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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汉语诗歌的里下河表达 ——第十届全国里下河文学研讨会综述
来源:文艺报 |   2023年02月26日23:01

近日,由江苏省作协、泰州市委宣传部、文艺报社、鲁迅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扬州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十届全国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在泰州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施战军,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泰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刘霞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徐可、李少君、丁捷、丁帆、王彬彬、张清华、罗振亚、王尧、傅元峰、汪政、张光芒、何平、王干、朱辉、胡弦、庞余亮、龚学敏、霍俊明、谷禾、育邦、何冰凌、杨青、周明全、傅逸尘、林森、何同彬、韩松刚、张堂会、周韫、钱成等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开幕式并围绕里下河文学创作进行研讨。

开幕式上,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市新闻出版(版权局)局长周焕祥发布了“泰州刘熙载文学评论奖”。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文学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江苏省作家协会和泰州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立“泰州刘熙载文学评论奖”,并举行评审、表彰活动。该奖是以刘熙载命名的国内首个单独设立的文学评论奖项,旨在奖励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优秀成果,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发展。“泰州刘熙载文学评论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奖励专著2部,各奖励10万元;论文6篇,各奖励5万元;另设特别奖1名,奖励本土文学评论人才,奖金2万元。奖项评选范围为: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正式发表和出版的原创性中国当代文学评论论文和著作(不含论文集);海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汉语论文和著作(不含汉译论文和著作)。

里下河诗歌的美学特质

“里下河这么一片诗意的土地上,当然会生长出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在徐可看来,里下河的诗歌创作并不是一种风格,每个诗人的风格、题材都是多样的,比如泰州的孟国平《苦难记忆》《苦难叙事诗》以二战纳粹集中营难民的遭遇为题材,非常凝重,读起来让人窒息。盐城孙昕晨的诗以农业、农村、农民、粮食、四季、动物作诗,让我们看到了古老的村庄在向现代化转型中的纠结、喜悦和欢乐。南通的小海是相当成熟的诗人,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扬州汪向荣的诗歌关注山水,蕴含着深刻的哲思。淮安刘季的作品体现出深厚传统文化根基和古典诗词功底,像《何似在人间》,就直接来自苏轼的词,他的作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融入了现代诗中,使传统文化在现代诗中得以活化。

李少君认为里下河诗歌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抒情性。抒情是中国诗歌最基本的特质。中华民族是文化共同体,也是情感共同体,抒情性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抒情性是古老的,又是非常当下的。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一体化、同质化、机器化对人类造成了压迫,情感转向成为新的潮流。里下河诗群最重要的特点是抒情性,抒情性是里下河诗歌能够不断延续下去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里下河本身就是一个情感的共同体。第二是地方性。地方性是中国文学很重要的特征。地方性一方面是自由发展和成长,另外一方面也存在竞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性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地方性既古老又现代,其实就是地方生态完整性,包括土地、自然、人和文化共同体。里下河既是一个自然的共同体,也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地方性就是家园感,是在不确定性增强的时代,大家的一种认同、一种凝聚力、一种自我保护。

丁捷用“五好人格”来概括里下河诗歌创作的特点:“好高骛远”,里下河的人总是不安于现状,追求更遥远的目标;“好自为之”,里下河人有自我审度的品性,同时自恋性非常强;“好为人师”,里下河人从事教育受到了一定的尊重,获得了一定的价值,几代人身上有一种好为人师的特性;“好弄文辞”,善于夸耀,善于关注并描绘他人和社会,善于传达自己的思想和人格,讲话非常注重修辞,这是诗歌型人格的一种外在形式;“好大喜功”,里下河地区的人不管把事业做得多大,都希望通过家乡或者是通过他们的言语和眼睛,找到自己成功的影子。

丁帆对里下河的诗歌创作提出五点建议。第一,主题并不需要集中,但是题材需要考虑相对集中。也就是说,舍弃重大题材,推进生活本身的描写,这应该是里下河题材的表现。第二,创作方法多样,但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一个更基本的方法,是更适于里下河文学的两种创作方法。第三,文体可以多样,主要是小说、散文和诗歌,但是风格要有特征。在作家和读者看来,他们有独特情调,从本土来说,一看就有着水乡地域色彩的风味。总之,它是有明显的生命度。因此,无论是哪种文体,都应该把风景化、风俗化、风情化融入其中。第四,从以上三条建议当中,纵观文学史发展来扫描里下河文学。除了要进一步发挥里下河文学的集团创作效应以外,要思考如何让里下河文学创作群体走向全国,走进文学史。仅仅停留在短篇小说、散文以及诗歌的创作中还是不够,必须有几部重大的长篇小说面世,深深地烙上里下河文学的印记,才是它成功的标识。第五,里下河文学的作家作品必须跟上。作为里下河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不能缺失。

张光芒认为,里下河不仅仅是诗歌抒写中的客体对象,也不仅仅是诗歌创作借以寄托情思的意象,里下河本身已经成为诗歌审美中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环节,这里的人、物、情三位一体,充分体现出里下河诗歌美学的地域特色与文化气质。诗歌美学的里下河路径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表现在里下河诗歌的地理层面。在北方有金色十月之说,说的是秋天是金灿灿的收获的季节。但在泰州诗人王干荣的小诗《三月的水乡》中,则这样写道“三月的里下河腹地/堆起了/一垛垛的/黄金。”在里下河,阳春三月恰恰是堆起垛垛黄金的季节。这也许是最直观的地理诗学。第二个层面是里下河诗歌的文化诗学层面。其历史意识、文化意识非常强,表现出20世纪以来文化转型与现代性追求中的特别路径。如盐城诗人宗昊就善于在诗歌中描写里下河平原的深邃和神秘,里下河诗歌的地方路径就进一步从地理诗学到文化诗学再深入至生命美学的层面。第三个层面则表现在生命美学的层面。里下河诗歌常常写这里的深沉和苦难、历史与沧桑,还有那种坚忍的精神和意志,充满了浓厚的理性思辨力量和感人魂魄的悲剧美学精神。

在张堂会印象中,里下河诗歌呈现出水域弥漫的样子,具有坚强、妖娆、温润的抒情特质。他认为诗人对干涸的大地,水流畅的滋生与蔓延,重新获得生机的瞬间进行创造性的书写,体现了水流与土地之间深层生命之间的关系,给人一种诗性的表达。希望里下河地区的诗人能够生在里下河,超越里下河,结合深厚的地方历史文化,对自我主体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入的开掘,对一些复杂深邃的人性,包括当下历史的推论,能够丰富当下里下河诗歌的作品层次,探索出一种丰富多维的里下河诗歌空间。

地方基因与里下河诗歌创作

霍俊明认为,由盐城的姜桦、孙昕晨、义海、苏小北、王一萍、宗昊、王忆等七位诗人,在区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层面可以将目光延伸到泰州、淮安、扬州和南通等地,也就是所谓的里下河地区。里下河即江苏江北里运河(里河)与下河之间水网纵横的碟形低洼地带。与此同时,又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即当我们认定存在着一种“里下河”文学传统的话,那么这些诗人就会天然地被认为具有地方基因和文脉延续的责任。反之,如果不具备的话,在文学史叙事和相关的认定中他们就难以享有话语的权利。确实,写作者与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密切的互动关系,比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以及德里克·沃尔科特都强调“小地方癖性”,即一个写作者总是围绕着自己熟知的空间展开写作,这种写作被认定为是真诚和真实的,“一个诚实的诗人,方圆三十英里就是他写作的界限”。由此,就看到了多年来一直在写作“滩涂”“海边”“湿地”区域的姜桦,显然地方基因在他的诗歌中有着显性的对应。每一代诗人的“抒情”方式和话语类型也总是会与认知事物的眼光、角度和态度密切关联,而这与个人经历、时代氛围是有关联的,就盐城的这七位诗人而言他们在代际上的差异(涉及“50后”“60后”“70后”“80后”和“90后”五个代际)又总是会体现出彼此在个性、认知、话语以及诗格上的不同。与此同时,我们又总是会发现其他一些地方风格弱化的诗人,在他们身上以及文本中并没有刻意强化这一地方诗学的属性和印记,而是在更为幽微的个体渊薮、日常细节和普遍的意义上面向了没有被标签化、物化和符号化的空间。比如苏小北、王一萍、宗昊、王忆等诗人的创作。

在霍俊明看来,优秀的诗人必须具备“深度凝视”的精神视野和参悟能力,必须具备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和语言、认知层面的求真意志。这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视,华莱士·史蒂文斯意义上的“生命诗学”得以诞生,这也是消逝时刻的见证,是时间渊薮中命运轮回的轨迹。他尤其沉浸于那些既内敛又不乏戏剧化效果的诗歌当中,因为它们携带了精神寓言和命运的启示性,甚至它们还往往是自我与自我争辩的产物。这所揭示的正是内在化的真实,比日常现实更高的精神真实、生命真实与修辞真实、想象真实。这是存在意识之下记忆对物化世界以及自我的凝视或盘诘,是个体主体性被激活的精神能动时刻,是生命和终极之物以及不可见之物在心象和不可见之物上的呈现、还原和复活。这是为了抵达和加深“语言真实”和“精神自我”,拓展想象力的极限,拓展对自我、存在以及世界的认知途径。

胡弦谈到,地方性在诗群里面的体现方式大体有两种。第一种是地方路径,一些人生活在一个地方,地方性很明显,通过地方路径进行表达,朝向更广泛的世界进行表达。另外一种,虽然是诗群,但它是松散的结构,或者是网络结构,成员不局限在一个地方,很多人很多地域组成在一起,有时候没有明确的主张,但是有群聚的效果,形成一个场域,很多人在这个场域当中进行写作。里下河的命名带有自然性,通常容易被误导为一种乡土,实际上未必,因为里下河是五个市,而且它当中有那么多发达城市,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当代性、现代性。即便在一个小地方,它也拥有广大的前途,它的写作也会朝向无限性,因为它面向的是整个世界。

谷禾认为,如何看待诗歌写作的地方性问题,不要用里下河的眼光看世界,要用世界的眼光打量里下河,这种地域性呈现在诗歌当中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而普遍性和典型性恰恰是个人诗歌写作最重要的品质。不管是诗歌还是其他文学样式,写作的核心除了地方的、自然的、生态的、历史的、文化的,更重要的还是人,它应该是一切写作的核心。

何冰凌认为,大部分里下河诗人具备了一定的风格化和辨识度特征。里下河诗群带有鲜明的水乡地域色彩,带着里下河的DNA。这是时间之河、叙事之河,也是生命之河、诗歌之河。从一粒米、一滴水到一条河、一个平原,里下河构筑了奇伟而壮阔的文学景观。在阅读中,反复出现的平原、滩涂、河流、村庄、棉花等意象,包括戏曲,很多诗人都写到这个题材,如淮安戏等。故乡的河流、辽阔纵横的滩涂,弥散着凭海临风的气息,有生活的厚度和情感的深沉,向传统和地方性进发。淮安诗人沙克的《里下河卷轴》里提到的“妖娆、温润和生命力”,可视为里下河诗歌审美特点的一个提炼。除了题材上的共性特征,里下河诗群差异性较大,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比如小海诗歌,带有独异性。“北凌河”“串场河”等意象构成小海诗歌独特的地理风景,它们是诗人写作的根脉,是精神坐标式的存在。义海诗歌比较重视复杂的意象嵌套组合,部分作品的语言有陌生化倾向和戏剧化效果。孙昕晨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作品视野较辽阔,2000年以后的作品在形式追求上做得更突出一些。早期的一些作品以深厚的语言力量做支撑,情感的穿透力比较强。譬如写一粒米的历史,其实也是抒写农耕简史和未来农业发展史。

在韩松刚看来,诗歌对地方性的表达是间接的,间接性决定了写作诗人的面向,超出了某种地域性的写作局限,而具有一种抽象性和沉思性。这是诗歌文体非常独特的地方。里下河诗歌当中对于具体事务、自然事务的表达,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里下河的诗歌超越了里下河地域性的限制,它不注重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特殊背景。在这样的诗歌当中,看不出特别具体的时代性,这是诗歌特别重要的一个品质。里下河诗歌写作不像小说写作那样具有一种审美的普遍性,或者是传统的延续性,但是纵观里下河几十年来的写作脉络,还是能够建构起里下河诗歌的精神谱系。

里下河诗歌丰富多元的创作风貌

张清华对几个诗人的文本进行了具体评析。在他看来,庞余亮的诗是朴实的,无论是思想、情感,还是语言,都是强烈的“在地性”的写作。他是充满灵动的、善于动人心弦的诗人。他的诗意不离开故乡、亲人、童年、土地、农事、村庄,但却不是像海子那样将其形而上学化,庞余亮的故乡是实在的,在时间上指向过去,如童年的回忆、乡村的事物种种。这就赋予了这些诗句以浓重的乡土气息与怀旧意味,因为童年的乡村是清寒而破败的,往事也总让人有淡淡的愁绪与伤怀,而这最终变成了他特有的气质与风格。孟国平的诗也给人比较大的震撼。他的诗有点像是冯至《十四行》的当代版,接近于一种有哲理的生命抒情诗,语言富有气势,气象也堪称宏丽,讲究修辞,风格很有些典雅之气。他的诗越到最后,越显示了坚定和深邃,可见是一个非常具有成熟气质的诗人。崔益稳的诗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其朴实的、略带俏皮的语言,他的有明显现实感的、亲切而又富有痛感的诗句,似乎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衍生和繁殖力。高友年的诗句中充满了强烈的动荡性与力量感,她内心的激烈、青春的荷尔蒙气息,对应着外部世界的生长与裂变,所以她的意象充满了变乱激荡的意味,仿佛刻意嵌入了野蛮与力的元素,豹子、大海、刀锋、毒药,这些东西在她的诗意中产生了明显的支撑与发酵作用。在她的创作中,似乎隐约可以看出伊蕾式的抒情,只是这个主体并不只呈现作为“女性”的柔弱与奔放,而是一个十足独立的生命个体。这是她们之间的差异。高友年是一个内在张力较大的诗人,饱满而充沛,未来应该有更大的成长,不可小觑。金倜的诗在题材和主题上与庞余亮很像,但路数和风格要年轻许多,由一点点流行风的味道,但并不轻飘。他追求流畅的气息,句子的自我衍生性比较强。另外,金倜的诗也比较有力量,句子有雕刻感,有透过表象深入到精神和心灵的能力。孔维兵的诗开始读时似乎感觉并不起眼,但读着读着就发现了他的不俗。他的作品很有时代感,很有内在的反思与批判精神,仅就这一点,就值得重视。他的写法大致是口语诗路子,以短句子为主,表面看来有点俏皮意味,实则相当内敛。邵满意的诗似乎比较接近于散文诗的风格,取材某个生活片段,或是生命处境中的某个时刻,是一种内敛的吟咏,倾向于一种体味和“沉浸式”的写作,风格隽永,语言的弥漫感很强,也是比较成熟的诗人。

罗振亚认为,同种族、时代一样,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塑造至关重要,淮安的自然、风俗与历史、人文因素,在它区域的诗歌情感和审美取向上打上了深刻的影响烙印。淮安诗歌是有根的,立足于内宇宙和身边的现实,“走心”又“接地气”。出于对上世纪后期一度受宠的圣词、大词的警觉,诗人们少在抽象纯粹的精神世界高蹈,更不企慕虚无缥缈的“彼在”空间;而是有意识地“及物”,凝眸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生活状态,在氤氲着人间烟火气的此时此在境遇中建构日常诗学,从日常生活的海洋中采撷美妙的浪花,并表现出将日常经验转换、提升为诗性经验的能力。大树、刘季、沙克、十品、苏宁与邹黎明等六位诗人的文本均保持着较高的艺术水准。除了普泛启用的熟练的意象、象征性思维和自然亲切的语式,和国内的诗风同声相应外,他们的诗里又添加了两种新品质:一是由于主体知觉力的出色,文本在与向生活、现实“下沉”同步,体现出超越于琐屑的形而上的“上升”状态,达成了认知世界和人性思考的的融合;二是为加强诗歌适应生活的能力,有意尝试向小说、戏剧等文体的长处借鉴,进行跨文体写作,以缓解诗歌文体自身的压力。

“里下河诗歌在题目中直接出现或以文本镶嵌的方式,不约而同地都写到了与水相关的意象,水意象差不多成了淮安诗歌的词根。”罗振亚谈到,水意象的诗意弥漫是水系发达的淮安地理、文化特质的自然折射,柔媚婉约,也是偏于柔逸精巧诗风的凸显与凝聚,说明它属于典型的南方诗歌。但是,一如在兼具地理称谓与文化内涵的概念“里下河”中,淮安区域和扬州、泰州、南通、盐城同中有异,淮安诗歌有相对优美为主体的风格取向,但并没以共性规约每个个体的追求,六位诗人在体验、思维、意象、想象、话语方式上魏紫姚黄,各臻其态。新归来诗人沙克进行的是有难度的写作,想象怪诞,诗中多隐喻性意象,“思”之内涵与大跨度的时空对接,风格粗粝,有传统气,也不易把捉。苏宁的诗带着惯有的疼痛与漂泊感,笔墨俭省,跳跃性大,断裂感强,言似白也小,旨趣却隐而大,别致而耐咀嚼。十品的诗看上去冷静客观,但充满恒定的精神守望,理性思考与沧桑感遇合,使之超越了简单的抒情,细腻从容,有一定的重量感。刘季的诗抒情视域宽阔,思绪连绵,风格精致,既贴近现实人间,又充满灵性与张力,语言干净而多理性之美。同样雕塑乡土,大树的诗针脚绵密,出语朴素,如风行水上,意蕴相对明朗,场面与细节更接近生活;邹黎明的诗则节制洗练,追求简短结构内的丰富诗意,灵气里有理趣渗入,时带禅趣。一个群落的形成不是众多个体求同的过程,六位诗人正是以个体的差异强化了群落整体的绚烂。

育邦认为,里下河的诗歌是运动的、变化的。里下河地区的形态非常多,有古城、大运河、湖泊、河流、大海的滩涂等,这就造成形态各异,造就了里下河诗歌的不同面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不要让里下河的概念变成大家相同的趣味和面貌,这不是好的状态,对诗歌的发展是不利的。

周明全认为,里下河的创作是源远流长的,这种诗歌创作传统为年轻一代的诗人起到了示范和启迪作用。在这些诗歌当中,许多诗人的创作时间跨越多年,保持这样的创造力和创作精神,本来就是值得尊重的事情。因为诗歌是终生的事业,是持续向前的过程,对这一个群体包括对每一个诗人都是这样的。里下河诗歌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倾向,有抒情的,有思辨的,有叙事的,既有传统审美,也有关注当下,诗人写作经验和写作气味,呈现了一个个诗人的个体形象。

面向世界和未来的里下河诗歌

汪政认为,里下河诗歌创作不应该局限于里下河经验,更不局限于农耕文明的审美方式,而是应该思考,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快速发展的已经走向后工业化的世界,里下河诗人能够贡献出怎样的方法、理念?以里下河诗歌作为方法我们能做些什么?这是里下河诗人应该思考的问题。里下河一些诗人的创作已经超越了地理概念、人文概念、乡村概念、农业概念等。里下河诗歌创作不能够限于狭隘的、作为地域风情的、或者是作为旅游资源的一种里下河文学,而应该具有强大的力量。像汪向荣、庄晓明、曹利民、卞云飞等诗人都是在里下河地区生长,但同时又具有超越里下河的美学动力。里下河的诗歌应该作为一个美学的概念,而不仅仅是地域和文化的概念。

王彬彬谈到,里下河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基层作者的诗歌写作,要警惕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陈旧的田园牧歌。很多基层作者写的乡土题材诗歌,看见麦田、稻田、河流,就写一首赞歌,有点陈旧,意义有限。乡土题材可以写,得看你怎么写,不能停留在陈旧的田园牧歌。第二种是迂腐的伦理挽歌。在近些年的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乡村社会在巨变,传统的乡村社会在走向瓦解。当遇到不好的道德伦理方面的表现,就容易回首过去,在想象中美化传统的伦理体系,希望回到传统温暖的、温情脉脉的伦理体系当中去,这其实是很荒谬的。第三,面对今天剧烈转型的乡村社会,我们的文学创作除了要有良好的表达能力以外,更要写出有深度、有思想性的作品,对作家提出更高要求,需要综合性的知识体系,需要多层次多思考的研究,深刻揭示转型期乡村社会本质性的问题。

何平认为,一些诗歌创作中的农耕社会、农耕场景、农民意象,更多是一种对农耕社会的臆想,这种诗歌写作臆想中的农耕社会,其实制约了诗歌写作的更大空间。这种写作的意义在于用审美的方式来愉悦自己,它不是对整个母语文学系统负责,更多是对于自己日常生活负责。

傅逸尘认为,在里下河今天的诗歌里,能看到大量当代性、异质性,超越了里下河本土日常经验的一种诗歌的意象和表达。这种表达具有现代性、时代感、历史感,跟我们的时代一脉相承,尤其是在年轻一代诗人的笔下,他们关注的生活、意象,跟传统的里下河水乡已经拉开了距离。在里下河诗歌里其实看不到更多的田园牧歌式温情脉脉的写作,更多是异质性,标志着里下河诗歌的延续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书写出新鲜的元素。除了现代性和当代性审视的视角之外,里下河的诗歌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有条件、有大量资源可以写好田园牧歌和伦理挽歌,把人性的温婉、坚韧,把诗性、美感更好地凸显出来。这是里下河诗歌根性的东西,我们既有复杂的异质性的经验,同时也要有根性、传统、审美的元素,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更加厚重,更加绵长。

“里下河诗歌朝向地域特色的努力,更要注意现代性的开掘”。何冰凌谈到,现代诗要表达的,是心灵的、物质的、现代的生存处境,需要想象和经验,包含历史的、文化的想象和经验。里下河诗群在寻求共性经验表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个体经验。在当下这样一个混沌的撕裂的语境里,如何在日常经验写作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写出日常和现实中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是每一个诗人,包括里下河诗群需要面对的命题。因此,要有更加开放的诗歌态度和观念,去进行语言的创新创造,像河流经由平原,最终抵达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