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在河南待过几年。小学五年级，因水土不服，后背起了层红疹子，右手大拇指肿得老高，癞嘟嘟，弯不过来，握不成笔。也是春天，万物萌生的季节，在开封看好的。

爸的同事介绍去的，是名老中医。不大的诊所，在一条老巷子里，黑瓦木门，衬着苍灰忧郁的天。满城柳絮在飞，吹得短发乱蓬蓬。室内并不明亮，一些瓶瓶罐罐贴着胶布挤满案台，林立得如同海市蜃楼。他佝偻着背，满头银发，让我把手伸给他，又让掀起衣服，用一圈圈厚瓶底的镜片贴近看。然后坐在椅子上配药，间或在药柜东摸一下，西捣鼓一下。房间里弥漫着说不清的药味，倒有一股淡淡的哀愁。没开喝的药，两三个瓶子，用蓝圆珠笔标着用法、用量。一些白色粉末水剂，用刷子涂上去，很灵验，很快就好了。所以我是信中医的，几十年过去，那名老中医肯定已作古。这便是生命，因惠及于我，而被我记住。

开封多水，有小威尼斯之称，我始终对那个小城怀有浓郁好感。那里的人闲适，像古人。过去搭火车，快进开封时，列车员打扫卫生，广播播报介绍它的人文历史及景观，现在的动车好像一切从简了。

那次，还去了“第一楼”，那种薄如蝉翼透明的灌汤灯笼包，可谓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包。宋的审美考究，全体现在那行云流水的细褶里，像古装仕女穿越千年。多年后方明白，馅子用猪后腿精肉加生姜剁绒，放蛋清，兑水，顺时针抽打而成。

陇海复线是爸他们修的，包括开封段，所以我对沿途大大小小的车站，都很熟。开封、商丘、兰考、夏邑、虞城，包括安徽的徐州、砀山，每个地方都有铁路人。那时住铁道边，火车轰隆隆，在铁轨上哐哐运行；或“呜”的一声长啸，似怒吼，直上云霄，又余音袅袅，有划破青天白日之感。刹车时，“哐当”“扑哧”一声，一条黑黑的巨龙便停歇了。铁轨旁有扳道房，孤零零的红砖小屋，也有巡道工，提着信号灯，叮叮当当敲着路基。大雾或黑夜时分，灯光在一条条磨光了的银白交叉的铁轨上晃动，恍若黑白大片，让人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

每天顺着铁轨去学校，黑黑的货车，旋风般从身边掠过。气流扑过来，欲把人卷进去。风吹着头发，呼啦啦扫着脸。一节节数着车皮，货车通常51节或52节。每节装着煤炭、沙子、矿石或看不见的货物，苫盖着泛黄的厚油布，用绳子系在厢帮。两侧的门“哐啷”一声打开，像解放车的侧门。

绿皮车厢里塞满乘客，窗口掀开，一个个脑袋探出来。方桌上，堆放着茶杯、苹果与其他吃食。火车呼呼而过，我站在道边，迷茫地望着。隔几节车厢，写着：“徐州至北京”“济南至郑州”的字样。

火车，我常坐，并不稀奇。

二

那是一个小站，坡下是所临时小学。五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班。教我们的老师姓凌，语文、数学一起带。她很白，戴副金丝边眼镜，烫着短发，宽脸，风度很好，一望便有别于普通家庭妇女。尽管和气，见人热情，但始终保持距离，能隐约感知她语调里对工人和家属的不屑，待当官的倒极尽敷衍。她对我不错，我写过一篇作文《我们的学校》。那时，不大会写作文，第一句便是，清晨，伴着火车的长鸣来到学校，学校坐落在哪儿云云，无非拿腔作调，要写作文的来派。1979年，我刚从老家回到父母身边。

凌老师说写得好，提来录音机，放在课桌上，让我读。录好后，一遍遍放，再把磁带送到其他铁路子弟学校播放。

凌老师才调来不久，原是长春一所小学的语文教师，与丈夫分居两地。她先生是个跛子，会拉小提琴。我出生那年，或稍晚被打瘸的。当时，她先生和爸在一个工班，刚入路没两年，都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干这事的是平日极好的同事，用九节钢鞭蘸水抽的。那年我一岁，妈去爸单位探亲，晚饭后，常抱我去工班。

爸单位当时在风陵渡，修黄河渡桥。三不管地界。河对岸是集市，用技术室的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几根铁索连着两岸，上面稀稀拉拉铺排些竹条，没扶手，起风时，桥在水上晃悠，像秋千。河雾茫茫，人走在上面也跟着摇摆，底下是滔滔奔腾、泥沙俱下的黄河水。那里的苹果好吃，妈想去对岸赶集，不敢过，得爸牵着手，也不敢往下看。走到一半，两腿发软，常打退堂鼓。桥是爸单位临时搭建的，便于工作，为修更大的桥。

那个班叫潜水班，戴着带氧气管的巨大头盔，穿着鸭蹼样水裤在水下施工，衣服是橡胶的，充了气，鼓鼓的。家里有张照片，清一色小伙子，背着氧气瓶，肩上挎着钢丝，地上摆着工具、机器。就地盘腿一坐，后面站一排。据说刚入路时很苦，挑土篮子，厨师抬筐送饭，有的工人一餐能吃十几个馒头。

我出生那两年，爸单位已不大上班，分成两大阵营。凌老师的先生是另一方的头头，后来失势。爸没参加任何派别，同事们来自五湖四海，也有同乡，爸帮助过。母亲来后，让爸和她一起回老家。两个人收拾收拾，带上一军用水壶水，抱着我，雇辆牛车去了火车站。

火车站离工地有点远，一个不起眼的小站，一条铁轨，一个站牌。站前有个烤红薯摊，北风猎猎，爸妈买了票，又买了两个烤红薯，一人一个，拿着蹲在地上吃。远远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便是凌老师的先生。那时他腿瘸没，妈已记不清。他们说饿了，后面有人追，也想吃烤红薯。妈掏出毛角子给他们一人买了一个。他们又说想回家，能不能再借点车费。妈留下零用钱，掏出一张5元整票，嘱咐他们扒货车走，千万别坐客车。只要离开此地，不管到哪儿，再坐客车回原籍。他们拿着钱往西边去了。20分钟后，棒子队赶来，歪戴着小帽，问爸妈看见没有。爸妈说20分钟前见了，往东去了。他们便往东追。没追到，又折回来，见到客车，便上去搜。这个故事，妈近些年絮叨过几次。也许老了，爱回忆。爸在老家待了8个月，电报追回。单位复工后，历时两年，风陵渡至潼关的黄河大桥竣工，是他们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我小学五年级时，凌老师的女儿和我同班，也同岁。她叫晓蓉，细长的眼睛，文弱秀气，与她妈一样白。皮肤像蛋清，看得到血管。那年，凌老师的先生好像已平反，即便没有，也已扬眉吐气。

没上小学前，我见过晓蓉。她随她妈来铁路探亲，他爸从农村刚接受锻炼回来，还在关黑屋，住在一处洼地，单独一户。屋里黑乎乎，没阳光。凌老师从大城市来，又是问题职工的家属，终日不出门。她带来的小女孩晓蓉也是孤单落寞的，尽管穿着漂亮的布拉吉。我那时很淘，像男孩，爬树上墙，顺着土坡往下滑，或拿着树枝骑在墙头上摇。裤子常开裆，妈每每在灯下缝补至深夜。

初春，空气里悬挂着奶粉的香气。一排排新叶似孩童的睫毛，弯着一湖碧水，清荡荡的绿。我们吹柳笛，折花环。我和晓蓉玩，把她带回家，也去她家。不敢进屋，几个小伙伴躲在门缝后或窗根偷偷往里瞧。知道里面住着所谓的“坏人”，也觉神秘。一个女人坐在钢管床床沿织毛衣，低着头，看不真切，满头白发，穿件蓝布工装。几个小伙伴捂嘴窃窃私语，说晓蓉妈好老，像个小老太太。后来她教我们，头发漆黑，人白净细致，神采奕奕，似换了个人，倒似我们记忆错乱一般。

三

那个位置属于河北涉县，爸单位已搬离潼关，又辗转几个地方，还没到河南。现在想想，很多记忆是漫漶的，无非一个个地名的罗列。妈说起，也是凌乱的。1976年的光景，住的地方叫下弯，也有上弯。地势高低不平，有山。爸单位在那儿施工。有段时间，弯路上有十几岁的孩子拿着红缨枪站岗，也有大人。过路凭路条，来去需打开包裹检查。妈带着我到段部开过介绍信。

方圆几里种了许多柿子树，走也走不到头，一眼的青柿子挂满枝头。看园人是个老头，养了一条皮色暗淡精瘦的狗。小伙伴们背着他，用棍子打柿子，或骑在树杈上往下扔。我们脱下小褂，在下面仰脸接，然后偷偷包回家，埋在米袋子底部，捂熟再吃。妈并不知晓，有时忘了，长了毛，反把米带累坏了，会被妈训斥。妈提起总说是大弟干的。

唐山大地震时，段部搭了许多帐篷，黄绿帆布，房子那么大，还可以更大。帆布边缘有一个个白铁皮圆孔，一块块系起来。里面牵上照明灯，晚上灯火通明。大喇叭号召职工家属带着孩子，集中到帐篷睡，不能在自家砖房过夜。小孩自是欢天喜地，过节一般疯闹。爸不愿意去，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一地震，帐篷挂着的灯泡来回晃悠，我们赶紧往外跑。满天星斗，夜风徐徐，兴奋得一夜夜不睡，并没多少忧虑。妈带着我和俩弟，折腾了有些时日。后来，帐篷撤了，恢复了平静。

那里满是山坡，黄土，满眼的黄土，地势崎岖。山坡上长着酸溜溜，还有悠悠。悠悠能吃，紫黑色，珍珠般大小，是甜的。学名龙葵，不高，匍匐坡上。有的植物秆生刺。长夏孤独，白腾腾的日光，像奥勃罗摩夫卡村庄的正午，蒸着热气。很多孩子采悠悠，我也跟着下去摘，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新裙子划成几条，身上到处是口子，不敢回家，在外游荡。能记住的不多，长大后，爸的同事说：“哎哟哟！你小时候可不这样，比男孩子还淘。”

跟着大孩子进过山，密密层层的丛林。下雨后，蘑菇雨后春笋般冒出。妈采过。越漂亮越有毒。生蘑菇时节，家家门口支个摊，那些白色、金色的蘑菇，摊晾在细细碎碎的阳光下。也会生蛆，多半集中在凹处。当时不懂，觉得这么美的东西，为何如此不堪。太阳一晒，便爬出来，所以坚决不吃蘑菇，无论妈如何劝。

山里溪水极净，从长着长长绿毛的藓石上，泠泠流过。水中飘着成团成团、絮状透明的青蛙卵，似蛋清，中间一个个小黑籽，尚没发育成蝌蚪。那种清凉感，比白石老人的《蛙声十里出山泉》更有意境。很多小伙伴蹲在水边，捞蝌蚪，用罐头瓶装回家。太阳大时，林间光影闪动，似多棱镜，又似一所彩光的大房子。走的最远处，发现一块陈腐木牌，上面写着“红军”。

四

在涉县时，妈除了工作，下班后，常到农民的田里拾麦穗、溜土豆。土豆能溜一筐，麦穗是干枯自然折断或农民掉落的。妈拾回来，搓出粒，用大盆洗干净，太阳好时，摊在芦席上晒。晒好后，再去磨。妈还养了20多只鸽子大小的鸡。

午饭后，妈把麦子铺好，嘱咐大弟好生看着，别让鸡叨了。她躺一会，下午好上班。刚迷糊着，便听到外面有小孩的说笑喊叫声，一个说，我扬得高；另一个说，我扬得比你扬得高，夹杂着大弟的欢呼雀跃声。妈爬起来，赶出屋。大弟机灵，撒腿就跑。麦粒扬得到处都是，没在土里。妈气不打一处来，大弟跑，她就追。妈瘦，80多斤，风都能吹倒，追也追不上，心突突突地跳。大弟往山里跑，跑到一处山涧没了路，惊慌回头，傻了眼。妈上去抓住他，气得直哆嗦，打也打不动，照着大弟腮帮子咬了一口。几十年后，大弟一提，就说妈咬了他。对这些，我毫无记忆。问妈，咬得重吗？妈说，重啥重，能真咬吗？你大弟不把家，净祸害东西，好好的闹钟拆了，还原不上，藏在被垛里。晚上拉被，哗啦啦散一床。把柿子藏在棉衣服里，棉衣服跟着长毛。

有段时间，家属院鸡走瘟。早晨妈上班走时，两只鸡已打蔫。我们住的那排房，有个厨师，年龄比爸妈小，才结婚，人英俊，妻子也好看，我们称周叔陈姨。他夫人是从哈尔滨来的，不会做饭、缝纫衣服。妈常帮他们做棉衣，包括生小孩的小衣服、小被子。他们家吃食堂，不开火。男的炸溜爆炒都会，轮到休班，便大显身手。在院里砌个炉子，垛口大锅，支个案板，经常给大家包包子、包饺子、烙葱油饼。

他把那20多只鸡都杀了，放上生姜、桂皮炖了一大锅。我放学一进院，便闻到香味。场面壮观，火熊熊燃烧，锅旁围了不少人。他做这些，妈并不知晓，也无须言语。

小弟是个把家虎，天天在家看家，那年也就四岁，不喜欢周叔。周叔若是来了兴致，想做饭就会挨家兑米。我刚入学，大弟不管事。妈下班，小弟提名道姓气鼓鼓向妈汇报：“周明海又来咱家兑米，他挨家兑，就他家不出。”妈说：“人家兑米是对的，给大伙做饭，咱家人口最多，我和你爸下班能吃上现成的热乎饭，有啥不好。”小弟便不语。

邻里相帮，在那个时代很正常，关系比亲姊妹还亲。家里困难，邻居送米送面，往褥下塞钱，屡有发生。后来的几十年，爸妈也尽量回报。之后我回老家读书，回来时，妈回去接我，20多天时间，把两个弟弟托付给邻居照顾。

多年后，天南地北，星离雨散了。

五

爸在山西境内工作十年，辗转七八个地方。我最早能记住的叫牛筋坪，归太谷管，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据妈讲，那里人过得不错，炊烟，老牛，种点菜，养点鸡。

离太原近，局总部设在太原。

那时是手摇电话，黑把手，黑胶话筒。爸打电话，先骨碌碌摇几下，再拿起来，说要哪儿。里面有个女的，后来知道是总机。电话接通后，谈工作上的事；接不通，撂下；通了，总机再要过来。妈上班，我常带俩弟在爸办公室玩。爸有件灰大衣，终日披在椅背上，毛领磨得光秃秃。我们在外间的椅子上，爬上爬下。爸在里间拿着话筒，按理说如何如何，按理说该咋办。“按理”两个字，困扰我许多年。“按理”是谁，为什么每次电话，都会提到“按理”，貌似可以指挥一切。所以一直想知道“按理”长啥样。

遇到暴雨，狂风大作，地动天摇。树枝抽打着玻璃，雨水似溪流蜿蜒而下。穿军绿雨衣的人，走马灯似的，水淋淋出入。爸在里间，摇着电话喊，这塌方了，那塌方了，请求指挥部火速支援，牛毛毡多少，木料多少。我们在外面唱：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叫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那时，觉得当兵是件了不起的事，最大的理想便是长大能当兵。

那里是山路，妈总说住山沟里。段部有几台解放车，供应站的东西全是解放车拉回来的，带鱼、白条鸡、燕鱼、针头线脑、牙膏牙刷等。车一回来，大喇叭就喊，到了什么什么东西，职工家属同志们赶快来买。爸也出差，到很远的地方购料，几个省会跑，或开会，太原、太谷是常去之地。

别人说车回来了，你爸回来了。听到时，我正在山路上玩，便拼命地往段部跑。鞋子跑掉，停下来，回头去捡，后面跟着俩弟。爸答应给我们带凉鞋。跑到段部，果真看到爸站那儿和别人比比画画说着什么。忙完，我们跟着他回办公室，他从帆布包里掏出凉鞋，浅紫色透明的，像水晶。我套在脚上，再往家里跑，给妈看。

出差，路途远得半个月，爸也会带糖回来。一次放学回家，他坐在地中间的小凳，递给我们一人一块糖，说是从北京带回来的。我们剥开花花绿绿的糖纸，糖是半透明的，像蒙了层雾，排列着一条条整齐的细纹。很硬，不像吃过的奶糖或高粱饴。我拿着翻来覆去有点纳闷，小弟迫不及待，放在嘴里就咬，又“呸”的一声，吐出来。我也试着咬了一口，发现是蜡。爸单位料库有很多方蜡，一块块很大，施工用。若停电，放在火上融化，盛在碟子或碗里，放一根绳子当芯，就可以照明。真糖肯定是有的，也会掏出来。爸笑称，先苦后甜。现在想想，倒难为他，把蜡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再刻上花纹。

爸单位没幼儿园，妈上班，把我们仨锁家。那里荒芜，有沟有水，外面天寒地冻，飘着雪花。三个小脑袋挨挨擦擦，挤在玻璃窗前往外瞅，白茫茫一片。在屋里待得无聊，火墙上有个玩意，具体是什么已忘记。火墙用红砖砌的，里面空心，取暖用。从床的一边可以爬过去，我们排着队往上爬。大弟打头，拿了东西，想退回来，转身时，从墙上掉了下去。下面是烧得通红通红的一圈圈炉盘，大弟眉骨磕在水泥炉角上，鲜血直冒。我大呼救命，幸好隔壁赵婶听见，“嘭嘭嘭”拍门摇锁问咋回事，屋内乱作一团。她跑到爸办公室把爸喊回来。其间，我打了一盆水，给大弟洗伤口，水越洗越红，和小弟没命地哭。

炉子很大，外面零下十几度，不烧又冷，妈平日嘱咐我们不要靠近。炉盘是铁质的，一圈圈，中间一个圆巴巴，带个鼻子，可以用炉钩子钩起来。炉盘也可以一圈圈钩下来，做饭时，看锅的大小决定炉盘数。上面可以放铁丝弯的盖帘，烤馒头片和红薯片。

爸慌张赶回来，背着大弟往卫生所跑，缝了三针，打了巴子。背回来时，大弟癞巴巴趴在爸后背，披着爸的灰大衣，像个受伤的将军，看见我俩会心一笑。大弟漂亮，有两个酒窝，大眼睛，人长得好看。那个疤现在还有，眉毛从中断开。

六

大弟生在闻喜，脐带绕颈七扣，小脸憋得黢紫，妈以为活不成。爸去请大夫，妈手忙脚乱，用剪刀剪断脐带，扒拉扒拉，提起来拍拍，没承想大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等医生背着药箱赶来，妈早用小被把大弟包好了。

大弟两岁时还不会走，鸡胸脯，患有软骨症。生大弟时，家里拮据，妈怀孕时身体差。爸心里只有工作，不太管家。妈坐月子是房东奶奶照顾的，自己也得干活。闻喜，也属山西地界。那个地方闭塞，穷，他们不吃鸡，也不吃鱼。鸡的作用是生蛋，只吃鸡蛋。鸡一般是老死的，死了便扔，说带毛带鳞的东西如何能吃。主要是不会做，也一辈子没见过火车。

妈找他们买过鸡，杀了褪毛煲汤，端给他们；煎煮鱼，也送去一碗。他们说好吃，常说你们官家人真会吃。他们会煮粥，南瓜、红薯、土豆切成块，添上水，倒一碗小米，加七八颗红枣，咕嘟嘟，一煮五六个小时。黏稠透明，诱人。房东的炉子放在窑洞口，一天到晚咕嘟着粥，满院飘香。大弟会走后，拿着他的小碗站在炉边等粥，说，奶奶粥、奶奶粥，奶奶就给他盛碗粥。

爸那时不做家务，即便妈坐月子。家里的脏衣服，他装一包提到办公室。一个星期后，妈问起，他又提回来，依旧是脏的。妈没法，只得自己洗。

大弟刚会说话时，吐字不清。妈上班，把他托给房东奶奶照顾。大弟嘴里念叨着：“倒、倒！”房东奶奶不明白，以为他要睡，便把他弄上床，拍着：“倒，倒！”大弟翻身爬起，指着窗外依旧：“倒，倒，倒！”房东奶奶愈发莫名其妙。妈回来后，房东奶奶讲给妈听，妈也不解。后来，大弟拽着妈的裤管，指着院中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枣树说：“倒，倒！”妈恍然大悟，是“枣”。房东奶奶，用棍子一捎，哗啦啦掉下许多。是一棵上百年的枣树，我在场没，妈从未说起。我比大弟大一岁半，因身体好，可以忽略不计。我吃没吃过房东奶奶的枣和粥真不知道。爸把房东奶奶的两个儿子弄到铁路干临时工；回老家带的土特产、供应站到的新鲜玩意也会送他们，总之关系处得极好。

大弟被炉子磕的那次，已离开闻喜，也已有了小弟。小弟生在台曲，归榆社县管，依旧是山西。妈忙着赚钱，无法顾及我们。家里不宽裕，爸结婚就还公债。奶在长春铁路医院住了六年院，爸是铁路职工，给奶办了铁路家属证，看病有了保障，没钱不打紧，先欠着。

奶是肝腹水，一只眼睛失明。照顾奶的事，由几个未出阁的姑妈做。她们天不亮，坐“小晃荡”去长春给奶送饭，或留陪在那儿。“小晃荡”是一种短途绿皮火车，供铁路职工上下班用，凌晨五点发车。医药费归爸，在每月工资里扣，转了两次，近千元。爸还没结婚，基本工资36元，加流动津贴，每月50多元。尽管比地方工资高，但这笔医药费，在当时还算天文数字。爸结婚时，奶已去世，走时，想吃西瓜，东北天寒地冻，并没那东西。大姑托跑广州的列车员带回来一个，辗转送至奶枕边。奶死在长春的铁路医院，20世纪60年代，才42岁。

那笔医药费，每月扣10元，扣了许多年。若紧张，知会会计一声，当月就不扣了。爸背着这笔债结的婚，婚礼时，借了他表哥一条毛料裤。第二天妈收拾东西，问要不要洗。他不答，再问，支支吾吾说还人家了。家里有了我和俩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12岁，这笔账还没还清。最后的200元钱，单位给免了，爸年年是标兵，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做报表，整理材料。进入80年代初，工资上涨，一个月能拿100多元钱，外带其他福利，有200多。大干时，一直有奖金陪着。

有年，爸的调令来了，调回长春乘务段工作。为这一纸调令，老家的大姑，没少跑路。爸单位已搬至河南，我刚读初中。爸拿着公函立在大屋，妈一脸阴云，说，咱家仨孩子，回去没流贴，很多待遇取消了。大城市生活水平高，一个个要读书，长春又没房子等着，肯定困难，没得让人笑。无法说妈当年的决策对否，若以教育的角度考虑，回去是对的。安定，教学质量高。大弟上了三个小学二年级，三年搬了三次家。跨省课本不同，一天净忙着转学，买新书了。

七

在牛筋坪，我偷过一元钱。爸妈上班，我在家带俩弟。小弟不好带，一天到晚哭咧咧。他比我小三岁，那年也就两岁多。有天，怎么也哄不好，冬天，外面寒风呼啸，我们躲在屋里，具体情节，已无法还原。总之，我看到妈挂在木架上的灰上衣，便直直地走过去，掏出一张一元的票子。三人研究了半天，准备买一瓶罐头。我一个人去的供应站，他俩在家等。罐头恍若是梨还是黄桃，妈坚称是山楂，爸说是橘子。我极不喜欢梨。

供应站冷冷清清，两个女营业员在嗑瓜子。室内昏暗，挡着厚棉帘，外面雪花纷飞。九毛六，我把钱举得高高的，营业员想都没想就拿给了我。余下的四分钱，我买了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我们仨都没上学，但很向往。我抱着罐头跑回家，遇到一个极大的难题，三个人围坐着盯着看罐头，就是打不开。

当时的罐头封闭好，用铁皮冲压，没丝扣。我找出螺丝刀，叮叮当当捣鼓半天没打开，只好抱着罐头，去找爸。爸的办公室在坡上，抬头就能望见。我顺着土坡凿出的台阶，期期艾艾走上去。他问都没问，便把罐头用刀划成十字，再把四块扇形铁皮翻过来。

我开心地抱着跑回家，自己吃没，已忘记，反正还剩了大半瓶。三个人竟没吃完，所以无法毁尸灭迹。现在想来，是没敢吃。爸下班早，也许故意早点回来。我们把罐头交给他，他在不大的房间转悠了一圈，举头看了看，便搭凳把罐头放到横梁的木板上。然后两手拍着灰道，一会你妈回来，都别吱声，又对小弟说，你装病。小弟连忙躺下，我给小弟盖了床小被，他啃着铅笔头装睡。

中午，妈下班后，觉得气氛不对。一个躺床上，两个坐着一动不动，爸也不言语。便问，咋的了。没人应。她又说，不对呀！咋都这么蔫？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小弟的额头，又放在自己额头上试了试，疑惑道，不烧呀！我们愣愣地看着她，把眼皮耷拉下来，又去偷瞟那瓶罐头。母亲完全可以顺着我们的视线发现那瓶罐头，但没有，她脱下外套，紧接着做饭。吃完，她搂着小弟躺在床上午休，一抬眼，瞥见房梁横板上的罐头，心里纳闷，哪来的罐头，还放得这么高？爸让她不作声，说我偷拿了一元钱。小弟一直假寐，看穿帮了，一骨碌坐起。妈并没训斥我们，我们所担心的暴风骤雨并不曾发生。

但这事在家里，很多年被当成教材。搬到河南后，妈还向邻居提及。我放学后，在外屋听见，涨红了脸，转头跑掉，心里是怨妈的。有次家来客，爸陪着吃饭，酒后落泪，说亏待了孩子们，提到我背着大人给弟弟们买罐头。说不怨我，怨大人没把生活过好。

其实，妈很勤劳，干的活比爸苦。在山西，天天背着铁锹、洋镐去工地。家里有好吃的，她不吃，紧着我们和爸。东北有很强的大男子主义观念，来客，女人不上桌，这在家里保持了许多年；孩子也不上桌，客人走了再吃，或在厨房扒拉两口赶着去上学。南方好些，张爱玲的《半生缘》和钱钟书的《围城》，描绘吃饭场景，即便来客，也是男女老少挤得满满当当，杯箸乱响。

施工人员在山里放炮，把山炸开，再用水泥一点点往前推。妈干的就是这活，修山洞，通火车。他们埋下炸药，点燃导火索，跑下山，匍匐在地。炮响后，过一会再上去施工。两个女同志着急，刚上去，山体瞬间下沉，人不见了，只露两顶小红帽。后面的人，哭喊着往上赶，又喊来救援队。两个人的脑袋还在外面，土石已没肩膀，还能说话，告诉大家，腿让石头压住了，别拉，先把土石弄走。

有个男职工，放炮时，看到好久没燃，便跑过去。结果“呼咚，轰隆隆”烟尘四起，两只胳膊被炸飞了。在有高铁的今天，不知道那些荒山野岭的山洞还在不在，那是最早的铁路人，一镐一镐艰难修出来的。

八

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城，祖辈是山东人。闯关东时到的东北。儿时，很多人说爷是山东老坦。东北历史短，也就两百多年，属一次大的迁徙移民运动。爷的父亲从小过继给他姑妈家。太爷爷开过粮行，阔绰过一段时间。爷做事也就有了那么点来派，比如抽大烟、提笼架鸟、挥霍金钱，散漫，无正事。他的天真曾影响过我许多年。爸也有儿时戴瓜皮帽的照片，人称二少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划成分，爷把家里包金角的家具全劈了，一清二白，划成贫农。到我们上学填成分时，都能理直气壮填上贫农。哪个同学若是富农，会趴在课桌上受气，被孤立，同学们起哄。

爸妈结婚时，奶已去世。奶走后，爷家经济状况稍稍好转，吃的是有的，所以妈怀我时很健康，我也很健康，至今没住过院。我生在那个小城的县医院，后来改成市。妈并没待产经验，小腹小坠，一趟趟往厕所跑。大姑还没出阁，比妈小，在街道帮忙，见多识广。说嫂子，只怕快生了，咱得上医院，便雇了一辆黄包车。

爸当时在外地，回家要几天几夜。妈生完我，三个姑轮流在走廊抢着抱，一个说，这孩子头发真黑，像咱嫂子，一个说得了吧，像咱哥，老崔家的种。医生跑出来问，你们还要不要大人，产妇还躺在冰冷的产床上呢。

妈怀孕时，大伯曾回家探亲。他在部队工作，给爸妈补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做结婚礼物。那套选集，我上小学时翻过。妈说，当时买不到，几个姑抢着看。

大伯回来后，每天上午，组织家里人跳舞。妈不愿意，常撇嘴，大伯宣布，鉴于杨振芬同志有孕在身，免除跳舞，但学习照做。晚上，家里展开大辩论，爷、二姑一伙；大伯、大姑一伙，一直辩论到深夜。熄灯后，院内方安静。

我出生后，大伯再次回爷家探亲，问起我的名字。爷说，叫平，平安的意思。大伯说什么瓶呀罐的，叫迎春。当时流行《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很多年，我嫌这个名字土气，现在想想，挺好，有人间烟火的味道，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我生在阴历五月，阳历已进入六月，尽管东北还很冷，也不至于迎春，所以是咏梅。

九

爸妈修铁路进入河南，已是中原，修复线，条件自然好一些。处机关设在商丘市，底下是段部、队部。常搬家，我们的户口从最初的吉林、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绵延至湖北，一路迁移，上面属上不同省份，具体地名就更多。爸单位，有专管户籍的，走到哪儿迁到哪儿，在河南就迁过诸多位置。除开封、兰考、兴隆，还有新乡、长垣、塔铺，后来安定在商丘。

什么样的房子都住过，最短的只有几个月。但不管走到哪儿，爸妈都精心布置房间，刷涂料，用红砖铺地，或抹地坪，刷红漆。艰苦时，用报纸、白纸糊棚。对家有着极端的热情与向往，大有百年常住的架势。且干干净净，柜上摆着果碟，墙上挂着卷轴。打沙发，做柜子，日子红红火火，长久不熄。

爸妈间也有矛盾。在山西时，妈一生气，就哭着把箱底一套崭新、叠得板板正正的灰哔叽衣服拿出来，穿上要走。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她拿着手电，穿着套鞋。我们太小，站那儿干看着，并不晓得挽留。外面漆黑一片，都是弯曲的山路，估计即便走到太谷也得一夜。那场景，我始终记得，家里静悄悄。妈几个小时后，在黑黑的夜色里，又折转回来。现在想来，她内心的挣扎，我们并不知晓。日子还得照过，其实，一个女人一旦有了孩子，也就泥足了。妈那时也就30出头，短发，长得好看，人也好。

现在，妈快80了，老两口特别恩爱。妈总说，那是在哪儿啦，你看，我这记性，你多大？那些地方于我也只是些碎片式记忆。但对当初的建设者来说，走过的每个地方，都深深爱过。

前几年，参加省里的春秋讲坛，听阎连科老师讲座，他说当兵提干，一直生活工作在商丘的军分区院里。那个地方我熟悉，曾住过军分区院里的老陈列馆，很漂亮的房子，有个小门，可以通往陈列室。我常一个人进去，里面陈列着战争年代留下的枪、资料、报话机、军功章、水壶等。那个军区院特别大，往外走，路两旁种着浓荫蔽日的法桐。一次听刘震云先生讲课，说在塔铺中学当过老师，那个中学，大弟小弟就读过。世界很小。有次，在外地客栈，一个文友靠着床头，就着黄幽幽的灯，看一本当红作家的散文集。说，菡萏姐，建议你也写系列的，像他那样写儿时村庄。

我伤感道，我只有站台上一晃而过的故乡。

的确如此，很羡慕那些写故乡或攀老乡之人。面对这些很茫然，尤其大弟小弟的出生地，他们自己都混淆。我们的命运，在最需要故乡时，是漂泊的，也尽力去爱所在之地，且把每个经过之地都当作故乡。

我甚至连乡音都不地道，记得刚从东北回来时，喜欢说清代满语口语“嗯哪”，爸叮嘱道，是“是的”，别嗯哪嗯哪的。

有晚，与朋友散步，望见一轮明月。我说这月亮真好，全世界都能看见，只此一枚。朋友说，当然，太阳也是。我说太阳太刺眼，所以月亮最能代表乡愁。

可见乡愁是柔软的，属于暗光阴。怎奈我没有刻骨的乡愁、纯粹浓郁的地方风。那些拥有泥土属性，稔熟生养之地及土地上的人与事的人，是幸福的。

前几天，洛阳文友晒牡丹，我赞漂亮。她便快递来一箱。我抱着一捧捧层层叠叠、玉质流风的牡丹很感动。进入四月，春有点深了，像洗旧的蓝布罩袍上绒嘟嘟的白，老旧，惆怅，温暖。初次去洛阳，18岁，也是四月，牡丹极盛时。一座幽深清寂的小城，似古罗马。晚饭后，几个人顺着一条普通街巷往外走。洒水车洗了街，间或有吹糖人、卖冰糖葫芦、皮影杂耍的。但并不热闹，像走在喑哑的古琴上，得体朴素，却分明遗有盛唐风花雪月后的清宁。

这个春天，妈把胳膊摔坏了，说老了，想回老家都回不去了。那儿是他们的故乡，而月亮是我们的故乡。一些常念之地，都被它普照过，在记忆深处一次次回去，亲切又模糊着，又似车窗外的地名，重叠着。

菡萏，原名崔迎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文艺报》《作品》《清明》《散文》《散文海外版》《草原》《四川文学》等刊。出版有《空翅》《红楼漫谈》《菡萏说红楼》《养一朵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