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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孟何悭一面缘
来源:光明日报 | 王充闾  2023年02月17日07:22

古籍中有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孟子“见梁惠王”“见齐宣王”,庄子之辩友惠子担任梁相等记载,可见,孟、庄这两位著名思想家是处于同一时代的。具体一点说,孟子与庄子,分别出生于约公元前372年和公元前369年,相差不过三岁,享年均为八十有四。两人的故里所在,邹国与宋国亦相去不远。可奇怪的是,他们竟然终其一生未曾谋面,著作中亦未尝语及对方。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历代学人多有关注,特别是唐宋以降随着孟子思想地位与社会关注度的提高,许多学者都发出疑问——

北宋末年,邵博在《闻见后录》中提出:“杨氏(杨朱)为我过于义,墨氏(墨翟)兼爱过于仁,仁义之过,孟子尚以夷狄遇之,诛之不少贷。同时有庄子者,著书自尧舜以下无一不毁,毁孔子尤甚,诗书礼乐,刑名度数,举以为可废,其叛道害教非杨、墨二氏比也。庄子蒙人,孟子邹人,其地又相属,各如不闻,如无其人,何哉?”

南宋时期,《朱子语类》曾记载,李梦先问朱熹:“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道及,如何?”金代进士刘祁在《归潜志》中提出疑问:“庄子与孟子同时,其名不容有不相知,而亦未尝有一言相及”;“夫老、庄之书,孔、孟不言,其偶然耶?其有深意耶?”清康熙年间,张芳为宣颖《南华经解》撰写前言时,也提出这个问题:“吾独惜夫庄与孟同时而不相知也。当是时,儒之嫡传有子思、子夏,(庄)周之传出于子夏之门人,(孟)轲之传出于子思之门人。孟犹之嫡传,而庄其别传也。庄之书言孔氏七十子盛矣,而不及孟;孟辩杨、墨,未之及庄。毋乃子舆(孟子)率其徒以游诸侯,行类墨翟;而庄周未尝持其说以干列国,守似杨朱。斯二子之所以不相知欤?”

疑窦团团,纷然待解。

这个“千年之问”研索起来,涉及多种视角,多个层面。首先需要弄清的是,这两位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迄未相见的真正原因。

且看两人的经历。据杨泽波《孟子评传》中的年表记述,孟子前四十年基本在故乡邹国,主要修为是授徒讲学;尔后二十多年,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足迹遍于齐、宋、薛、鲁、滕、梁,又由梁返齐,居留数载,曾任上卿;最后二十几年回到故国,讲学,著述,作《孟子》七篇。而庄子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宋国,三十二岁之前,在故里蒙地做过短暂的漆园吏,之后便绝意仕进,几次短期游楚,到过大梁、鲁国,也有可能行经赵国、齐国。“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由于异地殊途,他们失去睹面相逢的机会。

长期以来,人们说到孟、庄二子,常会连挂上《孟子》《史记》中说到的梁惠与齐宣二王,因而多以为他们极有可能在梁、齐会面。实则大谬而不然。庄子于公元前334年,乘惠施相梁之便,在大梁短暂勾留,而孟子见梁惠王则是在公元前320年,错开十四个年头。至于齐国,庄子曾否落脚尚难判定,又何谈与孟子会面!

接下来的问题是:未能见面也罢,那么,他们是否互有知闻?有的论者认为,由于僻处乡曲,闭塞视听,又兼“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不想见面,也无意交流,特别是其时庄子学说尚未成为显学,故彼此隔绝。这种可能性存在,但应该说很小。就是说,互相还是有所知闻的。

这又推演出第三个问题:既然相互知情,那么他们为何无一语相及?

庄子说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他还有“辩无胜”的说法。看来,如果不是对方找上门来,他是不大可能主动出击的。所以,论者多是首先着眼于孟子。上世纪20年代,茅盾先生是这样分析的:“热心排斥异端如孟子,而竟无一言及庄周,殊为可疑。惟细考之,则亦不然。盖孟子之辟异端,与荀子异。荀子是网罗的排击异端,孟子特举异端中之近似‘圣道’者,辞而辟之,所谓恶紫之夺朱也;故对于杨、墨,则特举而攻击之,于许行亦然。余如兵家、纵横家等,仅有一度概括的排击,见于《离娄》上篇,而亦未举家派及人名。至若庄周的学说,与孔门显然大异,故不在特举排斥之列。这是一个理由。又,庄子主逍遥出世,而孟子要‘用世’,二人在思想上虽截然反对,而在行动上却不相妨碍;孟子所热心攻击的,正是那班与己争用世的异端,庄子既与孟子无所争,故孟子也就放过了。这是又一理由。”(《〈庄子〉选注本绪言》)

“恶紫之夺朱也”,乃孔子圣训,其意为憎恨以假乱真,用邪说侵蚀正理。因其关乎守正卫道的根本,所以具有战略性质;而“无所争”,即未造成直接威胁,属于斗争策略。茅公揭橥这两方面理由,鞭辟入里,恰中肯綮。

那么,孟子之“偃旗息鼓”,还有没有第三个理由呢?窃以为,如何看待庄子的“批孔”问题也很关键。

查检《庄子》中最具判断价值的内七篇等重要章节,发现说到孔子时大多是借重这位先师以表达一己的意向,即所谓“重言”。至于《史记》中提及的“诋訿孔子之徒”的《渔父》《盗跖》《胠箧》诸篇,由于出自门人之手,料想孟子当时未必看到,即便曾经寓目,也并未在意。就此,有的论者认为,“庄子非真诋孔子者,若真诋孔子,则孔子之道载在六经、《论语》者,何不摘举一二以相抵牾?”“可知其为孔子之徒而发,非真诋孔子也”。(清李大防语)

自宋代始,庄子“未尝毁孔”之说屡见不鲜。王安石指出:“学者诋(庄)周非尧、舜、孔子,余观其书,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为周者之所以诋也。”(《临川文集·庄周》)说的是,读《庄》不得法,因而未获真诠。苏东坡讲得尤为直白:“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明代学者杨慎也说:“庄子愤世疾邪之论也,人皆谓其非尧舜、罪汤武、毁孔子,不知庄子矣。”(《庄子解》)在他看来,庄子的锋芒所向,乃是那些假借礼乐、仁义而营谋私利者流。清代学者吴世尚亦著《庄子解》,在引言中指出:“庄子之学,所见极高,其尊信孔子亦在千古诸儒未开口之前。观篇中称孔子为‘圣人’‘至人’……此老从不肯以此名许人,独以之称孔子。此是何等见地!今之人只知‘圣之时’自孟子发之,‘可谓至圣’自太史公赞之,又宁知此老之识早有卓然者乎?”清末学者刘鸿典甚至讲:“孟子距杨、墨,以明孔子之大,所以树道外之防;庄子诋伪儒,以存孔子之真,所以剔道中之蠧。故曰:庄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下也。”(《庄子约解》)

如果孟子当年也作如是想,那还会“兴师问罪”吗?其实,也不单是孟子,稍后现身的儒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对于《庄子》中恣意批评儒家、摆布其祖师爷的放肆言行,同样置若罔闻,而只是指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当然,这和其时儒学已兼容道、法、名、墨诸家有一定关系。

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同孔、老一样,孟、庄也是双峰并峙,各异其趣。“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文心雕龙·诸子》)一居庙堂之高,一处江湖之远,取向不同,观点各异,属于“两股道上跑的车”。但在“大异”的基础之上,也存在“小同”,比如,在抨击打着“仁义”旗号残民以逞的暴君奸相,揭露“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社会暗箱,主张构建理想社会等方面,不无共通之处,而其表达方式,同样有其激言矫弊、愤世嫉俗的良苦用心。

不管怎么说,在那个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战国之世,这一对分别以滔滔雄辩、咄咄逼人名世,以意出尘外、天马行空著称的两员战将,竟然没有登台对阵,终究是一桩憾事。人们也曾设想,倘若他们舞动起唇枪舌剑,即便是一场恶斗,也肯定是别开生面的天下奇观。明代学者陈继儒引述王世贞的话,说庄、孟假如对面交锋,那将如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楚汉争雄的彭城之战,“天地为之荡而不宁,日月为之晦而不明。庄子败,则逃之无何有之乡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败也,败则怒。”(《南华发覆叙》)当代学者苏仲湘在七绝《历史憾事》中也曾慨乎其言:“庄周妙辩孟轲雄,何事同时未见逢。倘使讲堂陈二座,惊风跳雨斗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