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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港》2023年第1期|阿微木依萝:昨日之事
来源:《文学港》2023年第1期 | 阿微木依萝  2023年02月14日08:31

我要是知道这个电话接下来会让我忙好几天,头一天晚上就不会把手机充满电,或者干脆继续睡大觉。我的心情本身就很烦躁,根本不愿意操心别的事情;可要是不接这个电话,又会闲得无聊,在出租房的四面墙壁下走来走去。这是周六,和以往任何时候差不多的身无分文的周六;每到这个日子,我就无事可干,无处可去,简直可用“穷途末路”来形容。晚睡晚起是我用来对付这种无聊时刻的办法。我都不知道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得好一点儿。我指的不是物质上的好。如果仅仅物质就能给我带来欢乐,那么我也可以像别人那样付出,但是,显然,我并不想跟别的女孩子一样,加班复加班,日日加班,月月加班,年年加班,把我这一点儿自认为精妙的青春年华全部抛在了加班加点上,然后换取一些根本与我的付出不太相等的报酬,茫然地在大街上三下五除二就挥霍一空;以我的花钱能力,以及我所观察到的别的姑娘的花钱能力,我可以肯定,我很快就能挥霍掉,就像她们也总是很快又变穷了。

我不是给自己的懒散和不上进寻找借口,我对那些没完没了的穷忙已经产生了荒芜感,使我没有太多信心也像别人一样应付生活,忙得晕晕乎乎,挥霍得也晕晕乎乎。

我总是换工作,需要在不同的环境里寻找到使我内心不那么荒芜的感觉,我以为这个方法会很奏效,可其实,在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里,我更加茫然了,像一条漂泊在陆地上的鱼,我时常觉得自己吐出的每一口气都是鱼类的泡泡,那么无端端地,在空气中无聊地、软弱地炸掉,并且只有我能感受到那些炸掉的东西。

频繁地更换工作,也就意味着我不停地在失业,口袋里的“粮食”就更没有保障了,而这一切“变故”却又是我自己造成的,我都没有资格埋怨别人,更没有脸面向任何人求助,别人也不会同情这样一个我,那些我曾经要好或者关系不是特别好的同事,往往会在了解我的“习性”之后渐渐与我疏远。我也就没有什么朋友了。可我还是不会吸取教训,仍然在某个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某个小作坊里干不满两个月又辞职了,继续在大街上寻找下一份工作。我固执,也顽强,也可以说太任性而不计后果,从未考虑会不会将自己饿死。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也的确拥有几分好运,总是在兜里不剩几毛钱的时候,恰好就让我找到了下一个工作。

需要养活自己,这是必须的,坏就坏在我仿佛只需要养活自己,内心真正的对理想生活的情景和追求并不显现,这便是我感到抑郁的原因。我有时候想以贫穷的力量去当一个大善人,比方说,我纯粹地去流浪,帮别人干活不求报酬只求一顿饭,可我又做不到,一是我没有很好的体力,体格小而腿短;二是性别以及年轻的身体不允许我成为一个女流浪者,很可能会遭遇坏人的毒手,或者,生病饿死在某个天桥下的黑洞里。我最好还是拥有一份工作才稳妥。当个纯粹的流浪者起码在这个时候并不恰当。我可以在六十岁的时候去流浪,一个老人除了死亡能威胁,别的事对她也没有妨碍了。眼下,我显然还得安顿自己,有时候为了寻到一份好工作,或者仅仅是我不想亲自去寻找这份工作,我就会开口请人帮忙,在我那些过去的好心同事的帮助下,我还是能找到比过去稍微好一点的工作。所谓的好一点,是针对工钱来讲,至于职务,永远是出卖力气,在工厂的生产车间里,我会被安排在适合小学毕业生从事的工种里面,而在那样的岗位上,大多数工人的年龄已经超出我很大一截,我跟她们一帮“老人家”混在一起,就时刻怀疑自己是不是也老了。我没有别的出路,就像她们也这么大的岁数还守在这个岗位上。她们早已认命了,她们对我这个时刻感到颓丧的年轻姑娘抱着一种既是同情也是嘲讽的微笑,“你早晚是要对生活投降的,早投降早快乐呀。”就是这种意思。

我不投降。不能。我时刻准备好了更换工作。

但我也知道,很多人是茫然地、荒芜地、但在他们想来是稳定而完美地活完了一生。

我也许真是特别爱折腾,就像他们说的,就是不好好过日子。

可我看见过水里的鱼,它们在水面上时可没有享受静止呢,它们喜欢游到水的那一边,有时候还跳出水面,把水面砸出一个坑。我也喜欢这样,我喜欢跳几跳,也砸一个坑。如果我这样干的话,是不是就感到一切圆满了?就好比工厂里的姑娘总是会问:自由和丰沃的生活在哪儿呀?我是不是也可以在砸出一个坑之后感到满意,觉得自己找到了自由和丰沃的生活,我就不知道了。人生的烦恼是没有止境的,愿望也没有止境。我还没有活到一定的年岁,可以跟任何人坐下来探讨生活,可就目前而言,我不会对眼前的一切妥协。哪怕我会因此而烦恼不断。

我要是上了大学会不会好一点?这就不知道了。也许更不快活也说不定。现在这样以小学毕业生的身份在社会上闯荡,可能更好一点,起码能够说走就走,任意更换工作,将所有人的“好意”置之不理,并且用“学历太低对工作不满意”作为借口,就一直能光明正大地在各种工作环境里变来变去。对内心并不安定的我来说,最好有个职业能够令我长期喜欢。当然没有啦,不然怎会一直换来换去。那些好心的同事相当了解我,她们有多关心,也就有多担心,往往在我引起她们的同情那会儿,会很乐意帮我介绍工作,唯一的要求便是我能在她们所介绍的那个岗位上至少干满一个月。我也总是能坚持一个月,但不是一直坚持,拿了工钱的第二天我就“失踪了”,懒得递交辞呈,是的,很多时候,我并没有真正跟工厂辞职。直接不去上班,是我最愿意干的事儿,每当我这么干的时候,觉得终于好像是把那些糟糕的事儿给报复了。我一点儿也不温顺,哪怕性格挺安静,看上去也很文弱,却根本不能像别的女生那样温柔和气,面对一些糟糕的工作,看在钱的分儿上,她们就温柔地忍受了。我不能忍,被无数粗暴的工种和它配备的规章制度打磨和揉捏之后,我很容易就发怒,不可能是个软软的面团。

我所了解到的是,工钱好的岗位有时往往最无聊也最榨取人的时间,根本感受不到自己还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你只有眼睛和手和屁股还存在,你的思想都是不存在的,你的眼睛看着你的手在流水线上不停地跟那些玩意儿搏斗,没完没完了的小零件儿们从输送带上流水一样下来,你慢它快,你快它更快,你都没有时间考虑别的,只能像机器一样,恨不得自己是变形金刚而能赶上它的速度;而你的屁股就更麻烦了,凄惨地“黏”在凳子上一整天,它只有想要方便的时候才能从凳子上“撕”开,由于贴在凳子的时间过久,它都坐扁了。我就是难以接受这样的活,简直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从小到大,也没有人告诉我世界上有这么一种简直可以称为“蛮横”的活计,它们简直像暴雨一样向人砸来。我觉得就是忙到死,并且把整个生命里的时间和所能发挥的劳动速度全部填进去,也在这条流水线上讨不着半点儿胜利的味道。我们这些坐在流水线两边的女工,戴着蓝布帽子,低着头,像是一朵一朵的蘑菇或者一个一个露在水面的脑袋,只见两手在流水线的输送带上抓来抓去,就像要溺死了,永远都上不了岸的样子。每当我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哪怕只是扭头打个哈欠,就会受到同事们的冷眼,她们知道我又要耍赖了,嫌我速度已经很慢了,却还有脸偷懒。小组长始终站在我的身后,她知道在这条流水线上,只有我不喜欢配合她的工作,我总是要求她把输送带放慢一点,因为人非机器,就像人非草木,这样的速度只会透支我们每一个人的精力,我们下班的时候几乎要爬着回去。我告诉她这种超强体力活根本不是人干的,她就瞪我,就问我进厂是为了享受还是挣钱,如果是挣钱就闭嘴。我就只好闭嘴了。同事们并不希望我的要求被小组长采纳,她们需要钱,比起能挣到钱,人的精力或者劳动的公平与否根本就是小事一桩。我只能在心里想象,如果能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就好了,就不用将生命中所有的时间都奉献在令我厌倦的岗位上,而且反过来说,如果我喜欢那份儿工作,我倒是愿意把时间奉献,并且从中感受到快活;如果这样一份值得付出的工作来到眼前,就算它也同样需要长久地将我的屁股“黏”在凳子上,那我也没有任何怨言,很愿意把屁股奉献出去。

我在茫然之中清楚地感受到内心的一个需求:除了养活身体,还需要一些别的乐趣,让我的精神整个饱满起来的乐趣。

可显然,我没有多余的时间追求别的乐子,工作也总是一个不如一个,越换越让人沮丧。没有任何一项工作符合我的需求,就像我成为人类,也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工作,就更不会为了我而“量身打造”。每天一睁开眼睛,我就出现在了生产车间的岗位上,运气过于烂的话,我会遇到一个特别繁忙、所有人必须通宵加班的日子,月亮下山了才得以回到出租房,而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月光的人。不愿意加班,但规定了必须加班的时候我就很难脱身,只能留在岗位上,只有稍微松闲了才可以走。而每当这些个日子,好不容易摆脱出来的日子,却让我更感到虚无,回到出租房除了睡觉和吃饭,便瞪着眼睛数墙壁上的火砖。我不知道这个活法对不对,反正,闲是闲下来了,不管用多少理由,总能想到办法为自己请假;无聊也确实挺无聊的,突然给出一些自由,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跟个真的傻透了的人一样,在房间里转圈圈。到了月底,别的姑娘的工资确实都比我高很多,就连一个其貌不扬的“老人家”的工资都能轻轻松松超过我,这也确实让我在瞟向她们工资条的一瞬间小小地羡慕了一下,可是接下来就平静了,接下来简直平静得可悲,我会转而冷酷地在内心说道:哼,不出半个月她们又穷了。

当然啦,她们只是一个月当中穷半个月,而我则是那个一直都很穷的人。我会提前把自己的工资预支出来买酒喝,我不喜欢聚会,喜欢独来独往,吃独食,喝独酒,只要到了周末,我就在出租房里喝醉了。昨天晚上我就是喝醉了睡着的。我都不能告诉父母,我是这么在外面谋生的,当初跟他们夸下海口,不闯出个样子就不回家。我要是让他们看到我所闯荡的样子,他们一定会痛骂一顿,既然不愿意吃苦挣钱,干嘛还要在外面流浪;假如我是那么“淡泊名利”,为什么还要出来闯荡,在家里种红薯也挺好的呀。

昨天晚上我就拿定了主意,打算晚睡晚起,如果不是被电话吵醒,我这会儿应该还在做梦呢。

她挺悲伤,都快要哭出来,我听那气息,应该早就哭过了。她住在我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小镇上。我们已经半年没有见过面。她是我从前要好的同事,也跟我一样,一口不太熟练的普通话,来自遥远的西南方,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尤其注意咬字发音,这样做的目的只为了减少被那些喜欢猜测别人身份的中老年妇女的闲话。在我们所从事过的工厂里面,女人们因为工作忙碌,就格外需要一些乐子,一边像机器一样干活,一边像鸟一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她们喜欢研究来自四面八方的姑娘的身份,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会格外被“照顾”。当终于知道我们来自西南方最贫困的高原区域,从那之后,她们看我们的眼神就像在看一所破房子,冷嘲热讽的能力跟她们对付流水线的速度一样高明,你几乎只能抵挡,毫无还手之力;有时你甚至要过好一会儿才知道刚刚又被她们的言语戏耍了——“青春不等人啊!”她们总是伴着这样的感叹。抵不住流言的我和这位同事就是在被拆穿身份的半个月后辞职了。

现在她一个人在那个小镇上,工作好像也挺不顺。

“你那边工资怎么样呢?”她开口就问我,这是我们这些喜欢“打游击”的工人互相爱问的话。如果谁那边工钱高一些,随时都可以换到对方厂里,有时候甚至都不在乎自己所在的地方愿不愿意放人,小作坊的老板有时候根本不愿意把我们干了许久的工钱结算出来。为了换工作方便,我们最喜欢在私人开设的小作坊里干活。

听她的口气,她又想换地方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还打算干几天就消失呢。

“雅晴,”我说,“你怎么了?”

我每次都会在说话之前喊一声,我喜欢她的名字,她的父母肯定比我的父母上学多,挺会给自己的女儿取名。我不喜欢父亲给我取的名字。我一共给自己取了至少十个名字了,几乎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我就换一个新的名字,有时候我那些同事因为来见我而相遇到一起,呼唤我的名号都是不同的,她们就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哪怕不说出口我也知道,她们挺不高兴。但是随后她们又会高兴起来,只要我请她们吃一顿好的,告诉她们我有那么多名字的原因,就总会在第一时间爆笑并且原谅我。现在我的名字叫“颖”,以前叫“玲”“云”“双”……还有什么我忘了的。现在使用的这个名字勉强被我喜欢,这个字有“脱颖而出”的意思,我迫切地需要这么一个字面的意思来支撑目前的生活。我需要脱颖而出,至于什么样的生活符合这样的意义,我不细想。

我都还没有睡醒呢,问完她“怎么了”之后,险些睡过去。

她说:

“就在上个月的上个月,我还跟他说话呢,可是三天前他就死了。他的朋友跟我打来电话,说他死了。

“你不问我他怎么死的?”

我摇头。这不是多此一问嘛。

“你要是知道他怎么死的,就会和我一样悲伤又愤怒了。我现在都搞不清自己该生气还是该怎么办,我都没有办法再从他口中质问到答案。他和一个姑娘死在一起呢——一个姑娘!他们居然搂在一起死的。他和她一起自杀了。那个朋友说,他喜欢那个姑娘喜欢得要死,那个姑娘也爱他爱得要死,可是家里人觉得门不当户不对,根本不能接受这种结合。他们就在一个晚上一起喝药死了。你听起来气不气人?我真是要气死了。他上个月的上个月还说喜欢我,我们聊得彼此挺开心,他还说,今年回家,他会第一时间到车站来接我,还要跟我一起到我家里做客。我也真的高兴得要死,因为,我其实老早就喜欢他了。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嘛?你应该猜到了呀,他就是我上回给你说起过的,我在老家的时候喜欢的一个男生。不是我在这儿谈的男生,好吧,我确实谈了许多恋爱,没有一段成功的,所以你不要问我具体有多少段感情,说这些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我反正最喜欢的人,就是老家那个死掉的蠢货。我现在心里就是这么称呼他的,蠢货,蠢透了。他怎么能不说一声就去死了。他住在我们的小镇上,家里挺有钱,就因为这个缘故,哪怕我跟他从小就认识、就是朋友,却一直都不敢说出自己的心思。我是个穷人家的姑娘,住在高山上,性格粗糙,觉得我根本不可能是个细腻的性子,我哪里能配得上这样的男生。我挺自卑的。只不过一直将他看成这辈子已经没办法靠近的心上人了。可是上个月的上个月,他居然明明白白地跟我说:‘雅晴,我喜欢你。’这句话直接导致我那天晚上高兴得没有睡着。你一定很嫌弃我这种不会隐藏感情的人。你要是像我一样,喜欢一个男生那么久,你就一定会跟我一样不能隐藏。你在听我说话么?”

“在。”我赶紧发声。

“我那么喜欢他,可他抱着别的姑娘去死了。这像不像一个笑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接她的话。因为她总是恋爱,又总是失恋,各种各样的失恋理由我都听过,当然这一次,的确挺沉重的,对方直接死掉了。如果是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她总是那么不幸运,就像她生来就是个孤儿,不幸运是天生的符号印刻在命运中,她被自己的祖父母艰难地养育长大,从小睡在羊圈楼上,和一茬一茬的山羊一起成长。我愿意跟她待在一起的原因就是,我也睡过羊圈楼,甚至牛圈楼我也睡过,我们身上的一些成长气味儿是相通的,她给我的感觉,特别坚韧又特别微小,她需要被人关心和爱护,只要有人向她表达了她所需要的感情,她就总是像个蚂蚱似的,毫不犹豫就跳到这根感情的线上。我不知道那个男生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她这个时候的表现确实像个死了恋人的人,脸上都没有半点儿神采了吧,心情一定很灰暗。

“你在听嘛?”

“在。”

“你那边工资怎么样?我在这儿过得挺伤心的,我想换个工作缓和一下心情。要不然,你给我找一个工地上搬砖的活也好,我去卖掉一些力气,或许就不那么伤心了。”

“我不认识工地上的人。你也吃不了那个苦。你干嘛要折磨自己,反正……”

“你说得对,颖,我吃不了那些苦,反正要不了几天我的心情又恢复了。既然他抱着别人去死,那就去死好了,我能怎么办,我都没有办法亲自去问清楚,他干什么要死了还骗我一回?我对他的感情可是真的,不然也不会这么难过,天地可鉴。也许有些人说得对,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去找什么真心的、完美的爱人,我们应该找个有本事的男人嫁掉。只要对方长得不是太难看就行了。可是,我们又只想让自己变得有本事,只想要一个完美的真心的爱人,颖,我知道你也是这么想的,你看你,你都快要活成一块火砖了,你墙壁上那些火砖你都数清楚有多少块了吧?你应该忘记一些事了,知道吗?去找一些乐子吧,要不然,你还得继续数砖,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下次直接把自己这块火砖也加上,那就完整了,就不用再数了。你昨天没有出门走一走吗?哼,没有,我就知道没有……你说,他为什么要跟别人去死呢?”

“你想知道答案?”

“当然啦。你说说看,他为什么要死了还骗我一回。”

“也许他表白的时候就是跟那个姑娘感情受挫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恶意,只是心情低落,抓个朋友来依靠,他肯定知道你喜欢他,就干脆也说喜欢你了。如果他那个时候就不想活了,他是不是也想让你清清白白地高兴一下?”

“你想象力这么好,真是长了一颗恋爱的脑袋。”

“我可能是恋爱脑袋,但不是傻掉的那种脑袋。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是安慰你,人都已经死了,反正你们之前除了在电话里谈情说爱,只是那么短短的两个月,既然他跟别的姑娘死在一起,与你说的情话也不会深到哪儿去,没准儿只是朋友之间的玩笑,他恐怕只是想让心情松快一些,找一点阳光照在自己身上,可是很显然,他的朋友,你,也没有让他想要活下去。毕竟你只是他的好朋友。他都死了,你生气难过也没有意义,就当他跟你这个朋友告别的方式有些特殊,这样你就会好过一些。”

“你说的也有道理。他的确都没有跟我说过比‘喜欢你’更好听的话了。这两个月我们也就通过三次电话,后面两次简直就是普普通通的相互问候,我当时还在心里怪他,怎么一点儿都不会当一个男朋友,姑娘们喜欢听什么,他难道不知道嘛。现在我明白了,他不是不知道,是不想说。他也太年轻了,他的父母应该很伤心,现在想想,有钱有什么用,没准儿都能害死自己的儿子。他们要是知道他居然这么草率就去死,肯定宁愿他随便娶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反正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父母根本不需要过于干涉儿女的自由,你说是不是?他的妈妈肯定又伤心又后悔又愤怒。女人嘛,又暴躁又霸道,我知道他妈妈就是一个暴躁而霸道的人,出了事儿最伤心的也总是她。”

“做父母的很伤心是肯定的。”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了。更茫然了。在我们这个年纪,心情最容易坏掉。你说是不是?你心情很好吗?”

我这会儿心情倒是挺好。但不能说出来。

“你现在身上有钱吗?”

我伸手到枕头底下摸出二十块钱。够干什么呢?开不了口回答她的问题。我没说有钱,也没说无钱,支支吾吾。

“你这几天帮我问一问工作的事情,我走路到你那边的街道,你告诉我地址。过几日就去。”

我相信她的脚力可以穿过那个镇区走到我这里来。我这二十块钱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搭车到她那边,就不够我们两个人再坐回来。关键时刻我俩根本无法真正帮到对方,却也不会因此疏远关系,越是这样的情况反而令对方更珍惜友情。只不过,她要独自面对许多路人的注目了,一个年轻姑娘在路上暴走,总是会引起一些目光,即便那些注视没有恶意,有时仅仅是条件反射的一瞥,走路人也会感到不自在。她不会喜欢自己的穷样子被很多人看到,只要太阳照着她的脚步,照出她冷寂的影子,让她在明亮的路上一个人悄悄前行就好了,她只会喜欢这种状态。但她决定好的事情无人能改变,我知道,很快她就会收拾行李上路了,也许她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时间一到就出发。她会提着或扛着一只红色行李包,“当当当”地向我这边奔来,怀着新的希望,使她的脚步更有力量。她都没有等我说一句稍微反对的话,就直接挂断了电话,让我接下去几天都要为了她的工作去忙碌。

我其实半点儿心情都没有呢,头一天的醉意还在脑门儿顶上转圈圈儿。

第二天,周日,我开始给她找工作。一直到第三天下午都没有眉目,并且这第三天的下午,我上完正班匆匆忙忙就走了,根本没有理会车间管理员让我必须加班的嘱咐,我算是逃班了。第四天一早,车间主任堵在门口,递给我一张纸条子,阴阳怪气地说,“您可是个大人物呐,我们这个庙太小啦,供不起。”我就失业了。老板们最反感不喜欢加班的员工。“您以为自己是财神爷吗?到我的地方不加班干活,我是请您过来给我助旺财运的吗?您长得也不像招财猫啊,您走好啦。”

我必须为两个人的工作操劳了。

我住所周围的街面上没有合适的工种。为了暂时缓一缓被炒鱿鱼的坏心情,我决定再去干老本行:针织横机或者套口。这两个工序我都可以胜任。雅晴也是针织制造业的熟练工,我想她不至于在这种我们两个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还对职业有什么要求。我们需要暂时过渡一下,而针织工作属于相对比较自由的活,以计件方式结算工资,老板大多好说话,辞职也较为方便。只不过,计价不一,处于闹市的针织作坊因为店铺租金以及开支高昂等原因,给工人的每一件衣服的计价低,而在偏僻区域的针织作坊,计价明显高一点。为了单价高低,我们也只好选择到偏僻一点儿的地方工作,同时还要了解作坊货源是否充足,即使计价合适,还要货源有所保障。很多小作坊货源不足,接不到订单,隔三岔五放假,工钱也就堪忧了。光了解这些信息就要花费好几天时间和精力。我需要同时了解很多家作坊才能从中选择合适的,甚至要到较远的乡间去,要暂时出一趟远门才行;我的房子租在闹市区,如果找到偏远地方的活计,就不能在这里居住了,要再一次搬家。这些事情的细碎和麻烦程度,光是想象一下就很头疼,也幸好早已经习惯这种奔波和操劳,就像我父亲所说,我已经是个可以打九十九分的跑江湖的姑娘了,只要肯付出耐心,不管多么麻烦和细碎的事,最后都能得到解决。

我要是喜欢下馆子或者接受作坊老板们的“食堂”就会在搬家的时候少一些麻烦,可我偏偏固执己见,喜欢自己做饭,喜欢家乡菜,也确实不太习惯外面的菜系。每次搬家,锅碗瓢盆就是一大麻烦,又不能将它们丢弃,许多厨具已经跟了我至少三年,我的床头底下一直塞着许多编织袋,专门用来对付每一次搬运。如果这次出门找工作顺利,再回到出租房,也就是我跟房东结算租金和水电费的日子了。我极害怕搬家,却也更害怕一直住在一个地方。我有时会故意搬来搬去,有点神经质;不换工作我也会进行一番“瞎折腾”,换租房,换到安静的地方或吵闹的地方,有时换大房子,有时换小房间;换得最差劲也最使我高兴的一回,是换到了乡下。厕所还是古老的旱厕,并且需要穿过一条黑漆漆的过道,到了地方,也没有合适的蹲坑,也没有厕所门,灯也坏掉了,只能各自拿着电筒,坐在那儿一直开着电筒的光,作为一种“厕所有人”的信号灯,传达给恰好也要来如厕的租客,别人看到电筒光就会在窄道那边等待。厕所的设计让人印象很深,一根很粗的檩子横在旱厕边,边上砌了一排约一米出头的砖,这根檩子就横在这一面砖做的围栏上,而我们的屁股,就是要搭在这根檩子上才能解决“问题”。有了这根檩子的原因,也使得它的高度又高了许多,我因为个头矮,每次都要费劲地攀着边沿爬上去,就感觉拉一泡屎还要上一趟天,而别人几乎都能一抬屁股就坐上去了。后面就是厕坑,目不可直视,由于知道背后就是坑,大家都比较认真,生病感冒头晕眼花更丝毫不敢松懈,谁也不想倒进粪坑里。

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次又要在城市边缘靠近乡下的地方工作,我和雅晴,很可能再次租到乡间的房屋。我几乎都要看到自己搬家的影像了:一辆小三轮车上装着我以及我的这些编织袋,“突突突”地跑向乡间的某个偏僻窄巷,像是收破烂或者卖破烂的。

事情也果然如我预感,不足十日,我已经找到了工作,确是到了乡间,房子也租在了那儿,厕所当然也是……那种厕所了。没有办法,我已经爽快地交了定金(幸亏房租不贵,否则,车间管理员结算给我的工钱还不够付房钱呢)。

雅晴也顺利走到我在闹市租住的地方,其实她身上还有一些碎钱,不舍得用来搭车,她必须留着它们,要考虑到接下来的生活开销方面。她的一只脚已经有点走肿了,脚底磨出两个好大的水泡。天不亮就开始暴走,一直走到天黑,路灯上来很久,她才站到了我的租房楼下。途中,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目或同情,她故意装出闲散的样子,好几个时候都放慢脚步甚至站在路边欣赏绿植,“穷人要保护自尊心,就只能在路上装出闲得蛋疼的模样,我就这么混着混着,混到这个时候才到,本来我应该更早一些到这儿的。”她说。她笑得脸上都有点儿起皱纹了,我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年轻,脸上却也能过早地出现皱纹,只要一笑,就似乎老了好几岁。她说她快要饿死了,我算是把她给扶上楼梯。她来到的第二天,我们就搬到了乡下。

雅晴的着装已经变了样子,她更爱美了。

我吃惊于她的情伤的恢复如此之快。

我们在乡下的第二个月,雅晴辞职,她又恋爱了,跟着同在一个作坊的北方男人去了上海。

我一个人留在乡下的针织作坊干了足足一年。是我工作最为持久的一回,也是精神上不那么虚无的一回。原因可笑的在于,我所租的民房背后有一棵梨树和几棵桃树,我住在这样几棵树边上,虽然错过它们开花的时节,却遇到了桃子成熟,偷偷摸摸采摘了几个桃果儿,使我想起遥远的高山上、小时候家门口的桃园和梨花,到它们成熟的时候,我也爬到树上,像摘取一个一个的月亮或红透了的太阳,使我觉得,我还像个有依靠的毛乎乎的孩子。我就是为了这几棵果树,在针织作坊干了一年,我根本不在乎厕所是不是旱厕,家园是不是我的,那都是无所谓的了。

阿微木依萝,彝族,1982年生。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见《钟山》《天涯》《作家》等刊。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羊角口哨》《我的父亲王不死》《书中人》等五部,散文集《檐上的月亮》《月光落在过道上》《理想主义者》三部。曾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