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杨家坪到李家沱，要经过滩子口、黄桷坪，在九渡口坐过河船，再从河岸爬上去，就到了。

这一段路程，在三十年前有一班公共汽车，但我很少坐。一是因为班次太少，往往等一两个小时不来一班；好不容易来一班，还挤满了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这些留着长发的准艺术家，一身散发着异味，让我很不舒服。

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节约，反正有的是时间。三十年前，我每个星期从杨家坪走一趟李家沱。那时我刚从建筑学校毕业，分配到杨家坪一个工地工作。周末，就到李家沱的大妈家打牙祭。

于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到周末，从杨家坪到李家沱，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小伙，就会走在这条道上。那时我留着一个小分头，人正在抽条，长脚长脖子，上穿一件军衣有点空，下穿一条军裤有点肥大，背着一个水壶，一般情况下还拿着一本书，有时还提一些单位分的福利商品。有一次，我提着一只羊腿，走完了近六公里的路程。

那个时候的杨家坪，挤塞着几家大工厂的家属区，中间修了一个圆形的花坛，算是有点都市的味道。旁边有一个建设电影院。从杨家坪往滩子口走，时常会遇到装甲运兵车、坦克之类轰鸣着开过去，突突突突的声音很是好听。那时候我意气风发，这种声音正符合我的心境。我一般在上午九点开始从杨家坪往南走，大约走半个小时就可以听见火车的声音了。这是成渝铁路的最后一段，来往车辆很多，火车轰鸣的声音频率很高，有时还夹杂着轮船的嘶鸣——铁道以外，就是长江了。

滩子口一段，公路铁路与大江并排。那时，我喜欢在公路上向长江打望。那时长江上的船还很多，甚至还有木船和木排，有拉纤的。我喜欢在公路边的一个亭子里作我从杨家坪到李家沱之间行走的第一次休息。我喜欢站在那亭子里看大江，雾还没散去的时候，若隐若现的是铁壳船的浅浅的轮廓和偶尔的帆影。站在亭子里感受得到江上的潮气。汽笛叫了，好像与船是分离的。听着它我就有点想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还看不出黄桷坪会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地方。这个地方看起来只是有点另类，美院的红男绿女，留着长发的男生和穿着野战裤的女生在半条街上飘来荡去。四川美院占据了半边街，学校守卫森严，不过我每次都能顺利地进去。进去后先看一遍展览馆里的展览，一楼永远也就是收租院，二楼有些新的展览，时常换。

看完展览就在里面闲逛。闲逛中认识了两人。一个是雕塑家何立平，当时还在读研究生。当得知何是没有读过任何正规学校全凭自学考上美院的研究生，对年少的我是莫大的激励。于是就想做第二个何立平，弄了套行头开始学画画，结果自然不用多说了。

有一天，在一间小房子里一个黑脸小子正在画一个老农民的头像，见我看得专注，招呼了我一声，我连忙递上一支烟，由此便算是认识了。这个人就是名画家罗中立，正在画的画就是著名的《父亲》。

画画得很慢，总有好几个月，终于开始堆油彩了，一大把笔被轮番使用，把各种颜料涂抹上去，人像也慢慢在成型，我沉醉在这种观摩中，一周忽一周。终于有一天，我看见《父亲》挂在展览馆正中最显眼的位置，瞬间被震撼得有点发昏，我一步步走向它，走向《父亲》，一边走一边直想哭。

从美院再往前，就基本上是沿着重庆电厂的围墙边走了。过了一个铁路道口，再拐一个弯就到了九渡口。

从杨家坪到李家沱，九渡口就是个分号。坐车到了这里后，就开始等船。渡船大约每小时一班，要过河的人一般都要在这里等船。大河上有一只锈迹斑斑的趸船。渡河的人从车上下来，夏天涨水，河面宽，河岸短，走不了几步；冬天水退下去了，水面窄，河岸长，加上沙滩上不好走路，就要走上好一阵子。下车后就急匆匆地赶到趸船上去的，大约都是不常坐船的；常坐船的，一般都不愿去忍受趸船上的恶臭，站在岸边，渡船来了才不慌不忙地跨上船去。

我大部分时间是走着来的。走了一个多小时，已很累。一般都在岸边找块石头坐下来，抽一支烟，呆呆地看大河的这一段河湾。那时，大河水已不是很清了，浑黄的江水泛着泥沙，一阵一阵把淡淡的腥味一排排地推过来。看久了东去的江水，总觉得水是一块一块地在流。

渡船开船时总要鸣汽笛一声，“呜——”沉闷而悠远，慢慢离岸开去。

从对岸的码头下岸，又开始爬坡。在一些穿斗夹壁青瓦粉墙高高低低的房子间穿行。坡爬到尽头，是一个水果市场。后来，走到这里我就买一筐水果。以前是不买的。有一天，我随妈一起到大妈家，妈走过水果市场时，说，你每个星期都到大妈家，要买点水果给大爹。我点点头，妈没有看到，拍了我一下，你听到没有？我大声吼道，听到了。暗下却寻思，为什么是大爹呢？

再往前走一刻钟，就到了马王坪。这一带都是抗战时搬过来的纺织厂，不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已经有了几栋砖混结构的楼房。大妈的家还在一个小院，这是大爹 “右派”摘帽后落实政策时发还的。这个院子是大爹五几年办染料厂时置办的。据老一辈的人讲，年轻时大爹是个很讲究的人，院子里摆满了玫瑰、川茶花、罗汉松、云竹、兰草。屋子里有铜床、沙发，还有留声机，客厅的一套明式家具是用五十块大洋买回来的。还回来的房子当然什么也没有了，长年做库房，木柱子都有些朽了。挥之不去的还有一点淡淡的保宁醋的味道，大约是做过调味品的仓库。

大妈总是不停地在打扫她那个院子，从农村落实政策刚回来时，两口子也就提着一个人造革包，装了几件换洗衣服，背了一床棉被。院子里渐渐有了些廉价的花草，也有了些生机。

见我来了，招呼一声，就呼唤在屋里的大爹，“×××，三来了！”大爹闻声，会拿一件衣服就出来了，接过我的水果，放一边。就径直地向外走去。我知道大爹又是去买水米子去了，这是一种长江里特生的鱼，肉极嫩，刺极少，我特爱吃。

有时大爹不在，总是到外面淘旧家具去了。大爹在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了地下党一个外围组织，后来由于进入国民党中央印制厂做工，被发展成党员，奉命深度潜伏。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都是一个人单线联系。结果新中国成立后，联络的上线失踪了。当时这种身份问题似乎也没多大用处，大爹也就没放在心上，兴致浓浓地开始办厂去了。我看过一张大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照片，戴着一顶鸭舌帽，穿一件中山装，提一个皮包，站在朝天门码头上。当时百废待兴，物资匮乏，大爹很是赚了些钱。没过多久，也就被公私合营了。后来被打成“右派”，还在峨边劳动改造了几年。从“反右”到“文革”，川东地下党似乎没一个好人，大爹对自己的那一段特殊的身份也就更不敢再提了，没准再给弄个叛徒的帽子麻烦就大了。

回城后，大爹发现干部已有离休干部和退休干部之分，就开始一封一封信地要求落实政策，给叶剑英写信，给张黎群写信。我每次去都给他抄信，开头总是写尊敬的某某同志：您好，我是您的老部下……写信之余就是淘旧家具，空空的屋子渐渐也有了些内容。大爹淘旧家具倒不是为了收藏和怀旧，而是因为没钱。有一次大爹淘回一对春柜，是打开后能当凉床的柜子。大爹买回来后，把表面的污垢清理干净，对大妈说：“正伦你来看，这个柜子是不是我们以前的？”大妈仔细看后，喜极而泣，真是印证了一句话“山不转水转”。

这个破碎的家一点点地开始重建。

每次我进屋放下包，就拿一本书在院子里的凉椅上躺下来，开始看书，看着看着也就睡着了。待被大妈叫醒，首先是闻到糖醋鱼的香味。

在大妈家的每周一餐，是我至今最强烈的味觉记忆。大妈炒的空心菜，在桌上放好久还是鲜绿的；炖的鸡汤，一层黄灿灿的油总是浮在面上，下面的汤却清亮如水，但鸡味甚浓；烧的红烧肉，要用五六个小时，要放上一点红糖，色泽就十分诱人。

那时，我话不多，大妈没什么文化，大凡家长里短问几句也没了言语。大爹据说以前很多言子，经常在菜馆里“冲壳子”，终于在“反右”中被打成了“右派”，应验了言多必失的古训。劳教了三年，又在农村管制了十几年，落实政策回到城里，也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所以，这饭局也就吃得很沉闷。

大爹不吃酒，但买了瓶白酒放着供我喝；只喝得两小杯，我就面红耳赤，越发没有话了。

大爹大妈都有午休的习惯，饭后收拾干净，也就各自睡去了。我则在院子里再看一会书，小眯一会，启程回去。

每周从杨家坪到李家沱，成了那一段时间我生活的节点。

重庆电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厂房烟囱都是红砖主打，据说是当年苏联援建的。八十年代，大团大团的浓烟从烟囱里滚出，拉出一条黑黑的长龙再飘散开。从杨家坪到李家沱，后半段就能闻到极浓的煤烟味。

后来，电厂开始修一根水泥烟囱，极高，据说是当时亚洲最高，有二百多米，大型施工机械要进场，于是在黄桷坪这边开了个出口，在九渡口那面开了个进口，我从杨家坪到李家沱的旅程在最后一段就由一条曲线变成了一条大致的曲线。

从那出口进去，一路下坡，绕过老厂房。工地就紧靠老厂房，挖了一个大坑和很多小坑，蹦蹦跳跳地穿过工地，再走一段三合土路，就到了进口；出门再沿铁路走一段就到了渡口。

三合土路两边都是粗壮的泡桐树，在土路旁有一个锅炉房，是工地上上下班的工人打开水用的。锅炉房外靠墙安放着一个木排椅，坐板和靠背都磨得发亮。一棵树形成的绿荫正好挡住阳光。

每次走到这里，我都顺便把水壶灌满，然后在凳子上坐下来，松口气，有时还拿本书出来看一段。夏天，每每有江风吹来，慢慢把汗水吸干，蝉在树上拼命地嘶鸣，树在风中舞动着，哗——哗——，如低吟浅唱。

烧锅炉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姐，看上去身份颇为让人疑惑。大姐五官端庄、清瘦，在锅炉房里忙活的时候戴一顶有耳朵的帆布软帽，甚至显得有些清秀。穿也是穿一件略大的工作服，但收拾得很干净，不像我们单位烧锅炉的单大爷，帽子衣服全是灰，一天喝得醉醺醺的，喝茶抽叶子烟把一排牙熏得黑黑的。见到我们这些小青年就把一把硬币扔在一个装满开水的缸子里，要与我们打赌徒手把硬币捞出来。

大姐没有烧锅炉的那些 “标准特征”。

我听到打开水的工人都叫她蔡大姐，便知道她姓蔡。蔡大姐是一个好人，比如，我在她那打开水，她完全可以不让我打，但她没有；再比如，我在她那坐下来歇脚，她也可以不让我坐，但她没有。

她那张椅子总是很干净。一次，上面放了一包李子，我走过去刚坐下来，蔡大姐就出来了。她朝我说，小伙子，来吃李子。我有点窘地愣了一下，忙说，不吃不吃，孃孃你自己吃。蔡姐抓了一把给我，说，别客气你吃吧。别叫我孃孃，我有那么老吗？还是叫我姐吧。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后来发现蔡大姐一个秘密，她抽烟。经常在没有人时，偷偷地抽一支。我后来就经常给她带烟，一次一包。

我们开始聊天，先从我看的书开始聊。我发现蔡大姐看过很多书，聊得最多的是苏联文学。有一天，我终于问她，大姐，您怎么会在这烧锅炉？她沉默了一会，若有所思地说，我是个“右派”。我有些愕然地望着大姐那复杂的表情，对她说，我看您不像，现在不是在拨乱反正吗？您申诉呀，您会改正的。

大姐开始问我的情况，问得很仔细。

蔡大姐有个女儿名娇，经常到她的锅炉房来。我第一次见她是个冬天，在锅炉房门口的椅子上一个穿一身碎花棉袄的女孩把头埋在一本数学书里。我重重地坐下去的时候，把她吓了一跳。娇皱着眉头把我看了一眼，转过身去继续看书。一会，蔡大姐出来了，见到我，忙给我们介绍：这是我的女儿王娇……娇儿，这是刘大哥。这个称谓有些混乱，但也合理。让娇叫我叔叔显然不合适，让我叫蔡孃孃，也不合适。

娇拉着蔡大姐的手心不在焉地朝我笑了一下。我忙也站起来，有些手足无措。蔡大姐有些会心地笑了一下，忙说你坐你坐，把水壶给我打水吧。

王娇是朵黑牡丹，皮肤有些黝黑，一个团脸不大，也算精致，但身材很好，高挑。当时我一米七九的个子，站在娇的面前，并不显得高。自从第一次见她过后，我偶尔会想她一会。

后来，我被调到一个外地的工地去了几个月，再回来后恢复从杨家坪到李家沱的步行，又见到几次王娇。大多数时候两母女都在吵架，我一到，也就不吵了。王娇总是气冲冲地冲出屋子。

有一次，大概是吵得特凶，我很紧张地站在外面。里面尽管很大声，但向老天发誓，我一句话也没听清。最后，王娇从屋里一阵风似的冲出来，见我站在房子外面，恶狠狠地冲我大叫：“你偷听啥子！讨厌！”我一下子脸涨得通红，想争辩两句，最终没有讲出来。娇的那张小脸已经扭曲变形，一双丹凤眼，却含着两道寒光在我脸上盯了一会，哼了一声，转身跑远了。

蔡大姐坐在椅子上点烟，气得连手都在发抖。我给她点上烟，想说几句安慰的话，最终没有说出来。我还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生活经验，又不善言辞。

蔡大姐抽完一支烟，又点上一支，才说：“考大学考了两年没考上，今年就差十几分了，让她继续努把力，再复读一年，不知哪股疯发了，要到深圳去闯世界。”

那一天，蔡大姐给我讲了很多话。1958年，她在一个建筑学院是个快人快语的北方丫头，结果成了全班的三个“右派”之一。毕业后由于有专业技能，还是被分配到一个公司，在技术科打杂，后来又摘了“右派”帽子，在基层干上了技术员。但“右派”是一层底色，到哪里你都只有小心翼翼的份。“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你都是靶子。”大姐吐了口烟，感慨地说。

较之于其他有问题的人，大姐受的苦要少些，单位的领导是学长，对她很关照。慢慢地这种关照已经让大姐承受不起了，终于一头扎进了学长的怀抱。有了王娇后，再也瞒不下去了，学长被撤了职，大姐被下放去烧锅炉。大姐才知道所谓的山盟海誓，都是靠不住的。她打死也不同意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回老家把孩子生了下来，求了无数的人，另调了一个单位，在三线建设一个山沟里待了十几年。

孩子在老家，一个小镇，靠外婆带大。外婆带了一大堆孙子外孙，娇从小就得跟一群小孩抢饭吃。没有父爱。每年一次回家看孩子，孩子的第一句话都是：“妈，您给我带糖了吗？”然后说：“您带我上街吃面吧，您走后我都没有吃过。”

孩子吃面时总要把碗里的最后一滴油汤喝完，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妈，要是天天有面吃就好了。”

我很紧张地看着大姐无声地流泪。

“初中读完后，我把她接了出来。”

“在老家的最后一晚，她一夜未睡，反复地问我几点了，怕漏掉了汽车。到了城市，又浮躁无比。天天跟我吵架，有时连吵什么我都不知道。”

又过了一个星期，当我走到锅炉房时，发现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蔡大姐坐在靠墙的木椅子上，独自抽着烟。冬日落在路边的梧桐叶上，在风中乱飞。见我来了，招呼了一声，让我坐下。大姐告诉我，锅炉房要撤了，她的工作已转到另一个车间看大门去了，今天特地在这里等我，告诉我一声。大姐拿起一个放在身边的水瓶，替我的水壶灌上水，有些感慨地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停了一会，蔡大姐又说，娇娇走了，还是走了。你知不知道，我本来是想把娇娇介绍给你做女朋友的。我点点头，蔡大姐看着我，有些兴奋地说，你看出来了。我说了句，我知道。那一刻，我看见蔡大姐一对凤眼里那不知是惊喜、兴奋，还是疑惑的眼神。

我终于明白王娇恨我是因为我差点成了她放飞理想的绊脚石。

我甚至有些眼眶发潮，越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蔡大姐叹了口气，说小刘你太老实了，特别是不爱说话，你要告诉我你喜欢娇，我打死也不会让她走。跟一个踏实的人平静地过小日子多好。

“可惜她还是走了。”大姐双眸的光芒渐渐暗了，泪水溢满了双眼。我忙抽出支烟给大姐点上，这是我安慰大姐最后一招。大姐抽了一口，又说了一句，这个挨刀的，就走了，就这样走了，连个信都没有。

大姐抽完烟，站起身来，说，小刘，不要笑大姐，走吧。说完，转身走上了铺满落叶的大道，头也不回，也没说再见。

冬日的风锉在皮肤上很痛，我转过身，穿过铁路，走过沙滩，上了渡船。深冬的大江已细如一条河流，如一种老年的清瘦。汽笛响了，如一声长长的喘息。我鞋子里装满了沙子，无比沉重。

在沉思中听到有人在喊：“李家沱到了，到了，下船了。”

多年以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已走遍天下，经历了好多的人和事。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我开始回忆我的人生，好多的人和事浮上心头。那些感动你的东西，总是带有生活的内涵、时代的意象，真诚、善良和美。

那是重庆的一段特殊时期，我开始回忆大爹大妈、回忆《父亲》、回忆蔡大姐，回忆从杨家坪到李家沱。

【刘运刚，本名刘刚。供职于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新华社重庆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