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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兔子的人
来源:文汇报 | 曹蓉  2023年02月08日06:24

动物画,在唐前人物画为宗主的时代,分享着与之近似的欣赏眼光、品评术语,至于唐后山水画地位渐定于一尊,动物画日益退出鉴赏与评说的焦点。

但它们不单储存在“物”的著录档案中,也形诸“人”的传记资料。

“你可以挂一幅图画,但你无法挂一个图像。”艺术史学者W.J.T.米切尔(W.J.T.Mitchell)曾引此英文俗语,解释图画、图像之别:图画是物质性的物,图像出现于图画中。“图画虽毁,图像犹存。它存于记忆中、叙事中,其他媒介的拷贝和踪迹中。”移诸中国古代美术史的语境,上述内涵似乎同样成立:绘画拥有物质属性,它可以是卷轴、册页、木石、碑板、屏障、壁画等等;而其负载的图像未必,它可以出现在绘画中,也可以留存于记忆、叙述(口语及文献)与其他形式的媒介中。

这就意味着,当“画”遭逢时间与人力的取舍,或存或佚时,仍有大量的“像”以其他形式等待开掘。比如,相比许多其他画类,存世的兔子画实属有限,尤其是年代较早的作品。但它们早在古人书写实践的一端以文字的形式凝定,并且,不单储存在“物”的著录档案中,也形诸“人”的传记资料。草此小文,即为着眼“画家传记”文体中的兔子及其画家。

天赋

“画家传记”是一种专记画人姓名、身份、事迹、画艺的文体,其书写由来既久,至迟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已将画家独立,有意识、系统地撰写传记,只是小传与画论、画评文体揉合成篇,不被视作专门的传记文献。

此后,画家传记的写作绵延不断。作为一种关心画人,非仅现成画作的文体,当中保存了不少长于画兔,但画作未必犹存的画家名单,大致有:钟隐、刁光胤、黄筌、黄居寀、孔嵩、赵昌、崔白、崔悫、赵希远、吕纪、陶成、孙隆、冷枚、龚吉等等。他们都以画花鸟见长,兼及草虫或四足动物。非但如此,画家传记还记录了他们的成长、风格,及分享的观念。仔细体味,实则一种富含“人情”的体裁。因此,我们得以从中追寻兔子画家的形象及其背后的风格来源问题。

“黄筌,成都人也。幼有画性,长负奇能。”画家的天才,是许多画家传记的开端。此类记述并不频繁,不算必备条件,但当其出现,往往承担引起叙事的功能:“(接前引文)刁处士(刁光胤)入蜀,授而教之竹石花雀。”(《益州名画录》卷上)

再如,“庭循(谢环)擅画,初师陈叔起,叔起元张师夔高弟......识庭循于总角,特重爱之。一经指授,辄得其妙处,叔起亦倾写底里,庭循遂驰名于时。永乐中召在禁近。”(《东里文集续编》卷四)此处交待画家早年的学艺经历,非仅叙述史实,也充当推进画家技艺孟晋、声名鹊起,然后供奉内廷一连串事件的动机。

可见画家传记的写作多有自身的文理。画家天赋的观念,笼统普遍,但在传记书写中,可能暗示画家的未来,也可能还需额外推动情节:比如,上文几例中反复出现的“天才画家的发现”的故事模型。有趣的是,这一故事模型,与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奥托·库尔茨(Otto Kurz)在《艺术家的传奇》中所论艺术家形象演变的欧洲传统颇为相似。他们分析了故事背后的神话渊源及心理学基础:正是由于符合人们对艺术家的期待与想象,这一模型才得以广泛传播。

这一现象,在古代中国亦有展开。一类常见的故事是:“(朱)端于沙上手画作山林人物状,遇一异人曰:‘汝欲作画耶,吾授汝笔。’”(《嘉兴府志》)在这个例子中,画家天才的发现者直接就是神人。此类神异故事,于地方志、笔记、小说,乃至民间传说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少年马良以指画沙、于石壁画出咄咄逼真的兔子,随即被赋予神笔的传奇依然流行。但在历史中日益成熟的画家传记文体中,无疑日渐稀释。这两条分岔的线索,本身也反映各自写作中历史意识的变迁。

技艺

对画家天才的回溯,显示出传记作者对技艺来源的普遍关怀。与之相辅相成的是,画家传记中常见的师资授受话题。更何况,许多画家天才的发现者,本身就是他们的老师。

师承关系风格,因此最为专门的画家传记作者关心。“王微、史道硕,并师荀、卫,各体善能。然王得其细,史传似真。细而论之,景玄为劣。”(《古画品录》)早期的“传+评”文体中,已显露出对画家师承的求索,因为其直指风格类型、品格高下。

时间向后推延,画家传记文体日益独立,也渐发展出一套相对固定的结构架设,一般包含画家的姓名出身、画科风格、身份成就诸要素。其中,师资授受有关风格,因此常依偎在“画科风格”的单元。比如,北宋画兔名家崔悫:

“崔悫,字子中,崔白弟。工画花鸟,推誉于时。笔法规模,与白相若。尤喜作兔,自成一家。官至左班殿直。”(《图绘宝鉴》卷三)

这是某一阶段画家画艺得诸家传的例子。假如没有这样的条件,画家可能从师学艺:

“萧增,字益之,工翎毛。从师吕纪游都下,相聚岁久,获其真诠,得意笔与师莫辩。”(《鄞县志》卷四五)

在此类明确的师承关系中,传主的画风,往往通过与其师资的对比指明。青出于蓝或各得一体,妙得真传而代笔乱真,这些例子都很常见,不再一一罗举。更重要的是,同样的写作手法,也沿用到了画家的非直接渊源谱系梳理中:

“孙隆……幼颖异,风格如仙。画翎毛草虫,全以彩色渲染,得徐崇嗣、赵昌没骨图法,饶有生趣。”(《明画录》卷六)

徐崇嗣、赵昌都是五代入宋的画家,通过溯源再现风格的方式,代表了画家小传中风格描述的基本通则之一。藉由对已知画家的印象,唤起对新画家的认识,这一视觉实验设计,相当于给定一方参照,预设观察角度,调校对另一方的认识,或者彼此调试。实验的成果,一方面与撰作者提供的“线索”直接相关,一方面也取决于读者自身对“线头”两端画家千差万别的掌握情况。换言之,读者手握仿佛“忒修斯之线”——终点可能固定,到达的路径却未必相同。

尽管如此,此类写作手法仍在古人的世界中,实现了通过文字沟通图像的可能,甚至包含推动我们思想的因素。一方面,它足以催生晚明以后日益明晰的画史写作意识,另一方面,也逗引我们以绘画的眼光反观自然:“小鸭十余头,往来唼喋其中,宛然崔白画本矣。”(王士禛《秦蜀驿程后记》卷下)到了这一步,视觉实验的一端,已是真实自然了。

自然

如此便引出画家的另一师承来源:自然。崔悫画兔“自成一家”,对此“传+论+目”结构的《宣和画谱》给出了进一步的“线索”:

“大抵四方之兔,赋形虽同,而毛色小异,山林原野,所处不一。如山林间者,往往无毫而腹下不白;平原浅草,则毫多而腹白,大率如此相异也……画家虽游艺,至于穷理处,当须知此。”(《宣和画谱》卷十八)

据此推测,能以毫毛有无及颜色,分辨兔子的产地、品种——穷于物理,是《宣谱》所称崔悫兔的优长之处。将“赋形”“毛色”对称互文,说明撰作者在技法上将描作形状、施加毫毛分开观看。这一观察方式,与谢赫“六法”之区分“应物,象形是也”“随类,赋彩是也”其实同一理路。可惜崔悫兔并未传世,设若参照其兄的《双喜图》,可见反身回顾的兔子,面颊、头背密覆的毫毛纹理有别,耳缘、耳背上的绒毛疏密、深浅亦复不同,腹部施加铅白,部分脱落,若以《宣和画谱》的眼光关照,大概就是“平原”之兔。

《宣和画谱》对崔悫兔的议论,反映北宋末期宫廷追求“物理”的绘画品味。同书对五代画家滕昌祐的记述也能很好说明这一点:

“卜筑于幽闲之地,栽花竹杞菊以观植物之荣悴,而寓意焉,久而得其形似于笔端。遂画花鸟蝉蝶。更工动物,触类而长,盖未尝专于师资也。其后又以画鹅得名,复精于芙蓉、茴香,兼为夹纻果实,随类傅色,宛有生意也。”(《宣和画谱》卷十六)

通过观察、模拟自然之物,得其形似、生意——“未尝专于师资”,实即师心造化。同一时期的传记中,集中出现了许多画家的田野行为:徐熙多游园圃,以求花竹林木蝉蝶草虫情状(《圣朝名画评》卷三);易元吉游历荆湖,调查猿狖獐鹿(《图画见闻志》卷四),其实都可以置于同一背景下予以理解。而从花鸟推及蝉蝶,再到动物的题材扩充路径,也符合古代画科分类中花鸟、动物相邻,或者后者干脆从属前者的实情。

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对景写生的故事,对后人来说并非闲言,在仿照《图绘宝鉴》续作的《明画录》中,作者徐沁重提上述写生的典型:

“(花鸟附草虫)叙曰写生有两派,大都右徐熙、易元吉而小左黄筌、赵昌,正以人巧不敌天真耳。有明惟沈启南、陈复甫、孙雪居辈,涉笔点染,追踪徐、易,唐伯虎、陆叔平周少谷以及张子羽、孙漫士最得意者,差与黄、赵乱真。”(《名画录》卷六)

随着画家的真迹、赝作、摹本传世的,还有围绕他们的言说。从写生中摄取的生意,可以流为风格,跨越时空,形成传派。前代传记的遗产中,早预备了留给后世的认知工具。

***

相比其他文类,画家传记的写作有着记载画家个人信息、风格,时而兼顾画史定位的天然任务,重实用而少发挥,呈现出较强的承袭性。根据具体的意图,作者尽管有意识地采择、剪裁、编排“史料”,但前人绘画观孕育的写作内容,仍顽固地留存在画家传记的书写中,持久地作用于后人的思想与行动。

从历代画家传记中剥离出的三种风格来源类型:个人天赋、技艺传承与对自然的追摹,体现出作者、读者两方对画家形象的期待,它可能与真实呼应,却未必完全重合。不同程度的“失真”,既由人们试图以语言追赶图像的困境所致,也源于对自然等混茫幽眇之物的难以捕捉。

动物画,在唐前人物画为宗主的时代,分享着与之近似的欣赏眼光、品评术语,至于唐后山水画地位渐定于一尊,动物画日益退出鉴赏与评说的焦点。比如,沈周固然绘制动植物,却不会有他的山水讨论得多。那么,动物画中的兔子,难免仅占据更小的篇幅了。

但在其他文明中,情况未必如此。如日本绵延数百年的“狩野派”,对待不同画科似乎较为平等。更有趣的是,其地还留存有系统的绘师学艺的画稿,据研究,其教学历程大致是:七八岁学瓜茄,继而花鸟山水人物摹本36图,十四五岁临习名家山水人物摹本60图、花鸟摹本12图,十六七临摹原作、练习“彩色画”,十八岁左右辅助师父上色,二十五六受雇参与师父绘制作品,三十学成,获得绘师名号、资格(东京国立博物馆“木挽町狩野家の記錄と學習”展览图册)。其中,留有“公虎”摹吕纪的对幅兔子,那是画家风格来源的直观体现。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