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2009年邓一光举家南下深圳成为他写作的分水岭。暂停后爆发式的深圳叙事与此前的军旅题材同样光芒四射。邓一光对现代城市丰富性的探索引人注目。2019年长篇《人，或所有的士兵》出版，叙事聚焦“二战”期的湾区，以一个中日混血战俘的审讯展开对战争与和平、人与士兵、个体与共同体等宏大命题的思考。宏阔的全球视野、抵制认知的简单化、回到历史情境、拓宽价值认同等诸种努力将中国的抗日书写推到崭新的水准。

关键词：邓一光 深圳叙事 军旅 神性

一、邓一光的早期写作

邓一光，1956年出生于重庆市一个军人家庭，祖籍湖北麻城，母亲是蒙古族人。自幼随父母辗转各地，流动的生活让他没有像其他“50后”一样具有根深蒂固的故乡情结。军人家庭的管教相对严厉，幼时邓一光便躲在被窝里偷看父母禁止的书籍，阅读开启了他的幻想之旅。1974年，邓一光高中毕业，离开重庆到开县插队务农，借着微亮的煤油灯阅览农民和会计家的旧书、线装书。图书为他在贫瘠动荡的年代构建了另一个富饶的世界。

1980年代，邓一光开始文学创作，陆续出版了《我是太阳》《想起草原》《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我是我的神》等十部长篇小说，《狼行成双》《深圳蓝》等中短篇小说集。对现代历史的得心应手让他的军旅小说别具一格，《父亲是个兵》获得鲁迅文学奖，他成为当代中国硬汉文学的代言人，如孟繁华所曰：“他笔力遒劲，浓墨重彩；人物刚烈伟岸，襟怀坦荡。鲜明的个人风格，使他的战争小说卓然不群。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他的这些作品有非常高的个人辨识度，其来路和谱系也不难识别——他对当代传统的革命历史文化、甚至传统的古代经典小说，有继承有借鉴当然更有发展。”1邓一光的创作并未止步不前或定型僵滞，施战军认为邓一光是一个成长型作家。他不仅在写作上积极拓疆扩土，而且在生活中勇敢走出舒适区。多罗茜娅·布兰德在《成为作家》中曾说道，真正的作家应该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具有对新事物好奇敏捷的反应能力，对旧事物记忆犹新的能力，好像每一个生命的印迹和特征都是刚刚脱胎于造物之手一样新奇，丝毫不会觉得了无新意而快速将它们归类存档，放入干巴巴的记忆里；对环境变化的感受如此敏锐，枯燥乏味一词对他毫无意义。对于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说的‘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他总是在悉心观察。”2从现代城市发现乡土中国的常与变亦是邓一光的写作动力。

2009年，邓一光经过一番考察之后，举家南下深圳。深圳缺乏像北京、西安、南京等很多大城市积淀的丰厚文化传统，但却是整个现代中国最年轻、最具生机、最富活力和吸引力的森林城市。邓一光从自己的行走、感观入手来理解深圳：“我把深圳当成一座森林，我不可能走遍这座森林，甚至连了解它都是困难的。好在我是这样一个生命，具有想象能力，以及讲故事的欲望，也许我会用我的写作完成一次对‘我的深圳’的建构。”3母系游牧民族的血液让他对森林或草原充满神往，本能地亲近大自然。他对深圳的书写自然而然地从“红树林”开始。2011年元旦凌晨，他从彩田公园桑树、棕榈、苏木等植物的威迫中脱身，回到家中写下了《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创作的灵感和欲望如洪水冲闸，在三个半月之内，他一口气写下十二篇关于深圳的短篇小说，从此踏上深圳叙述之旅。4

截至2022年，邓一光共出版了六部深圳中短篇小说集，共五十多篇小说。这依靠个人认知史建构的深圳书写，超越了城市文学书写范式。邓一光与南方常绿的植被、四季都开的鲜花、不期而至的台风、海洋的腥味为友，当然，他更关心的是生活在这个空间中的两千万人，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积极介入深圳的文学生活。这座城市呈现的是永不停息的流动，以及多种矛盾构成的漩涡，邓一光就在这种困惑与纷争中探询新的城市美学。

二、深圳：邓一光的“中年变法”

来深圳前，邓一光就在文学界、影视界具有广泛的声誉。硬朗与浪漫交织为他奠定了特定的辨识度，诗歌和女性题材则让他感受柔韧与隐幽。这两副笔墨形成邓一光写作的辩证法，诗意在写实的缝隙中荡漾，这对苍茫的草原和拥挤的都市同样适用，毕竟，无论何种题材，小说最终要处理的对象是人性，如何诗意而平常地想象人的生活、身体与灵魂是作家至关重要的命题。回顾邓一光的创作历程，深圳书写可以说是作家的“中年变法”，邓一光与深圳互为闯入者：青春的深圳闯入作家的天命，作家以丰盈的写作经验回应之。

现代城市就像蒙面少女拥有多副面纱。四十多年来，深圳像吸铁石般吸引着千万青年前来打工、创业、淘金、寻梦，也像细筛淘金一样让软弱者出局，“吾往矣”本身就是时代最为壮丽的风景。邓一光搁下自己最擅长操持的武器，合上历史的黄钟大吕，直面这座谜一样的城市。书写五彩斑斓、变化多端的都市考验一个作家的临场应变能力，而揣摩青年一代千变万化的心和涌动不息的欲望，以他们的立场来进行第一人称叙事，这对知天命年纪的作者也是颇有难度的。在《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他大量使用了“亲”“腐女”“蕾丝边”之类的网络词汇，他由这种时尚的网络语言建立自己的时代触觉；在《深圳蓝》中，他让男、女主角将情感寄托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与网络保持深度接触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观念。邓一光一边写小说，一边写剧本，这都反映了作家更为开放的观念，他并不歧视剧本、网络，而是尽可能地拓展自身经验的边界，利用新技术丰富自己的人生和写作。更贴切地说，作者是保持青春的心理年龄，与身边的城市恋爱。

没有哪个作家像邓一光这样将身处的城市如此隆重地赫然置于标题：《深圳蓝》《深圳细节》《深圳在北纬22°27＇-22°52＇》，深圳二字犹如魔法让他心心念念。他还将红树林、市民中心、欢乐海岸、万象城等标志性地名一 一嵌进标题中，将这座城市变成自己的骨肉。

和内地书写者不同，深圳的书写者至少要多做一件事，回答自己与生活着的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究竟能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样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在生存原则和移民符号的命名下，而非写作的意义上，把自己与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了……你在深圳几乎找不到一个从容不迫的书写者，这其中也包括少数几个城市公共资源的占有者，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有理论准备和书写谋略的城市书写的这种潜伏者。

……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以深圳为统一命名的格式化的写作行为……5

邓一光并未止步于一个“深圳”的文字“制造”者，他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像桑塔格倡导的那样通过暗示和联想来书写深圳这个现代城市的精神。他为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画像，也为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等人物的心灵存照。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他者，怀揣梦想而来，生活的喘息不能湮灭内心的烈火，每个深圳人都在与生活进行持续的对抗和艰难的和解。现实生活的临摹与精神层面的象征相辅相成，营造出城市的立体空间。

在《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中，邓一光试图思考“红树林”属于谁，城市与自然风景的关系被修改。这篇小说奠定了写作的“地方路径”：具象与抽象、物质生活与精神家园、风景与权力、人与大自然，一切变化着，却藕断丝连着。买不起房的“我”与一个拥有房子然而钥匙生锈的土著男人有一场梦幻般的偶遇，不管是作为新移民的“我”寻找房子，还是作为原住民的他寻找母亲和母亲的男人们，都隐含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中寻觅精神家园的企图。然而，城市却以毁坏红树林的方式不管不顾地扩张，恰如文中所述：“城市的夙愿就是发达。城市才不管别的，不管谁能不能进入，谁能不能回来……”6英国靠圈地运动率先翻开资本主义的扉页，历史是不依道德意志发展的。深圳和湾区的问题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带来的世界难题。邓一光的书写凝结着他对时代的总体性的思考，书写深圳是他书写现代中国的路径。正如李怡指出：“重新定义文学的‘地方路径’，我们的结论是，‘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7在大都市买不起房是个时代难题甚至世界难题，控诉是容易的。邓一光并不控诉，他思考，他呈现。

短篇《宝贝，我们去北大》比单纯讲述底层苦难有更幽深的抱负，小说中不同阶层的欲望互相冲突：富人日益膨胀的欲望与打工者基本的生存欲望的冲突如此昭然。王川夫妇是深圳无数打工者中的一对：王川是修理工，妻子刚摆脱流水线。叙述视点不断在王川的工作和个人生活中转换，工作时他跟各种名车——上层社会的“宝贝”打交道；而回到家里，他发现自己的宝贝妻子咳嗽得厉害，权衡多次之后决定带她去“北大”（不是大学而是深圳最好的医院）看生殖科。这对夫妻已经到了生育倒计时的年龄，他们把青春和憧憬全献给了这座崭新的效率至上的城市——这是为光鲜的城市付出人生和激情的基层打工者生活的真相。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中的夫妻就叫“他”和“她”，这样一对没有名字的男女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常态。他们的结合不谈爱情，二人分合多次，这次他下定决心为她舍弃管理工作，准备到她工作的FC厂求职；三色工衣将打工者分成三六九等，她知道他为她付出的一切，于是辞掉工作准备随他去其他厂。事情戏剧性地同时发生，他们为了跟随对方而各自失去了一个机会，意愿的落空传递了比物质满足更深沉的爱意，与欧·亨利的经典短篇《麦琪的礼物》的基本结构异曲同工。一个夜晚，她想去广场跳舞，想暂时从家庭生活中逃逸出去，他却对她宣布两个原则。男权社会男性对妻子的身体有支配权，这种权力感流淌在男性的基因中，而跳舞的肢体接触却对此进行无声的挑战。细小的切口曲径通幽地深入到精神深处的创伤，深入到古老而新鲜的两性战争。

《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从春运抢票写起。德林，深圳某单位的杂工组长。在老家，他上有七十三岁的老母亲，下有正上大学的大女儿和想要新款iphone手机的小女儿，还有一个犯罪坐牢的哥哥和犯癫痫病的姐姐……为了放假的值班费、新年利是，为了不在老家封红包，德林决定一个人留在深圳过年。他到邮局给老家寄钱，一年的血汗钱变成了一张汇款单。作者并没有趁此放飞催泪弹，而是笔锋一转描绘德林眼中的万象城：干净整体的街道、琳琅满目的物品、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张灯结彩的节日氛围、服务生的职业微笑迎面而来……城市并不对底层吝啬自身的魅力，反而为他一现昙花，就像土地永远敞开胸怀。

《离市民中心两百米》处理了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对新兴城市的情感认同：年轻一代热衷于将自己与城市融合起来，而那个在市民中心打扫了三年零七个月卫生的保洁工人从未走进过市民大厅，这极大地刺激了执意要在城市中心安居的女主人公安洁。市民中心是权力、城市、现代的象征，老人虽然为城市扫走了如山的垃圾，使城市变得清洁、整齐，却无法对这座自己扫净的城市产生认同。文尾年老的保洁工说道：“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8这与男女主人公曾在别国的广场走过时涌出的情感一样。现代生活的疏离经验是保护自我的外壳，使我们产生生活在别处的诗意与淡然，所谓“万人如海一身藏”，城市是一套貌似自由的盔甲。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的问题少女兰小柯不过是位十四岁的中学生，却要面对分裂的家庭。我们的注意力被媒体聚焦的独生子一代的骄宠、自私、自我和留守儿童的孤独问题所吸引，殊不知被父母带到城市的第二代移民承受着更加巨大的生存压力。兰小柯靠着社会的救济生活，用一切肮脏的话语包裹自己脆弱的部分，被生活逼迫着分泌出强大的理性力量支持着自己成长，支撑起这个摇摇晃晃的家庭。音乐的引路人左渐将的出现，让兰小宝和兰小柯得到了救赎，他们进了学校的合唱团，并获得了世界大奖。病魔吞噬着左渐将的生命，他却将力量传递给了兰小柯。疗愈故事本身并不新颖，但时代背景为之注入了新意并拥有了写实的基础。

《深圳在北纬22°27＇-22°52＇》可以视为深圳叙事的标志性成果，中篇讲述一对中产阶级夫妻的生活：丈夫是监理工程师，妻子是瑜伽教练。小说抛弃线性的叙事让梦境与现实、夫妻性别互照。如果说监理工程师的压力是由于责任太大、工作时间过长而产生的，那么瑜伽教练，一个每天以修身、修心为职业，给客户上心灵呼吸课的教练何以同样产生巨大的焦虑？从瑜伽职业化、普及化的状况可以窥见，城市不仅盛产可见的生活垃圾，而且生产无形的情绪垃圾。身心分裂、心不在焉乃现代人最常见的疾病，唯有梦中自我方可显形。监理工程师变成了一匹在草原上飞速奔驰的“照夜白”，而瑜伽教练则在梦中变成一只飞舞的蝴蝶，二者皆为自由的隐喻。对于邓一光这样一个将草原融于血液的作家来说，梦想必定跟草原、骏马、蝴蝶等自然意象联系在一起。奔跑和飞翔是生命不能抗拒的诱惑，尤其是对身陷追求速度与效率的大都市的人们而言。

三、作为反思对象的城市叙事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经以“断裂”“失衡”来描述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广场、地标与城中村的赫然对立一定程度印证了他的判断。乡村与都市的二元对立让我们对打工者的想象逐渐固化：工厂、流水线、加班、拖欠工资、日复一日、缺乏认同……底层文学这个“伪命题”作为一种模式镶嵌进我们的脑海，黯淡无华。深圳包容，敢于提出“来了就是深圳人”，虽然还只是理想。“围城”环绕着希望和机会，流动的、斑斓的城市生活尤其给人自由感，给文学新的舞台和讲述空间。邓一光从中窥见现代的光芒。

《深圳蓝》从台风“贝碧嘉”开始，命运的台风也无情地刮进男主角戴有高的人生：婚姻失败之后前妻李爱带着新男友住着他的房子，却对他毫无眷恋；事业遭遇瓶颈，戴有高靠游戏《模拟人生》打发时光，但游戏并未给他带来虚拟的满足。比他问题更多的少女吕东东生硬地闯入他的生活，她就住在他宿舍楼上，某日竟往公共Q群里发惊悚图片。戴有高和吕东东都有那么一点点“不正常”，这种不正常就像一场未及预报的台风，时常会在这座海滨城市一扫而过。小说并未出示廉价的温情，而是将我们带进风暴中心，让我们自己体验悬而未决的生活常态。邓一光曾经谈道：“好的小说，一定能经得住三个方面的追问：是否具有发人深思和有别于社会主流历史观的个人生命经验；对现实尽可能超越的程度；丰富而独特的想象力。我认为，社会的伦理性要求始终在混淆着小说的可能性诉求，这是所有小说家面对的困惑。没有任何作品不带有作家的主体经验和认知，这些主体经验和认知中，质疑精神、批判意识和对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构成了小说核心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意义。”9

如果说乡土文学与熟人社会的温情、忠孝仁义等传统价值息息相关的话，城市文学必与市场、文明、民主、秩序、富足等现代价值紧密相联，我们需要新的叙述方式来让城市文学具有乡土文学所不曾拥有的叙述向度和现代气质。在邓一光的叙述世界中，男性并不必然具有性别优越感，也不理所当然地拥有女性身体乃至生命的支配权；离婚不会让女性的价值打折，熟女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个性和魅力。《深圳蓝》中的李爱勇敢地与有房产、高薪的戴有高离婚，戴有高仍愿意将房子留给前妻住以便再续前缘；在《宝贝，我们去北大》《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等作品中，男主人公虽然处境不尽如人意，但都非常疼爱女性，对女主人充满柔情：为太太倒水、洗工装、做饭、到阳台抽烟……这些微不足道却熠熠发光的细节重新唤起我们对爱情的信赖，也唤起我们对城市文明的信赖。

邓一光的小说贯注着他对城市的思考，他在《要橘子还是梅林》中写道：“城市的确有一种强大的功能，它被建立起来，建设一座庞大的机器，它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就是人。城市吞噬掉成千上万的人，吸取他们的青春活力、智慧才华、贪婪欲望、个人梦想，这是了不起的营养，城市就是这么长大的。”从“红树林”到“香蜜湖”，一片树林、一片湖都可能成为青春地标，邓一光试图从叙事空间和人的变化中捕捉深圳精神的变与常：作为一个飞速崛起、扩张、升级、迭代的移民城市，它自身的起跑速度和加速度都有别于其他地方。仅仅四十年，深圳的常住人口由三十多万增长到超过两千万，而且产业更新目不暇接，以高科技领跑，这就是全球瞩目的深圳速度。瞄准速度感，抓住流动性，也就抵达了现代城市的核心。

《香蜜湖漏了》是一个具有强烈回顾、反思气质的作品。叙事从台风中展开，讲述“我”与香港的“蓝八”这对中年情侣的约会，故事眼看着要朝浪漫一路发展，却像台风突然转向，在沉思、沉吟处登陆。当年合租屋子的“十三使徒”来自不同的家乡，带着不同的学历，多数分到了城市化的一杯羹。深圳也承载他们的似水年华，“等我们都站在那个被叫作前程的地方，热情已樯倾楫摧，内心满是沧桑”，本来“能佐证每年十几个台风源源不断到来的理由的”香蜜湖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像湖。香蜜湖成为深圳城市精神源泉的隐喻，“我有个奇怪的念头，我认为香蜜湖在漏。它的某处地方与地心连接着，地心里藏着一个偷窃土地血液的大家伙，湖水被不断吸食到它肚子里，这就是香蜜湖越来越小的原因”10。香蜜湖是深圳人青春的元气、梦想、动力和行动的源头。工业园区是现代都市至为典型的配置，南来寻梦的人们来来去去，他们在此付出青春、勇气和梦想。人与城市到底是何种关系？有些人分享了城市发展的红利成为财务自由者；有些人凭借智慧和开创精神创业成为成功人士，无论结果如何，他们无不对青春逝去怅然若失，对奋斗百感交集，对香蜜湖一往情深。

雷蒙·威廉斯以文化研究的视角梳理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乡村和城市关系的演变史，他既对乡村田园牧歌进行袪魅，也对城市进步主义进行批判，让我们知晓城、乡貌似二元对立的概念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充斥着种种危机的总体发展过程中”11。城市是工业革命改变世界历史的结果，效率追求使现代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充满机器的轰鸣，噪音见证了混乱和速率的辩证，机器不断地取代人的位置，将人往更深奥更逼仄的空间里赶。从宁静的乡村到喧哗的都市，大规模的位移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刻的社会景观，也是这段时期文学叙事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核心问题。城市的整洁和秩序掩盖了被繁忙遗忘的历史基础，水泥地面阻挡了我们与泥水的亲密接触，朝九晚五的律令取代了花开花落和日月交替，每天的时钟规划了我们具象的生活方式，履历表简化了丰富的人生和自我，量化削减记忆，数据统治人生。邓一光对深圳的摹写与反思是对这种被压缩的人生的细致回放，让人生不同的片段散发出自我独具的气息。

四、探寻现代都市之根

持续十几年的深圳书写于邓一光并非同义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不断拓展叙事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下沉至幽暗的根部。从“红树林”开始他就用一只眼打量这座新兴移民城市的过往，以多维度的视角对这片土地进行观照。他借人物之口感叹要找一个土著极为困难，也尝试过一些以客家人为原型的小说或者在小说中插入一两个本土人。但这些还不够，他要将笔伸进尘埃深处，深挖这座城市的根。到历史中去！2019年，鸿篇巨制《人，或所有的士兵》出版，引起文坛广泛的反响，可以视为邓一光的标志性成果，是战争题材的“例外”！多年的夙愿凝结而成的长篇巧妙地回归作家熟稔的军事题材，以崭新的方式对生活世界进行寻根溯源。小说深化了对战争与和平、文明与掠夺、人与国族等宏大命题的整体思考，同时呈现现代性叙事语境中的“弱德之美”。文本在叙事形式、叙事空间和人物设置方面做出了有力的探索，开放的叙事姿态带来视野的开放、音部的开放与价值的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战争小说的叙事水准。

邓一光毫不犹豫地宣布：“任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为侥幸。”这是一位军旅作家对战争史的长期思索所得，正如鲁迅从历史阅读中得出的“吃人”二字一样振聋发聩。新作中他直接以战俘作为小说的主角，战俘是战争的出局者、无用者，是英雄、胜利者的反面，战俘需要花费全部的心力去进行“殊死搏斗”，方能在“士兵”的符号下重新确立自我。竹内好曾说：“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12战俘中尉军需官郁漱石的身份十分独特：父亲是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高级参议，上将军衔，信奉战死沙场的单一价值；生母是几乎不在场的日本女子，构成郁漱石的隐痛；养母尹云英是传统中国女性，子女接连奔赴沙场给她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郁漱石得到养母的偏爱，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沉迷于文艺，但大家庭人员混杂，异母的二姐污蔑他生母为“脏女人”，女佣亦调戏他。养母帮助他赴日留学，他对日本的审美情有独钟，会心于和歌的“优雅纤细”“余情幽玄”以及《万叶集》“质朴真挚”的风格，渴望成为博学者、思考者。他的父亲战功显赫，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或战死沙场或勇立功勋。“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不是，我的一腔热血只对我自己有用。”13郁漱石与家庭环境格格不入，深深地厌倦尘世的一切。养母理解这个专注于内心生活的孩子，在中日关系极度恶化时建议下他离开日本去美国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父亲的命令下回国被动卷入战争，最后不幸被日军俘虏，在位于燊岛丛林的战俘营中度过三年零八个月的囚禁生活，最终绝望自尽。郁漱石所认同的纤细、幽玄及例外之美却经久流传。

郁漱石呈现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双重困难。他懂得粤方言、汉语、日文、英文。受语言文化的复杂性塑造，他身上承载着被动的全球性，不同文化在战争中冲突与融合。他父亲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却与日本的女学者生下了他，这个民族文化杂交的人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却本能地亲近日本文化。这为他建构身份认同带来难度，比《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建立阶级认同的难度大得多。塑造思想复杂、认同艰难的“孤勇者”，是邓一光的兴趣所在，他将叙事空间设置为战争、监狱等向死而生的极端环境，此时，人的外部光环一一褪去，真实的自我得以敞亮。伍尔夫认为：“真实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往昔的岁月和我们的爱憎所留下的东西。”14面对战争的极端环境，邓一光宣布“我是我的神”，战争情境中，敌/我、胜/负的简化极易导致认知的两极思维和高度简化，导致文化的单纯化。而事实上，文化是流动的，人的认同亦是变化的。神性不外于人性，道心不外于人心，只有回到日夜涌动的内心深处才能探询神性的真谛。

《人，或所有的士兵》以国民政府军事法庭的庭审为叙事纵轴，以战俘法庭陈述和庭外调查、供述、举证及旁述为横轴，共同铺陈出郁漱石的生命史以及“二战”中太平洋保卫战的剪影，战争及人们对其的成见均被重新审视。第一页自辩开始，郁漱石就质疑侵华战争的开端时间，这掷地有声的质询颠覆我们的固念，自动弹出的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观念亦会随时代更替、史料披露而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高科技的支撑，全球史观更多地关注人类文明的碰撞、互动与融合而不是国族文化的冲突、分裂和对抗，尽管目前国族之间的纷争是一直存在而且有扩大的趋向，但网络所提供的全球交往平台正在加强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

发黄的新安县地图将我们带回历史现场，这就是大湾区的前身，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港口。作为叙事空间的香港兼具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复杂性，与主角身份的复杂异曲同工。流动性与现代文明相互伴随，每个人、每块土地都在经受现代洗礼。詹姆逊强调，“如果我们要保持小说是‘历史的’，仿佛我们必须回到对主体/客体的选择，必然不由自主地选择历史上某个有日期的著名时间”15。小说像奥登的诗歌一样将叙事空间所发生的一切与“二战”勾连，这个时期的香港汇集了英国、日本、美国、印度、越南、菲律宾、俄国等诸多势力。在全球史观的烛照下，真实的历史事件、政府要员、知名作家与虚构的人物、细节和空间织就饱满的历史感。

文尾附录的参考文献显示了邓一光为此所做的扎实而广泛的素材积累。为详尽占有素材，他多次出入香港，并得到英国国家档案馆和日本等世界各国的众多档案、文件、视频、影像资料，这为作家想象历史、建构真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多视角、多音部的讲述与多重互补互证有力地恢复了主角的生命历程和立体的心灵世界。郁漱石是一位有清洁人格、超迈美学追求的俘虏，他长时间生活在死亡与饥饿的威胁中、恐惧与屈辱的高压下，但是环境并未让原本恭让、软弱的他屈服。在战俘营，善感的郁漱石尽一切可能帮助狱友获得药物，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与不同国度的军官和士兵打交道，他能够与日本长官饭岛讨论超现实主义绘画，能够与妓女谈论喜怒哀乐，也帮助控制俘虏营的管理者从老家那边弄到紧缺物资。对初恋情人的执着和对从未谋面的生母的牵挂成为他活下去的全部动力。最后他留给生母的信中提及的遗物是“飞舞姿势的蝶蛾”标本和植物的种子，以及一些不曾使用的名字。这几样毫不相干的事物勾勒出一颗向往自由的灵魂，蝴蝶在文学历史上有极为丰富的意蕴，也是邓一光十分钟情的意象。作者借此伸张了一种超越国族利益的和平愿景，捍卫梦境，捍卫每个个体的心灵价值。

相比于革命历史小说，1980年代现代化叙事整体上倾向发掘英雄身上普通人的色彩，在对宏大叙事的反叛中，莫言歌颂人压抑不住的生命力，敞亮在官方之外广阔的民间；余华发现农业文明培育出汉民族的植物性与承受力，“好死不如赖活着”。邓一光不愿意将生活降低为苟活，他关心人的活法而不是让人被物化，致力于呈现人性的价值和意义，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人还有心中那一点念想与梦。《父亲是个兵》等作品歌颂战士的阳光、侠义与血性，又将战地上叱诧风云的将领还原为普通的“士兵”，书写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理想、血性、家国情怀与个人的贪婪、私怨、情仇均是人性的呈现。在《风很大》中他写道：“她希望有力而深刻地生活，在日后宣称自己真实地生活过，但不曾做到……”16在许多作品中，人物都执着于梦，梦乃是被现实压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人，或所有的士兵》的主角郁漱石身份殊异，敏感、脆弱和特殊的人生际遇让他更自然地亲近与他同时代的女作家萧红和张爱玲，她们均从民族国家的整体语境中逸出，将笔锋对准个人记忆和创痛。流离失所的萧红在炮火声中的香港浅水湾病故，却用病弱之躯为我们留下纯真美好的回忆空间——儿时跟随祖父劳作的后花园，她以与男性作家截然不同的方式书写故园。张爱玲在《烬余录》中透露：“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不相干”可以看成理解张爱玲的关键词，《色戒》以进步女学生王佳芝投身革命为题材，刺杀只差临门一脚，张爱玲却让她为爱情而死，这是对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反转。

音乐旋律成为邓一光调动听觉、构筑空灵之境的重要手法。音乐能超越语言的局限，如彭斯的《友谊地久天长》能够风靡全球，被不同语言的族群欣赏、传播。《人，或所有的士兵》字里行间流淌着德沃夏克关于离别的音乐，美国奥德威以英文填写的《梦见家和母亲》，犬童球溪以日语填写的《旅愁》（这也是恋人加代子喜欢吟唱的歌）、李叔同用中文写出的《送别》，这些歌曲的全球化说明人类对离情有共鸣，美可以跨越语言、民族、国别的界限。而丑恶的战争正是引发生离死别的罪魁祸首。作者深知历史的钟摆总是在战争与和平中摇晃，“正如热爱和平是人类最基本的传统一样，热爱战争同样是人类难以割舍的另一个传统，人们不是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互相妥协、容忍宽大，而是注定了要为此付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或者终究没有这种可能”17。事实上，绝大部分战争都披着和平的外衣进行。战争与和平都来自人类根深蒂固的本能，秩序和扩张都十分诱人，伯恩斯坦对恶的研究指明：“我们永远也不要低估我们基本冲动和本能的力量和能量，也不要低估精神矛盾的深度。我们永远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的本能性破坏能力可以被完全驯服或控制住。我们永远也不要忘了，所有不可预期的偶然状况都可能释放‘野蛮的’攻击性和毁灭性能量。”18“我们无法预料恶在将来会以何种新形式或变体出现。”19面对“二战”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三种错综复杂的主要力量，郁漱石“对一切都很茫然”，渴望治愈环境却被环境压垮。郁漱石丰富的心灵与钟情于诗的日瓦戈医生精神相通，成为文学史上独特的人物形象。

历史在战争与和平中交替穿梭，每片繁华的土地都曾是沙场、废墟，埋有白骨、遗骸，历劫难后新生。面对从未彻底消停的战争，文艺何为? 《人，或者所有的士兵》深入历史的腹地，从现代性的纷争、矛盾与合力中寻求大湾区的文化根基。写作并不是为现代城市光鲜外套和脂粉大唱赞歌，而是要回到人心，在这幽暗而丰富的方寸之间重新理解世界，看见湾区。文学不能抵御历史的寒冷和现代的困境，但文学能让蝶蛾生出翅膀，让种子发芽，又逢春天。邓一光以赤子之心写下他对深圳的爱，对现代城市的探询与理解，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的希望。

注释：

1孟繁华：《情感深度与小说的新主题——2019年长篇小说的新变》，《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

2[美]多萝西娅·布兰德：《成为作家》，刁克利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3魏沛娜：《邓一光：写作是建构“我的城市”》，《深圳商报》2016年6月12日。

4邓一光：《后记》，《深圳在北纬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5邓一光：《当我们谈论深圳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山花》2014年第2期。

6邓一光：《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作家》2011年第7期。

7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8邓一光：《离市民中心两百米》，《长城》2012年第3期。

9钟华生：《邓一光谈他的深圳文学理想》，《深圳商报》2011年3月15日。

10邓一光：《香蜜湖漏了》，《花城》2018年第4期。

11[英]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页。

12[日]竹内好：《何为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金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4页。

13 17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731页。

14[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页。

1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王逢振、高海青、王丽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页。

16邓一光：《风很大》，《长江文艺》2019年第1期。

18 19[美]理查德·J . 伯恩斯坦：《根本恶》，王钦、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274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