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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付秀莹在《陌上》与《野望》当中书写了“芳村”的时代剪影与历史变迁，从混乱到秩序的乡村图景中蕴含着日常生活逻辑与历史神话逻辑的张力，而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审美变异也可能损害作品的美学内蕴，处于现实变革之外的乡村心灵嬗变更应被持续关注，仍在探索之中的“新乡土书写”与新时代乡村振兴相结合的尝试值得继续深入与挖掘。

关键词：付秀莹 《陌上》 《野望》 乡村振兴 历史神话

《陌上》与《野望》是付秀莹书写“芳村”故事的姊妹长篇，在两部小说的接续书写中，作者展现了“芳村”这个中国北方小乡村在“乡村振兴”大背景前后的时代变迁。在乡村现实与作者书写的双重变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日常生活与历史神话双重逻辑纠缠之下的“芳村”如何在张力中呈现出当下文学与时代的复杂样貌，以及“人”本身在大时代之下的现实与文学处境。

一

纵览两部小说，芳村的时代样貌相较于传统中国乡村“天人合一”的理想图景可以说经历了一个“出离—回归”的过程，在形势比人强的飞速发展中难免经历了一番“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芳村的这种变迁整体可以概括为“从混乱到秩序”的变化，具体而言，是从“乡村振兴”之前《陌上》的“混乱”样貌而更替至“乡村振兴”落地之后《野望》的“秩序”图景。对此，我们可以从乡村生活、乡村治理、乡村生态三个维度进行观照。

《陌上》以对乡村生活的真实书写和对乡村儿女隐幽心事的呈现为读者所称道。在小说中，野蛮生长的新经济形态带来乡村生活观的深刻裂变，传统道德伦理对于村民的规范约束几乎荡然无存：“土地”不再是“乡土”和“坚守”的核心，近年来芳村的支柱产业就是皮具产业，村民几乎人人务工而非务农；两性关系相当自由且开放，香罗、望日莲等以性换取利益，小鸾、瓶子媳妇等享受着不忠的乐趣，大全、建信、增志等人可以称之为“当代西门庆”；几乎所有人都在“向钱看”，芳村人成功的标志就在于其经济能力的大小或者以权力获取利益的能力，毋庸言及诸位“老板”，似乎并没有人质疑村干部建信财产来源的正当与否，虽然对于“香罗发廊”颇多微词但也承认香罗这位“大姐大”的“民间地位”。在飘摇的道德根基之上，乡村政治治理也难以保持其应有的公平公正：《陌上》之中乡村政治运行几乎全靠经济利益进行推动，村干部建信与老板大全的关系难以廓清，扩军甚至公然进行贿选。与此同时，粗放的经济也使得芳村环境污染极为严重：“村子里，到处都臭烘烘的，大街小巷流着花花绿绿的污水。”①并且由于缺少统一规划，导致芳村的人居环境也急剧恶化：“在这楼顶上看芳村，竟然这么不堪。乱七八糟的电线，牵牵绊绊的。人家楼顶上，白花花的鸟粪，红红绿绿的塑料袋子，风雨折断的树枝子，连同厚厚的尘土，落叶，废纸。”②即使如作者为人称道的诗意笔触也难掩对芳村现状的失落之感。

在《野望》之中，随着“乡村振兴”的落地，政治正义重返乡村：首先是对“政治氛围”的渲染，“喇叭”与“标语”在小说当中成为了一道独特的乡村景观，传递着时代的信息；中树这位年轻后生也是一位能够把握“新时代，新农村”要义的能人；而翠台的女儿和喜针的博士外甥，作为高端人才返回乡村投身于新农村建设，无疑会推动乡村治理朝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传统道德伦理的复归也随着“乡村振兴”政策一同到来：滥赌的有子和“吃软饭”的根生“浪子回头”办起了书吧；因为工厂利益闹掰的团圆、团聚兄弟，“如今倒都和睦了，坐下来喝酒”；香罗发廊进行整顿，香罗也“成了领导”……同时，“县里建了产业区，要把这些个小厂子都统一管起来”③，在“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的环保压力之下，乡村风景“跟画里一样样”：“冬日暖阳下的田野，烟霭淡淡的村庄，楼房的尖顶，树木的枝丫，蓝天上白云乱飞”④；出国闺女领着洋女婿回来，原本“这也嫌脏，那也嫌冷”，如今“倒夸咱这水好喝，夸咱这饭好吃”⑤。在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的规划与实施之后，芳村已然成为一个“新时代”里的“新农村”。

可以看到，在《陌上》之中，日常生活逻辑与历史变迁逻辑统一于现实生活，乡村经济形态的变革、与乡村政治治理的变化相统一于乡村生活的变迁之中。“政治”本身并未作为一角出场，数十位主人公的生活故事共同组成了芳村生活的时代面影，在小说中展现出的是日常生活的逻辑与节奏。这就造成了虽然很难将小说划分出传统情节架构，但是却呈现出浓郁生活气息与日常诗意的美学面貌。而在《野望》当中，作者刻意将历史变迁的一面凸显，作为“政治”本身的“乡村振兴”走向前台，掌控了故事的总体走向，这就造成了日常生活逻辑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落。尽管小说相较于《陌上》呈现出了十分明显的情节线索，明线是翠台一家一年之间的生活起伏，暗线是在“乡村振兴”之下芳村的整体变革，但在明暗两条线索之中，“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地都是情节的转捩点，从而使得对于芳村生活的叙述纳入了“乡村振兴”的历史叙述轨道之中，造成了从《陌上》的生活流到《野望》的历史流的审美变异。如同有的论者指出，在付秀莹小说当中贯穿着“循环/进化”⑥或曰“传统/时代”⑦的矛盾，在此我们可以说《陌上》遵循的是一种“循环”式的时间观，而《野望》遵循的是一种“进化论”式的时间观——在《陌上》当中，乡村沉浸于生活本身，在年岁的轮回之中呈现出原生态的乡村风貌；在《野望》当中，乡村生活为“乡村振兴”的总体布局所规划，随着小说二十四节气的更替而不断推进。

如罗兰·巴特对于神话“去政治化”的阐释：“在由历史进到自然时，神话经济地运作：它废除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它给予它们本质的简单，它远离了所有论证，而回到任何立即可见的情况，它组织了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因为它没有深度，这个开敞的世界沉迷于显明的现象中，它建设了一种极为幸福的明晰状况：事件似乎是自动意谓着什么。”⑧就此而言，两部小说“从混乱到秩序”或曰“从日常生活逻辑到历史变迁逻辑”的书写变革当中可以说蕴含了一种“历史神话”——具体在文本当中则呈现为随着乡村振兴的落地而自然改观的当下乡村样貌：当“乡村”被提上“振兴”日程，那么乡村“自然”会获得振兴。如同“十七年”时期对于“土改”的书写，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之下所书写的芳村的“新山乡巨变”成为了一种“当代神话”：“它超越了凡俗经验的强制，给剧烈变革中的乡村世界以类似超验的启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它都卷入了一个宏大的历史神话和政治神话塑造的进程，或者说，这种乡村叙事本身就是历史神话和政治神话构造的有机部分。”⑨就此来看，我们就能更好理解从《陌上》到《野望》的书写变革。

二

这种从生活化审美走向历史化审美的审美变异见证了作者的自我超越的努力，处于“乡村振兴”大背景之下的书写也蕴含着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历史神话”的逻辑本身蕴含着跳脱生活逻辑的可能性，“神话降临”的同时也以一种历史强力突破了常态化的日常生活轨迹。从作品内部来看，这种“神话逻辑”可能以其对于日常生活强大的介入感而损伤作品整体的美学内蕴。

如前所述，“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地可以视为《野望》情节的转捩点，在小说中政策落地最具体的表现为“养猪事件”：非洲猪瘟席卷芳村，包括翠台一家在内的芳村养猪户遭受了沉重打击，正在村民们一筹莫展之际，“上头有说法了”，要“鼓励人们发展新模式”，即“公司加农户”的“新养殖模式”，使得翠台根来“夫妻两人欢天喜地”⑩。在这之后，原本“不想种地”，外出务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险些妻离子散的儿子大坡“像变了个人儿”，好像“一夜之间就开窍了”，热心参与到“新模式”的养猪业中来，“白天黑夜跟着去开会，带着本子带着笔，还挺像那么回事”11，俨然从最初的“无业游民”一转身而成为“有志青年”。而且在家中对母亲翠台一改以往“把一块枕巾往脸上一蒙，一动不动，也不还嘴”12的漠然态度，在翠台和女儿置气时“扶着他妈坐下，端了一碗饺子给她，问她吃蒜不？蘸醋不？”13仿佛转瞬间成为了家中的“顶梁柱”。而寻找这一切的原因，则不免归结到大坡受到“乡村振兴”事业的鼓舞，认为“如今国家要在农村干大事”14，积极参与筹划“新养殖模式”就是顺应这种历史大潮流的做法，大坡这个曾经的闷葫芦从而展现出意气风发的“新人”面貌。不仅如此，因为乡村产业的兴盛，虽然爱梨和大坡“天天难得看见人影儿”，小两口却是“比早先越发恩爱起来”——似乎“乡村振兴”的配套政策一落地，就连乡村家庭当中大大小小所有矛盾都迎刃而解了。

这种情节转折与人物转变的生硬感与小说此前书写乡村日常生活的舒缓节奏格格不入，造成了一种突兀感与落差感。类似的还有“大姐大”香罗的前后变化：原本香罗是一副张扬艳丽的“大姐大”打扮，平常十分随性，“光脚踩着一双皮拖……裙子也是薄薄的，偏开露出一条白腿来”15，在正式场合也是“一件玫瑰红羊毛裙，外头穿一件黑色羊绒大衣，头发盘起来，两只金耳坠叮当乱响”16的“成功女性”装束，在“整顿”之后，则是“穿一件紫罗兰羊绒大衣，里头是奶白色毛衣，头发剪到齐肩，一对耳环亮晶晶的，随着动作一闪一闪……脸上干干净净的，好像是没化妆，倒显得清爽秀丽”，一幅洗尽铅华呈素姿的典雅温和，这种在衣着上呈现出的戏剧性变化“倒叫人不敢认了”17。如果说大坡和香罗的转变还有着“政策所及”的依据，那么滥赌的有子和原本无所事事“吃软饭”的根生开起了书吧就缺乏“浪子回头”的逻辑依据。而就在领取电暖器补贴时大家感叹“往后做事还是得随着大势。不随着大势，非吃亏不行”之后，“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国庆他娘中煤气，殁了”18，此外还有如“给咱芳村做了件大好事儿”的燕敏家幼儿园，农村妇女们分享的“上北京表彰”的车下救人的田庄英雄，网络直播的“新农村，新故事”等，密集的戏剧性转变与“好人好事”虽然带来了新时代的活泼气息，但也扰乱了原本舒缓的小说节奏，使得小说后半部分节奏骤然加速，稍显失衡，似乎等不及向着“转过年来，腊尽春回”的时节一路进发。

如果说在《陌上》当中，几乎每一篇章都会描写芳村在蓬勃无序的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现代性困境，以此来表现乡村心灵的忧郁、徘徊、嬗变，并“以一种如大地般的包容和悲悯书写‘芳村人’的生命、情感、尊严、蓬勃的欲望以及乡村权力秩序的隐秘逻辑”19。那么在《野望》当中，一切困境的演绎发展，其背后都隐现着一张“乡村振兴”的大手，推动着乡村生活的前进，无论是芳村人的事业、家庭，甚至感情问题，都在欣欣向荣的“乡村振兴”图景中得到了解决。但在述及“政策”及其影响所及时，如何避免这种书写中的“八股味道”就成为了一个新问题。虽然作者在小说中对芳村的“政治氛围”进行了反复渲染，对大标语和大喇叭的书写也十分具有新时代乡村的独特韵味，但是在直面“政策”和其落地实效时，还是难免这种“好人好事”的浮浅和板滞，难以和此前单纯书写乡村生活的灵动笔触达成一致。

日常生活与历史神话在审美与逻辑上的裂缝让小说的“真实感”大打折扣。《陌上》与《野望》的“真实性”差别很大程度上在于前者多是以一种诗性的真实进行书写，而后者在很多情境下进行的是一种纪录片式的“纪实性”的真实，意在追求更具有广度、更驳杂地摄入乡村生活镜头，但实际上进行的多是表面营造，而并未深入。如钱锺书所言：“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20“以心写史”，不唯表面变动所左右，才能“入情合理”，史家如此，“人学”小说家也应如此。

三

当然，作为“庙堂之高”的政治要为“江湖之远”做出规定与垂范，当基层难以自身之力解决自身问题的时候，就是高层政治触手应该加以干预之时。从这一点来说，“乡村振兴”从政治、经济、生态乃至民风民俗各方面做出的规定与引导是值得肯定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在硬性规定之外，在政治触角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乡村心灵的嬗变，更是“新乡土书写”应该关注与着笔的。

可以说《陌上》整体笼罩在一层伤感的氛围之中，似乎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有着难以排解的忧愁与心事，“芳村”作为一个整体也处在日益脏乱差的环境之中。这固然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的真实写照，并且正由于这种“心思细密”与真实感，《陌上》具有了非同寻常的艺术感染力。而《野望》的整体风格则明快许多，一方面是作为主人公的翠台这位“70后”乡村主妇所具有的蓬勃生命力所带动，另一方面就是由于“进化论”式的在生活顿挫之后昂扬向上的节奏。

付秀莹作为芳村的乡土书写者，也许更希望看到芳村的现状得到改观，于是在《野望》中将生活化的芳村并入了历史化的“振兴的乡村”进行叙述，但在对于乡村振兴的历史性事件叙述之中，却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于“人”本身的关注。研究者称《陌上》可以视为“当下乡村世界的精神列传”21，作者自己也认为：“写出那些男人女人的心事，也就写出了芳村的心事，写出了千千万万个村庄的心事，写出了乡土中国在一个大时代的浩渺心事。”22在《野望》当中，作者虽然转散点透视为翠台这一个焦点叙述，所探索挖掘的“乡村心事”的深广度却远不及《陌上》，甚至对于翠台一人精神世界的呈现也略显板滞。如《陌上》中对于各色人等五彩斑斓的梦境描写，到了《野望》中只余下翠台一人的梦境，而着墨最多的是“仙人点化”之梦，这个明显带有象征意味的“黄金变粪土”的梦境，不但失去了“梦”本来模糊多解的丰富意味，也在美学呈现上逊色于前作以梦境来呈现“乡村心事”的瑰丽。这种对于精神世界描绘的美学退步恰恰印证了批评者对于一些乡土现实题材的批评：“当下一些乡土文学却是以现象和事实的描述来取代或替代对人的丰富性、情感性和精神性的雕刻。”23这也正是“历史神话”的局限所在，重视描绘乡村的各种“历史性变革”，注重所谓“神迹”的营造，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

此外，从情节上来看，《陌上》虽然被论者称之为是近乎于“无事”的小说24，但是其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进行叙述，数十位主人公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的断面展示仍然能够以极大的丰富性来充实小说，形成当代乡村生活的一个生动切面，成为“当代乡村生活断代史”。而《野望》虽然仍以“无事”的方式展开小说叙述，却在小说结构上改散点透视为焦点叙述，这就在小说内容的丰富性上造成了一定的空白。哪怕翠台在不停地串门子，不断地见证“乡村振兴”的种种实绩，却仍难以填补小说叙述内容丰富性不足的缺憾。

诚然，这种对于当下乡村“历史化”或者“史诗化”的诉求固然有其正当与值得称赞之处，但是作者在文本当中似乎急于证明乡村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而缺乏更多的耐心与细致，去深入生活与人心，仔细处理历史真实与小说艺术真实之间的龃龉之处，从而造成了情节转折与人物转变的突兀，损伤了小说的美学内质。失去了生活的依据与逻辑的顺畅，小说中的“乡村振兴”呈现出了一种“历史神话”的样貌，也使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陌上》所具有的生活实感、细致笔触与丰富的心灵内容。

我们也可以理解以广大“70”后作家为中坚力量的“新乡土书写”向“历史化”转型的努力。此前对于“新乡土书写”的诟病之一就在于这些乡土书写十分琐碎，沦于庸常化的生活叙述，如论者所指出的：“这些作品都存在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重复啰唆、冗长繁琐。作品中铺排开来的文字，虽然经过精心的妆点和修饰，但结构拖拉，故事琐碎，人物形象淹没在没完没了的叙述中，着实让作品本身的成色大打折扣。”25对于付秀莹《陌上》的批评也集中于小说的“历史性”缺失：“遗憾的是，《陌上》里面没有一个能够立得起来的理想性、经典性的人物形象……没有进行更宏伟的、精神上的建构，是这部小说的缺失和遗憾。”26由此观之，作者在《野望》当中的努力的确克服了《陌上》的一些弊端，但与此同时失却了一些珍贵的美学特色。

以生活化的形式表达历史性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传达出历史性的因素，是当代文学一直在进行的实践尝试，这种尝试如何在“新乡土书写”中继续，如何将两者在不损害小说审美与艺术逻辑的前提之下相结合，如何在写作转变当中保持作者原本的艺术特色，值得探讨也值得尝试。《陌上》正是因其“小”而成为一部“心灵断代史”，《野望》试图“以小见大”书写一部“乡村振兴史”，虽然略有缺憾，但是书写新时代“诗史”的尝试，仍是值得鼓励与提倡的。中国乡土的新质亟待于写作者去深入挖掘，蕴藏于乡土的生命力正如芳村野蒿“满村满野、铺天盖地”一般蓬勃不息，我们也期待付秀莹与更多其他的“新乡土写作”在下一步的写作当中取得足以镌刻于新时代的文学实绩。

[本文为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新时期以来小说城乡二元叙事的流变”（项目编号：KYCX22_273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付秀莹：《陌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91页。

③④⑤⑩11 12 13 14 15 16 17 18付秀莹：《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18、375、385、301、314、38、381、381、56、57、363、359页。

⑥刘燕：《乡土社会的恒常与新变——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长篇小说选刊》2022年第4期。

⑦崔庆蕾：《传统的重量与时代的引力——评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

⑧[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⑨杨位俭：《“十七年”乡村叙事的“神话”症候——以〈三里湾〉、〈创业史（第一部）〉、〈艳阳天〉为线索的考察》，《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

19 23张丽军：《论新时代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4期。

20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21 24王春林：《当下乡村世界的精神列传：论〈陌上〉》，《小说评论》2017年第4期。

22付秀莹：《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学习时报》2017年8月4日。

25谢尚发：《新乡土写作，或“收拾残瓦时碰触的碎响”——从六部近几年的乡土小说谈开去》，《文艺评论》2018年第2期。

26张丽军、袁雪：《〈陌上〉：当代乡土中国的心灵断代史》，《雨花》2017年第12期。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