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拜年
1
岁除寒峭，我们阖家搁窝在厨房。采暖炉火口托举铁锅，锅里炖着排骨和土豆疙瘩。集成灶蒸着一屉猪肉白菜饺子，兼一屉韭菜鸡蛋饺子。母亲边剥蒜，边看快手直播。一个装扮乡镇、过分美颜化的女人，骂街似的叫卖“错过就是你的遗憾家人们”的廉价商品。父亲坐在小板凳上，一手端看手机屏上的奇幻武侠小说，一手夹烟，随时能将烟灰掸进脚前的垃圾桶。我守着炉口，查验火势。稍有颓靡之态，便夹一块炭进去。母亲有时偷偷瞧我一眼；有时刻意瞧紧不放，非得等我看回去才罢休。稍待片刻，集成灶“叮”出刺耳的一声，饺子熟了。母亲让父亲张致桌子、蒜醋、芝麻香油。她抽出屉子，先尝了一个白菜饺子，喃喃道：“今年可是包好了。”碗筷盆醋一应俱全，我正待要吃。母亲让我等等，教父亲夹三个饺子，分别给门墩下的土地爷、南房里的财神爷和老祖宗贡上。
父亲拜祭回来，自顾自说些吉利话。母亲搭腔两句：“老天爷们保佑咱们全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动筷子，吃得差不多了，天色渐黑，母亲催父亲和我垒旺火。父亲很早从野外拖回一个野狗大小的树墩，囤在茅厕一角的柴堆上。他搬出来，向我炫耀：“这可是个好东西。”树墩作底，省去砖头，再劈些柴棍，围拢斜搭起来便是。父亲嫌我手嫩，持不了十字镐，只教我把炭房里攒的粗木头一一搬出。太阳渐渐沉坠，远处山廓裹着一层雾态的蓝焰。我有些出神地驻足远眺，视线又退回到门檐不远处高压线上悬停的两只喜鹊。一只听到劈柴声，也许是别的声，飞走了。剩下那只成了多余的音符，写在萧瑟的西张地界，突然扑腾起翅膀，又很快敛了回去。父亲喊我再去搬两根木头。我出茅厕再望，喜鹊已消失不见。高压线重现往日的冷清。就在这时，门口走进一个人。
“二毛多会儿回来的？”
我正恍惚地辨认他的皮相，一个名字骤然升起，在我心里打转，可又实在不愿意承认“这就是他”。他的声音也变了，老了，好像早已屈服這片土地，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或操持泥瓦刀的工人。
“就前几天，”我客气回道。
他转向父亲，借用十字镐。父亲说，还有些活儿要用，一会儿给他送去。他看我一眼，微微颔首。我以同样的方式答礼。待他走后，好像我才真正看清那幅面相：黑了，髭须生猛，头发短而干燥，穿着老旧的黑皮衣，像他死去多年的父亲的遗物。
我问父亲：“三毛啥时候出来的？”
父亲说：“有一阵了吧。还真没留意。”
母亲出了家门，喊住劈柴成瘾的父亲：“够用就行，劈那么多煮着吃啊？”父亲扫视脚下的木柴，掂量着足够垒旺火和后面几天烧炉的用度。他扛起十字镐，往门口走去。我说，我去送吧，你垒旺火。
三毛家和我家只一墙之隔。本来两家大门一径朝南。二○○七年秋，我家在原址上重建四合院，听算命师傅的话，大门朝向由南改东，正面迎向通往福田寺和禹王洞的柏油路。自那以后，家里人的命相确实转好一些：父亲脱离农村工程队做了个体户，专门伺候城里的瓷砖营生；母亲身体好些了，不再四处求药；姐姐自忻州第一职业中学毕业，进了一家制药厂；我考上了忻州市最好的高中。也就是那年，三毛的父亲死在太原的病床上。肝癌晚期，发现就晚了。那时，我见过一次他父亲，嘴唇青黑一片，像是乌鸦的血。他父亲爱穿皮衣，脸上和身上的肉丰腴又结实，貌似古庙如来。人们都说他有福相。谁料沾上病，人很快就没了。看来，福相也有期限。三毛出事前，他家院子翻修过。原先带门闩的铁门，换成红色瓦钢大门。外墙加升一米。院里的枣树刨了，盖了座南房。正房倒是款款立着，二十年来，窗帘好像都没换过。
我拎着十字镐走进他家院子。他正在晾衣绳上缠串串灯。地上堆着一蓬粗木头。我放下十字镐，问他要不要帮忙。他说，就这点营生，用不着人。这时，正房的白灯于昏暗中亮起。一个女人，应该是他媳妇，披头散发，站在门内，隔着玻璃往外瞭。他说，她才洗了头，就不出来招呼了。三毛的客气教我有些不安。他很快裹好串串灯，喊女人摁开关试试。串串灯陡然清晰：一颗红，一颗蓝，一颗紫，余的还有黄、白、绿等，交缠一起，细细碎碎地围绕着晾衣绳闪烁，仿佛一条窃来的银河。窗口的女人重又现身，这次，怀里抱着一个婴儿。那扇玻璃凸显出来的女性轮廓，竟有些三毛母亲的影子。也许是我一厢情愿：总以为他母亲会一直站在蓝色玻璃后，眺望跟他儿子一起回家的人。只是遗憾，她在三毛出事后病故了。好像也是癌，也好像是心脑血管上的病。我懒于求证。也没机会像见识“乌鸦的血”那两瓣嘴唇般，见识她在死亡阴影下的面色变化。因为那两年，我没回村子。就连春节都是困在北京，一个人煨着小太阳电扇，依赖国产喜剧片徒劳度日。等到工作稍缓，心志稍坚，我回乡探望，母亲才像想起一件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似的，告诉我张秀莲去世了。
张秀莲是三毛母亲的名字。我没见过她年轻的样子，印象里一直都是三十多岁，齐肩短发，印花衬衫，脸白白的，略有福态，远近都说她像半个菩萨。又调笑道，三毛父亲李柒升是佛祖，她是菩萨。佛祖配菩萨，登对得很。就连他们的孩子，个个都有些神道仪态：大女李子清骨相方正，不怒自威，眉眼微耸，与五台山增长天王的面貌有某种隐秘的相似；二女李子汐，生得玲珑，承继了母亲的肤色，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农村色彩，宛如一尊南方水乡的骨头塑出的仙子；三子李子鸿，因排行老三，遵照村里习俗（好以“毛”来冠之小名），远近邻里都唤他“三毛”，恰如我的小名是“二毛”。年轻时他的五官秩序和自恃为“王”的风度，几乎就是盗版影碟里倚靠红色轿车于炫目的霓虹灯下吸烟的郑伊健。这一家的面目遗传谱系可以这样概括：大姐像父亲多一些；二姐和三毛，更近似母亲。张秀莲从不让二姐干糙活，沾泔水，农忙时怕人说闲话，便道二闺女崴了脚在家养着。对三毛，她始终戒备儿子有可能生发的堕落，生怕他沦为别人口中的“小白脸”。但又对自己的作品有绝对的自信：李子鸿会出人头地，当官或做大老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一条铁的基因，已经烙进每一个战战兢兢的子宫。母亲对我更是如此，她似乎甘愿承受三倍于人生的刑役与肉身的苦痛，只愿换取我十八岁所必经的那场考试得来一个优异成绩，从而获取未来一份大好工作（即能赚大钱的工作）的隆重邀约。
拎起十字镐试重的三毛，可能不会像我一样去回想二十年前的暑假前夕，他第七次登上西张小学的领奖台，接过校长颁发的“优秀学生班干部奖”时脸上的荣耀。在那之前，他已领取“班级排名第一”、“语文第一名”、“数学第一名”、“计算机第一名”、“优秀三好学生”、“劳动奖”、“标兵奖”。夏日阳光灼热，带着汗的咸味。李子鸿的名字经由教学楼顶的银灰色大喇叭传诵七次，携带电流的声波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引发艳羡又遥不可及的战栗。放学后，同学们都在议论“李子鸿”。我与有荣焉似的宣称，那是我邻居。回到家门口，母亲、张秀莲、近邻的叔伯阿姨，围拢在我家旧院的门墩内外，男人们抽烟打牌，女人们有的纳鞋垫，有的打毛衣，有的搬个小板凳看男人们打牌。他们有无数闲话。我向张秀莲报信：三毛拿了七张奖状。也许我的语气含有我并未察觉的嫉妒。她只是回应了我一个理所当然的微笑。不一会儿，三毛放学回来。张秀莲起身，跟着儿子回家了。大门恢复冷清，各家自造午饭。母亲在院里的土灶上做豆角焖面。她问我领了几张奖状。我从书包里取出两张，“语文第三名”和“优秀三好学生奖”。我没告诉母亲，一个班二十五人，有七个都领到了“优秀三好学生”。母亲说：“看看人家三毛，你什么时候也能给咱拿七张奖状？”可惜，我此后都没能为母亲拿下七张奖状。
无疑，三毛是西张村最有出息的孩子。而一墙之隔的“二毛”（即我），也还凑合，至少饱含希望。大人们总是问他，将来读清华还是上北大？张秀莲插话道，将来看他愿意，说不定还出国留洋呢。留洋你供得起吗？砸锅卖铁，卖地卖房，哪怕卖血，死都供得起。这样的对话发生过无数次。每次，三毛那张稚拙的脸上都会映出一种暧昧不清的机械反应，绝不是抗拒，但亦不领情。随后，他退回自己房间，面对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连接上小霸王游戏机盒子，从一旁的鞋盒里选取一张游戏卡带，灵魂出窍附身于手柄按键，搭乘电流，进入像素大陆，举起冲锋枪或驱动坦克，无惧无畏。在我这一生中，有过那么两次，承蒙邀请，走进他的卧室，拿起副手柄，和他一起享受投射在视网膜上的抹掉伦理罪恶的杀戮。第一次，还未尽兴，张秀莲推门进来，放进一碗撒了白糖的切瓣西红柿，上面插了两根牙签。不一会儿，她又进来，用安撫性的嗔怪语气，让三毛吃了糖拌西红柿，写会儿作业。第二次，张秀莲领着母亲进来。母亲叫我回家吃饭。我说，我不饿。她们说了两句闲话，母亲又叫我回家。张秀莲说，你们吃了饭再耍。三毛懂事的故意“送死”，而我一人，无法对抗会发射子弹的蛇态机械臂，只好成为一具尸体。事实上，土灶没有生火，铁锅没有饭。母亲是要我去学自行车。解放牌自行车对我而言，犹如喷火龙对马里奥。我左脚踩脚蹬，右脚钻过前叉横杠踩上右脚蹬，如一颗多余的肿瘤盘踞在自行车左侧，以这般残疾的姿势踩动自行车。“长大了，就能跨过前叉，像大人一样骑车了。”母亲抓紧车座，辅助我暂时实现以我的年岁和身高还无法控制的平衡。她再三保证，不会放手。我骑了十几步远，回头看她。她停在原地，遥遥看我，也许没看，只是在注目她和我之间的某截虚空。我摔倒了。自行车完整地压我身上的多年以后，我在北京出租屋的凌晨三点十七，刚刚结束与老板的通话，窗外来了雨，那雨在夜里是黑色的，绵密的，带着窒息的凉气，像是天的阴影以一个固态的平面垂直压下，但只有我一人承担。
三毛劈柴时，我感到有义务帮他，哪怕只是把地上的粗木头立起，预备他来砍。他谢绝了我的好意。我终于退出门外，又鬼使神差般回头，仿佛已经预见未来有一天，我会写下眼前的场景：一个三十三岁（已经失去“年轻”这一封号）的男人，挥起十字镐，又轰然砸下，镐头钉进木头桩子，体干肢解，年轮平面碾成碎末。有的木屑意图逃逸，又在地心引力的拖拽下，落至黄土地，由于太过轻微，几万年后都沤不成一粒可燃的炭。景深处的家门玻璃已经空了。他的妻和子好像从未现身。一种汹涌的含有宗教意味的直觉攫住我：我再也无法踏进这扇瓦钢门了。正如当年，我总是抻长脖子往门内眺望，希望侦探到三毛打游戏的痕迹，再撞见张秀莲出门，喊我进去找他玩，接过他递来的副手柄，踏上整个童年最令我心动的电子战场。这扇门，俨然在守护一座圣殿，而我所能祈求的不是自己的脚，而是命运的怜悯。除罢我的焦躁，这扇门还如摄影机似的录下众多女生之相。逢到一些周末，她们——用张秀莲的话说——没脸没皮地过来寻她的儿子。我在自家窗户往外窥探。她们嬉嬉笑笑，胯下是取消前叉横杠的新潮自行车，穿着校服以外的彩衣，不断延展女性的脖颈，妄图以一种与视觉缔结神秘联盟的弧线，望见李子鸿的身体成分。她们没有勇气走进去，却有一种婊子般的胆色，敢直面大人们投来的鄙夷与厌恶。母亲对张秀莲说，现在的闺女都没羞没臊的。张秀莲深以为然。而我只是默默欣赏她们的胆色。突然，张秀莲从我家炕头起身，匆匆赶出去。嘴里捎带着咬牙切齿的愤恨。我抬头望去，三毛和那些女生在一起。她们在笑，在说话，身体虽异，却有一种稳定的和谐，仿佛已经演练良久。母亲命令我写作业，少操闲心。张秀莲的叱骂声传进来。她审判并驱逐她们。三毛重回家里，插上游戏盒子，扮演一名武士，通过吞食天上的彩色飞鱼和树梢的月亮，变换服饰和强化武器，从喷火的渔翁手里救下被绑在月之暗影的公主。可下一个关卡，公主又被蒙面武士抢走。他再度重复这一轮回。游戏制造者只是为这一次次的轮回稍稍改换像素的色泽和子弹的密度，为使你永远重复。整个西张，没有人可以彻底通关。
三毛长我三岁，奖状多我五张，拥有游戏盒子和惊人的自行车天赋（不握车把，亦能飞速穿行于整个镇子），尤其是大人最为看重的学习，他什么都懂，有成绩为证。而我，在被迫学会自行车的一个晚上，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三百字，写“雪”。我在一盏墨绿色的台灯下，翻开红旗本，面对一行行空白，脑子里的汉字突然遁迹匿影。我求助母亲。她在炕上打毛衣，看电视，说这是我的作业。在那之前，她已教我应付过两次作文，几乎是她说一句我写一句。这次，她铁下心让我独自应对。我在写下“标题”后，进入漫长的等待，恳求母亲松口，再帮我一次。天越来越黑。有些邻居来串门，说些闲话。四周逐渐抽干的气体，令我久坐的躯体开始窒息，面对绝望的空白，鼻涕和眼泪先后涌出，乃至不能自已，一次次推开家门，扶着照壁，将鼻涕擤下，甩进刺玫瑰花丛下的土壤，又将指纹上的鼻涕残余抹尽在照壁的水刷石墙面。我返回书桌，拿起铅笔，对着红旗本，继续哭。鼻腔满溢，我再推门，再擤鼻涕，再抹尽手指。这是母亲授意的痛苦的轮回。她稳坐在炕上，和来串门的近邻闲聊，漠视我，笃信这是成长必经的关卡。后来，张秀莲来了。她聊起她大女儿的相亲历程，选定韩岩村的一个工匠，“搞装修的，人挺本分，明天就坐下来谈钱。”也许是她们的话题尽了，才想起我，张秀莲大发慈悲地提议，让三毛教我写作文。母亲终于默许。等三毛过来时，我已经填满了两行空白。每完成一个句子，我就点清字数。数字无论如何只能增生延续，这种确凿逐渐稀释了我的无助。三毛来了，只是说：“你这写得挺好啊，就这样写下去。”最终，我完成了。眼泪和鼻涕干净了。张秀莲心满意足地回到家，和大女儿商量婚事，嘱咐三毛少打游戏早点休息，过两天要去城里参加小升初入学考试。
回家后，院子正中横竖相交垒起一人高的杨木柴棍，旁侧一垛干草，贴有一幅春条，上书“旺气冲天”。这便是我家的旺火。大年初一，它会在夜里短暂燃烧，又将于清晨泯为灰烬。
母亲问我晚上还吃饭吗？我说不吃了。这是一句她已知晓答案的问话。自从姐姐嫁人，家里就没了年夜饭。要是饿了，便在采暖炉上烤俩馍馍，就着晒干的老咸菜和白开水，稍稍应付。春晚意兴阑珊，没个看头。父亲和母亲坐沙发上，守着手机，不时惊呼，某某瓷砖群、亲友群、西张群、亲戚群又发红包了。他抢到二毛，她抢到一毛。怨两句，再抢，抢多了偶尔发一个。手机叮叮锵锵，电视叽里呱啦，炮仗乒乒乓乓，冷清与喧嚣在这一刻，在这个屋子，实现了微妙的共振。我在手机上回复同学及同行的祝福语，选择一些长辈和对自己可能有某种前途上的裨益的同行，发送祝福语。在他们的名字之后，冠以“老师”，顺带祝福家人健康。健康总是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母亲积劳成疾，早早睡下。我回到自己屋，留父亲一人在客厅沙发上继续抢红包。我趴在床上，打开手游，化身“达摩”，在电子峡谷里拳打脚踢。每次游戏开张，都要善意地跟手机背后的天南海北同样于此刻无事可做只好游戏的队友说一句：新年快乐。
2
二○○七年秋，我伏案作业，母亲掌着天花板上不足五十度的白炽灯绣鞋垫。门外有人吆喝，声音跌跌撞撞。母亲让我去看看。三毛搀扶着醉醺醺的父亲，一步一挪，像是蚂蚁肩负了蜗牛的壳。父亲裤腿满是土，衬衫领口和风纪扣周围被秽物濡湿。这副样子不仅是醉，是“醉倒毂辘”，丧失了行动力。他今天上喜宴。三毛应该也在。所以才有这一出。我从他手里接过父亲。这年他十七岁，却像已经成年了十七载。自打变声，继承他父亲的嗓音以来，他就像是在以倍速生长。而我呢，变声期后，声带自动修复，又复原了童音，清亮而稚拙，导致工作以来，旁人总固执地以为我长不大。他们以对待孩子的方式规训和调控我。那时，我便蓄起胡子。正如三毛，他的胡子比他病故的父亲还要兴盛，仿佛他父亲的胡子遗留给了他，他又不愿割去自己的，便以二倍的体积装饰面庞，从而显出一种几乎是刻意的成熟。也许这是他提前宣告成年的方式。
父亲回屋后，母亲倒了杯水，怨道，就那点猫尿，怎么就舍不下？他无法辩驳，瘫软下来。嘴里呜呜咽咽，不时有涎液淌出，伴随着干呕声。他刚躺下，又挣扎起来，混乱的语言中提到茅厕。我扶着他，下了炕，晃晃悠悠地从家门口，一步一挪，来到茅厕。“爸爸太痛苦了，”他说，“太痛苦了。他们一直灌我。”这是从父亲口中说出的第一个“痛苦”。我之所以这么确信，是因为在忻州话的语境，我们只会说“难受”、“难过”、“难活”，绝不是“痛苦”。痛苦这个词，太“普通话”，太严肃，不容一丝一毫地质疑与辩证。我扶他进了茅厕。他自解了裤子，行方便之事。长久以来，我更为亲近和依赖母亲。父亲常年跟随工程队在外地劳作。但凡回家，对我也是苛责大过关心，仿佛这是身为父亲的应尽之责。所以，小学时期，我像羡慕三毛的獎状与游戏机般，羡慕过他的父亲。
三毛父亲的营生就在他家院子。他是个焊工。每次工作，邻里小孩都凑过来，处十步之遥，见他戴上电焊帽，有时是宽阔的墨镜，手攥焊枪，喷出海蓝色的焰火，将一块块铁烫红，或将两截铁管焊接起来。他操纵电和火，是西张的雷神。院里摆出的威严的铁器和蛇窝似的电线，为他那本就慈善的面相郑重加冕，成为孩子眼里的王。而在那座皇城，只有三毛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玩和操控器械，甚至在王的指导下，戴上电焊帽和手套，拿起电焊枪，朝两块废铁喷射补天般的烈火。只是不能叫张秀莲发现。她不待见三毛触碰这些破烂玩意儿。“这是当官的手，给你拿来焊铁的？”三毛只好钻回家去写作业，或是和二姐一起看电视。等我家重盖房子时，母亲要我帮父亲筛沙子、和水泥、搬砖头和瓷砖。我穿着二股筋背心，几乎晒蜕一层皮，脸炭成“非洲”。一俟犯懒，母亲便拿过我的锹，替我干活。她用这种方式责备我的良心。我只好抢回铁锹，重复先前的劳动，袒露在暴烈的阳光下，遥想这房子兴起之后必将而至的我的解放。不过，我没怨过。“怨”比“懒”，更加忤逆良心。父母家穷，初中肄业，一个进了建筑工程队，一个学裁缝，打十三岁起受到今时今日，骨头从没歇过。那弯下的腰，指上的茧，病痛侵袭的呻吟，都是一道道密语：命令我学习，命令我优秀，命令我赚大钱。正如张秀莲寄予三毛的厚望，同样也是我要承担的孝道——我有义务结束父母的辛劳，卸下他们的锄头，将权杖和菜单递去。只是我选择的路不是世俗的做官经商，而是拿起了笔。
多年以后，如若有人（也许只是自己）追踪我的选择之根源，无论如何逃不开那天晚上，当我面对空白的红旗本，颤巍巍地写下标题“大雪”后，被一分一秒地推至耸立的悬崖边，我的呼救湮没在四周，没有人施以援手。最终，我跳了下去。此后数年，我一直往下跳，锲而不舍，只是悬崖下面，始终还是悬崖。我永远触不到黄金锻造的天空。我让父母失望了。他们从未在我面前表现过这种失望。他们继续劳作，骑着电动车，赶至忻州城的东家，在一户又一户水泥牢室，贴满狱卒称心的瓷砖，以维系基础的生存，甚至有时还要偶尔担负业已工作的儿子的房租。究其第二根源，也许还有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的狐仙故事。他说是爷爷讲给他的。将来，我还会讲给我的孩子。这种非物质的祖宗传承，让我感受到一丝永恒的趣味。李柒升也有一个故事。在他家院子里，某个黄昏，一只蝙蝠雨滴般坠下。李柒升指挥我们这帮孩子，抄起尿素袋子，撑开袋口，最终活捉了蝙蝠。它的面相实在丑陋，像一只患病的老鼠。李柒升说，最早的世界没有蝙蝠，只有老鼠。很久以前，一群老鼠钻到一户厨房偷食，误把盐当成白糖，各个吃饱，钻回鼠洞。后来，它们浑身肿痛，两节骨头撑开皮肉，冒了出来。又过不久，骨头上长出肉和黑色羽翼，于是，成了蝙蝠。直到成年，我还固执地坚信老鼠和蝙蝠是同一物种，而狐狸在月下祷告，也能化身女人。我曾多次将这些故事讲给同学，接着胡编一些故事，写进日记本。一天，母亲读了我的日记，逢人炫耀，仿佛这是一张奖状，还跟姐姐戏说，二毛将来做个作家吧。如果她们料到二十年后，我因为写作而遭遇的处境及思考本身的隐痛，她们是否会收回当年无意中脱口而出的谶语。算命师傅说，我这辈子唯有顺其自然。那便顺其自然，包括死，也属自然。我接受命运的一切赐予。
后来，李柒升去太原卖莜面面食，院里的器具一径贱卖，皇城终究倒塌了。他钻进饭店，披上围裙，使用塑料模具，每天制作上千个莜面鱼鱼儿和栲栳栳。大概在三百万条莜面鱼鱼从他手里诞生后，癌细胞侵略了他的肝，继而讨了他的命。残酷的医学手术刀，在那具佛像躯体上，毫不留情地剜来剔去。佛消失了。张秀莲的面相受到牵连，金刚的意味从她的眉骨和皮肤上逐渐退潮，留下一处原始的沙滩。那年，李子汐满二十岁，绝对的白统摄了她的全部，在西张乃至忻州，没有人的面相是那样的白，那样纯粹的女明星的白。十里八乡的媒婆眼馋这桩肥差，纷纷上门，把手里最好的后生介绍过去。张秀莲一概拒绝。除非是忻州市长的儿子或忻州煤矿的总经理的公子，别的她都瞧不上，而且也不可能给在读职高的三毛搭建任何梯子。李子汐只是笑盈盈地看电视，自忖年纪还小，不操心这些。拖了两年，姑娘又长两岁，眼见说媒的几乎绝迹，张秀莲急了。她托人为李子汐找了工作，到忻州芙蓉酒楼当前台迎宾。李子汐很快就适应了新角色。她熟练微笑，普通话标准，业务娴熟，深得大堂经理的青睐。那是一个满脸青春痘坑的太原后生。他二叔正是芙蓉酒楼的老板。他送李子汐最新款手机和各式化妆品。张秀莲只好由着她心思，只是晚上必须回家。三毛见过那个“准姐夫”面相，像一只甲亢癞蛤蟆。可是那个人因着他二叔的关系，结识了不少人物。这些人物构成的社会滤镜对冲了他脸上密布的坑洞，使三毛哑然接受他递去的好烟和手机。张秀莲明里暗里催了几次。听母亲说，到谈婚论嫁时，那个男人突然失踪了。没人知道去向。知道的，像他二叔，也不会说。李子汐回到家，回到电视跟前，不愿意再出家门。张秀莲和大姐劝过几次，又托媒人介绍过几个标致青年。她眼皮都不抬一下。彼时，三毛在一家网吧当网管。他搬了一台电脑回家，拉了网线，给二姐注册了游戏和通信账号。李子汐从电视转到电脑跟前，整天聊天，跳舞，练级。长期的荧光刺激褪去她脸上的瓷白，生出高原的黄。张秀莲把女儿的不幸归罪于自己，上系舟山求告福田寺里的和尚，又找来东南宋村算命的婆子，叫她掐算掐算。三毛怨母亲整天疯疯癫癫地：“二姐不嫁人是不是就不能活了？”“你不好好学习，毁了自己。”张秀莲骂道，“我不能让你二姐也毁了。”
算命婆子一进家门，瞅见电脑跟前的李子汐，就神神道道拉着张秀莲门外说话。她说，你家闺女背着一个东西。那东西三十多岁，夜路上撞见她，看对眼了，赖着不走。张秀莲吓坏了，问怎么办。婆子说，我去劝劝。劝了两回，婆子抹掉额头的汗，说那个东西走了，不会回来了。张秀莲给她包了五百红包，又从三毛衣柜抽屉取出两盒好烟酬报她的辛劳。三毛下班回来，二姐躺床上发烧。张秀莲说，休息两天就好了。两天后，二姐脸上有了血色，化了妆要出门。张秀莲急急跟着。她说，我去交个话费，你跟着干嘛？此后，她开始用化妆品复原面相的瓷白，又成了西张村最有气质的待嫁姑娘。媒婆上门说对象。张秀莲每个都挑不出毛病。可李子汐瞧不上。后來，她说网上聊了个朋友，在太原卖化妆品。张秀莲拦不住，只好由她。三毛当了两年网管，嫌赚不到钱，跟几个朋友合伙在新建路开了游戏网咖。没两个月，网咖起了火，烧了大半。砸进去的钱赔个干净。他怀疑是人为纵火，但又惹不起同街的那些网吧和台球厅老板，只好认命，到一家KTV里看场。
这些事我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家里只剩张秀莲一人守着。她整天溜门，寻人说话，打牌，搓麻将。三个子女每个月都接济她一些钱，够她过活。她的脸上养出一些暮气，剪了更短的发，走起路来有些不易察觉的瘸态。她成了自家的守墓人，在纸牌和麻将中顺应天命。有时，她和母亲聊起孩子。她羡慕母亲，说我长大了准有出息，将来带父母住大城市，再不用受地受苦。母亲说，现在人还小，长大了谁知道，甚也得看命。“是啊，”她感慨道，“甚也得看命。命里没那个东西，怎么折腾都没用。”
李子汐嫁人了。男方是太原一家化妆品店铺老板。年纪比她小一岁。他父母有些不愿意，嫌女方长得妖，打扮得厉害，不像正经过日子的。但架不住儿子喜欢，只好认命。张秀莲去理发店烫了头发，抹了口红，坐上三毛借来的奔驰，去太原参加婚宴。次日回村，张秀莲闭门不出。过去的牌友寻人，摸到我家。母亲说，没见她出过门。众人心里嘀咕，估计是婚宴上受气了。又过几天，她出门买米粮，跟人有说有笑。别人问起太原的女婿，她说，是个有钱人，开了两家店铺，公公是个文化人，大学老师。别人艳羡不已，说她闺女从小水灵，再好的也配得上。张秀莲说，闺女喜欢就行，日子还是她过嘛。
3
初一凌晨，父亲喊我起床，点燃旺火，连放炮仗，祭拜天地诸神祖宗。母亲换床单被罩。父亲守着炉子生火造饭。我钻在自己屋内，枕着胳膊，试图补睡片刻。可是鞭炮劈里啪啦咚咚嗵嗵分外聒噪，好像引信就设在我的颅骨上。父亲说，忻州有些地方已经禁止爆竹了。大家都怕政策下发到西张，今年春节便铆着劲要把库存的炮都给放尽。那几年，我的肉身被困在“东四时区”，早上六七点正是黄金睡眠期。一旦睡不好，脑袋就像扣了某种专门作用于头皮和眼睛的刑具，一根针又一点火地教训我。母亲催了两回，教我洗漱吃饭。我轻轻按摩两圈太阳穴，简单洗漱，上桌进食。我想，如果母亲问起，我什么都会说的。父亲从饺子里吃出提前包进去的硬币。母亲笑说今年给咱好好赚钱。我吃了一碗饺子，没有硬币。母亲怕我失落，坚持要我再吃一碗。我说，中午再吃吧。这会儿太阳浮出阳台，炮仗消停，马路开始苏醒。我坐上沙发，回复几条祝福微信，闭上眼睛，稍稍歇神。这一天人来人往，到处喧嚣，每个人都要关心别人的相貌变化、衣服款式价格、营生好赖和亲人近况。这一天，西张至少会抽掉四十万支香烟。我家客厅至少肩负五百支。第一支烟是父亲在炉火边抽的。第二支烟是家里收拾妥当，专侯来客时，我履行固定的工作仪式，坐到书桌前，点一支烟，打开工作文档，写一个老板和投资人也许更喜欢的故事大纲。之后，第三支到第十支烟，大抵还是我的。母亲嗅不得烟味，所以会管制父亲。可她不会管我。只是一次次推开我的屋门，拿进一些新鲜橘子、苹果、切好的橙子或火龙果、牛奶、酸奶、各种酸甜的糖，以期替代一两支臭烘烘的烟。
来回走过几圈亲朋，午饭吃过。我终于吃到一枚簇新的五角铜币。母亲跟父亲说，儿子今年也要赚钱。我苦笑一下，将硬币放在一张卫生纸上。母亲又说，赚不到也没事，没钱就跟我们说，我们赚钱不就是为了你嘛。
饭后，父亲去他结拜兄弟家拜年。母亲躺沙发上小憩。我收拾了厨余垃圾，烧一壶热水，给自己泡茶。这时，走进一个抱孩子的陌生女人。身高一米五六，穿一件黑色呢子大衣，黑色打底裤，黑色长筒靴。那副面相像是女娲娘娘随便从博物馆提回一具骷髅，甩了两下沾泥的藤编，点化出血肉五官，鼻梁两侧有些显眼的雀斑，上面都敷粉了。她冲我笑。我回以微笑，说“过年好”，主动拉开门，邀她进门。母亲听到动静，起身来迎，看清来者，问道三毛没出门拜年？原來，她是我昨晚透过蓝色玻璃看到的三毛的妻。夜色和灯光褪去滤镜后，她的原型难以提炼出任何一处值得书写的印象。襁褓里的孩子倒是装扮得干净，脸蛋红彤彤的，戴着一个针织帽，小嘴唇金鱼似的蠕动，冲虚空吐泡泡。他媳妇说了两句闲话，不知怎么话题扯到我身上。她感慨道，你看三毛和二毛打小都学习好，但到底还要看个人命相。二毛现在在北京赚大钱，三毛都没个正经营生。母亲说，他那也不是正经营生。她问起我的工作。我说，写电影剧本的。她说起最近上映的一些电影和动辄吓人的高票房。言语凿凿，似乎那些票房里有我的功绩和酬劳。我不想过多地谈起自己，草草说我只拿个基本工资，远不如送外卖快递赚钱。她说那些人是辛苦买卖，你们这就是写写字。母亲抢白，写字可比咱苦；他们费脑子，想不出来，绞得难受，睡不着觉；咱这也就费些力气，没有思想负担。她颇有意味地瞟了我一眼。也许我提前衰老的面相和承继父亲的发际线，佐证了母亲所言。她说，也是啊，哪有营生不苦的，都是受罪的命。她们又说些闲话，我回屋里，打开手游，自我暗示，打完这把，就去工作。一把过后，输了，默想，赢一把，就去工作。还是输，像个过分的玩笑。屋外孩子哭了。三毛媳妇哄了两句，抱着孩子走了。母亲推开门。“又抽烟呢，”她说，“妈妈出去转转。”我说你去吧。我的颇具预言性质的余光，感受到母亲投来多余却必要的一瞥。她这辈子都在担心我。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卸下她的不安。在她走后，我点起烟，必须写点什么。
只是写了一行可删可留的字，思维分叉，退到下午三毛媳妇提到的三毛和我的某种相像。事实上，三毛在读中学时，骨架突然抻开，身高拔向一米七五。五官眉目延续小学的清秀，年龄又为其增添了老成持重的风度。而那时节的我，始终是父亲的童年印版，卷发黧黑，门牙暴烈，姐姐戏称我“老鼠”。我不忿，打她不过，只好认了。后来承蒙母亲订了牛奶，皮肤催白一些，颅骨在年龄的修饰下将龅牙内敛，整体看上去算是正常了。可是我还有秃顶之虞，因为父亲如此，而李柒升病故时前额的发根都坚硬如铁。与三毛相较，也许，我尚足称道的便是“读书之路”了。
三毛五年级那年，村里好些家长跑到城市中学为孩子报名入学考试。他只考取了秀荣中学（在忻州市的中学等级中，只算三流）的一个靠后名次。张秀莲气不过，教人查了几次成绩。人家告诉她，小学生的题不可能错判。张秀莲和我母亲哭诉：“他考坏了，还整天玩，玩得不着家。”母亲安慰道：“人家也难受呢。现在的孩子心气傲，你说不得。”张秀莲最后在西张中学和秀荣中学之间反复犹疑。她问三毛意见。三毛说，哪儿都一样。她跑去问西张中学老师。老师说，咱这虽是镇上的中学，但去年也出过两个尖子，考上了忻州一中。秀荣中学肯定比咱好，但那儿的好学生多，老师不一定能关注到你。在西张上学，你时时能检点他，也能省一大笔借读费和伙食费。张秀莲又找小学班主任商量。班主任让她自己拿主意，只是言语间维护了中学老师的意思——“宁做鸡头，不作凤尾”。这个道理，张秀莲想明白了。三毛升入西张中学。此间学生，多数是混日子熬年龄的。一俟毕业，学门手艺，稍待成年，四处游弋，成为“生活”这一伟大作品的某一行归纳里微不足道的注脚。
头两年，三毛总是年级第一。他照常上课，写作业，参加各类体育和文化活动，甚至在一次忻府区数学竞赛中获过三等奖。张秀莲悬着的心定下来，允许三毛骑摩托、泡网吧和偶尔的失踪。她援引不知哪位先生的话，说人要是总绷着就坏了。那两年，母亲为我报了城里的一个周末特训补习班。数据显示，该补习班培养的学生，85%将来都能考取各大中学免费生。我在每一个黑色周末，骑自行车行二十里，在百人教室受训，接受自己的无能，但又不甘，便耗费数倍时间去做题。那时，我开始熬夜。父母姐姐睡下了，我开着台灯，每天学习到母亲连催我数次睡觉才罢休。因着如此缘故，我很少在三毛家门口徘徊眺望，彻底关闭了打游戏的心思，甚至戒掉了动画片。偶尔张秀莲来串门，炫耀三毛的成绩和最新斩获的奖状，慈悲地赞扬我的努力。母亲说我脑子慢，比不了三毛，下的全是笨功夫。张秀莲笑笑，坦然承认这一事实。
小学五年级四月初，邻村韩岩罗办庙会。第二天，我和俩同学结伴赶红火。我们骑自行车到庙街道口，解下车子，一眼望去，街道纵深处的摊子和人群拥成死结般密密麻麻一片。自行车怕是穿不过去。我们把车推进道口的收费停车处。五毛钱停一次。看车大妈毫不容情，并威胁我们：“这会儿舍不得这个钱，车子撂在野地，准有人偷，上两把锁都不行。”我只好让出零食的预算，付给大妈。我们正待往人群里扎进，身后嗖地窜出一辆摩托，险些擦到走在我们前面的一对夫妻。摩托车急停下来。那对夫妻过去叫骂。男人肢体大开大合，摆出要动手的架势。摩托车后座的女人下来。她穿一身缀有铁环的皮衣和破洞牛仔裤，头发蓬松炸成一团，间杂有七彩小脏辫，嘴里嚼着口香糖，像傲慢的美杜莎，走向骂骂嚷嚷的男人。她的面相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混乱：明明眼神清澈，牙齿洁净，却非要佯作恶毒皇后，抹着不合时宜的紫红唇膏，嘴唇因口香糖的嚼动而规律推磨，西张对这类姑娘一律蔑称为“赖闺女”。她身后的男人支好摩托，皮衣皮裤加皮鞋，摘掉头盔后，一拃长的黄发捋到额顶又任其自然回落，行止间风度凌人，眉目比我印象中的更为开阔大气，只在鼻翼一侧有两个显然没挤干净的青春痘。我没想到一个人的面相，可以在两年间就如偷天换日般如此变化：他以前因着骨架和肤色的缘故，像个不问世事的官家公子；现在像是港片男星的拙劣仿制，但又因为五官的组合，使得那种勉强的装饰凸显出极其强烈的个性。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摩托车后座女郎给我一种矛盾感。她最多十五岁，偏偏涂抹了极重的风尘味。我料想，她应该是这位“男星”，也即我低着头不敢打招呼的李子鸿（小名“三毛”，似已不妥）的对象。
险些被撞的男人叫嚣两句，看见三毛面相，似乎认出他来。他们乐呵呵地打起招呼。那个男人改换嗔怪的语气，象征性地怼了李子鸿一拳：“子鸿老弟，晚上滑冰场喝酒啊。”我和同学经过时，特意侧过头，装作在看道旁的玉米地。跨上摩托，重新打火的李子鸿，瞥见了我。他客气地招呼：“二毛？出来逛了？”“嗯，溜一圈。”“走着来的？待会儿捎你回去？”“不用不用，我骑自行车。”他笑了笑，戴好头盔。美杜莎女郎伸手抱紧他的腰。他打了一下她的手。她有些怨怨地解开手，拄着后座托架。摩托车嗖地拔地而起，冲人群标枪般投去。我们远远瞭见和听见人群轰散开。他那一身装扮和后座上不祥的女郎，既令我羡慕不已，又隐隐觉得张秀莲的夸耀有某种不實之处，至少今天展示出来的浮华，实在不像一个一心钻营学习的好学生。
而我土里土气，浑身都是堂兄的旧衣服，只有过年才能稍添新衣，骑自行车都不敢撂开车把，唯一值得称道的便是读书了。于是，我考上了忻州七中特级班一等免费生。此时，沦为寡妇的张秀莲又在为三毛的前路犯愁。他的中考成绩，除非花大价钱，不然什么高中都不收治。有人问起缘由。她言辞含糊地说，整天搞对象，还打架，能给你学个好？四方邻里有些言语，说三毛升入初三时，搞了一个初二女生。实则，这名女生还跟几个混混揪扯不清。三毛扬言要揍那帮混混，却叫那些混混反过来打折了胳膊，脸上挂了红。后来，据说溜冰场的人为三毛撑腰，要把火拱大。最后又不知哪个出面，取了和平。三毛和那两个混混反倒成了兄弟，镇日混在网吧、游戏厅、溜冰场和KTV。在张秀莲眼里，诱他儿子堕落的女人都是“狐狸精”。这个古老的词汇从她嘴里说出来，好像把三毛放置在纣王的高度。她又像有先见之明似的补充一些细节，三毛鬼鬼祟祟、自我迷恋又脾气见长的琐碎例子，来论证纣王的堕落情有可原，怪只怪其屁股下的王座。而这王座于三毛而言，便是那张极具辨识又模自港星的脸。授此脸者，正是张秀莲自己。只是岁月作梗，她的脸和三毛的脸的相似度几乎荡然无存。她不好怨天尤人，只是像三年前那样，到处问询，探问前路。
最终三毛上了忻州市第一职业中学，学计算机。村里都说计算机有前途。加上三毛爱泡网吧，对计算机的系统和操作有些“基础”，张秀莲踌躇半月，终于定下来。事后，她跟母亲悔道，小升初时就应该多花点钱，让他去秀荣中学读书。母亲说，现在还小，路还很长，以后变数大着呢。母亲不是圣人，但这话却是至理。多年以后，我身负十五年的优异成绩，谋得一个前途似海的职业，追随塔尖人物进入一个项目。可是，天不遂人愿，塔尖打滑的神，还能附身塔上；而在塔底阴影中的蝼蚁，遭遇掣电轰雷，只能化作齑粉。可是，母亲始终心怀一念，焉知齑粉就不能聚沙成塔？
中学六年，我化身机器，执行老师和父母的指令：顽固地学习、做题、考试，周而复始，年复一年，不知疲倦。与我分轨而行的三毛，深陷他往日构造的道，越走越远。他抽烟，染发，在胳膊和背上粘文身贴画。有时是龙，有时是蛇，有时是一些英文单词或神性的楔形文字。周末回家前，借女生的卸妆水清洗干净，避开张秀莲的说教唠叨。有一次忘了洗，或许是刻意宣示自己对自身的独裁，左臂的一名女性吓坏了张秀莲。她心事重重地在大街上晃悠，心里盘算几圈该如何从儿子口中套问出身上那个恬不知耻的“狐狸精”，最终什么都没说。下周，她去学校看望三毛，“狐狸精”不见了，代替她位置的竟是另一个“狐狸精”。张秀莲提醒他，什么年纪什么身份就做什么事，你再没成年也是个大孩子了，不能胡闹。三毛听不懂，或者说不愿听懂，将饭盆里打回来的饭菜端给母亲。她害怕自己臆想的各种可能成真，干脆质问他胳膊上文的哪家姑娘？是不是同学？搞了多久了？文上是要干嘛？她一口气吐了十几个问题。三毛和他室友都乐了，说这是海伦。一天，母亲打电话问我，你知道海伦吗？我说，哪个海伦？母亲结结巴巴解释半天，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女性，似乎有名气，好多年轻人都知道。室友听我念叨海伦，难道是特洛伊战争的海伦？我把这个海伦的底细告诉母亲。于是张秀莲知道了特洛伊的海伦，一位祸国殃民的美女，跟中国的妲己褒姒一样的狐狸精。看来，三毛不止迷恋身边的狐狸精，还迷上了千古闻名的狐狸精。张秀莲揉捏了各种说辞，准备跟三毛谈心。结果周末回来，胳膊上的海伦没了，什么都没有，一切复原了本色。过了周末，三毛将要乘公交车返校时，她实在忍不住问起了文身。三毛说，那就是个贴画，哪有什么文身。
三毛像是蒙受了某种诅咒，一职中前两年，成绩依然名列前茅，学校的任务和活动，该参加的都会参加，有些荣誉和奖状也能带回家，叫张秀莲稍稍安心；到第三年，他就变样了，不止是形貌上接近十八岁带来的那种气度变化，心态上仿佛是一家之主，有了赚钱之念，开始琢磨如何用钱为自己镀金。张秀莲和二姐给的生活费，远远担不起他理想的开支。开始，他在学校附近的台球厅做陪练；又揪过同学玩炸金花赌钱；最后跑到网吧做兼职网管。当时，网吧里还有一个女网管，好像和网吧老板不清不楚。至少传言如此。混迹网吧的人从来不敢调戏。她当然是有姿色的，只是面相冷峻，鼻骨也许是颌骨锋棱凸起，使得某些角度来说，她有男人的严肃的阴影。基于性欲去审视女性面貌的男人们，面对这张脸，只会避而远之。三毛对她分外殷勤。每次接班或赶巧两人一起上班照料，他都会想办法跟她说两句话。可是女网管只是一径地玩手机，对谁都爱答不理。网吧老板有时过来看看场子。他跟女网管说话，她也是冷着脸。三毛窃喜，在他看来，女网管和老板之间是清白的。他频频送她礼物，话费卡、口红和一些项链耳钉。女人收下，却没表示。一次夜班，两人都在，女人突然甩开三毛放她膝上的手。“你他妈有毛病啊。操。”女人唾出抽了半截的烟，极其轻蔑地瞥了眼三毛，头也不回地走了。网吧里窸窸窣窣响着密密麻麻的窃笑。三毛沉着步子，追到网吧出口的北方路中段，身后又追来一阵阵杀猪似的鬼哭神号。他回身一看，网吧的窗户堵着大团的烟，隐隐有些火光。老板赶过来时，抄起烧得半焦半烟的显示器，砸到三毛背上，作为烧毁两台电脑并连累线路的惩罚，没叫他赔钱已是慈悲为怀。张秀莲多嘴，说三毛后来满城找那个狐狸精算账。这都是她那一根烟头造的孽。作为母亲，她不愿意再往前推一步，将这一切归咎于三毛率先伸出去的那只手。
中考结束的当天，母亲骑电动车接我回家。途径忻州城门楼前的广场，瞭见写有“晋北锁钥”的花岗岩前，摆开一条黑龙搁浅濒死状的盗版书摊。我猫下腰，眼睛滑过龙骨般的书脊，凭借有限的知识储备，精挑一本厚书。我只要求一本，毕竟书不当米。久久研究，腰实在酸乏，便抬起上半截身子，望眼过去，意图借城楼的飞檐舒缓眼皮。当视野垂降时，正见一群男人穿着黑色二股筋背心，戴着墨镜，像一群荡入城市的野猪，张开垂涎的嘴，到处嗅闻可资他们发挥的猎物。而在那一群野猪身后，同样装扮的三毛，稍稍有些怯步却又装作无所顾忌，紧随其后。由于墨镜遮去三分之一面相，我痴痴盯了好一会儿，才确认是他，只能是他。可是我这审视的目光，招致了野猪们的不满。他们抬起前蹄，指向我，虚空的獠牙淌出盛怒的涎液。我的直视成了对他们的冒犯。母亲站在我身边，眼神回过去。三毛嗫嚅了句什么。领头的野猪揽过他的脖子，嘴皮子噗挞两下，他们又扬长而去。我选了一本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母亲离开这个不祥之地。
回村路上，母亲说我以后不要瞭那种人。“他们都是疯的，你多看一眼，指不定招来什么祸。”我告诉母亲那群人里有李子鸿。母亲想不起这个名字。我说就是三毛。她沉顿一下，没作声，旋即像是突然想起什么，问我啥时候出中考成绩。“肯定能考上忻州一中，管它多会儿出呢。”考上忻州一中，意味着一条腿踩进重点大学的校门。母亲放下心来。至此，闯入野猪群的三毛和作为学习机器的我，表面的相似点逐渐稀释乃至于无。可我们毕竟故乡、语言和时代同一，其所带来的某些相似终究难以绝灭。三毛媳妇说的到底是对的。
4
大年初一晚上，父亲和母亲拜完年回家。父亲自去点炮拜神。母亲拉开玻璃窗，探头进来，问我饿不饿？我说，还好。她說，热个饺子剩菜？我说，吃年槽馍馍吧（放在旺火边烤好的圆馒头，吃了可“旺气长寿”）。母亲说要在采暖炉上热一下。我面对写了千百来字的文档，转向烟灰缸里的残骸发怔。窗户黑黢黢的夜里亮起父亲点着的大红灯笼和母亲拱亮的厨房节能灯。我深感这偌大院子的沉默，多半根由在我。年过而立，无妻无子，穷困不安，却有一张理想主义的脸，时时义愤于社会之不公、黎民之疾苦与个人之卡夫卡式的境况。可是我什么都改变不了。我有义务叫父母开心，可是我好像做不到了。唯一许我希望的是时间：待来日，也许我能稍稍营取世俗之功，以安定父母总觉得“我在受苦”的不安之心。
又一支烟架在指间，我平静下来，试图往后推出几个句子，好在大年初八折返北京后，对老板有个交待。父亲操办完院子及四处厢房的年事，回屋取走炉边盛炭的铁桶，踅去炭房。他那吭吭、吭吭的咳嗽声，鼓荡在院里。同辈亲朋早已子孙满堂，炕头热闹，炉边有笑，唯独我家，铲出来的炭只是冷冷地炙烤年槽馍馍，而非阖家笑颜的热饭。母亲热好第一个馍馍，推门进来。烟熏味儿扑面，呛出她的两声咳嗽，像是父亲咳嗽的回响。她把馍馍放我左手边，问我要不要咸菜？我说，随便吧。我写下一行字。可删可留的字。母亲再度进门，手里的碟子放着咸菜、花生米和偏瘦的猪头肉。她说，炉子上还有一个馍馍。我问她，你们吃什么？她说，我和你爸在人家那儿吃多了瓜子橘子，不饿。她不放心地瞟了我一眼——也许是我的幻觉——惴惴不安地关好门出去了。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叫他们宽心的话和事，我都晓得，可临头来，一个字都蹦不出来。我一定是有某种问题。这时，我自私地想到也许比我更不幸的三毛。我终于明白这个春节，为何我会频频追忆三毛。他的不幸和陨落，于我而言，像是一种板蓝根似的抚慰。
想必，隔墙的那座院子更为清冷。三毛的父母、童年、奖状和游戏机统统遗失在那里。如今只剩一个瞧不起他和自己的媳妇，和一个迟早学会蔑视父亲的孩子。明天初二，他大姐一家也许会来看望他。二姐远嫁西安，从移居太原起她数年未回村子。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有段日子，三毛跟他二姐去太原谋生。二姐夫让他看管一间化妆品店铺。张秀莲也被接到太原。临行前，她把家门钥匙寄在我家拜托照应。她笑盈盈的，脸上复原了部分生气，右手中指套了一个明晃晃的绿宝石戒指。我料定是二女婿送的。她有意显摆——也许是我的注意力聚焦点始终在那明晃晃的绿光上——不时地抬起手，仿佛当年整齐地贴在电视机墙面上的三毛的奖状。她还不忘评点一番我的变化：“怎么感觉有两三年没见二毛，面相老了这么多？”母亲笑说：“高三了，学习苦。”“考上大学就轻松了，”张秀莲说，“将来好好给你妈赚钱。”我笑了笑。母亲出门送她，我继续泅进题海，让各种确定性和唯一性盈满全部思想。
短短一年，也就是我在家忐忑地等候高考分数的日子，三毛开着车载着张秀莲回来了。李子汐不在车上。三毛到我家取钥匙。他的面相处理得很干净，没有胡子文身，头发没烫没染，像中学某个阶段的重复，只是又有所区别，也许是那一堆肌肉和骨骼组建出来的线条里昭示出笑意的匮乏。总之是一张试图掩盖疲惫的脸。他像履行某种法定义务般问起我的高考成绩。我说还没出来。他点点头，接过母亲递去的钥匙走了。母亲悄悄跟我说，怕是太原闹事了。至于什么事，大家都不知道。张秀莲窝在家里，数日不出门，像在营造一顶足以应对漫漫来日的面具。面具造好之后，才能迎来送往，言笑晏晏。我不关心这些。没日没夜地沉浸于QQ聊天和“4399小游戏”。后来，张秀莲终于出门了。她大概已经认命。她上街摸进了棋牌室，打麻将至晚方归。到我家闲坐三五分钟，和母亲聊过家长里短，望着我怔怔出神，突然来了一句，“今天不是礼拜天吧。”母亲说是周四。我抢话道，我放假呢，高考完了。她恍然大悟，又有些失落：“哎，你看看这时间快得，刚刚还是个小巧颠颠的娃娃，一眨眼就成了老大后生。这都高考完了。”我正在心里筹划接下来她问我高考成绩时，我要怎么把我考取的惊人成绩以平和的语气说出来（估计母亲心里也是一般想法），结果她非但不问，反而有些失神地离开了。三毛连日浸在台球厅和网吧。大姐来看过几次。每次都是大门紧锁。她到我家问询。母亲只好说可能在街上，不行就去棋牌室寻寻。听说，她跟张秀莲在麻将馆吵了。又和三毛在台球厅吵过，还踩断一根球杆。大姐多年来，一直秉持着一张朴实（即毫无特色）却饱含母亲和女儿意味的脸。她嫁到邻村，相夫教子，本本分分。她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二妹和三毛就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因为她从未拥有像母亲、二妹和三毛那样的面相。
三毛大姐夫替他交了昂贵的押金和一笔手续费，给他谋到出租车司机的营生。他安分地做起司机。许是上岁数了，晓得日子不是拿来混的。大二那年寒假，我坐火车回家前夕，母亲打来电话说明早下了火车，三毛会接我回家。我不大情愿，因为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母亲补充道：“他开夜班，早上顺路正好接上你。到时候你给人家放个钱。”我问给多少合适。她说五块十块的你看着给吧。次日早上，我拖着行李走出站口，四处瞭了两圈，正好撞见三毛望过来的眼神。我们不断缩近。起雾的眼镜片慢慢适应煤烟空气，重新清晰起来。我看到了本分生活的三毛。他穿一件杏黄色的、内衬是羊毛也许是别的毛的皮衣，土色长裤和马靴。头发承继于他父亲：有些毛糙的黄，绝无秃顶迹象。身材更近似他母亲，但也谈不上柴瘦，也许还是父亲的佛相基因暗自拉扯，将他适宜地拓宽了些。他不容推辞地拿过我的行李箱，放进后备厢。我上了副座。车启动后，我不时瞥向他的半边脸。那上面沉积了一些金的水泥的汽油的色素，使之具备了一种罕见的年代感，像是故意做旧，但手法拙劣，成了取消真实的赝品。绕出火车站广场，上了大街，他用一种不似商量，更近于自言自语的语气，说吃个早饭。我说，家里有饭，我回去吃吧。他说，那你待会儿等我一下。他驱车到一家包子铺跟前，下车买了两个大肉包，一个豆浆，又依样打包了一份。他站在铺子前，举着包子，就着豆浆，三两口吃个干净，豆浆塑料杯捏到坍塌变形，扔进一旁的垃圾桶，重又上车，将打包好的那份包子豆浆放在中控台上。他略带歉意地解释，这是给他媳妇带的。我说，我都不知道你结婚了。他笑了笑。汽车直奔西张村。行上平整的柏油路时，他跨上高档，速度加快，行至新修的遗山路和京昆线相交的十字路口，猛地踩下刹车，红灯还未灭尽，油门便又踩下。他开车时，脸上还能找回些早年的朝气。路上，我筹备了关于大学和自己的一些话题。但他没问，一径沉默。经过写有“钟灵毓秀”的牌坊，我们进入西张村。我伸进裤兜的手，攥紧十块钱，只待车停在家门口。快到时，他突然开口：“走的时候，招呼一声。我再送你。”“到时候我姐夫就得空了，不麻烦了。”我急急回应，像是做了错事。车停在我家门口的水泥缓坡前，我掏出钱：“一点油钱，不能不要。”他推了我一把：“赶紧拿走拿走。”我坚持给。“搞逑甚，我还要做人呢。”他面有愠色，我只好下车。他跟着下来，取出行李，说他不进去了。我进家门后，说三毛没要钱。母亲没说什么，只是招呼我吃早饭。
母亲把第二个热烤的馍馍放我跟前，说要是不够，再烤一个。我说，够了，这都吃不完。父亲进来，急匆匆地吆喝母亲：“福来瓷砖群又发红包了，赶紧抢！”母亲转身去找她的手机。屋里再次剩我一个，我把思想从回忆里拔出来，回归泛着荧光的电脑屏幕，默念已经写好的部分。边吃，边试图从这个部分的最后一句话蔓延出去，逸散出在我设计之外的灵巧构思。可是每当步入工作状态，我都会厌恶自己的无能和矫情：交得起房租，担得起肉蔬，为何总是不开心？是因为我总是屈从于本愿以外的一切力量，而只为换取房租肉蔬吗？是因为苦心经营一个项目数年，最终项目死于资本和硬盘，而我对此无能为力，还要出于名利之心，接受也许只是重复失败的又一个新的项目吗？我好久没笑过了。可是父亲、母亲乃至故去的张秀莲和开出租车的三毛，哪个又不一样？刻在我们的命相上最深刻的两个字，不就是“生存”嘛。快乐是奢侈的。至少数年前，当我坐在三毛的副驾驶座上时，看他的样子，像是早就遗忘了“笑”为何物了。馒头、咸菜、花生米、猪头肉吃个精光，我拿起碟子收进厨房，见父亲和母亲坐在沙发上，各自把着手机。父亲在看武侠小说，眼睛眯虚，几乎要睡着了。母亲在看自己的快手。她经常拍些对口型的戏曲或歌曲，自己装扮，拍摄，剪辑，粉丝上万。同村的阿姨们一样对此热衷。她们时不时三五凑群，互相拍摄，点赞，转发。村里有些锣鼓队或舞蹈队、旗袍队的活动，她们都会参加。母亲有时碍于父亲的营生需要有人搭手和泥、搬瓷砖或擦砖块泥缝，不得不错过一些活动。“生存”优先，这是铁律。她见我从厨房出来，喊我过去看她拍的那个视频。一条点赞破千的视频。我坐她旁边，点开一看。她笑盈盈地解释，这是她的主意，叫村里妇女们裹上头巾，穿上花缎子棉裤，有的挎上编织篮，有的手持玉米棒子，有的拿着报纸叠出的手枪，她们以升格动作的姿态，一字排开，越过玉米地垄，迈向虚构的日本军队。视频中的母亲，摆出《自由引导人民》中克拉拉·莱辛的执旗姿态，旁边的那位妇女，恍惚间我还以为是张秀莲，她匍匐向前，伸出胳膊，仿佛中了一弹，但仍不忘鼓励战友向前。远景伊始，进而全景，又以中景间或近景摄过每一位妇女。她们神态坚毅，义无反顾，各在状态。我笑了笑：“挺好的挺好的。”母亲说，这是她的“编剧”。她编织了大体的剧情和每个人所应有的动作和神态。她们都说，怪不得生下个做编剧的儿子。这是遗传啊。母亲热情激扬地介绍自己导演编剧剪辑发行的这部杰作。我说，我一会儿下个快手给你加个赞。过会儿，母亲叫醒打鼾的父亲，吩咐他上床睡觉。我回到自己屋，下载快手，粗略看过母亲发布的二十七条视频。美颜和滤镜，使母亲年轻了十岁。也许，这些属于她编剧的作品，是儿子之外，更为真实的抚慰。而我，自离乡工作以来，逐渐沦为电子所拼凑出的声音和图像，一切本质埋藏其中，母亲无法破解，父亲无法窥探，连我自己也在迷失，久久地被困在电子的外面，看不透埋进去的究竟是什么。
凡事想多了，就容易堕入虚空，只感觉生命的意义在逐渐抽离，像是在经历一场缓慢的魂飞魄散，如果我不及时止住，这个夜晚又要作废了。于是，我打开了手游。这次，竟看到游戏好友列表栏下的“附近的人”里，一位“七匹狼”先生正在游戏中。他的头像是一头雪地灰狼。我有一种强烈的知觉，这个人是三毛。他的段位是“王者十七星”，远胜于我。当我再次打开他的个人资料卡，试图研究他的英雄和皮肤时，突然，这个人邀请我组队游戏。我关掉组队消息。他不甘心，再次申请。我直接退出手游。我很难解释原因。随后，我点起烟，在烟雾缭绕和头昏脑涨中写下一行又一行为博老板和投资人一笑的文字。
次日上午，母亲赶去姥姥家帮忙张罗请客事宜，父亲骑摩托去邻村的两个朋友家拜年。母亲让我瞅着时间，早点去姥姥家。我赖床到十一点，爬将起来，喝了半杯凉水，去卫生间洗漱完，杵在阳台的玻璃窗前，感受阳光撇在身上的微醺。我正待回屋继续抽烟和检查昨晚熬到凌晨三点写出的四千来字，一阵怨念极重的嘶叫声奔袭而至。我受了一惊。也许是幻听。接着出现男人的吼骂和婴儿的哭声，旋即寂灭。一切如常。我驻足去听，始终寂静。他们的吵闹只是一瞬。然后是推门声，瓦钢门推拉声，汽车发动机和轮胎的声音。大年初二，一般都去女方家省亲。据说，女方父亲很是瞧不起，但又不会当面瞧不起三毛。他甚至偷偷試探性地问过母亲，三毛以前是不是混社会的？尤其是三毛撞死人后，他更加放心不下，想让闺女离婚。可是闺女已经怀上他的娃。当时我临近毕业，日常给母亲打电话时，不知怎么聊到三毛。母亲说，他晚上开车，过遗山路那个十字路口时，闯红灯，刹车踩晚了。蹬三轮车的邻村老汉死在当地。最后没见官司，赔了二十来万。这二十来万，只能是他大姐二姐凑的。他哪有闲钱。母亲替张秀莲叫苦，说她那段时间身体不舒服，儿子出事头发愁白了一片，基本都不怎么出门了。春节前，她就走了，到底没能见孙子一面。
5
表哥从霍老湾村的窑洞下来，给姥姥拜年。他跟三毛曾是西张中学和忻州第一职业中学的同学。我想从他这里讨出一些信息，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姐姐无意中帮了我忙。她不知打哪儿听来的消息，问母亲，三毛出来了？表哥惊呼，是你邻居三毛，李子鸿？姐姐点点头。表哥咋咋呼呼地说，他放高利贷，判了好几年，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母亲说，也有两年多了。三毛撞死人又私了后，到修车店当伙计，没多久去跑快递，最后跟他二姐移居西安。李子汐应该始终是那副青春不老的面相吧。听母亲说，她的二婚对象是个西安的老板（也好像是个官）。张秀莲死后，母亲的消息来源就模糊不清了。只是村里有些爱嚼舌头的人，东一句西一句地念叨，递进你耳朵，才听得些门门道道。李子汐叫走三毛一家，跟他二姐夫做生意。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年。后来，村里风言风语地传道，他去了就是“要债”。那些欠钱的老赖们，需要棍棒和语言的垂训。三毛领着一帮“装修师傅”隔三差五逼到人家里要钱，或是堵在路口、校门口专门伺候那些人的孩子。总之，有很多手段，像电影一样。在我想象中，他又留起郑伊健的发型，操着西张味的普通话，面红耳赤地叮咬一个又一个癞皮狗。有时，舞起铁棍，找好方位下手。人类，总是需要教训。施训者三毛，不在意自己的行径是否有违律法。他只想发泄。终于，祸来了：他二姐夫被举报了，他连带被抓。总之是一个出事在先，另一个紧随其后。他二姐夫受过教育和罚款，不到半年就出来了。三毛本来判了四年多。不知怎么减了两年，今年便回来过年了。
饭菜妥当，众人齐齐上桌。姥爷拿出一瓶汾酒。我特意讨了一两，陪父亲和表哥。母亲担心我不胜酒力：“喝不惯就不要喝，这儿有饮料。”我说在北京隔三差五就上酒桌，喝得了。窝在炕头玩手游的外甥，被姐姐骂下炕，坐我旁边，嚷着要吃饺子。姥姥揭开锅盖，把热饺子、馒头和猪肘子、腌带鱼、红烧肉、鲤鱼一一端出来，特意给外甥挑拣了饺子，又问我吃什么。我说先吃菜吧。姥姥跟母亲一样，总是担心我吃不好，一直嘱道：二毛吃鱼，二毛吃肉，二毛吃菜，二毛吃这个吃那个。我不停地往嘴里入吃的，心上念着三毛。他此刻在岳丈家，免不了要遭些冷眼，又或丈人岁数长了，晓得安天命之理，抑或顾虑闺女，所以尽力善待他，并积极筹谋为他另寻营生。
酒足饭饱后，我有些微醺，躺上姥姥的热炕，想小睡一会儿。姥爷容易乏累，饭后早睡了。母亲和姐姐收拾狼藉杯盘。父亲、姐夫和表哥在沙发上闲坐，抽烟，谝侃。姥姥像个局外人，忙里忙外，又好像不知在忙什么。一会儿嚷着要去倒泔水，一会儿要抢姐姐手里的搌布洗碗，一会儿叫母亲将冷热菜归类。母亲喊她上炕躺着。她咕哝几句，闲不下来。表哥那边，仿佛能听到我心里的祈愿似的，说起了三毛。“三毛可惜了。那会儿学习好，长得俊，不都说是清华北大的苗子嘛。谁知道现在搞得跟家破人亡。到底是命相不好啊，给过来的福，你也接不住。老天给了多少，一件一件得还回去。”母亲插话：“命归命，到头来还是要看你自个。”表哥惯来混日子，曾跟着大舅牧牛，后来去当兵，退伍后跟着父亲跑瓷砖活儿，后来又到豆腐干厂做工。现在赋闲在家，媳妇孩子穷得饭都要吃不起了。母亲有意说他：“哪个路口子不是自己挑的。能好好学习，你不好好学；能好好干活，你不好好干；最后能给你落个好？”外甥跑过来，要我帮他驾驭“愤怒的小鸟”，闯过当前一关。姐姐呵斥他：“舅舅在睡觉，你能玩就自己玩，不能玩咱现在就回家。”我爬起来，说没事。姥姥急忙过来，要我躺下睡觉。我说我坐会儿。母亲收拾碗筷的间隙瞟了我一眼。我接过外甥的手机，帮他闯关。另一边，姐夫以“兄长”的姿态跟表哥说：“咱都是受苦命，就踏踏实实受吧。不像人家有个当官当老板的爹，生下来就能享受。”“自己要不当人，”母亲说，“有金山银山，迟早也败空。”父亲取出烟，递给姐夫和表哥各一支。母亲瞪他一眼：“少抽点吧。”父亲没接话。表哥拿出打火机给他们点烟，说大过年的就是要抽烟喝酒。杯盘剩菜收拾干净了。母亲歇坐炕头，抚摸外甥的脑袋。外甥拨开她的手。她便问表哥今年准备忙什么。表哥说没想好。母亲说，伺候你姑父贴瓷砖吧。父亲说，一天给你开一百。表哥摆摆手：“受不了那个苦。”姥姥急急撺掇：“赶紧去吧，你干别的，能赚几个钱？”表哥只是笑笑。他宁可穷，也不愿意遭父亲的苦，便把话题转到别处，问起姐夫去年的活儿和收入。姐姐从外甥手里拿回手机。他要发作。我拿我的手机挑了个动画片叫他去看。姐姐和母亲聊起她们共同关注的某几位十万粉丝以上的账号所发布的视频。姐姐要母亲学那些看上去“红心”很多的视频创意。母亲唯唯诺诺地应着。姥姥上炕，盘腿坐我旁边，拉过我的手，盘在手心，来回摩挲。“俺娃在北京可受苦咧。”她手上的层层叠叠的褶皱，掩藏着关乎衰老的真相，而这些密语般的纹络已经嫁接上死亡的藤蔓。我知道姥姥会像张秀莲一样故去。母亲也会，父亲也会，我也会。三毛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母亲都已亡故。他和他的出租车还葬送过一个老人。七个人的死亡，像是被一个潜藏在黑暗中的线牢牢攥着，每到达一个，线就打一个结。张秀莲的“结”最大，带刺。他要往自己身上戳出一个血洞，才能将那个“结”刮剌着血管、肉末和神经，如分娩之痛般血淋淋地迈过去，褪去人的一部分，成为半兽之人。我想，当他在西安的民工厂仓库拿起铁棍时，那仅剩的 “人”再次剥夺，堕为彻底的兽。他罪有应得。因为他已经失去母亲。
“我不苦，”我回姥姥，“大家都一样。哪个干活儿能不受苦的。”姥姥说：“那你苦重哇。”我苦笑，但有义务解释清楚：“就是写写东西，有什么苦重的。”母亲一直在等——我知道——她及时抢话：“天天熬夜，休息不好，身体能遭得住？”她们劝我以后早睡。我以前会说，那些要求我用文字兑换房租的人，要求我同步他们的东四区作息规律，要求我写故事得制造而不是创造，要求我交付一切，开始我说了不，后来我沉默，最后我只能习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发现这些事情在隐隐下坠时，我已陷进落向深渊的途中，四壁光滑，没有任何可以攀援的物体，也没有人发现，呼救带来的只是变形的回声。三十岁了，我很迷惑，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有時，我感觉我的影子已经被那条黑暗中的线攥紧，将要打成一个“结”，可是母亲的脸出现了。那是一张永远都在承受某种病痛又永远在勉强自己的脸。我有负于这张脸，只好返回现实，面对办公室的狮吼和凌晨三点随时可能传导而来的雷霆，用身体的限度去忍耐一切。而母亲的这张脸，承自姥姥。在我年轻时（无论是形体还是心力，我已不再年轻），也曾在张秀莲那里看过类似的面相。后来，我明白了，这个相可名之曰“母亲”。
大半下午，各自回去。一俟回家，父亲便睡觉解酒。母亲烧起采暖炉，窝在厨房看手机。我打开电脑，检查昨晚写到凌晨三点的故事大纲，试图从已经写完的部分，推导出后面可能的部分。母亲推门进来：“做饭吧？”“这才五点多，”我说，“你饿了？”她说不饿，怕我饿。我说不用做了，晚上随便吃点什么对付对付就行。我们的对话永远是并且只能是这些了。我经手的项目不是关乎月球就是关乎冥王星。母亲很难理解“量子鹊桥”和“曲速引擎”，我也不懂，我只是使用这些概念装点故事的门面。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借用修辞让母亲理解这些概念。可是没有必要，因为我厌恶这些。至于我真正关心的，存在于我心里的名字，卡夫卡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能够成为我的声音，可惜，母亲听不到。最后，母亲只好问：饿不饿，冷不冷，早点休息。而我只好说：不饿，不冷，知道了。但只要再往我们的更深处追究，就能明白，是我的怯懦和三十年来西张这片土地所统一的亲子关系，叫我沉默。
初二的夜很快黑了。临近三户的孔叔到我家串门拜年。他推门进来，问我家里没人？我说，应该在呢。我推开父亲的卧室门，他刚好酒醒，问我谁来了？我说你出来招呼哇。我去厨房烧水，预备煮茶，从瓜果盘上取来香烟叫孔叔先抽着。父亲懵懵地步入客厅，说他中午喝多了。他们坐在沙发上。我将煮好的茶水分别盛了两杯，放在父亲和孔叔跟前。这时，母亲拉开阳台门进来。我问她什么时候出去的？她说姥姥打电话，让她带一箱牛奶回家，给我喝的。母亲准备做饭。我说，我来做吧。她问我做什么。我说，我煎个饺子。母亲回客厅招呼孔叔。我依样给母亲沏了茶。厨房和客厅只有一面玻璃之隔。他们说话我听得到。在那浓重又高昂的乡音的背景下，我打开集成灶的火，在平底锅上煎饺子。一颗一颗地煎起，务求每一点面皮上都黄金般热烈灿烂。筹算家里三人，至少五十个饺子。间隙里我听到孔叔在诉苦。他儿子性情别调，爱钻牛角尖，嫌弃爹妈偏爱儿媳，冷落自己，遂生怨恨，不和爹妈来往。他们试图解释。他根本不听。说多了，便打心眼里恨了他们。饺子煎了两盘，我取小碟，配了两碗芝麻蒜醋，一径端进客厅茶几上，让父亲母亲吃。他们客气地让孔叔尝尝。他说吃过了。我瞥见他原油似的眼皮浸得湿溻溻的，眼珠子猩红，每到过年就难捱，一年的怨啊恨啊苦啊难啊旦夕间涌过来，逼你直视。再加上别人家和和气气，子孙满堂，日子红火，可他们家不仅是冷清，更是说不出的心痛，恨不能去死。可孔叔说不能死，还有个上小学的孙子。他儿子不过问孙子的一切，早已把自己撇出这个家外。我踅回厨房，继续煎饺子。父亲和母亲先后劝过两句，也只是跟孔叔一起叹气。除了叹气，什么都做不了。孔叔是修车师傅，如今上了岁数，手脚不比从前，可还要养孙子。他的罪，长着呢。我煎好自己吃的饺子，搬到沙发前，默默吃起。孔叔闲问我几句，拖着步子出门了。他要到下一家，再细细诉苦。他知道没人能帮，但他不说不行。父亲送出门去，回到家，咬着牙骂孔叔儿子这个不肖子：“倒是给他安了个脑袋！”
更晚一些，我收拾了碗筷小碟，坐回沙发。父亲打开电视，调换频道。母亲捻起瓜子，连连嗑着。我说，少吃点瓜子，上火。母亲拍拍手，掸尽瓜子灰滓。
“我不想在北京了。”我听到自己的语气是那么平淡，就像在布告一条“吃瓜子会上火”的真理。
父亲稍稍挪了屁股，危坐在沙发边沿。母亲顿了顿，没有转向我。“那你打算做甚？”她怕这个问题刺伤我，接着说道：“写那东西可费事了。不行就考个公务员什么的？”
“不考公务员。”
“那你总得有个营生吧？”母亲说。
“北京的事还没结束。今年应该能了结。到时候再看吧。”
母亲沉默下来。过了会儿，父亲起身说去放炮敬香。我回自己屋，坐回电脑前，继续工作。初七要稿子。自我大学毕业十年，每个春节大抵都如此。写出来的故事，不是烂在后期视效制作公司的文件夹里，就是囚在剪辑主机的阵列硬盘中，要么就是列在我的桌面，不断更换水印，发给各路人马。而这些都不是我渴望的，只是别人也许会喜欢。但到头来，他们的喜欢敌不过形势、资本、社会和审查构造的某个强大的天命。这时候，院子里的麻雷子，嘣，冲到天上，又狠狠下坠，残骸落到无人问津的野地。我望过去，灯笼红绰绰的，父亲从东房出来，钻进南房，又到门洞。他嘴里叼着烟，额顶头发早卸了，面相丰腴舒展了一些。年初十后，他又要去受表哥耐不住的苦，重复二十年前就在做的营生，日复一日，驼曲十度的腰还会继续下沉，直至衰老的胳膊搬不動瓷砖为止。他有时会念叨“受一辈子也给俺娃付不起北京的首付”，更多时候只是沉默，抽烟，看武侠小说，隐身在我后面蹲下去，半跪着，将一块块一米以上见方的瓷砖齐缝贴好，以此谋取一丝丝“首付”的希望。他以为这是他的职责。西张别的父亲都是这样，只是有的儿子在忻州，有的在太原，而我选了最难的北京。父亲忙完拜神祭祖的事，回屋，推开我的房门，像嵌进门框的画像，呆呆站了会儿，瞟来瞟去，最后看向我，没有说话的意思，停驻了大概几秒后，他转身关上门走了。过了一会儿母亲推门进来，她端来一盘剥好的橘子和一瓶牛奶。她说，不找营生也行，俺们养活你一辈子。我有些嗔怒：“我又不是废物，肯定能找到工作。”母亲放下盘子走了。屋里剩我一个。我自责刚刚语气不好，如果能重来，也许我会说：“肯定能找个差不多的工作，不用劳心。”
年初三上午八点左右，母亲在门外喊我：“你去你爷爷的坟吗？”肿痛的太阳穴和犹如撒了麻椒的头皮虽在抗拒，但我还是穿衣起来，接过母亲备好的祭品，坐上父亲的电动摩托，向爷爷奶奶的坟地行去。刚出门就碰见三毛。他骑着女式电动车，车篮里放一个红色塑料袋，应该是给李柒升和张秀莲的祭品。黑色电动摩托和粉色电动车并排行在寒冬的西张马路，往南朝系舟山方向驶去。只属于冬天的盆地的冷风，嗖嗖地刮着面皮。父亲在我前面承风。我便省去剜骨之冷，空出眼睛，觑向闭气撞风的三毛，也因此能够在白日重新审视他的面相。他皮肤上的黄土色素融入整张面皮，迎向我的这片眉角有道不甚明显的疤；脸颊上有两道抓痕，新鲜的，带着红，也许是他媳妇抓的，也许是孩子，或者自己；髭须硬茬茬的像是耙理不净的秸秆灰烬，生生扎进皮肉，成为他挥之不去的象征。路上，父亲想说点什么，可是风封住了嘴。我们行至柏油路尽头，续上土路，稍有颠簸，两旁一径铺开如死人秃顶般的玉米地。两辆车和三个人忍着鬼啸的寒风又行了小会儿，三毛停下车。父亲继续往前。随后，三毛从近景退至远景，他拎着红色塑料袋，踏上白霜玉米地，向着地中枯黄的坟丘走去。他如何解开袋子，取出祭品，我已经望不见了。李子柒、张秀莲和三毛逐渐渺茫成远景的一个点，像三只佝偻的老鼠，只是两只已经埋进土里，一只也许还心存偷盐之念，仍会渴望撑出翅膀，化身蝙蝠。只是蝙蝠，浑身病毒，行在暗夜，又如何讨得光灿的树枝？老鼠也好，蝙蝠也罢，都只会被黑暗中的线，拧成两个无足轻重的结，泯然于所有人的记忆。
父亲和我走向爷爷的墓地。太阳蒙在浑浑的风后，但还是有些微暖意。父亲跪在墓碑前，点上香烛，将鸡蛋肉菜瓜果小块地放在墓前。白烟从冥币和金纸叠的元宝中拱出后，火小卷小卷地升腾。父亲和我各拿一截枯树枝，拨挑冥币，使火均匀地烧出一张又一张灰烬。“泽被后世”四个大字边的大理石镜面，映入我的面相。早些年，我像母亲多一些；成年后，继承了更多父亲的特征；而现在，我变得谁都不像了。这张脸戴在另一个面上，我不会认识他，但我会竭力去理解这张面相背后所遮蔽的一切。因为我凝视良久，还是能依稀辨出只属于我的痕迹。这张脸所遮蔽的，既然我说不出，也迟早会写出来。父亲叫我给爷爷奶奶跪头。我虔诚三拜，希望爷爷奶奶保佑：
“我们全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刊于《山西文学》2023年第1期 责编陈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