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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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读鲁迅杂文，有两篇印象最深，原因大抵是标题怪怪的，有意思，又特别长。一篇是《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标题几乎就是一篇内容提要，足下如果没有点嘴上功夫，很难一口气读完。文中说孔夫子晚年周游列国，他吃了多含灰沙的土磨麦粉，乘着马车在七高八低的泥路上颠颠簸簸，结果颠出胃病来了。大师手笔，令人叹服，那辆在北方的黄尘中踽踽独行的双辕马车，此后就一直颠簸在我早年的文学记忆中，历历难忘。

还有一篇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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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的一篇演讲，副题是“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但文后的编者注释中却说“九月间”有误，据《鲁迅日记》应为7月。这中间的问题是，该演讲的书面文本发表于同年11月的《北新》半月刊，也就是演讲后大约四个月。把四个月前的事说成两个月前的“九月间”，鲁迅的记忆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不合情理的误差呢？这就要联系当时的政治气候来考虑了。那么鲁迅发表这篇演讲时的政治气候有什么特征呢？

答案是：杀人。

杀人是人类最古老的游戏，而当时的政治则是给杀人冠以堂皇的理由。三个月前的上海“4·12”反革命政变和几天前的武汉“7·15”反革命政变，把1927年夏天的中国裹挟在腥风血雨之中。广州的国民党当局也在大肆屠杀，街头上每天都有新上墙的杀人告示，那些打着红钩钩的名字中，也有鲁迅的学生。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坚决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教职。可以想见，先生当时的处境已相当危险，根据林语堂的说法，当局请鲁迅在夏期学术活动上演讲，也有窥测他态度的用意。鲁迅是真的猛士，他当然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他不怕。但他又懂得韧性的战斗、反对像许褚那样赤膊上阵。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既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又不宜金刚怒目地呐喊，因此，以学术演讲的名义，含沙射影地揭露和批判当局的暴政，是最恰当的方式。而在演讲的文本发表时，作者又把时间“误记”为“九月间”，离那几个血腥政变的时间节点稍远一些，其中有没有避祸的用意呢？我觉得是有的，这不是胆怯，而恰恰是一种斗争艺术，因为，屠夫已经杀红了眼，岂能再授其刀柄？

夏期学术演讲，可讲的题目当然很多，为什么要讲魏晋风度呢？

答案还是那两个字：杀人。

魏晋是一个血腥的乱世，魏晋风度即文人知识分子在屠刀下的众生相。对文人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似乎应该始自秦始皇。但老实说，嬴政杀的那些个书生，谁能说出其中某个人的生平、事迹、建树、声誉？肯定说不出。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儒；或者说他们只是一桩重大历史事件——焚书坑儒——中的道具。到了东汉末年，情况就不同了，魏晋乱世，所谓兵燹所及，玉石皆焚，死的固然大多是无名无姓的草民（士兵其实也是草民），但奉旨杀人，定点清除，死的却大多是不仅有名有姓而且有头有脸的文人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杀文人知识分子呢？距当时一千四百多年的王夫之说得很清楚：“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他认为曹操杀孔融和司马昭杀嵇康是为自己的儿子篡位杀鸡儆猴，“鸡”和“猴”都是知识分子，“士气”和“清议”则是知识分子的声音。杀他们是因为强权者不放心，怕他们与自己离心离德，尤其怕他们抱团鼓噪。中国历来有“文人相轻”的说法，其实不对，东汉末年的知识分子就不“相轻”，他们在反对宦祸的斗争中何等同仇敌忾，在近现代政治史上影响巨大的“同志”一词，就是那时候出现的，“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后汉书·刘陶传》）。“同志”，这是多么亲切而庄严的称呼，一声“同志”，不仅春风满怀，而且热血沸腾，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魏晋时期的“同志”，不论是建安七子、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都是一嘟噜一嘟噜地抱团登场的，这当然又是权势者最忌讳的。而且文人还有个致命的毛病：多嘴、卖弄聪明。你再聪明，还会比人主聪明吗？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脑袋比人主更聪明，那对不起，人主就会砍掉你的脑袋，以求得平等。建安七子中的领袖人物孔融就是死于多嘴，正始之音中的两根弦——何晏和夏侯玄——则是死于太聪明。杀人毕竟还是管用的，一时屠刀喋血，书生授首；杀气弥天，文士噤声。于是到了竹林七贤的时候，为了避祸，大家喝酒的喝酒，吃药的吃药，或者语不涉时事而专研玄学，谓之清谈。

喝酒者佯醉，吃药者佯狂，清谈者佯作高深，实际上就是逃避当下的政治追问。佯者，装逼也，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集体装逼，而且装得如此风流蕴藉风度翩翩，这是专制制度下一幕周期性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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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佯醉。

阮籍，文二代，他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他自己是竹林七贤之一。从建安到竹林，历史在改朝换代的震荡中血流漂杵，文人名士成批登台又成批被杀。“步兵白眼向人斜”，对，阮籍就是那个白眼看人的阮步兵。他当然自视甚高，不然也不会在楚汉争霸的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叹息。英雄者谁？竖子者谁？刘项乎？抑或魏晋人乎？后人众说纷纭，但阮籍不管，叹息过了，他又面对旷野尽情一啸，胸中块垒喷薄而出，古今多少事，尽付长啸中，酣畅淋漓地体验了一回生命的大放达和大自由。他在古战场上的这一声浩叹和长啸，亦被载入史册。

浩叹和长啸固然酣畅淋漓，但那是在空寂无人的山巅或旷野。现实的烟火红尘中，他是一个朝廷命官，品级还不低（正四品）。官场的游戏规则是如此丑陋而黑暗，特别是在一个强权霸凌、铁血政治的敏感时期，那就更加凶险了。四面八方都有阴冷的目光盯着你，跋前疐后，动辄得咎；而且一旦得咎，就要人头落地。他想躲开官场的纠缠，但又不敢公开拒绝，事到临头，只能喝酒，佯醉，装糊涂。司马昭曾想和他攀亲家，对阮家来说，这是高攀了，但阮籍不愿意。不愿意又不能拒绝，他就以醉拒婚。每次有人来作伐，他都喝得烂醉。阮步兵烂醉如泥，偶尔朝媒人翻一个白眼。此一醉竟酩酊昏睡六十天，让媒人始终无法开口，硬是把亲事拖黄了。这件事他玩得蛮漂亮。

但这种以佯醉行苟且的立身方式其实是一种无奈，阮籍本人也并不自以为是。在那篇著名的《大人先生传》中，他借大人先生之口，把那些在强权下怯懦偷生的文人学士狠狠地刻薄了一番：“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乎虱之处裈中乎？”

这段话我就不翻译了，因为内容有点不雅，大体意思就是把那些苟且偷生的文人比作寄生在人们裤裆里的虱子。唯一需要解释的是这个“裈”字：有裆的裤子。裤子因为有裆而封闭，则虱子生焉。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的傀儡皇帝曹奂进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这个九锡的名头很大，但兆头不好，以前王莽和曹操都接受过，似乎成了篡逆的代名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话是上一任皇帝曹髦说的，曹髦在皇位上战战兢兢地坐了八年，别无建树，只给后世留下了这句歇后语。而他本人却因为这句不当言论丢了性命。现在，上上下下都看得出司马昭的心思，但戏还是要演的，血色下的篡位闹剧偏要铺陈一道温情脉脉的柔光。司马昭照例装模作样地谦让，然后由公卿大臣集体“劝进”，阮籍很不幸地受命撰写《劝进箴》。他又想用喝酒来拖延，但这件事太敏感，他不能翻白眼了。等到使者来催稿时，他只好一边喝酒一边拟稿塞责。他这次玩得不漂亮，连佯醉也不敢过分。《劝进箴》语意依违，自己既很纠结，对方也不会满意。一两个月后，他就死了。史书上没有说他被杀，他应该是病死的。但这种胆战心惊避祸自保的日子太伤人了，他应该是被吓死的。

不知他最后注视这个世界时，青眼乎？白眼乎？

4

再说佯狂。

司马昭想和阮籍攀亲家，自然是因为阮氏子弟颜值高，学问好，遗传基因出类拔萃。阮籍确是公认的美男子，《晋书》中曾为此不吝笔墨。一般来说，正史是不屑于关注这些花边新闻的，由此亦可见阮籍之男神风采不同“一般”。而同样在《晋书》中，对嵇康的形象推介又更甚于阮籍，诸如“龙章凤姿”之类的赞语虽然让人不得要领，却肯定是极高的评价。关于嵇康的容貌最富于文学意义的描写还是来自他的一位朋友：

叔夜（嵇康）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仅凭这两句话想象一个人的容貌，仍然是不得要领，但至少可以认定该男子之高大魁伟，且气质超好。

这位朋友叫山涛。

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七贤之中，阮籍、嵇康、山涛私交最好。作为乱世名流，三人各具性情，立身处世亦各有风范。阮籍喝酒、佯醉，和官场若即若离。他平日里懒懒散散，白眼看人；但偶尔也会现身官衙露一手，把政务处理得干净利落。他其实是和当局虚与周旋的意思。山涛是忠厚长者，又是官场中人，而且官还做得不小——尚书吏部郎——一看这名字就知道和中组部有关，对，这是中组部主管官吏选任、考察及调动的官员，周围巴结的人不会少。他倒不是那种一阔脸就变的人，相反，他对朋友很关顾。温和、大气、懂进退，而且才华很好，并不平庸，这就是山涛。

嵇康走的是极端路线，他是曹操的孙女婿，在司马氏眼里，大抵属于前朝余孽。既然如此，他索性就彻底地弃绝官场仕途，彻底地不合作。当时的文人有很多是吃药的，那是一种时髦。吃了药不能休息，要“散发”，一般是走路。他们穿着宽大的衣服，趿着木屐，走得风生水起。而且兴奋，举止言谈皆放浪形骸，全不顾纲常名教，这就是佯狂了。嵇康也吃药，但他不走路，他打铁。他原先住在山阳，后来迁到洛阳来了。洛阳是京师，出将入相，冠盖云集。他就在这些大官的眼皮底下开了家铁匠铺。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吃了“五石散”后精神焕发，就用打铁排解多余的精力。叮当叮当，打铁声坚定而沉着，一个不世出的大学者在洛阳东郊打铁，中国的冶金史应该记上一笔吧。

他为什么要打铁呢？是不是为了测试自己生命的强度？这是一个铁与火的世界，铁锤砸在铁砧上，实打实，硬碰硬，谁也不怕谁。抡锤人当然不能宽袍大袖，只能短打，甚至赤膊。炉火映照着他健壮的身躯，此刻若用玉树临风或者清新俊逸之类的形容词肯定太轻佻了。锤起锤落，火星四迸，汉子鼓突的腹肌、胸肌、肱二头肌次第发力，联袂炫示，勃发着阳刚的气息。这是真正的秀肌肉，也是他生命中真正的高光时刻。我说不清这种演出指向他性格中的何种诉求，但我至少知道，如果他干别的——例如做豆腐——那就肯定不是嵇康了。

叮当叮当，打铁声坚定而沉着，不屈不挠地传进京师的宫阙。有人想：这家伙哪儿不能打铁，为什么非要从山阳跑到洛阳来打？而且给人打铁还不收钱，这是图什么呢？或者说这是在向谁示威呢？

嵇康一边打铁，一边读书写诗做学问，有时还要给朋友写信，他那封青史流芳的长信——《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放下铁锤写的。

山巨源就是山涛，嵇康为什么要和他绝交呢？

山涛要升官了，由尚书吏部郎升任散骑常侍。顾名思义，“常侍”就是皇帝的贴身秘书，从职级上讲，这是进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需要指出的是，司马氏暂时还不是皇帝，现在坐在皇位上的人还姓曹，但官员的任免大权都在“大将军”（司马昭）手里。因此，这时候任命的散骑常侍，实际上就是司马氏派过去监视傀儡皇帝的特务。看来司马昭对山涛相当信任，不仅派他去“常侍”皇帝，还让他推荐一位吏部的继任者。山涛推荐了嵇康，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么优秀的一个朋友，老是在郊外打铁算什么呢？长此以往，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而且他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铁再打下去，恐有……杀身之祸。

一个正五品的、负责朝廷人事调配的、周围有很多人巴结的尚书吏部郎虚位以待，只要嵇康愿意。

弹冠相庆吧。

但嵇康不愿意，于是便有了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

虽说是绝交，语调却并不激烈。嵇康貌似自嘲地列举了自己不适合当官的诸多原因，计有“不堪者七”“不可者二”，非常7+2，一共九条。“不堪者”就是不能忍受的；“不可者”就是坚决不做的。这九条理由表面上是说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生活旨趣，实际上是抨击官场的丑陋和黑暗。且看“不堪者”其中的一条：“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他说，做了官，就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办公，腿脚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动。而且自己身上虱子很多，一直要去搔痒，这时候如果穿着官服去迎拜上司，如何是好？

古代由于书写工具的限制，写文章崇尚简洁，写信更是如此。但嵇康的这封绝交书很长，从开头的“康白”到最后的“嵇康白”，调侃挖苦，洋洋洒洒，计一千八百多字。那时候纸的产量很少，还没有完全取代竹简，所谓“洛阳纸贵”恐怕不光是说文章漂亮，纸的价钱也确实贵。想象一下，这封绝交书要用多少竹简！再对比一下，博大精深的《道德经》和《孙子兵法》只不过五六千字，一千八百多字的信，可谓长篇大论矣。

但仔细体味这封绝交书，我还是有点疑惑，我总觉得作者有点举轻若重，似乎有意要张扬什么。如果仅仅是绝交，其实三言两语即可，甚至不予理会即可，根本用不着这样耗费竹简，长篇大论往往有弦外之音。见多了那些分手的恋人，凡咬牙切齿或絮絮叨叨地诅咒不休的，往往是心有不甘藕断丝连。真的绝情，只要一声“再见”或一个手势就了结得干干净净。

那么嵇康有什么弦外之音呢？

这封绝交书一写，嵇康必死无疑，因为他实际上是宣告与司马氏的彻底不合作。嵇康是认定了要当烈士的，但他要保护山涛。因此，他才借此机会当着全世界的面羞辱山涛，这是做给司马氏看的。嵇康这一点很了不起，他自己义无反顾，但他决不让朋友垫背。任何一个时代，义无反顾的烈士总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山涛这样的识时务者。嵇康尊重山涛的选择，他在信中对山涛的评价是：“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意思是你遇事善于应变，对别人总是称赞多而批评少。这话说得多好啊，精准、通透，放之古今而皆准。确实，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会活得滋润些，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他们，若排除告密和倾陷，“世故”其实并不是贬义词。山涛后来尽心尽意地把嵇康的子女抚养成人，并因此留下了“嵇绍不孤”的成语（嵇绍是嵇康的儿子），也留下了关于政治，关于气节，关于友谊的更多面的阐释。

景元三年夏天，在刑场上三千多名太学士的抗议中，一颗绝世才华加绝世容颜的脑袋滚落尘埃。太学士们本想提请杀人者珍惜嵇康的身份和名望：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但他们不会想到，在这几个闪光的大词中，杀人者根本不在乎思想、文学或者音乐，他们只在乎“家”——家天下的“家”，而那恰恰是需要用杀人来维持的。

5

阮籍和嵇康语境中的虱子只是一种修辞或假托，当不得真，但现实世界中洛阳的虱子肯定不少。那么一个世道，脏乱差再加贫穷，到处都是虱子麇集的乐土。“国家不幸孤家幸”。登基的虱王在“裈中”扬扬自得地发布宣言，老卵得很。那么就说国家吧，司马氏黄袍加身后并没有安稳多少日子，就发生了八王之乱。我们不管是看《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那里面的司马懿和司马昭是何等老谋深算甚至雄才大略。但先人太雄才大略也不是好事，三代以后，到了晋惠帝的时候，却连正常的事理也弄不清了。八王之乱后，晋室在洛阳待不下去，只得收拾细软往江南跑，此即所谓“衣冠南渡”。“衣冠”者，皇室贵族簪缨世胄也。值得一提的是，寄生在“衣冠”里的虱子也随之翠华摇摇地徙居江左。“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当然那时候还不叫“金陵”，叫“建康”。但“佳丽地”和“帝王州”都说得不错。江南真的是好，不仅达官贵人又找回了繁华旧梦，连寄生的虱子也顺势上位以至登堂入室了。

说虱子登堂入室可不是信口开河，因为有“词”为证——晋室南迁后，在衣冠士族中悄悄地出现了一个时髦的新词：扪虱而谈。

扪虱而谈的典故出自东晋名士顾和，大致情节是：扬州从事顾和去觐见宰相王导，因府门未开，就坐在门前专心致志地捉虱子。武城侯周 也来进见长官，见顾和独自觅虱，夷然不动，和他搭话时亦“搏虱如故”，遂大为叹赏，对王导说“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我实在很难理解周 对顾和的夸奖，尚书令和仆射都是相当于宰相的大官，只凭一个人捉虱子捉得认真，就认定他有“令仆才”了？如果这样，未庄的阿Q和王胡也应该是够格的吧。

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名士王猛身上。王猛这个人据说少有大志，桓温入关时，他穿着粗布衣服前来拜访，大庭广众之下，他“扪虱而言，旁若无人”，纵论天下大势，一屋子的人听得一愣一愣的。他虽然拒绝了桓温的征聘，却因此扬名，后来成为苻坚的辅臣，亦官至宰相。

这实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当初的名士们托言扪虱不过是佯狂避祸，那是血腥的高压政治下的“不得已（鲁迅语）”，因此，那种玩世不恭放浪形骸也可以说是一种血染的风采。南渡以后，改朝换代的风雨已然远去，文人学士们开始走出为政治站队而担惊受怕的心狱，沉潜在他们心底的家国之痛亦逐渐消融在偏安江左的放诞风流之中。佯醉佯狂自然是用不着了，但佯作高深的清谈却变本加厉。这样一来，就连那不登大雅之堂的虱子亦与有荣焉。长此以往，扪虱而谈竟然成了一种“雅人高致”，甚至是一枚时髦的徽章，那种谈吐从容无所畏忌的“扪虱风度”受到广泛追捧，一时间，好像文士们若不能一边高谈阔论一边随手从身上捉出几只虱子来就不配称为文人高士、更不配经邦济国似的。而“扪虱”“烘虱”之类的意象后来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人的歌咏中，成为实验性诗歌的某种尝试。

当然，那已经是到了说话著文不怎么顾忌的北宋。

宋代中期的某个时期，位于开封东厢新城区的春明坊几乎成了京师的文化中心，重量级的文人士大夫一时趋之若鹜。原因很简单：这里居住着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宋敏求。宋敏求不仅藏书宏富、质量优良，而且为人慷慨、乐于分享，凡有借阅者皆毫无保留。私人藏书楼变成了公益图书馆，流风所及，文人学士皆争相求为比邻，弄得春明坊的房价比内城的繁华地段还高。这是关于宋代文化风习的一个生动镜像，也是历史上最早关于“学区房”的记载，值得注意。

春明坊的住户中，有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后人只知道这两位因政见之争而势同水火，以致老死不相往来，但那是神宗熙丰以后的事，现在才是仁宗嘉祐年间，他们同在三司为官，惺惺相惜，经常互为唱和。唱和诗中亦有以“烘虱”为题的，颇引人注目。北宋中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繁华盛世，官员生活之优裕是不用多说的。因此，这些人的“烘虱”诗篇只是以戏谑为诗的某种尝试，并不是真的身上有虱子。作为文人，隐身于唐朝巨大的背影下实在是一种不幸，唐诗太巍峨壮丽了，他们既无法与唐人比肩，又不甘匍匐于唐人脚下，便试图在游戏的状态中探索诗歌写作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宋人的“烘虱”纯粹是一种文学现象，既非矫情，亦与现实无涉。

但如果说宋代官员的身上绝对不会有虱子，那也不尽然。

王安石后来位极人臣，但此公生性邋遢，从不把洗澡和换衣放在心上，以致后来苏洵在《辨奸论》中攻击他“衣臣虏之衣……囚首丧面”。作为宰相，这就关乎朝廷体面了。同事们只得定期架着他去一趟浴室，称之为“拆洗王介甫”。然而尽管定期“拆洗”，虱子还是在他身上安营扎寨了。一次御前奏事，正值一只虱子在他鬓角上巡视。神宗见了，忍不住发笑。退朝后，他问副宰相王珪，皇上为什么笑，王珪告诉他原因后，他连忙叫侍从来捉掉。王珪说：“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接着，一本正经地吟诵道：“屡游相须，曾经御览。”王安石听罢也忍不住大笑一回。

王珪是词臣出身，文思敏捷且辞采赡丽。他有个孙女婿也是名人，叫秦桧。

宋代的虱子其实早已跌下神坛，扪虱也不再是身份高雅的徽章。像王荆公的这种遭遇，并不能怪虱子大胆“僭越”，只能怪他自己失去了身份定位。一个当朝宰相，怎么能一点不顾体面，以致让虱子蹬鼻子上脸呢？真是的。

虱子在贵人的鬓角上巡视，因为被皇帝看到了，所以能够传世。如果虱子在相对私密的场合侵扰贵人，曝光的概率就微乎其微了，除非当事人自己“著之竹帛”。

清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初七，曾国藩视察永定河水利，回程途中下榻于安肃县，当天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二更三点睡，为臭虫所啮，不能成寐，因改白香山诗作二句云：“独有臭虫忘势利，贵人头上不曾饶。”

曾国藩当时的身份是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因直隶拱卫京畿，故直督号称疆臣之首。按理说，他这个身份的官员是不应该遭遇虱子的。但实际情况是，他下榻在安肃县。直隶总督驻节保定，安肃是距保定五十里的小县城，那里最好的招待所也不能保证没有虱子。也就是说，在这里，曾国藩的身份与环境之间发生了错位。安肃县的旅馆亏待了总督大人，但总督大人大概是不会怪罪地方官的，他只能一边扪虱东床一边戏改唐人的诗句以排解长夜。

唐人的诗，原句为“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世间所有的人，无论贵贱，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而改诗的意思是，世间所有的人，无论贵贱，在臭虫面前都是平等的。所谓“独有臭虫忘势利”，为什么“独有”？因为现实世界中的人太势利了。这一句看似调侃，其实有痛切的人生感喟在焉。一个老官僚幽微的心迹，在这种私人化的日记中得以真情流转，况味怆然。

当天夜里，总督大人和虱子周旋时，有没有想到那曾让魏晋时代的文士们心驰神往的扪虱风度呢？日记里没有说。也罢。

文章最后，有一点还是要说一下，曾国藩所改的那两句唐诗并非出自白居易，而是出自杜牧，他记错了。记错了也不要紧。曾文正公是凭借再造玄黄的巨大功业而腾达官场的，不像有的官员是靠章句小楷考出来的。他当初虽也有科举功名，但名次相当靠后，令他一辈子羞于提及。清代殿试按名次分为三等，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他是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同”就是相当于，用现在的话说，他“相当于”本科毕业，而且，还是三本。

【作者简介：夏坚勇，散文家，剧作家，现居江苏江阴。代表作有《湮没的辉煌》《大运河传》《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