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先后两次对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版）的认真阅读，都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已故山西老作家马烽创作于十七年期间的短篇小说名作《我的第一个上级》。小说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了一种可谓是先抑后扬的独特构思方式，以一种出奇制胜的故事情节，成功地塑造了县农建局田副局长这一看似平凡的不平凡人物形象。对马烽的这一短篇佳作，茅盾曾经给出过相当高的评价：“老田这个人物，写得龙拿虎跳。在马烽的人物画廊中，无疑是数一数二的。”所谓先抑后扬，关键在于小说对老田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主要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所见所闻而渐次展开的。一开始，老田给我的印象非常糟糕，借用三个字来表达，就是“怪”“慢”“疲”。但随着故事情节的演进，读者就可以逐步看出，所谓的“疲”，其实是“我”对老田那种冷静沉着的工作风格的一种错觉。而他的“怪”与“慢”，则主要是因为他曾经在1954年防汛时不幸罹患关节炎，健康明显受损的缘故。最后，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海门决口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位身患严重关节炎的基层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地勇敢跳入水中，带领一众普通民众硬是堵住了决口。正所谓“卒章显其志”，到这个时候，老田那样一个既有踏实工作作风，又是敢于牺牲精神的基层领导干部形象，自然也就被作家以鲜活灵动的笔触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尽管题材领域不同，一为乡村题材，一为工业题材，但因为水运宪的《戴花》不仅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而且叙述者“我”对自己进入工厂工作后的第一位师傅莫胡子的理解与认识，也经过了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也因此，虽然在具体的书写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上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但最起码从基本的艺术构思这一点来说，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不妨可以被看作是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的放大版。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之交。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那个名叫杨哲民的大学生恰好二十四岁的196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作为一种抗生素的庆大霉素的研发问世，另一件大事，则是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但对于因为受到社会情势的影响，已经被迫在大学里滞留了三年之久的“我”这样的1967届大学毕业生来说，最大的一个喜讯，就是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毕业派遣通知。这就意味着，杨哲民他们终于可以告别大学的人生阶段，参加工作，开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具体来说，小说所集中讲述的，就是杨哲民和他的同伴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进入工厂工作之后大约三四年时间内发生的故事。由于杨哲民们在这个阶段的思想尚未彻底成熟定型，还处在成长阶段，所以水运宪的《戴花》也带有一定的成长小说色彩。别的且不说，仅只是小说开头处那一场聚众狂欢的细节，就已经非常充分地凸显出了初尝人生滋味的杨哲民们的不够成熟。就在刚刚入厂还未分配工种的那个晚上，这些热血青年就不约而同地自发跑到德华电机总厂旁边一家名叫红卫大食堂的餐馆聚饮狂欢：“十八名热血青年豪情迸发歌声嘹亮，敞开肚皮喝大酒。一直欢乐到凌晨两三点钟，男男女女醉趴了十好几个。清晨五点来钟醒过来一看，一个个皮泡眼肿。头顶头脸对脸，横七竖八倒了一地。”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杨哲民们，之所以会和厂里的政工科长骆青涛形成极大的对立情绪，并被迫在上岗培训时无可奈何地接受骆青涛的各种严格规训，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尽管说人在欢乐的时候以聚饮的方式庆祝一下现在看起来乃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考虑到六七十年代之交那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如此一种庆祝方式的不合时宜，就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在那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下，杨哲民们的聚饮狂欢举动，无论如何都只能被看作是不成熟的表现。当然，杨哲民的不成熟，也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师傅莫胡子以貌取人一般的轻视上。请一定不要忽略杨哲民初次和师傅面对面时候的那个场景：“这人我见过，上午他给我们讲过创业史。刚才进来的时候我没怎么注意，其实他就坐在我身后，一直没出声。”“他站起身还有点困难。我的椅子差不多顶住了他的膝盖，便使劲推我的椅子靠背。我赶紧起身挪开椅子，随便看了一眼，发现他两只眼袋下面长着胡须，当时就吓了一跳。在会场上离得远，没看出来，隔近了看，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九九归一，“说实在话，这人给我的第一印象简直糟糕透顶。用一句文明话形容，那叫乏善可陈。”在对师傅莫胡子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杨哲民便先入为主地认定他“糟糕透顶”“乏善可陈”，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以貌取人的缘故。没有任何道理地以貌取人，单凭相貌判定人的好坏，当然是杨哲民不成熟的一种突出标志。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旦听到师傅莫胡子竟然自作主张地以特别亲昵的口吻称自己为“民儿”，满肚子拒斥心理的杨哲民才会反感到满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的程度。然而，到了后来，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演进，在逐渐深入地了解师傅的过程中，原本把莫胡子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杨哲民，却在认同的过程中慢慢地接受了看似“糟糕透顶”“乏善可陈”的师傅。比如，仅仅只是应邀到师傅家做了一次客，莫胡子那种循循善诱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便莫名地令人心生感动：“我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那一刻真的还蛮感动。这位师傅内心的激情已经把我的心烤热了。”“尤其是抚摸孩子脑袋的时候，流露出来的那种慈爱，立刻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爹妈，于是觉得我这位师傅并不怎么糟糕。这人善良慈祥，内心还很有些亲和力。”“有亲和力的师傅，至少不会去伤害别人。”从当初的认定莫胡子“糟糕透顶”，到这里的“并不怎么糟糕”，所显示出的，正是师傅形象在杨哲民内心世界里的开始改变。事实上，也正是在此后长达三四年时间的朝夕相处过程中，杨哲民对师傅莫胡子有了全方位的深入了解。越是了解，他内心里便越是会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尊重。尤其是临近小说结尾处，当师傅莫胡子满心诚意地一定要把劳模的推选指标让渡给杨哲民自己的时候，他更是油然生出了对师傅的满腔敬意：“说不清怎么回事，师傅这一番话居然把我打动了。”以至于，“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忽然思绪万千。当初分配我做他徒弟的时候，心里真的一百个瞧他不来。后来相处得还算融洽，那也是我保持了理智，尽量去适应他，尽可能去磨合这段师徒关系。他早就觉察出了我有雄心壮志，给我的感觉却是时刻在提防我会打翻天印。”“谁能想到这位外表粗放内心倔犟的师傅，突然之间就柳暗花明，内心竟然深藏着如此明亮一片艳阳天？”毫无疑问，等到杨哲民终于感受到莫胡子内心深处竟然深藏着一片明亮的艳阳天的时候，伴随着对师傅原初糟糕印象的彻底翻转，他自己也完成了一段不无曲折的成长历程。

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莫胡子内心深处有着牢不可破的劳模情结，所以也才有了先后两次争当劳模故事情节的生成。而莫胡子那多少显得有点复杂的人性世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强有力的艺术凸显。第一次的劳模过程中，有这么两个细节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其一，是莫胡子为了成为劳模，竟然和师母一起以“合谋”的方式作秀。这就是，师母尽管刚刚流产，但因为心疼一大早来不及吃饭就跑去上班的师傅，所以便硬是拖着本身还需要别人照顾的身子天天跑到车间给师傅送饭。其二，是莫胡子那多少显得有点鬼使神差的“偷窃”行为。一个劳动模范，怎么可能去偷钱呢？既然莫胡子自己把偷钱的事情和盘托出，那他劳模称号的被取消，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一方面，莫胡子果然因为这种和盘托出而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但在另一方面，“其实他那举动已经表现出了心中的懊恼。两只手极其笨拙，好半天没卷成那支烟。”一方面，不愿意昧着良心当劳模，另一方面却又为劳模称号的错失而摆出一副追悔莫及的样子，借助于这样的一些细节，水运宪所描写出的，正是一个既贪恋劳模称号但却不愿意因自己的“偷窃”行径而抹黑劳模称号的师傅莫胡子一种格外真实的矛盾心态。

接下来，就是第二次的争当劳模。这个过程中，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师傅莫胡子看似焕然一新的现实表现：“‘民儿你记住一句话，只要你不跟师傅对着搞，师傅跟你当徒弟都心甘情愿。我想通了，好多东西师傅搞不来，真的还要跟你学。’他这句话真不是赌气，‘打翻天印怎么不可以？带出来的徒弟要超不过师傅，那就证明我这个师傅没本事。卵用都没有。’”如此一个思想发生着惊人蜕变的莫胡子，顿时让杨哲民倍感陌生：“这句粗口太惊艳了，把我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然而，与这个时候已然处于思想蜕变过程中的莫胡子相比较，更加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师傅在病入膏肓时精神的再度升华。这就是，在明确得知厂领导已经把自己确定为劳模第一人选的情况下，莫胡子竟然主动让贤，主动提出一定要把这次当劳模的机会让给其实比自己要在各方面优秀许多的徒弟杨哲民：“我一个快入土的人了，当了这个劳模，对厂里到底有多大好处呢？杨哲民当就不一样。你看看，三年多时间他就从一个青工上到了车间主任。莫胡子讲句话在这里，民儿的上进心是挡不住的。再有个三年，他头上那片天还不晓得有好宽阔。”从前一年的为了成为劳模而“不择手段”，到最后的主动让贤，拥有牢固劳模情结的莫胡子，能够发生这样一种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精神蜕变，真的是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事实上，也正是伴随着如此一种精神蜕变的发生，莫胡子这一令人敬佩不已的拥有丰富人性内涵的普通工人形象获得了最终的艺术定格。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洛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相关著述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