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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2023年第1期|琪官:日本留学打工漫记
来源:《江南》2023年第1期 | 琪官  2023年03月01日07:10

编者说

这是旅日青年作家琪官留学打工之所见所闻所思,也是一位90后海外励志经历。作者是母亲清贫生命里唯一的骄傲,为了改变命运,他放弃国内出版社编辑工作,毅然决然出国留学。为了解决生活费,在神户读语言学校的他开启了打工生涯,先在一家工厂搬运冷藏肉制品,后到中华料理小店帮厨,及至考上大阪某大学的研究生,又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店兼职。在咖啡店打工的那几年,他不再简单将其视为一个赚钱糊口的场所,而是学会穿过打工的镜面,窥得日本风土人情的一面,观察其背后生动真实的生活细节,将现实窗玻璃上的物事映照在了小说世界的帷幕上,实现了自已的创作梦想,在精神层面有了质的飞跃,开辟了另一条人生蹊径。

日本留学打工漫记

□ 琪 官

前几日,川村阿姨发来信息,约我周六去吃河豚火锅。她是我学生时代打工的咖啡店店长,在我辞职前就说有空一起吃顿饭,后来新冠疫情反反复复,一直拖到了现在。川村店长和我母亲差不多大的年纪,也只有一个和我同龄的独子。我由于疫情已经三年多未回国,川村店长的儿子在名古屋生活,母子两人关系似乎不太好。我俩相处起来,倒意外地十分融洽,经常被店里其他同事调侃说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母子。

入座后,一位一看便知是外国人的女孩过来点单。她胸前挂着“研修中”的名牌,说着生硬磕巴的日语,神情有些紧张,看长相和说日语的腔调,应该是越南来的留学生。一位扎着头巾的日本大叔远远地站在她身后,一边小声指点着,一边满眼歉意地对我们点头,意思这是个新人,请多多包涵。川村店长一改平日快速的关西腔,以缓慢清晰的标准语点了单。待女孩慌张离去后,川村店长又换回平日里不拘小节的姿态,点了根烟,将烟雾吐向空中后看向我说:“你刚来店里那会儿,日语虽然也不大好,但比她敢说。”

“我刚来日本打工的时候也像她一样,慌得要命。后来就习惯了。”我说。

搬来大阪前我曾在神户读了近两年的日语学校。在咖啡店之前,我已经有好几年的打工经历,因而对我来说,只是换个地方赚生活费而已。我经常敬语、自谦语混着一顿乱说,倒也引得顾客阵阵发笑,也就不觉得有什么恐怖的了。

“不过你现在好了,在大学当老师,再也不用打工了。”川村店长满脸欣慰地看着我说。

“非常勤讲师而已,上一节课才拿一笔工资,说白了跟打工没什么区别。”

“那总比在咖啡店里端盘子、洗杯子强吧?”

“这倒也是。”我笑道。

说话间,刚才点单的女孩送来两杯生啤,小心翼翼放下后,又立即抱着托盘逃难似的跑向后厨。我看着她慌乱得有些可爱的背影,想起刚来日本那会儿的自己,也像她这么生涩来着,一眨眼七八年就这么过去了。往事种种回忆起来,总觉得是浓缩成一团团的,就跟挂在大太阳底下忘了收回来的葡萄串儿似的,猛地想起来再跑去看,一条茎秆上原本丰满紧实的果肉已经皱得干巴巴的——是残留在回忆之线上一粒粒风干的记忆点。

我举起生啤和川村店长碰了杯,按照日本人喝第一口酒前总要进行的固定程序,互道一声“你辛苦了!”后大闷一口,放下酒杯,我才感慨道:“不过现在想起来,在日本打工的那段日子,虽然辛苦得很,但仔细回味回味,还挺感慨万千的。”

“你是被那些打工的日子磨炼出来了,总算混出头,想想你爸妈得有多高兴哦。”川村店长放下酒杯后说道,“不过日本真多亏了有你们这些留学生,不然就靠我们这些腰疼眼花的老阿姨,日本经济早完蛋了。”

正如川村店长所言,私费前来日本留学的人,十之七八会选择打工。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2022年9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虽然较之疫情前大幅减少,目前仍有二十四万多名留学生在日本求学,其中就约有百分之六十七的人在课余选择了打工,而这一比例在疫情之前的2018年,则高达惊人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八。

日本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各种中短期打工族。日本高中生的学习任务并不像国内那么繁重,高中阶段便开始打工的学生不在少数;日本女性结婚后选择离职在家带孩子的现象仍然普遍,等孩子上了学,很多家庭主妇就会再次走出家门,利用孩子上学的时段,打一些短时间的零工;此外,那些常年奔波惯了的上班族定年退休后,不愿天天在家眼睁睁任时光荏苒,很大一部分人也会继续出去谋一份轻松些的兼职,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想证明自己依然存在一定的社会价值。

除了日本人之外,数量庞大的留学生群体更是这打工族当中的主力军。一方面,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使得日本社会不得不依靠这些来自国外的“廉价劳动力”来维系日常社会的运营。另一方面,日本由于地少物稀,又痴迷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因而从吃穿到起居,整体物价并不便宜。要是贴上“日本国产”的标签,价格更得翻上好几倍,例如一到夏天,就经常能看到一颗哈密瓜、一盒樱桃拍卖出几百万日元的咋舌报道。就连平时在外面简简单单吃碗面,换算下来,都得五六十人民币。而在日本打一个小时工的工资,大概就是一碗面的价钱。如果不是家底比较殷实,或者学业忙得焦头烂额,每个月靠国内汇来生活费在这里生活,总觉得有点冤大头,因而,很多留学生都会选择打打零工。如此看来,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留学生打工制度,可说是一项“你好我也好”的双赢政策了。

留学生办理打工资格的手续也十分简便,只需在最初入国时,在海关处申请一个“活动外资格许可”,盖在作为外国人身份证的在留卡背面便可。当然了,拿留学签证的人并不能无限制地打工,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八小时,寒暑假不得超过四十小时,也不得从事与风俗业相关的工作。记得刚到语言学校的时候,那个戴着厚片眼镜的日语老师就反复强调:“就连按摩店的清扫类工作都不可以哦,被抓到了有理也说不清,是要立即被遣返回国的!绝对不行!不行的哦!”语气过于强硬,反而给人一种心虚的错觉,仿佛如果真去什么小巷子里闪着霓虹灯的按摩店扫地,很有可能会跟他撞个满怀。

玩笑归玩笑,日本政府虽然需要我们这些留学生所提供的劳动力,但还是用法律提醒我们,来日本的目的是求学,而不是赚钱。可现实情况是,有些留学生会为较为丰厚的时薪所心动,拿着留学生签证,学校里却成天不见人影,一天打三四份工,签证过期续不了,便索性黑在了日本,继续过着疯狂打工的生活,心想着反正被抓了也就是遣送回国,倒不如在那之前先赚他个盆满钵满。

写到这儿,不禁想起之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张丽玲导演的《含泪活着》。她曾饰演过1987年版《红楼梦》里娇杏一角,后来也跑到日本留学,于2006年拍了这部纪录片,是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收官之作。它讲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一名工人丁尚彪在三十五岁的年纪,毅然决定跟随第一波留学大潮来到日本求学,希望可以借此改变自己和家庭贫困的命运。可这批满怀憧憬的留学生到了日本才发现,他们来到的是北海道一个鸟不拉屎的边陲小镇阿寒町,地广人稀,除了成片废弃的房屋就是老态龙钟的留守老人。别说打工挣钱还债了,就连当地的人都很难找到工作。丁尚彪在一个夜晚逃离了阿寒町,只身前往东京。可到了东京,原本联系好的日语学校却在签证上出了问题,丁尚彪想着跟亲戚们借的一大笔钱还没着落,一咬牙一狠心便留在东京成了黑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之久打黑工的生活。

丁尚彪来日本的时候,女儿还在上小学。为了日后能送女儿出国留学,丁尚彪没日没夜地打工,在餐厅掌勺、在商场清扫、在工厂干活……赚了钱也舍不得花,也不知道怎么花,每个月如数寄回去,夫妻两人仅靠一笔笔汇款和一通通电话维持着婚姻关系。最终女儿不负众望,高考后考上了美国纽约的著名学府。去上学前女儿在东京转机,父女俩时隔八年才再次相见。彼时女儿早已出落成了大姑娘,父亲兴奋地给女儿介绍自己生活了八年的城市,父女俩显得亲切却又生疏,是一直活在记忆和电话里的彼此突然出现在眼前。她长大了,他憔悴了,隔着漫长的时间的湍流,两人反而有些拘谨得如同远客。

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丁尚彪无法进入东京成田机场,只能在日暮里车站和女儿会合。短暂相聚后,翌日女儿又要前往成田机场飞往美国,丁尚彪同样只能在机场的前一站下车。下车前,原本有说有笑的父亲开始旁若无人地默默揩泪,女儿见他一哭,眼泪也就下来了。父亲下车后,久久站在月台上看着女儿的背影,直至列车消失在远处轻雾中,他依旧神情落寞地孑然独立着,环顾四周,来日八年,他依然是这个繁华都市里的局外人。就这样,丁尚彪从一个三十五岁的青壮年开始,黑在日本没日没夜地打工,在知天命的年纪,女儿也在美国即将取得医学博士的时候,终于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这部纪录片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每次都会热泪盈眶。我虽然无法赞同这位父亲用牺牲自己的生活来成就下一代的做法,但不容置疑的是,他是个极其伟大的父亲,是那个时代里钢铁一般的男人。张丽玲跟拍了十年,记录了这个钢铁般的男人在日本渐渐生满铁锈的十五年。纪录片的最后,消瘦苍老的丁尚彪坐在回国的飞机上,看着窗外渐次远去的日本大地,两眼通红地默默合掌致意,像是在祭奠自己挥洒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滴泪与汗,以及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年时代。每次看到这里,我总会想起当年即将落地日本之前,那个坐在飞机上看着脚下陌生灯火连绵如星河的我。他去我来,那时的我与影片中即将同这片土地永别的他,形成了某种平行时空层面上的对照。我们虽然素未相识,但却在那一小格相似的飞机窗玻璃上,看到了彼此淡淡的投影。

当年的我也像影片中的丁尚彪一样,为了所谓的改变命运,不顾一切跑来日本留学。我出身农村,家境并不富裕,但从小学习成绩不赖,父母也尽全力供我读书。记得小升初那会儿,父亲决定送我去一家私立初中,比起公立初中要多交两千块的“培养费”,这两千块还是父亲向左邻右舍借钱凑出来的。高考我还算争气,考上一所还不错的大学,毕业后没经历什么坎坷,进入一家大型出版社,做着体面的工作。可一颗想要看看外面大千世界的心,一直在胸膛里文火慢炖着。工作之余,我私下里联系好了日本的语言学校,确认了所有的留学手续后才跟家里提及。父亲听后表情十分的冷静,既不表示反对也不予以支持,只是一边抽烟,丢下一句:“想去留学可以,但钱这方面你自己想办法。”母亲当时紧皱着眉,一直叹气,在昏暗的灯光下扒着烂黑的棉花果,是未能绽开就因下雨落到地上的,一个个捡回家,熬夜扒开,虽不及白棉花值钱,积少成多,多少能换些票子。

得到父母的“默许”后,我便开始准备各种留学材料,可最大的难题当然还是钱。留学签证材料里需要一份三个月的定期存款证明,我记得大概是十来万的样子,当时家里刚建了新房子,还欠着外债,根本不可能有十几万的存款。我便跟亲戚们开口借钱,可建房子借的钱还没还上,亲戚们也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也有各自柴米油盐的日子要过,有自家的孩子需要培养成人。得知我想去留学的事情,一开始他们也没说什么,这次我主动开了口,他们倒也借此机会劝起我来,圆滑世俗的话语颠来倒去,说白了无非同一个意思——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你父母供你读到大学已经不容易了,还是安心工作为好。说实话,当时满脑子想改变命运的我,听了那些话,只觉得他们铁石心肠,反而更加坚定了我要出去留学证明给他们看的决心。最终,我拉下面子,跟大学里一拨玩得比较好的朋友们借钱,好歹凑够了那十几万,存进银行,准备好所有的材料,递交了留学签证申请。

没过多久,签证很顺利地下来了。临行前,母亲替我收拾行李。虽然她嘴上没说,但我知道她是开心自豪的。我是整个家族、甚至是从那个小村庄走出去的第一个留学生。小半辈子过下来,她活得总是那么抑郁,从三十几岁起脸上就爬上了皱纹,也曾有过几次试图自杀的举动。我记得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妈妈要不是看着你觉得舍不得,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我是她清贫生命里唯一的骄傲,是她可以在其他兄弟姊妹面前挺起胸膛的唯一筹码。以前年少不经事,听到她在亲戚邻居面前显摆我这我那,我总是会粗鲁地打断她。现在想来,只觉得心疼。我很庆幸自己意识得还不算晚,疫情之前偶尔回国,母亲还是会在众人面前炫耀我这个在外留学的儿子,我虽然依旧觉得浑身不自在,却从未再阻止过她。

2015年7月13日傍晚,我登上了前往大阪关西机场的航班。不知什么原因,登机后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飞机才起飞。一颗兴奋又忐忑的心一直悬空着,仿佛不到安全降落的那一刻,一切就都还会有叵测的变数。到达关西机场已是半夜,我看着窗外全然陌生的异国夜色,脑袋里嗡嗡的,是因为生理和心理还处在不同的时空里。以后每年到了这天,就像是此刻的“我”和之前每一年的“我”之间的秘密纪念日一般,我总会翻开那天发过的朋友圈看看,回想当时坐在飞机里的那种惴惴不安的心情,还有同那张皱巴巴的机票一般,被我汗涔涔拽在手心里前途未卜的未来。

语言学校位于近畿地区的神户市,一座雅静端庄的海边城市。周围的一切都是新的,是我生命钟摆里的时针走了两圈之后,又回归到了原点。父亲虽然说过留学的钱让我自己想办法,可我临走前,他还是凑出了两万块,替我交了第一笔学费。在国内生活了二十几年,早已习惯了抱着半个西瓜用勺子挖的物价,突然来到一个“西瓜切八块,每块卖三十”的国度,站在超市一排包装精致的水果前,反复看着标价,心里总得日元人民币换算个半天。就像是原本稻麦不分的姑娘嫁到婆家,突然受命当起了家,日子的方方面面都得精打细算起来。为了解决生活费,我很快便开启了打工生涯。

第一份工作是在六甲山人工岛上的一个工厂里,是语言学校介绍过去的,学校和他们应该有合作,长期替他们介绍兼职人员,从中拿点回扣。这个工厂是日本肉制品行业巨头“伊藤火腿株式会社”的冷藏仓库。人工岛风景优美,碧海连着湛蓝的天,海鸥翱翔浪漫,巨轮在白浪里高鸣起航,就环境来讲,是个令人心生愉悦的地方。工作的内容也并不复杂,也无需多好的日语能力,只需按照各个超市的订货单,从一排排货物架上找到相应的货品,塞到一个纸箱里后,送给领班的日本人确认。由于都是肉制品,仓库里只有几度,大夏天也得穿上笨重的棉袄,戴上帽子、手套、棉口罩工作,只能看到对方的一双眼睛。员工之间也没什么交流,大家仿佛都是一根鱼线上的那一颗颗橙色的浮标,被一张张订单拖拽着游来游去。

员工里有几个中国来的研修生大姐——“研修生制度”也是日本吸收外国劳动力的重要来源,美其名曰是来研修技术的,实则就是从国外大量引进廉价劳动力,做一些流水线的机械工作。在陌生的环境里看到中国人,一开始总觉得亲切,可慢慢发现他们跟你的交流,也仅仅限于日常的打招呼,眼神里是漠然的疲惫。后来我才意识到,除了他们这些常年的员工,这个工厂里人来人往如食客,流动性很大,已经有太多像我一样刚去日本的留学生过去,没过多久就选择了辞职。既然都是云烟过客,又何必掏心窝子嘘寒问暖。

机械枯燥的工作内容让我内心产生巨大的落差。想想之前的工作,我每天坐在舒适明亮的办公室里,审稿、策划图书、联系作家、和美编讨论排版设计,秋天还会参加集团举办的划龙舟大赛,年底还有盛大的年会可以尽兴。虽说一开始工资不算理想,但终归是个体面有趣的工作。而现在,却要穿成南极探险队的样子,在一排排货架之间寻找全是日语片假名的辣味香肠,会因弄错特惠装和普通装遭到日本人领班的白眼。晚上精疲力尽地回到出租房(当时住在一幢一户建最上层的狭小阁楼里),躺在地铺上,看着头顶一格小小天窗外逼仄的夜空,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应该像亲戚们当时劝我的那样,安安分分地工作,而不是来日本成为鱼线上一颗被现实生计来回拖拽的浮子。

可我像当年的丁尚彪一样,没有了退路。我只能在前行的路上劈开一条条另有可能的岔路,迎头摸索。在工厂干了两个月之后,压抑冷漠的工作环境还是让我毅然决定辞了职。可生活还在继续,房租要交,学费要存,学校介绍的工作我不想干,只能靠自己寻找兼职。对于像我这种刚来日本,日语还不行的留学生来说,中国人经营的中华料理店是很多人的首选。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料理店帮厨的工作。

料理店名叫“青岛”(估计是因为青岛啤酒在日本比较出名的缘故),开在神户三宫街头繁华区的一幢三层小楼的二楼,楼上是有美女陪着喝酒的小酒吧,楼下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按摩店。“青岛”从晚上六点营业到早上五点,赚流连于花街柳巷的酒鬼们的钱。店主是一对福建来的小夫妻,三十来岁,为人很热情。两人也曾来日本留学,在语言学校相识相爱,老板在留学期间也在中华料理店当帮厨,结婚后就盘下了这家小小的料理店,做起了料理人。命运往往就是如此的奇妙,很多人从未预料到过自己会从事现在的职业。我想如果有人采访一下日本中华料理店里掌厨的,十有八九会说他们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厨师,就像《含泪活着》里的父亲和“青岛”店的老板一样。

“青岛”店面很小,十几平方米开方,只能容下五六张桌子。老板负责在后厨炒菜包饺子,老板娘则在外场接客做酒。我一般从晚上六点上到十二点,一周上三四天,时薪不算高,神户市当时的最低时薪,不到九百日元的样子,夜里十点之后多加百分之二十五。但由于是现金支付,政府系统里没有记录,每个月需交的健康保险金就会按照没有收入的标准征收。而且每次下班前,老板还会做一顿便餐给我吃完再下班,又可以省下一顿餐费。

深夜下了班回家,经常会在楼下碰到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露出甜美的笑,用略带口音的日语问我要不要按个摩。问过几次后许是意识到我是二楼餐厅的员工,她也就只会笑着说声“辛苦啦”。之后听老板娘说,这个小姑娘也是中国人,老家好像也是福建那一块的,估计已经黑在了日本,在楼下的按摩店里上班。虽然算是半个老乡,老板娘却嘱咐我少跟楼上楼下的姑娘们交谈,一个个看着人畜无害的,其实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儿,楼上的酒吧一屁股坐下来,光座位费就得五千日元。

料理店的工作我适应得很快,一开始只是在后厨帮忙准备食材、洗刷碗筷,后来渐渐干习惯了,老板娘忙不过来的时候,也会叫我去点单送菜。这份工作虽然仍远不及小说编辑来得轻松舒适,但至少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市井热闹的。当然了,我并不是说在工厂上班的人们没有生活,只是那样的生活着实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饮食店的工作其实也不轻松,店面虽小,老板做的包菜猪肉馅儿的煎饺却远近闻名。到了周末,更是连逼仄的走道里也要塞下简易桌椅,客人点上两盘煎饺一杯生啤,吃完后又换下一拨客人。我常常半夜一身油烟味,骑着自行车沿着JR铁道线回家,途中会路过一条从六甲山流下来的湍河。我有时会在桥上停下来,趴在石栏杆上抽根烟,看远处神秘无言的六甲山,听脚下昼夜不息的潺潺水流声。初来日本打工时的落差感日渐消散,这让我既欣慰又有些担忧。我既渐渐适应了打工生活,却也站在了疲于奔命的死循环入口。可一根烟抽完,我立即骑上自行车回家,得抓紧时间洗漱睡觉,明天一早还得去语言学校上课。

“青岛”夫妻俩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刚上幼儿园,女儿刚会牙牙学语,都放在福建老家给奶奶带。店里闲的时候,夫妻俩便会像两个趴在草地上观察螳螂的小孩一般,挨着头趴在厨房里的灶沿边,用家乡话和视频那头的两个小孩说话:“有没有听奶奶的话?”“睡觉前不准吃巧克力了,牙齿要坏掉的。”“爸爸妈妈很快就回去啦,你从今天开始数,数到一百爸爸妈妈就回去了。”欢快的语气里隐隐总有那么一丝无奈,视频结束后,总是会听见老板娘无可奈何的哀叹。闲下来我问老板娘为什么不把小孩接过来一起住,老板娘说他们夜里上班,白天又要睡觉。两个小孩还太小,他们奶奶又一句日语不会说,接过来也没人带。只能等孩子大些再看。我点点头,没说什么。老板娘末了却加了一句:“可一直不在身边,等孩子大了,也就不会跟我们亲了。”

有时候看着他们细碎的日常,会觉得羡慕,心想这就是寻常婚姻该有的样子。他们每天忙于买菜开店,下了班回家倒头就睡,没什么时间出去玩,来日本十几年,也没交到什么朋友,夫妻俩也就成了在这异国他乡里彼此唯一的依靠。他们赚的钱也像丁尚彪一样,定期换成人民币,汇回国去,养小孩,建房子。听说他们用在日本赚的钱,回老家建了栋气派的三层小洋楼,却只有父母和两个小孩住在里面。

可成天工作生活都绑在一起,摩擦在所难免,夫妻俩斗嘴吵架也是家常便饭。最厉害的一次,就因老板娘多睡了会儿觉,买菜来店里晚了些,店里一开店就涌来一拨客人,点了一堆菜。每次客人不喝酒光点菜,老板就会烦躁,因为一道菜的利润远没有一杯酒的利润高,还费时又费力。老板一边噼里咣当颠着中华铁锅,一边数落老板娘的不是。夫妻在一起生活,一旦一件小事看不顺眼,对方做什么都会变得碍眼起来。就跟吃饭吃到一根头发一样,其实可能只是粘在了碗边,但一下子一筷子都不想动了。十几平方米的店面,厨房的狭小程度可想而知。老板娘被他骂得一句话不说,进厨房铲冰块也没吭声,老板端着锅转身准备装盘时,差点浇到她身上,便火力全开谩骂了起来。老板娘也窝了一肚子的气,多少年的埋怨都泄出口来:“头晕多睡了会儿怎么了?我跟着你这些年,每天日夜颠倒的,还不到四十,脸都老成什么样了?跟着你过过几天好日子?”说着说着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也许是仗着我在一旁会拉住她,老板娘拿起砧板上的菜刀就要往老板砍去。我隔在他俩之间,从老板娘手中夺过菜刀。餐厅里欢快的中国风音乐开得很大声,客人们在高谈阔论着,没人注意厨房里的动静,见迟迟没人出去,还不停地大声催促上菜。我只好硬着头皮从老板手里接过锅,装好盘端了送出去。后来有次跟他们说笑,我说得给我涨工资,我这又刷碗又上菜,还要忙着给你们劝架的,哪有这么使唤人的。老板憨憨地笑笑,说要不请你去楼下按个摩?被老板娘照着后脑勺就是轻轻一巴掌。

我在神户的语言学校待了近两年,在这家料理店也干了近一年半。离开神户后,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料理小店,想起小店里那对动不动就刀光剑影相见的夫妻,刀剑亮相后收入鞘中,又是相濡以沫搀扶走下去的绵绵岁月。后来我以这家小小的料理店为题材,写了篇小说发了出来。之后偶尔有事去神户,却再也没去拜访过他们。因为在那篇小说里,我给他们唯一的孩子安排了死亡,我知道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读到那篇小说,但总有点做贼心虚的愧疚。

2017年春天,我考上了大阪某大学的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回想起自己的二十代,总觉得不可思议,像只一直在迷雾森林中寻找出路的鹿,慌里慌张的,看见哪里有光就往哪跑。大学在以理工科闻名的大学学英语,毕业后却进入一家出版社当中文小说编辑,工作一年后辞职,跑到日本,最终却选择了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听日本老师用日语讲鲁迅、讲新感觉派、讲中国独立电影的窘境、讲古汉语发音与现代日语的渊源。常有人在得知我在日本学中文时,会不自觉地发问:“为什么啊?”是啊,为什么呢?我也问过自己无数次,为什么呢?为什么来日本?为什么在日本学中文?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跑来刷盘子?为什么写小说?为什么要试着记录下不可能完整的过往?我们似乎每天都在询问着一些“为什么”,这诚然是好事,可以让我们保持思考的习惯。但生活不是数学,大多“为什么”就连当事人都说不出个中缘由。就像是高中语文的阅读理解,画线部分的比喻句隐喻了什么,表达了作者怎样的不满,抒发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学生解答起来头头是道,可拿给作者本人,却是满脸的为难:就是个比喻句啊,我写的时候也没想这么多啊!一路走到现在,我仍然会问自己很多“为什么”,但从不再追求什么答案。

考上研究生之后,我搬来大阪,又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说是新的开始,但深究起来,其实也是换汤不换药,打工的日子仍在继续。就像日本有一种很著名的拉面,店家几十年不换面汤,一口大锅昼夜二十四小时咕嘟咕嘟熬着,只要不断往老汤里加入新料便可。端出去给客人,又是刚出锅的一碗新鲜美味。人生也是如此,换了环境总觉得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但其实都是在之前的底料里添入未知口味如何的新食材而已。丢却任何一个看似无所事事、从早睡到晚的“昨天”,都无法塑成“今天”的这个自己。这事往大了说是宇宙相对时空的奥秘,往小了说就是一碗面汤的事儿。我凭借之前打工积累下的“底料”,很快又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店找到了新的兼职。

咖啡店的店名直截了当,就叫做“咖啡馆”,是日本一家大型连锁饮茶店的“我孙子町”分店。相较于之前神户市中心的“青岛”,这家位于大阪南部边郊地带的咖啡馆,则更像是一个温和的大家闺秀。由于开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区,客人以当地的居民和学校的学生为多,做的是细水长流的常客生意。当时我刚搬到大阪,路过时进店喝了杯招牌炭火咖啡,觉得不错,结账时便斗胆问了句是否在招工,第二天就接到了店长打来的面试电话。这一干,就是整整五年,从研一一直干到了博三,连说出来的日语都不自觉地带了点儿关西腔调。

如果说,之前工厂和“青岛”的打工,我还是在为了生存,被生活牵着鼻子走的话,在接受了打工是留学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之后,我学会了利用它。在咖啡店打工的那几年,我已经不再简单将其视为一个赚钱糊口的场所,而是我窥得日本风土人情的一个窥视孔。我开始观察店里的每一位常客,感受巨大落地窗外那棵香樟树一年四季的变化,试着与店里的其他日本员工成为朋友。我将这些所有的元素一股脑吸收进体内,用心底的温火细细熬着,熬成一锅锅可以塑成任何形状的铁水后,我又开始写小说了。

刚来日本那会儿,每天疲于奔命,我有很长时间都未再动笔写过小说。看着国内和我大抵一起出现的90后作家们一个个写成了气候,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落,觉得自己因为想要“改变命运”,却在无形之中,被柴米油盐偷走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当我学会了穿过打工的镜面,看到背后生动真实的生活细节之后,心中那种原始的诉说欲望再次被唤醒。我经常一边手冲着咖啡,一边观察收集目光所及的生活的零碎,杂糅重组,丢进我的一篇篇小说里。因而我小说里的登场人物们也大抵爱喝咖啡,他们坐在窗明几净的咖啡厅里谈情说爱、嬉笑谩骂,是现实窗玻璃上的人物身影映照在了小说世界的帷幕上。

近几年,当我的名字时不时出现在一些杂志的“海外华语作家”栏目里时,我才意识到,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什么既定成型的命运,因而就根本不存在“改变命运”一说。这些年的打工琐碎,也从未偷走我生命中的任何东西,而是为我开辟了另一条蹊径,沿途有着我一路独自看过来的别样风景。

用餐接近尾声,我有些微醺,川村店长还是面不改色的样子。河豚火锅还在咕嘟咕嘟沸腾着,我是再也吃不下了。

川村店长又点上一支烟,吸了口后轻描淡写地跟我说:“你还没听说吧?咖啡馆再过两个月就要关门了。”

“啊?”我从座椅上直起身子,酒一下子醒了不少。

“都是疫情闹的,营业额一直上不来,总部那边就决定关了‘我孙子町’店。”

“那你怎么办,去其他分店吗?”

川村店长摇了摇头说:“我到了这个年纪,再去其他店也干不了几年。索性就让我提前退休了。”

“你就甘心这么退休了啊?”我心里替她叫着屈。

“我这性子,在家哪待得住。”

“那你有什么打算?”

“准备去家附近超市的生鲜部门,每天卖卖海鲜,活儿很轻松,下班也早,还可以回家做做饭。在咖啡馆干了三十年,一天忙到晚,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

我看着她若无其事的样子,觉得有些心疼,体内的酒精开始回流作祟,眼泪猝不及防地就滚下来了。

这倒把川村店长吓了一跳,她连忙掐灭烟头,倚过身来,拍了拍我肩膀,压低声音跟我说:“你个傻小子,哭什么啊?不就是换个地方打工嘛!生活还在继续,我们还可以约了一起出来喝酒的啊。”

“我是想到你这三十年都付出给了咖啡馆,结果却被他们一脚踢开……”

“我是替咖啡馆打工了三十年,但并不是卖给了他们,这三十年从来都是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啊。快别哭了,这么大的男孩子,要笑死人了。”

此时,之前的越南女孩过来收拾碗碟,我转头佯装在包里翻着什么。许是为了给我整理情绪的空隙,川村店长抬头对她说:“打工很辛苦吧?在日本要好好努力呀,你看这个哥哥也跟你一样,一路打工过来的,现在在大学里当老师,厉害吧?”语气里满是难抑的自豪,仿佛我真是她儿子似的,就像母亲以前在亲戚邻居面前炫耀我一样。

琪官,原名陈琪荣,1992年生于江苏盐城。日本大阪公立大学文学研究科研究员,中文讲师。日本华文作家协会成员。小说、散文散见于《西部》《香港文学》《青年作家》《青春》《湖南文学》《特区文学》《安徽文学》等刊,有小说被《长江文艺》《小说月报》转载,曾获“《日本华侨报》杯”第三届日本华文文学奖“优秀小说奖”,长篇小说《无姓之人》付梓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