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帮大学生分配到了德华电机制造工厂，被推向了社会浪潮之中，开始了将自己奉献给祖国工业建设的奋斗之路。长篇小说《戴花》就是作家水运宪以此为背景的新作。小说围绕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工厂生活和情感经历书写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不仅带有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更象征着一大批时代建设者的青春。《戴花》既属于他们，也属于所有奋斗者，这是一部跨越时代的“时代故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我”杨哲民就是那批大学毕业生之一名，十几位同学同时被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工作。杨哲民的师父莫正强是一个兢兢业业、经验丰富、一心想成为劳模的老熔炉工。而杨哲民也是一个胸怀大志不甘后人的优秀青年，在争当劳模过程中展现了各自的个性。劳模的那朵大红花最终戴在了熔炉班两代炉工的身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就是描写“戴花”故事的意义所在。这其中既有比学赶帮超的竞争精神，又有师徒之间的人性关怀，还有作家洞悉人性本质之后书写的各式各样变换的爱情。水运宪用饱满的激情通过《戴花》这部小说，把工业故事描写得惊心动魄、激情四射。

颜元叔曾经提出，从小说的主题来看，小说应是追求人生的普遍性。“我个人以为文学作品，应该透过人生万象，去追求人生通性（generality）；透过柏拉图的现象界，追求本体界；应如亚里斯多德所要求的：文学较历史应更具哲学性。用现代新批评的术语来说，文学要能把握具体通性（concrete universal）。当然，要追求通性，文学必须把握各别相（particularity），以映射人生通性。”水运宪的作品不乏通性，也具有“各别相”，因此是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此外，小说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在以文学表现崇高的精神追求时，也不忘及时收笔，把每个人物人性上的挣扎展示给读者——尤其是人物思想走岔路的时候。比如莫师傅在即将评上劳模时，鬼使神差地偷了别人的钱；徐士良在失恋、断指之后，毅然决然跳下了最高处的水塔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姜红梅在面对恋人的选择时，确实曾为条件优于杨哲民太多的机电局长鲁昌顺而动摇过……这些细节的处理消解了“崇高”的意味，正好让这部作品更加真实，更加贴近于生活，贴近人性。文学之所谓“真实”，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所倡导的真实地再现生活原貌，还有人们心理感受上的真实。像汪春廷这一人物，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将其作为破坏生产的落后分子来批判，可他坐牢出狱之后竟改邪归正，成了一个规规矩矩、安安分分的工人。连熔炉班之前瞧不起他的同事，也对他肃然起敬。而优秀人物也有其不足，莫正强师傅作为一个一心渴求劳模称号的优秀工人，在极端贫困之际，因其内心尊严不肯借钱，而是鬼使神差地“拿”了别人十块钱，后来良心发现又还了回来。这其中，他思想上的动摇、挣扎以及自我救赎，也使得劳模这一象征意味在他身上展现地更为充分——一个合格的劳模应该永远保持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的态度，永远保持高度的原则精神。这些圆形人物的变化设置，既使得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也展示出更为真实的人性特点。

小说中值得为人称道的人物刻画，尤其是工业题材小说在特殊背景下形态各异的人物。《戴花》的题意取自一首曾经激励大江南北的群众歌曲《听话要听党的话》，“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莫正强一生“争强”，他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十足的上进心，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而且还有着极高的政治思想觉悟。从故事一开篇，莫正强就想要争取“劳模”，然而就在劳模称号唾手可得之际，他却因为自己思想上的一次滑坡，不得不自动放弃了当选劳模的机会。后来又在自己风烛残年时，把厂里唯一评选劳模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徒弟杨哲民。这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劳模精神——不断完善自己的不足，不以个人利益为先，一心考虑集体的利益。而以杨哲民为代表的年轻工人则奋发进取，勇于技术革新。甚至勇于破除旧社会的师徒观念，不怕打破师父的翻天印，凡此种种无私奉献和以集体主义的精神，在当下则更具进取意义。

《戴花》书中对女性人物的描写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作者关于几位女性的描写几乎是带着批评的色彩去入手的。这其中固然有时代的印记，也体现了作家对女性人物的见地，像江红梅、宋玉香之流，作者都对其持很鲜明的批判态度。江红梅背叛了初始的恋人徐士良，投向了更有前途的吴启军的怀抱。宋玉香更是女性人物中的反面典型，最终落得了一个悲凉的下场。小说中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性人物——姜红梅，她出身好、工作踏实、前途光明，最重要的是，姜红梅对各个方面不如自己优秀的杨哲民几乎是死心塌地。在杨哲民的眼光中，姜红梅是一个完美恋人，但是在读者眼中，这更像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形象、一个臆想的恋人。这样的形象让人想起另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女性人物田晓霞。田晓霞与孙少平的爱情也是有一些不对等的。姜红梅与田晓霞既相似又不相同，但作为普通人的男主人公，杨哲民与孙少安却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戴花》中对姜红梅和杨哲民的爱情描写展现得很朴实，不仅写出了那个年代普罗大众的生活风貌，并且在精神层面上也有不凡的追求。

巴赫金曾提出过“对话理论”，以期通过对话引起人们的倾听和追忆。他的理论更注重语词的所指，利用所指的“差异性”造成一种对话不可终结的过程。在这种“差异性”的对话之中，使得话语不仅仅是一种声音，而应该是一种在集体之中不断商谈和约定的“谈话”，是一种获得了社会意义的对话性语言。整个《戴花》的语言都是笼罩在德华电机厂和工业发展时代背景之中的。每个人物的行为举止都脱不开这个环境，也会因为这个环境的存在，每个人物的语言会受其影响。

而且，不同的人物带有不同的语言特点，例如老工人莫正强的语言是很接地气的湘北话，他的语言中有很多具有生活气息的譬喻。莫主席有意让莫师父跳槽而让杨哲民接班时，莫正强说：“到底还是嫩竹子不？做出来的扁担，到底还是不怎么扎实不？”而作为既是亲戚，又是工人阶级出身的莫主席，对此的答复是：“瞎驴子拉磨一样的，转了半天还在原地方。”与此相区别，像鲁昌顺局长等知识分子领导，其语言就带着几分严正的文气。小说中鲁昌顺对杨哲民技术革新的祝贺，是一板一眼的书信语言。作家在处理不同的人物语言时，总是注重把握其特点。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语言总是饱含深意。

《戴花》这部小说在情节上设置也颇为巧妙，前后情节都以现实主义题材小说中惯用的因果关系串联起来，人物都在因果情节中活跃着。故事和人物彼此勾连，情节安排很是周密。仅以徐士良这个人物举例，他外号“徐娘”，有着女性般阴柔的气质。他的命运在开篇就埋下了伏笔。在递给杨哲民的纸条中他说“想好了。真的要让我当锻工，我就从水塔上跳下去寻死”。后来徐士良成为了一名需要细心沉稳的高危工种冲压工。可偏偏在后来的变故中，他遭受失恋的痛楚，又接着导致他在工作操作机器时被机器折掉了手指。遭到双重打击的徐士良最终选择了跳水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徐士良这个人物的情节脉络走到这里已经完成了，作家的笔却没有停下来，接着徐士良之死又写出了其他人物的发展变化。比如吴启军和江红梅的自责，又比如莫师傅的追悔。莫师傅后来再路过徐士良自杀的水塔时，总是格外注意那里的情况。他怕别人自杀，这样的担忧又间接地阻碍了后来在那里制造冲天炉模型的杨哲民。环环相生，环环相扣，仿佛是种摆不开的因果宿命。

水运宪以动容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中国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国营工厂德华电机厂中工人们的奋斗历史。《戴花》抒写了六十年代人性与信仰，歌颂了一代工人的热血与奋斗。正是这些过去的时代建设者，才催生了改革，造就了今日之中国。作家在小说中还高度赞扬了“劳模精神”，这对于今天的人们无疑有着经验性的指导作用。在莫正强生命的最后时刻，厂里本来打算直接评选他当劳模，可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应该把机会留给后辈，便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评选，让给徒弟杨哲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经十分虚弱，几乎说不了话，为了将这一决定完整地告诉厂领导，不惜威胁医生给自己注射吗啡缓解病情，冲上一线用微弱的生命为高炉点燃最后一把火……相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今日我们之中是否还有那些真正担当得起这份称号的人？我们是否还具有莫师傅和杨哲民那样的精神？

在《戴花》中，杨哲民、莫正强等等一批人物都带着各自的理想和对生命目标的追求，抒写了特定年代中国工人的故事和情怀。而《戴花》背后的推手水运宪，则是以他那经历了岁月的深邃目光，投射回曾经那段属于他和所有同龄人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工人的热血与激情，中国工人的开拓与进取，赋予《戴花》最动人的意义。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冯祉艾 ，出生于1995年，湖南长沙人。在《收获》《文艺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东吴学术》《中国文艺评论》《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30余万字。评论集《寄寓的诗性与想象的超越》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现供职于湖南省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