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工业题材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类型，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新世纪以来，在城市、乡土、科幻等成为文学叙事的热点题材时，工业题材的文学也得到了较为丰饶的叙事，比如草明的《乘风破浪》，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等。作家水运宪的最新力作《戴花》是这一题材书写的杰作。作者以精湛的艺术构思和宏阔的历史视野为我们呈现了工业题材小说书写的生动而丰富的文学景观。小说不仅执著于对时代英雄人物的主体性书写，还将笔触伸向了更广阔的社会面，在立足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还原了20世纪70-80年代人民群众的生活原貌，对小人物历经的“凄风苦雨”予以深切的关怀、人道主义的同情。小说虽然是传统工业题材，但语言却没有政治化、机械化、程式化的表述，这与作家本人提到的并不旨在“向年轻人传递些什么精神”的创作宗旨契合。尽管如此，水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仍然给予了读者积极向上的精神鼓舞，让人领略到了那个时代工人的风采卓然的精神面貌和赤忱纯洁的政治信仰。总的而言，《戴花》寄寓着作家对工业生产实践和创新的满腔热血，承载着水先生对一个时代的深切追忆与怀念，小说是水先生对这一时代工业生产实践和创新历史的诗意铭刻，同时作品也颂扬了工人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为生产尽忠竭力的高尚品格。

在工业革命时期，大规模、高效率的现代化工厂对工业生产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工业主义的逻辑甚至扩大到政治、文化和伦理领域，建立了新的社会准则。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到，“工业革命让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随着工业生产带来的高度理性发展，理性还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衍生品官僚制合谋，共同扼杀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在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中，工人需要毫无异议地服从于权力管理机制，基于教育文凭和专业资格建立起来的官僚阶层会对工人造成知识性的权力剥削，就如福柯所言， “真理逐渐成为各种社会统治力量所控制的一种论述策略”。但《戴花》却塑造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些制度和精神捆缚的工人形象，小说的人物也都在各自的立场上最大限度地支持青年工人杨哲民的革新。可以说，小说依据现实创造的电机厂运转机制就是滋养创新精神的摇篮与温床。另外，工人本身也不是以往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工人，而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杨哲民心思奇巧、别出机杼，从葫芦状的酒瓶中得到启发，改造了熔炉的形状，熔炼出质量更高的铁水，这一创举当即得到陈主任的激赏。鲁局长也说，“当领导的，眼睛不能光是盯着生产任务，要多搞点技术革新，让我们的工人从传统劳动中解放出来”。姜红梅也为杨哲民量身定做了出奇制胜的奋斗方案，她指出解放思想、技术革新是年轻工人相较于老工人的优势。最后，甚至是曾经忌惮徒弟“打翻天印”，害怕杨哲民的实力盖过自己的莫师傅，也在虚心向徒弟求教。可见，小说情节致力于为主人公的技术革新扫清各方面的障碍，为年轻工人杨哲民开辟了一条通往技术制高点、道德制胜点的康庄大道。同样是在工厂这一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场域，197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在十年动乱之后上任的老干部乔光朴是如何大刀阔斧的改革，扭转电机厂生产涣散局面的故事。全厂工人都是乔厂长需要肃清的病灶与症候，都是需要修整的“零部件”，正如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到的那样，在工业化的时代，“人是被结合到一个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它的规律”。可见，当工人形象在文本中被知识与官僚体制的权力挟持时，工人无法成为有血有肉、有情绪有思想的人，也无法拥有言说自我和施展才华的机会。只有作家真正做到“文学返场”，进入工人的主观世界，倾听其内心的声音，才不会使工人阶级在历史进程和小说文本中被边缘化。在当今资本进一步异化的社会里，工人的身份更加含混，工人阶级的地位更是较之前有很大改变，“社会转型”、“个体”、“底层”等越来越多地取代“工厂”“发展”“集体”等概念，工人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声音越来越微弱，因此“文学返场”也显得迫在眉睫。

在工厂之外，《戴花》还借助于会场和餐厅等公共空间，通过主要人物的行为举止展露其复杂的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汉娜·阿伦特指出，为了在公共空间获得自我界定，人们总是需要其他人的在场，以此获得“使一个人卓然而立、并将自身同其他一切人区别开来”的卓异，这种卓异希腊人称之为aretē，罗马人称之为virtus。骆青涛向刚毕业就进厂的大学生发表讲话时，在会场的举止颇能反映出他的人格与抱负。他“走回讲台的路线很奇怪。前门进来之后，绕通道走到会场最后一排，转过身打量了一下我们的背影，再从另一条通道绕回了讲台。他把自己原来坐的那把椅子移开，然后走到莫主席的那个位置，稳稳当当地坐了下去”。骆青涛的行走路线树立了其威严形象，最后坐到莫主席的位置显露了他对更高层级权力的渴望，这也是管理层之间权力博弈的细微表现。杨哲民的舅舅是劳模，在餐厅这一公共空间中，莫师傅急不可耐地坐在舅舅身边，希望他传授当上劳模的经验，但自己却在滔滔不绝地讲话，一时让人分不清到底谁是劳模。与其说莫师傅渴望向舅舅讨教，不如说他对自己今后能评上劳模这件事胸有成竹、当之无愧，所以才会有他反客为主地向舅舅宣讲光荣事迹这一情节设计。可以发现，《戴花》主要人物的性格设置是符合现实和人性逻辑的，他们不是“机械人”，也不是被集体主义话语规范的“政治人”，而是从现实走进文本，再从文本回归现实的，立体多面鲜活的人物形象。小说还通过家庭这类的私人空间还原了20世纪70-80年代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原貌。杨哲民去莫师傅家吃饭的情节，既细致地铺叙了屋内的装潢陈设，还通过莫师母和两个孩童通俗化、生活化的行为与语言，打造出一幅颇具烟火气的普通小市民的生活实景。小说还采用“蒙太奇”式的剪辑创作手法，构建了两种不同特质的乡土空间，其中蕴含了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和人道主义关怀。杨哲民与姜红梅在田间散步时，遇到一位好心的老农，提醒他们小心路边草丛里的蛇。虽然勾勒这个场景只用了寥寥数笔，但秋季瓜熟蒂落的果实、庭院中歇凉的大坝、鹤发童颜的老农与年画娃娃一样的儿童，都共同营造了温馨浪漫的乡土文化空间。镜头一转，另一个场景则布满风雨雷电，老农不幸被雷劈中，命丧黄泉，孙儿却奇迹般地活下来，老农村里水渠的水意外变成了众人竞相追逐的“神水”，这便是乡土文化空间特有的神秘气质。两个场景中朗月风清与雷雨交加的气候形成了鲜明映照，加深了农民不幸命运的悲情意味，表现了农民“靠天吃饭”的辛勤与不易。

《戴花》讲述的故事已有历史化的趋向，这一点水运宪先生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这一个时代的作品，这些人际关系，我们一直不写的话，以后的作家可能写不了了。时代过去了，他们不熟悉。再想写，那都算历史题材了——把我们当成历史来写”。因此，《戴花》是一部具有历史真实的工人阶级奋斗史诗、历史实录。小说不仅用饱满浓重的笔墨绘制了工人阶级生产实践与创新的诗意画卷，还生动形象地还原了普通群众的生活原貌；小说对工业题材小说今后的书写具有启示意义，其中塑造出的各式人物形象成为了鲜活的典型与范例；小说呈现了作家对工厂运转机制与工人生产实践的独特体会与独到认识，也是作家对个人生命体验的创造性书写。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周彦杉，1997年出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22级博士研究生，已在学术期刊上独立发表论文四篇，参与课题一项，擅长领域有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