂奔着逃离舅舅家，仿佛有狼在追赶。也怪，姑娘平时各种屎，鸡屎猪屎狗屎牛屎包括人屎，见得多了，地上的痰也没少见，都没有什么感觉。这回，看见那么多痰堆积在这样干净美丽的搪瓷罐里，上面还爬着绿头苍蝇，却有如此强烈的生理反应。

姑娘到吴老汉家来了。按规矩，姑娘头回登门，要去接。儿子吃过早饭便去接。来回有十多里地，把姑娘接到家，没多久就吃午饭了。一大早就开始炖的老母鸡，盛在一只痰盂里，先由吴老汉亲自端上来，姑娘看着这痰盂，两眼瞪得眼珠快要蹦出来。第二道菜，是红薯粉丸子烧肉，也盛在一只痰盂里，由儿子双手端上来。姑娘朝这只痰盂看一眼，便双手捂住嘴，向门外跑去。刚出门，就一口吐在地上。吴老汉父子愣了一会儿后，连忙跟出来。姑娘也只吐了一口，没多吐，然后向家的方向狂奔，头都没回一下。

儿子的婚事吹了，从此，话像秋天的树叶，一天比一天少，人也一天天懒起来，终于发展到终日卧床不起。日也好，夜也好，都蜷缩在被窝里，叫他也不应，让人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甚至不知是活着，还是死了。开始的时候，叫他吃饭，倒是一叫就起，而且总是吃得很多，比先前从早到晚在田地里劳作时吃得还多，但放下碗又缩回被窝。人却一天比一天瘦下去。父母都觉得怪得很多。吃了睡，睡了吃，还吃得那么多，吃到谁的肚子里去了呢？但渐渐地，儿子连饭也懒得吃了，常常是一天起来吃一顿，中午吃了，晚上就不吃。说话像叹气。三天说不了一句，一句不超过三个字。

自从儿子开始不正常，吴老汉的身子也就迅速差下去。本来铁打一般的人，不到半年，就如草扎的一般，走路，要拄着拐杖了。仍然是一家三口过日子，但天亮了常常不开门，天黑了常常不点灯，白天黑夜都不像日子，人家已不像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