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止一位评论家都曾谈到，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的特殊性，在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题材小说写作的空白与薄弱。在现代文学阶段，茅盾的《子夜》可以被视为反映现代民族工业的长篇小说开山之作，而随着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成熟，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逐渐呈现出繁荣态势。十七年时期有萧军的《五月的矿山》、雷加的《潜力》三部曲（《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棡林》）、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工业三部曲”（《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罗丹的《风雨的黎明》、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等。自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来，也有李铁的《锦绣》、阿莹的《长安》、罗日新的《钢的城》、苏虹的《海上晨钟》、老藤的《铜行里》《北爱》、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路程和朱六轩的《痴心》、吴雪平的《钢铁往事》甚至是网络小说《大国重工》等作品相继问世，这些都为中国当代工业文学提供了不同面向的丰富表达。尽管不可否认的是，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文学史评价普遍不高，但参与其中的作家的确并非少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运宪的《戴花》似乎并没有那么特殊和稀缺。

私以为，本书的特殊性或许并不在于作品是否以工业题材为书写对象，更重要的应该是，这是一部书写普通工人追求劳动模范理想的文学作品。学者贺绍俊曾在评论文章中谈到：“《戴花》是我这么多年来读到的第一部以劳动和劳模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历史复调性的基础上，真实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工人群体。”回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我们就能够发现这所谓“第一部”的判断在表述上似乎并不尽然准确，但“以劳动和劳模”为主题，的确是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

以历史的眼光审视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革命的整体面貌，“劳动者”的身份显然居于时代舞台的中心。当一名普通的劳动者，从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千千万万个身影中走出来，走到聚光灯下，走到表彰台上，披红戴花，成为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的代表，他的身份就完成了从“劳动者”到“劳动模范”的转型，从“个人生产者”转变为了“集体的英雄”。寻根溯源，“劳模”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与红色中国的群众运动关系密切。20世纪30年代，苏联兴起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国家面临技术改革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为促进生产而开展的群众性革新运动。这为中央苏区时期乃至新中国建立以后，劳动模范制度的健全和在中国的落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经验，“吴满有运动”与“赵占魁运动”就是这种经验的有效尝试。

延安时期，劳模运动已然成为发展生产建设工作中的有效方式，从奖励与宣传生产模范，带动群众生产积极性，逐渐发展到组织生产运动，建立劳模制度。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次年印发《边区政府关于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的决定》，从制度上将普遍群众中的杰出生产者以“不拘一格”的方式选拔为英雄模范。当劳动模范进入文学视野，我们可以读到艾青的长篇叙事诗《吴满有》、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以及延安鲁艺时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张治国》等。新中国成立以后，除林斤澜的文学小品《模范女投递员罗淑珍》、草明的报告文学《老英雄坚守在高炉上》等之外，也有许多以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人民大众耳熟能详的劳模形象为主题的文艺作品问世。

不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从延安时期发展成熟的劳动模范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潮流的影响之下，受到了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变革的多重冲击。不可否认的是，“戴花要戴大红花”的理想信念正面临着“戴花的管不了戴帽的”的残酷社会现实，许多传统的劳动模范典型逐渐在社会生产语境中失去了感召力和说服力，属于劳模的光荣和信念也逐渐在文学作品中暗淡了光彩。因此，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劳模为写作对象的文学作品似乎只有胡万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世》、陈玉福的长篇小说《劳模》等，寥寥可数。在这个意义上，水运宪的《戴花》显得尤为特殊和重要。正如他在创作谈中说的那样：“对照时下某些‘物资极其丰富，精神极其贫乏’的现状，我尤其怀念过去的艰苦时代。那时候刚好相反，物资极度贫乏，人们在精神层面上反而感觉无比丰富。”作品立足于新中国成立后产业转型的历史进程，将“崇尚劳模”的理想信念作为产业工人的时代共情与精神底色，既塑造了具有这种集体情怀的工人群像，也是以文学的形式深情叩问劳模情结与形象失落背后的丰富历史细节，真正为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写作提供了有益尝试。

在小说中，以杨哲民为代表的知识青年们掌握着专业知识、科学技术和鲜活的改革观念，以莫正强为代表的工厂师傅们则掌握着丰富的劳动经验，新人与旧人的冲突和矛盾围绕着德华电机制造总厂的改革展开。改即是改旧，革即是革新，但这显然不仅只是工厂体制和产业技术层面的改旧革新。莫正强曾经想过，杨哲民“你到底是革技术的命，还是革我的命”，这种微妙的心理活动充分展现出，势不可挡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就意味着以体力劳动为主导的旧模范需要向以脑力劳动为主导的新模范转变。莫正强想当一辈子劳模，虽然曾有过触手可及的时刻，却因为坦陈自己因情急偷钱而失之交臂，最终在因病去世以后，被劳动模范评选领导小组追授全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杨哲民的舅舅是一位省劳动模范，但他本人起初并没有成为劳模的意愿，依靠技术革新优化钢铁作业流程之后，反而戴上了师傅心心念念的大红花。两代人身份和理想的颠倒与错置，形成了极富戏剧性的艺术张力，远比将故事编织成一个如愿以偿的大团圆结局要巧妙得多。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全书接近尾声的部分设计了一场威风凛凛的熔炉点火仪式，形成了颇为精妙的叙述高潮。在这场庄重的告别仪式上面，负责“鼓风机”“卷扬机”“生料”“熟料”的熔炉班师兄弟依次响亮报号，既是新人点火之前的开场，也是旧人退出历史舞台的谢幕，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仪式象征着那些属于特定历史时代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终将以英雄的姿态退场，但他们的工匠精神和理想信念，也会以新的形式薪火相传。

钢铁的冰冷与热血的滚烫，浇铸着现代中国往事中那一代代以劳动模范为毕生追求的产业工人的青春与信仰，带有产业转型的阵痛和重工业失落的伤怀。铁，百炼而成钢，钢又要经历千淘万洗，淬炼成什么呢？这是当下所有工业题材写作都必须直面的问题，也是《戴花》带给我们的思索。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教鹤然，女，生于1990年，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现为《文艺报》社评论部编辑。已在《鲁迅研究月刊》《当代文坛》《华文文学》《名作欣赏》《文学自由谈》、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东北区域历史与文学，台湾、香港及华语语系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