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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国家与个体的承受力，面对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壮举，青年作家程文敏和他的采写团队聚焦一线抗“疫”者故事，采用一线人员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写出了《抗“疫”者说》一书。《抗“疫”者说》用35篇饱含深情的口述文字建构出一部具有实录品格的民众抗“疫”信史，本文通过讨论多声部叙述与疫情呈现的关系、口述史形式与英雄塑造的关系，以及疫情大环境与人性表现的关系，揭示出《抗“疫”者说》一书以文学方式反映疫情现实的可贵品质。

关键词：《抗“疫”者说》 疫情文学 多声部 英雄塑造

疫病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常客，新世纪短短二十年就有“非典”、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等疫情在全球肆虐，给人们带来沉重的病痛折磨与精神恐慌。与可视可感的地震、海啸、洪涝等灾难相比，疫病总是在无声无息中考验着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体的内在承受力。2020年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全球，它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①。面对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壮举，新闻媒体在以简洁直观的语言、镜头、数字实时记录正在发生的同时，有时代责任感的作家们也敏锐地意识到文学应以何种姿态进入抗“疫”现场，为及时、真实、有温度地呈现抗“疫”过程，报告文学文体成为作家们讲述抗“疫”故事的首选②，多数作品选择基于采访事实的第三人称讲述③，而由青年作家程文敏编著的《抗“疫”者说》（作家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一书则采用抗“疫”一线人员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35篇纪实文字在追求“文学品质、记史意义与文献价值”④的过程中，努力去建构一部具有实录品格的民众抗“疫”信史。

一、多声部的叙述策略选择

与复调小说的“多声部”⑤呈现方式有所不同，作为一部集体创作的报告文学集，《抗“疫”者说》所表现出的“多声部”是由35位“口述人”（也是“抗疫者”）用各自的“声音”讲述同一抗“疫”话题形成的。总体来看，《抗“疫”者说》选择“多声部”叙述的优点有三。

首先，“多声部”叙事因“尽可能覆盖抗疫战场的空间和范围”⑥而利于展现咸宁市境内抗“疫”大战琐碎的进程全貌。“身为这场抗‘疫’战争的践行者、见证者”，咸宁市青年作家程文敏基于前期丰富的抗“疫”经历与感想，他没有因自己疫情期间下沉至咸宁市首个封闭小区福星城而将写作计划仅仅局限于自己熟悉的福星城小区临时党支部，也没有聚焦被病毒笼罩的湖北省全境与湖北作家赛跑、与全国作家对决，而是将讲述对象主要集中于咸宁市全境，他想通过“展现咸宁人勇毅笃行的风貌”，以此衬托出“湖北人‘不服周’的英雄血脉”⑦。为实现全景式弘扬咸宁人面对困境时的奉献精神，程文敏没有把采访稿整理成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而是把抗“疫”故事的讲述权留给不同行业的每一个抗“疫”人员，他的写作团队“采访一线抗‘疫’战士200人以上，包括但不限于湖北省咸宁市（涵盖武汉、黄冈、黄石、荆州、鄂州、恩施等地）各级干部，医护、疫控、公安、民政、交通、发改、教育、复工、媒体等各条战线、各个系统的人士”⑧，最后整理出了52篇独自发声且代表着各个战线的抗“疫”故事，每一篇故事都最大程度保留了“口述人”原汁原味的情感与心声。在成书过程中作家程文敏选择其中35篇代表作，这些作品的发声者涵盖政府基层人员、医务人员、医疗专家、学生、警察、交警、记者、教师、农民、志愿者、佛教徒等，每一篇都展现着咸宁全境抗“疫”的一个微观面。

其次，“多声部”叙事利于抗“疫”一线“沉默的大多数”独立讲述最美的抗“疫”故事。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没有一个‘局外人’，更没有一个旁观者”⑨，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挺身而出、不计回报的抗“疫”英雄，他们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却又是最易被忽略的群体。如果作家不主动去深挖这些普通英雄不为人知的“战斗”故事，那么他们的感人事迹都会因时间而冲淡，所以作家程文敏选择从普通英雄的第一人称视角去“展示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⑩。在《抗“疫”者说》的35位讲述者中多数发声者在其他作家的报告文学中都有关注，不过有四类讲述者在本书的“多声部”叙事中才获得发声机会：一类是农民形象，书中选择孩子身患重病的母亲何周讲述疫情期间为孩子病情担心与为抗击疫情坚决足不出户的煎熬；一类是佛教徒形象，书中选择咸宁佛教协会负责人释能诚讲述出家人施善救急的大爱与排除万难的自救；一类是乡村教师形象，书中选择小学青年教师庞盼盼讲述网课给老师、学生、家长带来的挑战与烦忧；还有一类是抗“疫”不力被免职的公职人员形象，书中选择因疫情防控被问责的镇长刘志敏讲述工作失误的根本原因以及自己免职后再次全身心投入抗“疫”并获得褒奖的过程。

再次，“多声部”叙事能够保证每一位讲述者的抗“疫”主体地位。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打赢抗“疫”战斗的过程中，每一位参与抗“疫”的个体都是英雄，但因所处岗位以及职责不同使得他们在社会中获得了全然不同的关注度，疫区医护（包括国家级医疗专家和所有援鄂医疗队）关注度高于疫区一线防疫人员，而疫区一线防疫人员关注度又高于疫区一线志愿者，以此类推，大多数抗“疫”战士的事迹都是沉默的。这样一种社会舆论关注点也无形中影响着作家在报告文学表达中的关注比重，典型英雄、主要事迹往往被作为主体详尽描写，而其他抗“疫”英雄仅以配角的角色出现。这就凸显了《抗“疫”者说》“多声部”的价值，“多声部”让每一个抗“疫”者都以主角的视角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有的充满危险与挑战，有的琐碎而平淡，却都获得了应有的尊重，毕竟从个体的角度看，疫情期间每个个体都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他们的故事不应成为别人事迹的底色，而应散发出自在的光彩。

二、口述史品格与英雄塑造

记录已成历史的抗“疫”点滴，以当事人口述方式去讲述这段“近历史”更能将阅读者带入历史现场，这是基于口述史能够“激发不同声音的发出、不同声部的合作”，虽不能“穷尽了对世界的理解”，但“可能会使对世界的理解变得更为成熟和精深”11。《抗“疫”者说》在选择口述方式的同时也选择了口述史的真实性品格，书中35位“口述人”既充当着“不折不扣的行动主义者”，又是“背负‘口述使命’的灾难叙事者”12。 口述方式将“口述人”与故事中的抗“疫”英雄形象密切结合在一起，掺杂了个人价值观的“口述人”通过自己眼中的自己，巧妙回答了何为自己眼中的抗“疫”英雄。

抗“疫”英雄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者形象。《抗“疫”者说》选择的“口述人”在讲述自己抗“疫”经历过程中，也诉说着自己疫情期间一心抗“疫”给家人造成的亏欠。责任与信仰的力量支撑让这些抗“疫”逆行者看似有坚不可摧的意志，实则在坚毅背影之后有着诸多情感脆弱点，在口述时每每谈到孩子总会让这些年轻的父母心中涌出一股愧疚感。“下沉”福星城小区的程文敏与在街道办一线防“疫”的妻子吴柳竹一心扑到工作上，长达月余没有照顾孩子，反而让孩子替他们担心，儿子精心画的“安神符”抚慰着他困倦的皮囊和焦躁的灵魂。消化内科医生蔡林燕返岗增援黄石“小汤山”医院后，把两个小孩留给婆婆照看，忙碌的救治任务让她早已忘记去关心孩子生活，婆婆打来电话说家中已断炊五日的消息让她顿时陷入慌乱，问题解决的时间里她只要想到家中老少三口窘迫的情形，内心就几近崩溃。新上任的镇长王宇明以怀孕之身投入防“疫”指挥，她常常忘记自己是冒着两个人的生命危险在工作，孩子的遭遇让她很自责。她在写给孩子的信中期待长大后的孩子能理解自己的选择，“当你能读懂这封信的时候，你一定会为还在妈妈肚子里就有这样不凡的经历、见证了人间大爱、祖国的强大而倍感自豪”13。

抗“疫”英雄是坚守危险岗位的战斗者形象。“新冠肺炎”疫情将人们置于凶险的处境，却并未吓退直面险境的勇士，《抗“疫”者说》的“口述人”从自身亲历角度还原一线抗“疫”人员在不可知危险面前的自觉选择。抗“疫”英雄们在疫情面前内心也并非没有丝毫波澜，只是他们坚定地选择了责任与付出。在封闭的福星城小区当应急车队队长的徐伟是位身处最累最危险岗位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最易感染的岗位上他用心服务每个需要帮助的人，哪怕疲惫不堪、受到难言的“委屈”，也从未有一丝退缩的念头。感染科医生朱俊在疫情中成为了与病毒走得最近的施救者，在被感染的风险中，在防护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救治引发的内心压力让她和她的团队常常倍感无力，伤心痛哭之后又再次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战斗中，她默默地鼓励自己“处境再难也要撑下去”14。负责交通保障的金虎雄与搭档在疫情最重时期奔赴各地协调物资，在仅有口罩防护的条件下，他们赴“黑暗中心的暴风之眼”武汉协和医院接收医疗物资，调用过程夹杂着一股“风萧萧兮淦水寒”的凄凉，“壮士一去兮得复还”15后，有家不能回的伤感触发了他们内心积攒已久的压力、紧张与恐惧，痛哭发泄之后又主动迎接下一个挑战。

抗“疫”英雄是经受疫情煎熬的涅槃者形象。“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是自我形塑过程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16一些“口述人”疫情期间遭遇虽非跌宕起伏，却在《抗“疫”者说》中给读者留下英雄形象的印象，这是因为他们讲述时抓住了抗“疫”期间“自我”纠结矛盾的心理活动，呈现出了个体困境面前从绝望到希望的心路历程。在疫情肆虐的七十多个日夜里，何周因儿子病重无法按期手术而倍感压抑，居家隔离初期她不敢进屋，儿子不间断的打嗝声让她害怕，她把儿子病情秘密深藏心中，无人与其分担苦闷时，她就在屋顶的“空中花园”讲给花草听，让它们接纳她的泪水，倾听她的刺痛，安抚她的恐慌。走出最初的恐慌，她和家人进入“自救”与“被救”模式，主动深入了解儿子病情实况的“自救”行动让他们重树信心。“自救”让她和家人走出了阴霾，成为了浴火中重生的英雄。机关干部杨文斌与女儿因出现发热症状被作为疑似病例集中隔离，住进乡镇隔离点后，封闭空间让他的心理出现了波动，感觉自己成了人见人怕的危险怪物。到市区隔离期间因自己和女儿被确认为“疑似人员”和“确诊人员”，一时间无法接受结果的他为此出现焦躁情绪。进入留观阶段，恐惧感慢慢散去，他又重回“文艺”生活。“历经如噩梦，万象且新看。”17与女儿一起熬过隔离治疗的惶恐，让他成了一个与病毒勇敢对抗的抗“疫”战士。

三、疫情与人性的紧密融合

“在灾难面前……人性的善恶与复杂表现得更为集中而鲜明。”18“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时，民众生活方式与精神诉求的短期改变孕育出特殊时期人性向诸多方向发展的可能，这些疫情中丰富的人性表现成为“疫情文学”进入疫情深部现场的重要角度。《抗“疫”者说》是一部有情感温度且具感染力的反映抗“疫”艰辛的纪实力作，书中每一篇口述稿都倾力地记录、赞美或批判疫情中的人性，这是“口述人”的权力，也是他们特别的“义务”19。

编著者程文敏把《抗“疫”者说》这本书定位为“一本平凡人的英雄之书”20，这是对口述者们疫情期间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勇于担当的人格最大的肯定与赞扬。口述者的抗“疫”崇高人格融入在他们的战斗故事中，疫情中的抉择与细微处的大爱都彰显出他们的时代担当精神与仁爱善良品质。在贵州工作的感染科医生郑金鼎，因疫情滞留湖北老家阳新县期间选择就地医务增援，在请战书中他这样写道：“看到疫情肆虐，作为感染科医生，应该身处一线，如果贵院人员紧缺，我自愿加入贵院疫情防治！”21“应该”二字流露出他对医生本职责任的内在坚守。咸宁市感染科医生朱俊深知病毒不仅仅摧残患者的身体，更能侵蚀其脆弱的心理，于是她用爱与微笑去抚慰确诊患者对于死亡的惶恐与绝望，在她看来，医生“给病人以援助，是一种人性之善的传递”22。

“新冠肺炎”疫情犹如一个放大镜，放大了人性中被原有生活遮蔽的闪光点与阴暗点，让个体回归到自我的本真状态。《抗“疫”者说》的“口述人”在自己的抗“疫”故事中夹杂了对疫情期间世间人性百态的观察，深度思考疫情与人性的潜在关系。

第一，疫情照出了个体的无私与善良。志愿者是咸宁抗“疫”的主力军，因此抗“疫”过程也承载着志愿者的大爱行动。口述稿中有无数可敬的不图名利的志愿者形象，如志愿者陈昌世为避免扩大感染风险独自去武汉接送医疗物资；志愿者刘耀先和陆高明主动报名去隔离酒店为援咸医疗队搞后勤服务；志愿者江昌伟积极带头组织城区消毒任务；志愿者韩艳用出租车接送困境中最需要守护的人；志愿者甘宁和车队无偿超负荷接送医务人员。志愿者把服务、救助、温暖他人当作疫情期间一种“时尚”来做，用默默地自我牺牲精神发扬时代主旋律。

第二，疫情照出了个体的狭隘与贪婪。漫长的封城抗“疫”现实处境改变了人的心境，许多人逐渐沦为谋取自身利益的中心主义者。“新冠肺炎”无形的感染风险让一些公职人员选择了沉默，咸宁福星城小区抗“疫”期间出现了大量蛰伏家中的党员干部，小区临时党支部多次征召均不主动回应，反而把“不出门也是不添乱，已经有那么多人，哪里还用得上我”23的理由作为托辞，等到小区解封时却又迅速活跃起来。当然，特殊时期的物资与荣誉也助长了疫情中个体的贪婪，有人贪图免费蔬菜，稍有不均就质疑志愿者工作态度；有人只参加一天抗“疫”任务就立刻要求开志愿者证明，作为自己给单位报告的成绩；有人习惯了志愿者无偿服务的生活，竟然舍不得一线防“疫”人员离开；有人确实为抗“疫”付出了艰辛，却在记者采访时又无限夸大自己业绩。这些复杂人性的现象属于抗“疫”中真实存在的一面，虽不及感动瞬间带来的震撼力，却也把抗“疫”引向了“国民性”的深层思考。

第三，疫情照出了个体的脆弱与无助。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出的生死问题面前，可以发现“人类，远比人们想象中脆弱”24。一方面，有些被确诊的患者因死亡危险让他们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书中提及的确诊者形象多用悲观心态去面对未知命运，或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意志消沉；或出现心情起伏；或情绪激烈扬言自杀；或用极端行为发泄内心恐惧。另一方面，有些未感染者在居家/漂泊的痛苦中失去理智，渴望得到他人/政府的关心，书中写了探亲者在病毒阴影笼罩下想离开湖北的强烈诉求，也写了没获得返咸资格的“漂泊者”对负责人员的辱骂与抱怨。

结 语

处于疫情中的人们应“如何面对‘灾难’、经受‘苦难’、品味‘艰难’”25，青年作家程文敏在疫情仍然进行时集多人力量编著的《抗“疫”者说》用35种声音、口述史实录品格，以及人性探寻等方式回答了疫情发生过程中社会个体应对突发灾难时的心理变化，他这种以文学方式积极直面疫情的创作姿态，达到了文学观照现实与文学疗救伤痛的意义。如果从思想高度、思考深度、关注广度等角度衡量《抗“疫”者说》的内容，可能会让读者有稍许遗憾，不过“我们不能用常态的、稳定的、标准的‘文学’观念来要求处于非常状态、不稳定的、非典型的‘疫情时期的文学’”26，因为这些作品的主要使命是从文学角度迅速反映抗“疫”精神的现实表现。当然，《抗“疫”者说》仅仅是程文敏团队采访内容的部分呈现，随着时间距离的拉开以及对疫情丰富采访实况的理性反刍，期待他有深度反思疫情的新作出现。

[本文为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WNU-SKQN2022-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20期。

②参见李鲁平《全景、特写与亲历——2020年抗疫题材报告文学印象》，《中国艺术报》2020年12月28日。

③此类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品有熊育群的《第76天》（《十月（长篇小说）》2020年第6期）和《守护苍生——记战“疫”中的钟南山》（《光明日报》2020年3月1日），李朝全的《一位叫“大连”的志愿者》（《光明日报》2020年03月16日），李春雷的《铁人张定宇》（《人民日报》2020年4月1日）和《金银潭》（《中国作家(纪实版)》 2020年第4期）等。

④⑦⑧⑨⑩20程文敏：《这世间美好和险阻都与我环环相扣（代序）》，《抗“疫”者说》，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3、1、2、3、3页。

⑤“复调”一词被巴赫金从音乐理论移植到文学理论后，主要用“来建构他的小说体裁理论，用它来指称长篇小说的一种类型”，这类小说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多声部”叙事。参见周启超《复调》，《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等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⑥李鲁平：《全景、特写与亲历——2020年抗疫题材报告文学印象》，《中国艺术报》2020年12月28日。

11郑佳佳、马翀炜：《口述史的复调价值及其实现》，《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2江雪：《口述史气质：灾难叙事与文学救赎》，《文艺报》2021年2月1日。

13 14 15 17 21 22 23程文敏编著《抗“疫”者说》，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309、399、218、434、371、244、222、37页。

16周海燕：《见证历史，也建构历史：口述史中的社会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18张光芒：《论“疫情文学”及其社会启蒙价值》，《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9 25 26曾军、赵梦瑶等：《“疫情时期的文学问题”漫谈》，《文艺论坛》2020年第2期。

24傅守祥、陈奕汝：《疾病世界里的科学认知与活性记忆——新冠疫情中重读小说〈鼠疫〉的启示》，《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6期。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