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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中国阐释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文艺批评的深度融合，巩固传统文艺评论阵地，加强文艺基础性、前沿性、倾向性问题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2022年8月20—21日，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2022年年会暨“阐释学与文学批评的话语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威海举办。会议由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主办，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批评》杂志承办。来自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50余名学者针对中国阐释学、西方阐释学、现当代文学批评等问题进行了精彩发言，展现了中国学者对阐释学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创新的有效探索。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江教授在大会主旨演讲中提出，当前阐释学体系建构的一个关键点是公共阐释的问题，要继续完善和扩展这一题目，解决阐释的根本性问题。他谈到，中国古代阐释学具有丰厚的资源储备，是一片值得深耕的沃土。当前的重要工作是研究中国古典阐释学，寻找可以与西方阐释学相对接且能够被青年人所接受的本土概念，建立汉语的阐释概念、范畴和体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谭好哲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张江教授所倡导的中国当代阐释学研究极具理论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打破了一种亦步亦趋的模仿式文论的基本格局；第二，引领了中国文论自主知识创新的时代潮流，创造了一批值得关注的热点性话题；第三，对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基本理论和问题架构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从而使中国学者能够在富有深度的理论体系内对相关问题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一、经典重释：概念和语境的还原

基础概念和文本语境的还原，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体系，解决中国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基本方法。一些专家历史性地思考与解析基础概念，重构了概念的思维链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教授强调阐释的前置语境，认为要对从西方引入的概念进行基本语义的溯源，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学术论争。他将西方思想史中的“理性”概念追溯至古希腊哲学中的“logos”和“nous”这两个源头，并由此区分出理性的两种类型：一种是运用概念范畴分析、综合推理、计算等方法认识世界的认知理性；另一种是人在冷静合理的心智状态中秉持自觉、坚守目的、不断扬弃的实践理性。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高建平教授指出，要重视文学实践对于建立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重要性，将文学理论的方向导向文学活动本身。首先，文学理论来源于事实，这决定了它的实践先导性；其次，文学理论以学科体系建立为先导，以话语体系的完善为中心；最后，文学理论不仅需要对特定思想资源的继承，也依赖于当下文学实践的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教授提出，对当下文学现象和规律的把握可以口头文学为参照。作为人类文学早期形态的口头文学是书面文学发展的参照物，口头文学在人类文学创作活动的早期阶段所呈现出的清晰谱系关系和社会功能成为当下文学现象的一个批评理据。新的口语艺术形态在不断更新，要挖掘口头文学资源，加强其与书面文学以及整个文学界的对话。

西南大学寇鹏程教授回顾了新中国文学价值话语体系的生成过程，指出“人民文学”是占据新中国文学中心地位的重要话语，具有人民喜闻乐见、以人民为表现对象、礼赞人民、人民自己创造等基本内涵。植根于大量的文艺批评经验，他归纳出人民文学的批评标准，并依此反思批评实践中的问题。

一些学者致力于回到经典文本的历史原初语境中，重思文本的生成现场。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在重温1949—1966年这一段当代文学发展历史时注意到，文学运动主要集中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这个时期，社会改造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冲突格外频繁，因为社会性的批评介入文学批评之中。他认为，社会性的文学批评相比常识性的文学批评更依赖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基于常识的文学批评反而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话语传承。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就文学批评的学理性重建问题，梳理了当代中国阐释学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的四重重大意义：阐释学重建文学批评的知识视野，为文学批评提供丰富资源；激发文学批评主体意识，使批评者主动反思与文本的关系；重建文学批评文本的复杂性；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关系。文学批评理论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建立一种阐释关系；反之，阐释关系是建立这种对话关系的基础。首都师范大学孙士聪教授论述了萨义德和伊格尔顿围绕“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批评与反批评活动，这对于重思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性、实践性、批判性品格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丁国旗研究员认为，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提法的认识，不能偏离其真实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论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这一提法只是在描述一个普遍问题，而在现实语境中，毛泽东强调的其实是“三统一”的问题，即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二、视野延伸：方法和对象的创新

拓展阐释的方法和对象，是当前阐释学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阐释学领域中的一大理论动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既界定了阐释学的边界，使中国阐释学的学科范式有了进一步建构的可能，也激发了阐释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学术生长点。

许多学者关注当代阐释学体系的建构方法和建构路径，为中国阐释学划定学科边界。上海大学曾军教授提出，阐释学话语体系的中国建构不仅要超出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西方诠释学的范围，吸纳以中国古代经学阐释为代表的非西方的阐释思想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现代汉语百年来形成的文化经验和学术传统，为中国阐释学学科的系统性建构找到根基。他提出，中国阐释学得以立足的独特建构正是基于其“为共识而努力”的理论面向，这是一种关于批评方法的元理论。黑龙江大学韩伟教授提出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是一种整体性阐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其创构基础在于语感想象的存在，整体上按照礼边界、德边界、理边界的逻辑演进。感性直观、诗性话语和生命体验是整体性阐释的构成要件。华南师范大学段吉方教授以西方阐释学传统、中国阐释学发展、中国当代文本阐释学理论构建为坐标系，拓宽公共阐释论的理论边界。四川大学傅其林教授提出，文学阐释存在着真理性与依赖趣味判断、普遍性与具体性、规范性与原创性的三重悖论，阐释的悖论孕育着阐释学的新形态即悖论阐释学。河南大学张清民教授认为，两个“文艺讲话”从模式建构、叙事方式、价值追求等方面提供了文艺发展模式和道路的中国方案，塑造出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模型。

一些学者聚焦中国阐释学本土经验与传统，对如何利用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资源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南京大学吴俊教授表示，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要求以古为师，要从学术品评、学术规范、学科建设和人格建设四个方面达成这一目标。他特别提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认为翻译是古典资源再利用乃至重构中国文学的一个动态机制，要重视古典资源的现代语境，通过翻译打通古今中外沟通的路径。深圳大学李健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参与现代文艺理论话语建设的重要途径就是在尊重历史和本源的同时，对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进行现代阐释，通过还原和比较两种方式，衔接古今和中西文论。深圳大学李心峰教授认为“以诗释诗”是中国文学批评中极其独特的阐释方式，带有鲜明的本民族特性。所谓“以诗释诗”就是以诗歌本身的形式阐释诗歌、评价诗歌，它可以渗透到批评的各个环节，也可以拓展到其他的文学形式，应该继续探索和思考如何利用好这一笔文化遗产。

一些学者从符号学理论视角出发，对文学阐释的机制加以探讨。浙江大学苏宏斌教授指出，文学文本的双重结构决定了文学阐释面临着弄清隐形文本的符号构成机制和完成显性文本解码的双重任务。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教授认为，从时间维度思考符号的意义生成，可以区分出线性的解释过程和多元复杂的循环解释两种符号解释类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卓今教授同样对阐释活动的具体机制问题做出了探讨，她认为阐释对象一方面是召唤阐释者意识的动力，另一方面也规训着阐释者意识的边界，由此对阐释的边界问题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三、场域拓展：新媒体时代的阐释挑战

新媒体时代以其去中心化、分散化、多元化的特点，为文艺批评活动提供了更为多元的生态空间，文学批评和阐释学的发展也因此面临更多话语创新的可能性和亟待加固的薄弱环节。对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进行反思，是对当前公共理性和文艺实践所面临的新问题的解决和回应，也是在新的时代潮流中对文学批评有效性、专业性、学理性的重建。

就新媒体语境下的文学批评活动所面临的问题，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认为目前网络文学批评本身存在的一些无法回避的悖论式的选择题，是造成网络文学批评滞后和缺失的重要原因。他概括出以下三个悖论：阐释网络文学的路径选择究竟是赓续传统还是基于现实；网络文学批评的持论逻辑是立足审美还是适应市场；网络文学批评话语中线下批评与线上批评的巨大落差。山东大学泓峻教授通过分析一则网络热门视频的两次舆情反转，归纳出话语修辞、价值立场、理性逻辑、事实等四种引发公共意见形成的因素。他还探讨了公共理性底线问题，认为基本事实的澄清是构筑公共理性的基础。中国海洋大学柴焰教授则将视角转向当代电影批评，分析了詹姆逊对《教父》《热天午后》《歌剧红伶》《闪灵》等经典电影文本的批评路径，勾勒出詹姆逊电影批评的伦理—政治向度。她认为詹姆逊对电影文化内涵的剖析展现出其对于晚近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批判和反思。

一些学者探讨了新媒体时代文艺批评的建设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杨杰教授肯定互联网技术与融媒体平台的发展为文艺活动和文艺评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同时指出，融媒体时代文艺样态的快速更迭也制约了传统文艺批评阐释的有效性。文学批评阐释需要兼顾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两个方面，避免走向极端与片面。杭州师范大学杨向荣教授指出当下的文学批评面临着一种话语困境，新媒介导致了文学批评深度阐释模式和整体性的消解，文学叙事和批评话语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他认为，文学批评话语精神品格建构的首要问题是呈现中国经验，做好中华文化和思想资源的输出工作，同时也要注重对文学批评话语的越界性进行反思，及时地调整拓展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寻求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批评方式。还应当反思文学批评实践中的技术向度，以开放的眼光来审视当前的文学现象，使文论话语在新时代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四、话语融合：阐释学的美学维度

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感性的学问，构建阐释学话语体系中的美学维度，首先意味着对阐释实践中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进行调和，这是中国阐释学话语当代形态的开拓创新。美学维度的纳入也使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可以更好地对受众的艺术趣味加以引导，从而促进社会审美理想的树立，推动时代文化新风尚的生成。

从发掘文学批评活动本身的审美性这一角度，山东师范大学孙书文教授呼吁提升文艺批评的力度、温度和美感。他针对当前文艺评论中存在的批评的无力与批评的失语两个问题，倡导文艺批评实践首先要把握社会意义上的“人”这一核心要素，其次要遵循美的规律，最后还要将理论积累有效地转换为讲真话的文艺批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凌晨光教授从杨小彦《我读过他们的脸》这本书出发，审视了作者对于面容这样一种富有意味的对象所做出的美学认知和解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程相占教授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英美文艺理论界出现的一股回归美学的热潮。他认为回归美学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的终结，反而是文化研究的新出路。审美的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审美问题进行多层次的深入分析，也为展开多元文化研究实践打开了局面。

一些学者具体研究审美对象、美学史等问题。上海大学刘旭光教授注意到，审美灵境是审美活动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性因素，这一因素在康德美学体系中以“审美理念”的身份初现，并在现代美学理论中得以彰显。审美灵境是审美行为的真谛所在，既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观，也是中西审美精神的共鸣之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韩清玉教授梳理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模式，概括出其实践论美学立场、审美意识史研究视角、文化与思想相结合的书写方式等三大特征，认为这些特征对于当下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本次会议不仅是对近期中国阐释学和文学批评成果的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也展现出中国学者构建中国阐释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理论勇气、理论底气，对于促进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扩大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研究队伍，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都将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