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学史问题的“新月派”（1950—1957）
内容提要：1951年5月公布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初稿引发讨论，“新月派”的入史被批评，它如何进入共和国的新文学史建构并成为重要诗歌流派，是当时颇为敏感的学术问题。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对它的处置方式，受到组织批评，这为（教育）部颁大纲的合法性奠定基础。1952—1953年间，王瑶针对“新月派”前后期，修订了徐志摩、陈梦家的叙述文字。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臧克家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吸取王瑶的教训，贬低徐志摩、陈梦家，抬高闻一多。1956年下半年，徐志摩诗文集获得出版机遇，这为“新月派”获得正面评价提供契机，徐诗入选《中国新诗选（1919—1949）》修订版，但最终还是在反右的政治风浪中被压抑。显然，“新月派”在1950年代是重要的学术话题，核心之处在于其叙述主线（徐志摩为主还是闻一多为主），并牵涉对它的命运及评价。这暗合了政治话语对文学流派的潜在影响，以及文人情感的内在纠葛等问题。
关键词：“新月派” 1950—1957 中国新文学史问题
1980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刊载了吴奔星《试论“新月诗派”》，论文试图从中国新诗发展脉络中评价“新月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陆学界首次以专题论文的形式研究“新月派”，有着特别的意义，为“新月派”研究打开了新局面。文末有一段附记用来说明这篇文章发表前的情况，此处照实抄录：“《试论‘新月诗派’》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何其芳同志多次帮助，并吸收他的有益的观点，最后经他修订，成文后，曾决定在一九五七年《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第三期发表，稿已付排；终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问世。今特从存稿中检出，略加修订，凡其芳同志润饰过的，都保存原貌，也算是对其芳同志的一种纪念。”1吴奔星透露的“众所周知的原因”，指的是1957年6月开始的文艺界“反右运动”，那时刊载“新月派”的研究成果显然不明智。何其芳作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果断处理，为刊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思想阵地进行了有效维护。但是，这亦能看出：共和国初期的新文学史叙述中，“新月派”是十分复杂的文学社团。为了真正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先理清新文学历史（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关“新月派”和新月诗人的相关评价。
一、新文学历程中的“新月派”：有关徐志摩与闻一多的评价文字
作为诗歌流派，“新月派”2有其文学贡献，特别在诗歌领域贡献尤大。在“新月派”的文学活动、创作实绩上，不管是徐志摩还是闻一多和朱湘，都为该派文学史地位的书写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这三位著名的诗人都在1949年10月前去世：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离世；1933年12月5日，朱湘投江自尽；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暗杀。他们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人世，使“新月派”的文学史叙写，亦呈现出复杂性，不同时间段中叙述主体会发生变化，主要集中于徐志摩和闻一多的定位，及其文学史叙述文字的微妙变动。
最先对“新月派”予以关注的是陈梦家。1931年8月，他编选的《新月诗选》出版。书前的序言中，他对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邵洵美等人都作出中肯的评价，试图把他们放在新诗发展的历史上。他认为，徐志摩“于新诗始终不懈怠，以柔美流丽的抒情诗最为许多人喜欢并赞美的，那位投身于新诗园里耕耘最长久最勤快的”，而其诗作“永远是愉快的空气，曾不有一些儿伤感或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耀着欢喜的圆光”，重点提及《我等候你》《再别康桥》《沙扬娜拉》《季候》和《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3。闻一多和饶孟侃在新诗格律化追求上的贡献，陈梦家认为这“是他们最不容抹杀的努力”。单独评价闻一多则以“苦炼”加以概括，“他的诗是锻炼不断的雕琢后成就的结晶”，重点提到《死水》《也许》《夜歌》《你指着太阳起誓》的特殊贡献4。朱湘的评价则以“朱湘诗，也是经过刻苦磨炼的”做定论，重点提及《当铺》的题材价值，和《雨点》对于诗人的启示意义5。从陈梦家的点评文字可看出，他对徐志摩和闻一多在该派的地位评价并不低，采用并驾齐驱的叙述策略。
1935年8月，朱自清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大部分新月诗人都入选，包括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朱自清断言，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歌，“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这里的“格律诗派”，指的正是“新月派”。他在导言中曾说到：
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诗镌》出世。这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庚虞诸氏主办的。他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们真研究，真实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地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期的风气。6
早在1929年，朱自清就注意到“新月派”各位诗人在创作中的“价值”。现存朱自清“新文学课程”的讲稿中，他对徐志摩、闻一多都有关注，说到徐志摩和闻一多的诗时有这样的评价，“《志摩的诗》：a．爱与死；b．‘灰色的人生’；c．理想与失望；d．自然与儿童；e．同情；f．怀古；g．‘许多韵体上的尝试’——散文体，无韵体，骈句韵体，各种奇偶韵体，章韵体，变相的十四行体；h．‘土白话’；i．想象，表现，与音乐”；“《死水》：a．爱与死；b．同情；c．爱国的情绪；d．玄思；e．层折的奇幻的表现；f．凝练的音律”7。他不仅注意到“新月派”的诗歌创作及其诗歌理论，还关注到“新月派”的文学评论，对梁实秋、陈西滢等人的文学评价文字亦有梳理，关注小说、戏剧时，还留意到“新月派”对不同样式的文学体裁都有论及，凸显其在中国现代新诗领域中有贡献，在各种文学样式的尝试上亦不为人后。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做具体编选工作时，朱自清重点关注了“新月派”文人，入选诗人包括徐志摩、闻一多、于赓虞、朱湘、饶孟侃等，徐志摩入选26首，闻一多入选29首，是入选诗歌篇目最多的两位诗人。关于徐、闻的新诗地位，他简评如下：“《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闻氏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但作为诗人论，徐氏更为世人所知。……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8徐志摩和闻一多，仍是新诗叙述历史脉络中着力的重要对象，其力度可谓平分秋色。
1936年12月，林庚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史略》并编订讲义9，这是继1929年朱自清开设“中国新文学”课程后，大学塑形“新文学”历史的又一重要行为。讲义内容中，“新月派”作为新文学史中重要一环，并没有缺席。《新文学的独立》一章的第九节里，林庚讲《诗刊》围绕的正是“新月派”的历史。他不仅大量引用《诗刊》的弁言，还指出徐志摩和闻一多在新诗中的地位，“中国自白话诗运动以来，情诗渐渐萌芽，但直到徐志摩氏才是真正的以情诗为生命”，“闻一多……是十分谨严的古典主义者，在《诗刊》一派中创造格律最努力的是他，写诗态度最谨慎的也是他，能以一种理论来说明诗的也是他”，“徐志摩是自我的表现，引诱得大家都朝他的路上走；闻一多是客观的研究，找出一条新诗建设的路来”10。这样的论述透露出1930年代对“新月派”的主体思路与叙述策略：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建构者，在中国新诗史中有特殊的位置。撰述过程中，林庚同时用力于徐闻二人，真正体现出他们在“新月派”的价值。
1937年1月，石灵在《新月诗派》中首次提出“新月诗派”的概念，对“新月派”的历史进行还原，提出“新月诗派的得名，系由于《新月》月刊了。新月诗派的由来，大致是如此”11。具体针对新月诗人，石灵指出应该把“新月诗”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人，大致是见于《晨报诗刊》中的，后期诗人则是见于以后的《新月》的”，“在前期诗人里，我要说到的是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更指出闻一多和朱湘在新月诗派的重要价值，“如果就新月派的贡献这点讲，徐志摩的功绩是远不如后两人的”12。但石灵仍旧认为，徐志摩的新诗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徐志摩之为新月派的主干”“他可算是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13应该说，从石灵的论述开始，徐志摩的“新月派”文学史地位逐渐凸显起来。
1944年7月，孙望编选出版《战前中国新诗选》，“新月派”诗人的诗作仅关注到卞之琳、孙毓棠、方玮德等后起之秀，是有原因的。编者的细节文字透露，“已有新月诗选和英译本中国现代诗选十分精审的选录”14。“新月诗选”即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而“英译本中国现代诗选”，指的是1936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由哈罗德·阿克顿和陈世骧翻译，入选15位中国现代诗人（陈梦家、周作人、废名、何其芳、徐志摩、郭沫若、李广田、林庚、卞之琳、邵洵美、沈从文、孙大雨、戴望舒、闻一多、俞平伯）的96首新诗15。值得注意的是，由阿克顿主导编选（陈世骧协助）的“中国现代诗选”，徐志摩入选诗歌高居前三（10首），仅次于林庚（19首）、卞之琳（14首）。若从“新月派”的角度衡量则更加让人惊异，新月诗人入选人数最多，除徐志摩、陈梦家外，还有何其芳、闻一多、孙大雨、沈从文等人，“他们在诗歌形式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进步。在伟大的欧洲浪漫运动的庇护下，他们在重组中国诗歌传统方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把欧洲韵律加诸中国诗体，有时确实取得了成功”16，入选诗歌篇目是相当惊人（总数达到24首，占篇目的1/4）。阿克顿对徐氏诗歌有“正有意识地引入‘西方狂想曲’之时，他急匆匆地走向了中国古诗反面（antipodes），沉迷于夸张、复沓，用繁茂的意象阻碍了他自己的诗行，这些意象有的让人感觉不对，有时又相当精美……徐掌握了节奏的力度（vitality），但缺乏尺度（discipline）”等语言的负面批评，但他还是非常认同徐志摩的诗，认为徐氏“为新的‘修辞手法’打开了闭锁的门扉”，“他仍然是白话诗人中最流行的一位……我们可以称他为东方的鲁伯特·布鲁克”17。这说明徐志摩的新诗地位，是不容忽视也不容回避的。对闻一多，提法却很简单，只有这样一句，“在‘新月’那个圈子里，位列先生（Messrs）一级的是闻一多、孙大雨和陈梦家等人，他们在诗歌形式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进步。”18这里需注意的是，他提及闻一多，是和孙大雨、陈梦家并列，真正深入论述闻一多的文字反而很少。与卞之琳、林庚、孙大雨相比，闻一多显得并不重要。
王佐良1946年也试图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描述，他立足的是军事背景19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观照，笔下涉及“新月派”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他们（指‘新月派’——引者）至少及时地给予了新诗技巧创新上的经验。而任何的概述，不管多么简短，如果不提新月派的这两位领军人物——徐志摩和闻一多，都不会是完整的。”20他花一定篇幅认真对待徐志摩和闻一多，特别对闻一多的地位做出高度评价，“从诗的角度而言，我们将新月派的贡献确实只归功于闻一多一人。在这个群体里所有人之中，居然只有他关注着新诗的技巧创新，而且他是一位比其余的人更细致的工匠”21。写这本小册子时巧遇闻氏被枪杀，他难免对这一事件添加了文学印象。
可以看出，1949年前有关新文学史的修史中，新月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是重点关注的必然对象。徐志摩和闻一多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新月派”的“双子星座”22，他们互为呼应，互为对照，互相映衬。不过，真正在有关新诗的编选上，徐志摩的知名度显然高过闻一多，包括闻一多本人曾参与编订的《现代诗钞》23，徐志摩入选诗歌篇目达12首24，闻氏没有超过徐氏，只有9首25。徐志摩遇难后，以徐志摩的诗集或诗选为题目予以出版的书籍，详细罗列如下：（1）徐沉泗、叶忘忧：《徐志摩选集》，现代创作文库，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3月版；（2）少侯：《徐志摩创作选》，现代名人创作丛书，上海仿古书店1936年9月版；（3）三通书局编辑部：《徐志摩代表作》，现代作家选集第八种，三通书局1940年10月版；（4）储菊仁：《徐志摩遗作精选》，正气书局1947年3月版；（5）巴雷：《徐志摩杰作选》，当代创作文库，上海新象书店1947年6月版。闻一多1946年7月15日被枪杀之后，出版他诗选的工作却完全陷入停滞状态，其形象塑造朝着另一个方向（政治定位为民主战士、民主斗士）走开去2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月派”的新文学史叙写成为敏感的学术话题。“新月派”中的诗人成员，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筛选，呈现出一定的政治判断。这涉及“新月派”内部成员的政治定位问题，以及他们在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间的亲疏关系。我们把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1949年至1957年间，试图观察这一时段“新月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左翼文艺界对“新月派”并没有什么好感，这从1920年代以来有关“新月派”的评论中可看出。文艺界领导力量在1940年代后期的角逐中，资深的左翼文艺界成为实质上的领导阶层，无疑对“新月派”的文学史定位产生影响：从“当代批评形态”转向“历史研究形态”27。这些因素，注定将在新文学史的叙述对象及其文学格局中产生影响。
二、“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中的“新月派”问题及其讨论
最先对“新月派”的文学史叙述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教育部颁布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按照李何林1951年5月30日的说法，“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的制定工作，是由中央教育部统一安排，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小组分支之一的“中国语文系小组”依照教育部的要求，对中国语文系下辖的所有课程拟定课程草案（即教学大纲初稿），《中国新文学史》的大纲草案的实际制定人由老舍、蔡仪、王瑶和张毕来共同担任28，最初由王瑶、蔡仪、张毕来分别草拟大纲草案后，由李何林综合修改形成正式初稿，刊载在《新建设》四卷四期上29。
课程大纲的内容制定中，针对“新月派”的叙述，主要集中在第二编和第三编。第二编第四章以“与封建的和买办的思想斗争”为题，罗列了与学衡派、甲寅派、现代评论派的斗争，此处提及的“现代评论派”在具体文字的论及上，主要针对的是前期“新月派”的成员。第三编第三章以“与反对派的斗争”，首当其冲的就是“与资产阶级的‘新月’派斗争”，后面包括“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复兴文言”的三大斗争，此处针对的是后期的“新月派”群体。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还是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新月派”在教育部课程大纲的制定中都是进步的新文学的“对立面”。这说明，在共和国初期的有关“新文学”历史的建构上，“新月派”的历史叙述发生了“断裂”，它的历史叙述必须遵循这一标准来进行。
其实，《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制定过程中王瑶罗列了“教员参考书举要”，书目如下：
一、总集
1．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十篇“导论”，另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印行）
2．人民文艺丛书
3．五四文艺丛书（中央文化部编，即将陆续出版；其中已编选完成的各册“序言”，多已发表，可参考）
4．抗战前出版的著名作家的“自选集”“选集”
二、论文
1．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整风文献
3．鲁迅三十年集
4．乱弹及其他（瞿秋白著）
5．表现新的群众时代（周扬）
6．《剑、文艺、人民》（胡风著）及胡风其他论文
7．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8．民族形式讨论集（胡风编）
三、历史
1．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雪峰作）
2．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雪苇著）
3．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想（李何林编著）
4．中国抗战文艺史（蓝海编著）
5．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编）30
李何林对“教员参考书举要”有说明文字，“这个书目，是王瑶同志起草，交大家讨论通过后，又由我增改了一些。其中第三部分‘历史’内五种由王瑶同志原提，第一部分‘总集’我加了两种，并把《批评论文集》《民族形式讨论集》《文代大会纪念文集》三书移在第二部分‘论文’内”。李何林的“暗示”很重要，这说明此时王瑶已注意到左翼文艺理论对于新文学史建构的意义：开列的五种历史类书籍，包含资深左翼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刘雪苇、李何林，也包括中国现代革命史学家胡华；参考论文的书单，以毛泽东、周扬、瞿秋白、鲁迅、胡风的书籍为中心，明显地以1930年代以来的左翼文艺理论作为资源；具体的文学作品，尽管王瑶开列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和“新文学选集”这两套丛书，但李何林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继续增加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抗战前出版的作家自选集或选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它是1949年全国文代会前由新华书店赶制的一套文艺丛书，主要立足于展现解放区文学作品实绩，曾以礼物的形式赠送给文代会代表，周扬则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题对它进行阐释，形成了它独特的地位，丛书的真正设计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实际操作人包括柯仲平、周扬、陈荒煤、赵树理、康濯、陈涌、欧阳山等人。总体来看，参考书单是以左翼文艺理论史的立场对中国新文学历史作观照，它必然包含“左翼立场”，凸显中国现代革命史与新文学史的内在关联。
“教员参考书举要”中，真正涉及“新月派”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具体体现在朱自清所编选的诗集卷，但此时这本参考书却必须依照《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精神来有效地理解。针对第二个十年中国新诗发展脉络，教学大纲初稿特别予以说明：“本章四节小标题仅供参考。”提及“新月派”，以“技巧与意境”对这一诗派的特点进行“概括”。对比1951年8月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下称《“史稿”上册》）的内容来看，这些标题全部来自王瑶的“设定”31。当然，因“新月派”在1930年代（具体指徐志摩突然离世）逐渐走向消失，其历史叙述只能在这个时间点终结，不可能在1940年代的中国新诗发展中再提及。这一教学大纲初稿由李何林建议发表出来，后引发系列讨论，参加人有王西彦（浙江大学）、俞元桂（福州大学）、任访秋（河南大学）、韩镇琪（东北教育学院）。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新文学发展诸阶段”、“关于作品分类和作家举例”、“讲话”作为时间段的政治与文化价值、新文学史的起点问题等。32
“新月派”的文学史叙述引发的相关争论亦包含在其中，俞元桂、王西彦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俞元桂对教学大纲第二编本时期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创作的面貌提出批评，认为教学大纲初稿“不能给读者以明确的承先启后的线索”33。此处仅以第二编诗歌领域为例来进行对比：
教学大纲初稿“关于本时期的诗歌”提纲：
第一节：暴露与歌颂（蒋光慈、郭沫若等）；第二节：技巧与意境（“新月”派、“现代”派）；第三节：中国诗歌会（蒲风、王亚平等）；第四节：新的开始（臧克家、艾青、田间等）。34
俞元桂建议的“关于本时期的诗歌”提纲：
第一节：热情的和踏实的战斗（蒋光慈、郭沫若、刘一声、朱自清等）；第二节：对渺茫将来的颤栗（冰心、周作人、俞平伯、刘大白等）；第三节：超现实理想的破灭（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第四节：朦胧的梦幻（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等）。35
部定教学大纲初稿采用客观立场，对新文学史的相关现象进行中性描述，俞元桂的建议修改提纲却在语气色彩上发生了变化，明显地包含着褒贬的感情色彩。对郭沫若、蒋光慈这类革命诗人，他用“热情的和踏实的战斗”来概括，而对冰心、周作人、俞平伯、刘大白、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这些诗人，采用了贬义含义的词语诸如“颤栗”“破灭”“梦幻”。俞元桂在这个建议修改提纲中，针对“新月派”和“现代派”诗歌还有一个注脚：“‘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歌，是在现实斗争更残酷的时期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创作更进一步的表现。”这明显地体现新时代语境对于“新月诗派”诗人群体的“鄙夷”。而在杂文及散文小品的展现中，俞元桂把冰心、周作人、徐志摩、林语堂作为一个单元，以“优美的情趣——危险的道路”作为标题。这些细节的展现说明，俞元桂建议教育部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是以政治定性来看待作家文学史的成绩。俞元桂在总结中特别强调，“大部分的作家为了阶级立场的局限，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理论表示怀疑与畏惧，他们企图寻找其他轻便的改造中国的道路，所以苦闷彷徨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特点”。不管是“对渺茫将来的颤栗”的诗人们，还是“超现实理想的破灭”的诗人们，还是“朦胧的梦幻”的诗人们，还是“优美的情趣——危险的道路”的散文写作者们，统统都归类到这一特点上概况。
王西彦对大纲中设置的“章节的标题和所举作家”表达了不满，认为“问题更多，缺点更大，更值得大家加以注意、研究和批评”36。针对“新月派”，他着重指出，“第三编第六章‘本时期的诗歌’，第一节的‘暴露与歌颂’，举蒋光慈和郭沫若为代表；第二节的标题却是‘技巧与意境’，代表的诗人是‘新月’派和‘现代’派。我认为，这一节的小标题太成问题了。同一编的第三章，标题为‘与反对派的斗争’，是以革命文学运动为主体的，所指的反对派，包括资产阶级的‘新月’派，虚伪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从字面上看，‘技巧’与‘意境’都算不得坏名词。这和前面的立场分明有着矛盾。特别是，为什么还要把叙述作家作品的宝贵的篇幅，给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派呢？难道是为了兼容并包吗？”在王西彦看来，新文学史的建构本来就不容易，宝贵的篇幅应该给予革命文学的先行者、实践者们才是正道，兼容并包的文学史视野“势将冲淡我们新文学运动的思想斗争的意义”。他为此提出《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编拟，应该考虑到原则性的建议：一是“《中国新文学史》的讲授，最重要的，应该是阐明和肯定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潮，批判和否定支流和逆流”；二是“在《中国新文学史》里，使鲁迅的地位更突出，把鲁迅的斗争和方向更显著的提出来”，以与季莫菲叶夫教授的《苏联文学史》相对应；三是“应该选择得更严格些——比‘大纲’要严格得多”，“必须选择那真正富有代表性的，有好作品的作家，数目不在多，使讲授时能够有时间去分析他们的作品”。
任访秋对大纲初稿的绪论、方法提出“商榷”，对某些章节的内容安排提出批评，对文学史的分期提出“三期六段”论。针对大纲设置的小标题，他指出，“第三编中六、七、八三章中的小标题，标准极不一致”37，其中第六章中包括“新月派”的文学史论述。韩镇琪对大纲初稿中关于新文学的“起点”进行商榷讨论，进而提出“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史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所以应由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作为开始”38，建议修改绪论的第四章和第一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的出笼及其相关学术讨论中，“新月派”的敏感性被暴露了出来。与《中国新文学史》配套的课程为《中国现代文学家著选》，当时也在进行课程教学大纲设置。在李何林看来，“至少也需讲三十人左右”，在1951年11月10日的讨论中，仍然没有徐志摩在内39。新文学史著作写作过程中，文学史家们如何规避这一敏感问题，必然成为时代关注的话题。王瑶的《“史稿”上册》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这部文学史著作出版后就能看到。不过王西彦表达了他的“期待”：“我希望几位《中国新文学史》的编著者，在著作公开问世以前，应该以认真严肃的态度，仔细考虑各项问题，不要过于匆忙和粗疏才好。”40
三、“早产”的先行者：《史稿（上册）》不合时宜的“新月诗派”评论及其组织帮助与修改
以1950年5月教育部制定《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的历史时间往前追溯，时间定格在1940年代末。香港开展的左翼文艺界内部清理41过程中，一个有着重要学术使命的学者正在清华园努力工作，这位学者名叫王瑶，他1946年4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同年8月受聘于清华大学中文系。1948年12月，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时，为顺应大学生对大学课程设置的革命化要求，王瑶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替换《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主要讲授“五四至现在”的文学史（当时被称之为“中国新文学史”）。1949年1月后，清华大学开启新的教学课程改革方案，正式开设《中国新文学史》，主讲教师仍为王瑶42。这是一门新设课程，也是王瑶的个人文学史写作行为，他在描述中国新文学史的相关问题时，都是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发，保留了研究者颇具特色的研究特点（当然也有继承朱自清治学思路的体现43）。1950年5月，王瑶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教育会议，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主要课程。这一课程的设置，导致许多大学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老师纷纷向王瑶写信索取讲义44，这为《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提供了契机。经过两年的“随教随写”，至1951年1月1日，《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上册初稿完成，王瑶为此写作了《自序》。1951年9月，书稿上册正式由开明书店出版，至1951年12月印刷了二版，印数总计八千册。《自序》中，王瑶特别强调《“史稿”上册》为“草创成的东西”“自然难免疏陋”45。
《“史稿”上册》交付开明书店出版前，王瑶曾把部分章节以《新文学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联”成立——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为题刊载在《进步青年》第231期和232期上。《新文学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由上册绪论的三个小标题的演变组合而成：“新文学是新文化革命的主要旗帜”对应书稿的“开始”；“新文学的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对应书稿的“性质”；“新文学的领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应书稿的“领导思想”。《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联”成立——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对应的是第二编第六章之第二节，书稿标题为“左联成立以前”。这两篇文章的内容表现出王瑶某种程度的努力行为，他正在利用新的政治理论和文学理论，探索新文学史的书写，真正实践《自序》中所说的“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46。绪论这一部分内容是全书的总领之旨，也是王瑶参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编写后领会大纲制定规则的体现。他在教学大纲初稿专列教员参考书单中罗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说明在这一时间段中他已先期阅读了这些书，注定对他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产生潜在影响。结合1951年5月教育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的制定工作过程来看，王瑶在内容上显然进行过“微调”，试图跟教学大纲初稿的政治诉求相一致47。
《“史稿”上册》初版本内，王瑶以“形式的追求”概括“新月派”在前期的主要特点，主要围绕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展开叙述。针对徐志摩和闻一多，他是这样描述的：
这里面在当时享名最盛的是徐志摩，他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实验，最讲究用譬喻，要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特别是英国诗。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于一九二五年已出版，以后又出了《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他自己曾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相信德谟克拉西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的德谟克拉西的精神。”十足地反映出了他的向上的市民的要求。在《志摩的诗》里，情感是“汹涌性”的，是“感情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与技巧都谈不到”。到他热心于技巧的追求的时候，实际上已说明了他的“汹涌性”的意识已在“五卅”以后的社会现实里碰到了壁，就是说内容反跟着贫乏了。到他的遗作诗《云游》里，他要求死，说死“是光明与自由的诞生”，诗人的理想是彻底破灭了。茅盾用他的一句话“在梦的轻波里依洄”来说明他的全部思想内容，说“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从高亢的浪漫情调到轻烟似的感伤，他经历了整个一个社会阶段的文艺思潮。到他对社会现实有了不可解的怀疑时，就自然追求艺术形式的完整了。在写作技巧上，他是有成就的，章法的整饬，音节的铿锵，形式的富于变化，都是他的诗的特点。48
然而在提倡格律方面影响最大的诗人实际是闻一多。据徐志摩说，在他们几个人当中，闻氏实为“最有兴味探索诗的理论和艺术的”；又说他们几个人都多少受到过闻氏的影响。关于格律，闻一多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到《诗镌》出世时，恰是五六年来诗坛最混乱的时候，诗人与诗集都多如雨后春笋，而可读的作品却非常少；连最关心诗的发展的人也摇了头。格律诗的提倡至少在当时起了一种澄清的作用，使大家认为诗并不是那么容易作，对创作应抱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就这种意义讲，闻氏正是一位忠于诗与艺术，引导新诗入了正当规范的人，而形式的追求也就有了它的正面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是指那所提倡的格律之本身的成功，那当然是失败的。49
王瑶在论及“新月派”前期活动时，徐志摩和闻一多是必提之人，不管这是立足于徐志摩的名气，还是考虑到闻一多对新诗格律的提倡，甚至考虑到师承的“私人情感”。但在具体文字的编织上，王瑶还是表现出对闻一多的“推崇”，特别强调闻一多是“一个爱国诗人”50，“除了形式的整饬和‘新月派’其他诗人相同外，那爱祖国和为人民的精神是很早就植有根据的，绝不是‘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诗人”51。与徐志摩从艺术价值上予以推崇有差异，王瑶不仅立足于闻一多的艺术成就，还立足于他爱国诗人的特殊政治身份。朱湘的论述文字颇简单，王瑶认为朱湘诗歌表达出“率直而到处碰壁的诗人的写照”，“主要的成功也还是在形式的完整上”52。值得注意的是，于赓虞还被简单提及，字数不及一百字，以“诗的句子冗长，不同于徐闻诸人，成就也差一些”53作为文学史判定。“新月派”后期的主要活动，王瑶以“技巧与意境”加以概括，重点提及陈梦家、卞之琳，简单提及方玮德、刘梦苇、朱大柟、何其芳、李广田。54王瑶关于“新月派”后期的标题，原封不动地进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中55。但从前面有关教学大纲的讨论所述，这个地方正是遭受争议的地方，不管是浙江大学的王西彦，还是福州大学的俞元桂。
如果按照教育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讨论中王西彦表达的观念，部定教学大纲初稿无疑具有“兼容并包”的气魄。王西彦认为，“这样做，势将冲淡我们新文学运动的思想斗争的意义”56。在强调政治领导权的时代，“兼容并包”的文学史观念很容易被当作思想立场问题被予以批判。“史稿”上册初版时间为1951年8月。从1951年9月起，京津高等教育界展开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清华大学也在运动中心。1951年11月起，全国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正式展开。王瑶既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员，又是文艺界重要的活动分子，他的相关文艺活动逐渐浮出水面。
置身在共和国初期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中，王瑶和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不得不写检讨书反思自己，这种反思必然结合着他的现实工作，包括他从事的教学活动。关于《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他这样写道：“在新文学史班上我讲‘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的时候，虽然批判了那些内容，但又肯定了在技巧上有一定的成就；这种脱离内容来讲技巧，正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文艺思想。”57王瑶为“史稿”上册中所讲的“新月诗派”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切合了“思想改造”这一运动的政治意义。但是，他这部“早产”的著作，还得接受全国从事中国新文学史教学人员的检验，首先是来自组织的“认定”。
作为“组织”的教育部、出版总署、中宣部，对书稿是不满意的。按照《文艺报》编者按的“说法”，“史稿”上册“所表现的立场、观点上都是错误的”58。1952年8月30日，出版总署、教育部、《文艺报》编辑部在出版总署文化宫召开了“座谈会”，叶圣陶日记记录了当天的讨论：
座谈会由我署与《人民日报》共同主持，旨在推动批评风气。而此书为大学所通用，所述又为至关重要之文学，故特取为批评之对象。到者有北大、清华、燕京、师大之文学系教师，外则文联、报社及我署之同人，凡二十馀人。诸人皆有准备，携书而来，发言唯恐其不畅不尽。综合诸人之见，大致谓此书立场观点不稳，编撰方法失当，为参考资料尚可，实不合称文学史。此事本未宜以个人之力成之，而王搜辑颇勤，成书甚快，以致种种失误。此书已印八千册，为补救此八千册在社会中造成之不良影响，宜发动批评。先据今日所谈，《人民日报》与《文艺报》各为综合报道。次则发动较有力之批评家，写专篇批评文章。会以七点散，大家谓今日之会甚好，彼此交换意见，彼此有益。唯余兀坐将五小时，注力而听，随时写记，致腰酸背痛，大感疲累。59
叶圣陶是出版总署副署长，还是朱自清的“老朋友”。面对老朋友的得意弟子，他的记录显得客观。日记中，叶圣陶透露出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批评风气”，由《人民日报》与出版总署共同主持。日记内容还透露“诸人皆有准备，携书而来，发言唯恐其不畅不尽”，这从侧面说明座谈会是先期准备的。为一部著作组织专家开座谈会，这是《人民日报》的第一次记录。参加发言的人，有吴组缃、李何林、李广田、林庚、钟敬文、黄药眠、蔡仪、杨晦、叶圣陶、王淑明、臧克家。而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叶圣陶作为教育部副部长，他透露出“史稿”上册还是当时大学通用之书，这说明此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不小。
与会者充分肯定《“史稿”上册》在共和国初期具有的特别意义，对著者王瑶付出的艰辛努力尤其赞赏，吴组缃、林庚、钟敬文、蔡仪、臧克家，都表达出对王瑶写作的“敬佩”。同时，与会者顺应座谈会的“组织”意图，洞穿到《“史稿”上册》存在的问题：“主从混淆，判别失当”，“评述作家作品，总是忽略了思想内容方面”。吴组缃专门指出王瑶在评述中“似乎把文学的政治性和艺术性对等地分开来看，而对艺术表现方面更为看重一些”，他以蒋光慈和“新月派”的诗人为例：“比如对蒋光慈的某些诗歌，批判其脱离中国现实、流于概念化、缺乏感人力量，说得很着重；而对于“新月派”诸人的诗歌之形式追求，倒津津乐道，好像应该完全给以肯定的评价似的。”李广田批评王瑶“兼容并包”的写作方法，“兼容并蓄，对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没有批评，这具体地表现在作者对新月派的态度上”。李何林批评王瑶“对于作家和作品，常从形式上或用社会学的观点笼统地去评述，它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家都说了好话，极少尖锐的、深刻的批评”，这当然包括“新月派”的相关评论。杨晦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材料的处理”，他指出王瑶在作家和作品的批评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来。而且，相反地，对于新月派，对于象征派诗人等等的评述，是用的颇为欣赏的笔调，看不出作者在讲思想领导时所强调的观点”。杨晦还指出王瑶对作家作品“有所偏好”，“最显著的是对于新月派。在读他的这本‘史稿’时，也感到他对于眼前熟识的作家，差不多都有所‘照顾’”。钟敬文的发言，代表的是他和丁易先生，认为著作的弱点是“思想性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于有敌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力不够，编写的态度和方法不谨严”、“对于代表那些代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家，也不能给以应有的批判”；“许多不关紧要的、甚至于有害的作家和作品，却居然占了好些篇幅”；“对于那些形式主义、颓废派等的作品，反而说得那样津津有味”；“对于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家没有严正的批评”；“对于那些没有多大进步意义的（甚至于完全没有进步意义的）作家的作品，好像有些偏爱，至少是舍不得的样子”，“著者就单从（或者侧重）形式或技巧方面去论述，颂扬它”；“从个人小圈子的关系出发，例如对于朱自清、闻一多等前期的作品过分推崇”。钟敬文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包括了“新月派”的文学史叙写。黄药眠认为著作的错误“是作者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进而指出“作者对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的颓废的思想，是非常欣赏的”“作者的资产阶级趣味的如何浓厚，如‘人生探索’‘形式追求’等等”，这明显指向“新月派”的文学史叙写。蔡仪指出王瑶“实际讲到具体的史实时，无论是讲作家也好，讲作品也好，却不分青红皂白把反动作用的（自然政治思想也成问题）如徐志摩、沈从文等等的作品，往往是赞美为主”，重点认为徐志摩和沈从文是最成问题的：“以徐志摩来说，他是‘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在文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时他的文艺倾向是和陈源、梁实秋之流一个鼻孔出气的，根本没有什么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更谈不到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相通的地方。而作者对于他的诗的赞美是爽快而显明的，对于它的批判，至少是含义模糊的。沈从文在文学运动中所演的脚色本是大家早已知道了的（听说现在颇有进步要求），作者在论到他的小说时（二三六页），看去似乎有批判，而实际是没有批判。”蔡仪认为，“革命运动决定文学运动，而文学运动服务于革命运动。这种关系，自然主要是通过作者的思想行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出来，也必须这样表现出来”，但王瑶在“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论述中并没有“这样表现出来”。
总体来看，与会者一致认为王瑶对“新月派”的评价是有问题的，“兼容并蓄，对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没有批评，这具体地表现在作者对新月派的态度上”60。尽管王瑶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从吴组缃的发言可以体会到，王瑶对这次会议还是很重视的，吴组缃甚至带着王瑶的使命，记录会议相关发言反馈以作修改的参考。《〈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发表后，王瑶认真阅读过这些原始记录，写作《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一文投寄给《文艺报》，但遭到了“退稿处理”61。王瑶首先对为《“史稿”（上册）》“召集一个座谈会的措施”表示感谢，其次对“出席座谈会的诸位同志那种严肃认真的批评态度，那种带原则性的中肯的意见”62表达谢意。他承认著作的根本弱点是“思想性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于有敌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力不够，编写的态度和方法不谨严，因此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和缺点”63。追溯其根源，王瑶认为是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艺修养太不够”“根本上实在是一个思想改造问题”。关于王淑明在发言中提出的“修改”，王瑶做出这样的回应：“我打算采取如杨晦和臧克家等同志在座谈会中的建议，根据大家所提的意见，对内容做一些重点的修改；并将下册也根据这次批评的精神，同样做一次重点的修改，然后出版。（例如关于党的领导的说明，对于新月派的评述等等，以及下册中关于路翎等作品的评价等）。同时还拟于书前加一新序，说明作者只是希望它在目前阶段发生一点‘填空白’的作用，在‘搜集材料’上供给学习者以参考的意思；并在序中向读者介绍《文艺报》中的这篇记录，望其参看。”64
既然是组织意义上的“帮助会”，王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对上册内容进行修改。被点名的“新月派”，成为修改的“亮点”和“重点”。对比《“史稿”上册》1951年8月开明书店初版和1953年8月新文艺出版社修订版，我们发现，王瑶主要对“新月派”前期和后期的论述文字进行过“修改”，呈现出版本的文字差异。“新月派”前期，主要集中对徐志摩涉及到的政治定位和政治评价的文字做了增加，具体集中在三处（如表格所示）：
表面上看，王瑶并没有真正做到伤筋动骨地对有关“新月派”前期文字加以处理，特别是对闻一多、朱湘、饶孟侃，但对盟主徐志摩的文字，的确进行了“有限度”的处理，列表中从“向上的市民的要求”转变为“右翼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字陈述，这从政治性质上对徐志摩进行了否定，从中可看出王瑶在思想主导上从初稿的“统一战线”思维转变为“阶级斗争”思维67。而“没落”一词来描述徐志摩的走向，标志着撰者对这位代表性诗人的诗歌理想的彻底否定。具体在艺术成就的评价上，初版本立足于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成就，指出他在写作技巧上是“有成就的”，作出肯定性评价，带有推崇的意味，但修订版中增加的文字，首先从内容上否定徐志摩的诗歌，认为其内容“极空虚”，其次还以“他是新月派诗人的主脑，文艺倾向是很坏的”加以否定。
关于“新月派”后期文学活动，王瑶首先在标题上作了“修订”，用“‘新月派’与‘现代派’”替换了此前的“技巧与意境”，删去了“新月社的人对诗是特别有兴趣的”68这句开头语，进而对“新月派”后期诗人从政治上给予定性：
这些人的文艺观点本来是典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理论，因此在诗歌的创作上也一样地表现了病态的甚至反动的意识；为追求形式格律的完美，而竞尚雕琢，复以形式主义至上主义来掩饰那内容的空虚纤弱，以迷惑读者的感觉，所发生的影响是很坏的。而且即使仅就他们所标榜的形式格律的追求而论，也并没有能超过了徐志摩的成就，反而更使新诗钻进牛角尖里去了。
这种描述明显有别于初版本对“新月派”后期艺术成就的认可态度。作为“新月派”后期的代表诗人，王瑶在修订稿中对陈梦家提出批评，重点指出《我是谁》《前线四首》等诗歌在内容上的严重不足，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进而判定“新月派诗的内容，在当时是发生了麻痹人心的不良作用”69，也指出卞之琳的形式主义追求导致“诗的内容的空虚”、情绪的脆弱与病态70，一反初版本中对这两位诗人的推崇态度71。
1952年12月1日，王瑶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的修订工作完成后，他在《修订小记》里做出声明：“我们并不能说现在这书已经修改好了，没有缺点了；这种修订只是就著者目前的能力和认识程度，根据许多同志的帮助，所作的一些重点的修改。”72这些“重点的修改”包括了他对“新月派”前期和后期的叙述。需要说明的是，“新月派”后期论述标题的变更，是修订版最突出的地方之一73，真正体现出他对“座谈会”提出批评的真诚接受，顺应了当时正在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王瑶修改行为的背后，是具体落实教学大纲初稿的制定精神，这份教学大纲“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法定’的‘教学大纲’”，“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等方面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以及新文学秩序，做出了详细的规划与确定”74。对王瑶著作的批判，与这份教学大纲的制定、也与维护这份教学大纲的权威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王瑶在对各种非现实主义流派进行总体否定和批判中，对新月派的修改最多，对它的定性批判也最多”75。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王瑶给教育部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开设的“教员参考书举要”。开列书单中的“五四文艺丛书”，即1951年7月开明书店陆续出版的“新文学选集”丛书。王瑶在丛书后说道“其中已编选完成的各册的‘序言’，多已发表，可参考”76。不过按王瑶当时的所见，这套丛书在“新月派”的选择上，只有闻一多入选（编者为李广田）。徐志摩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序列，这显然与左翼文艺界对徐志摩的判定有密切的关系77。估计王瑶是看到这套书徐志摩没有进入“新文学作家”名单而大胆展现的努力表现，他显然误解了这套丛书的“真正意思”78。
四、领悟教学大纲精神的史观实践：蔡仪的“讲话”、丁易的“史略”与臧克家的“轮廓”79
紧跟王瑶《“史稿”上册》的出版步伐，是蔡仪（中国人民大学）和丁易（北京师范大学）撰写的新文学史著作。蔡著名之为《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1月出版；丁著名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出版。两位撰者此时或此前都承担着《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工作，书稿内容跟讲义有密切关系。《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系蔡仪在华北大学二部讲授《中国新文学史》时的讲稿，由同学记录，他在底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80。《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的内容说明文字中，有这样的说法，“本书作者曾在国内各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多年，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就是他几经修改的讲义稿”81。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撰者的身份很特殊。尽管丁易没有出席由出版总署和《人民日报》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但他是受邀请对象，由同事钟敬文带上书面意见，故钟敬文发言时说，他的发言可以作为他和丁易共同的发言82。蔡仪则参加了那次座谈会，并在会议中做重要发言。也就是说，两位中国新文学史写作者都认真读过《“史稿”上册》，知道其中存在的一些敏感而严重的问题，也知道座谈会中引发的争议话题83。正如前面提及的，丁易和钟敬文的共同发言，蔡仪的发言，都指出王瑶著作中关于“新月派”的文学史叙述存在问题。《文艺报》在刊载座谈会记录时，“编者按”中特别说明，“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切实的讨论，更好地展开这方面的工作”84。
真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蔡仪和丁易将如何展开对有关“新月派”的叙述，无疑是衡量他们对座谈会精神领悟的重要尺度，以及如何有效地规避王瑶此前的“失误”。按照著作出版的时间先后顺序，我们先来看看蔡仪对“新月派”的叙述。
针对王瑶“史稿”上册的座谈会，蔡仪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本书体现出的立场观点问题，“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这是新文学的根本性质，作者在本书绪论里也已承认了的。可是在实际讲到具体的史实时，无论是讲作家也好，讲作品也好，却不分青红皂白把反动的和革命的拌在一起。对于那些在文艺运动上起过反动作用的（自然政治思想也成问题）如徐志摩、沈从文等的作品，往往是赞美为主；就是对于政治上是反革命的如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也不少颂扬之词，作者似乎忘记了绪论中所说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思想’了”。二是针对“新月派”，他尖锐地指出，“以徐志摩来说，他是‘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在文学方面的代表人物”85，《“史稿”上册》中对他的批判是模糊的。蔡仪还提及与“新月派”有密切关系的人物胡适，其论述（或评价）是这样的：
对于反革命分子胡适的《尝试集》，作者认为“是颇可看出他曾经有过一点尝试的进步思想的”，认为“尽管胡适同情人力车夫的办法只是‘点头上车’，但那点同情在后来也许就根本不会发生的。这些社会意识就标示了初期新诗的特质”。（六二二页）诚然在《尝试集》里有那么一点尝试诗的进步思想，但也还有更多的落后思想；“点头上车”那么一点同情也是和汹涌而起的革命思潮有关，不过和新文学的特质又是距离多远呀！作者为什么只看到进步的那一点，而没有看到落后的那一些呢？
其总结陈述文字中，蔡仪对《“史稿”上册》做这样的判断，“作者对于思想上反动的甚至政治上反革命的作家和其作品，批判不够，而赞美有加，因此实际上就表现得敌我不分，是非不明，也就是立场模糊，观点混乱了”。具体执笔写作《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时，他对徐志摩就表现出不客气，纯粹从政治上立意，转换了王瑶在《“史稿”上册》中坚持的隐形观念。有关“新月派”的论述文字如下：
前一阶段成为逆流的现代评论派的文学倾向，由于他们所持的理论尚不明确，所生的影响也不显著，引起的斗争也是很少的；而到现在新文学运动主流更前进了，他们也就必然地更倒退了，于是正面地和新文学运动主流形成对立、而至发展成为斗争。只是代替《现代评论》这园地的是《新月》月刊，代替现代评论派这名称的就是新月派了。
新月派是当时反对“革命文学”最出力的，不单是反对“革命文学”，也反对其他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等于发刊词的《新月的态度》一文里，列举了十多种他们所反对的文学流派，其中就有所谓偏激派、功利派、热狂派、标语派、主义派、攻击派等，就可以看出所包括的对象的相当广泛，不过主要的是“革命文学”。如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一文里，认为“文学家所代表的是那普遍的人性、一切人类的情思”。“吾人平心静气的研究，以为‘革命的文学家’这个名词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一句空话”。而“革命文学”派对于这种论调，就正确地施行了有力的反击，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虽然未能予以歼灭性的打击，至少是从正面驳斥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重要的一面，它的影响是很大的。86
“新月派”无形之中成为新文学发展的“对立面”，蔡仪用“逆流”加以描述，并把“革命文学”争论中“新月派”的有关论争，纳入其对立面的叙述框架中，把“新月派”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新月派”有关的“现代评论”派、胡适等人，在其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上最终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派”“新文学运动的一股逆流”87。
丁易尽管没有出席《“史稿”上册》座谈会，但作为敏感的文学史家，他应该读过《文艺报》。在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时，他曾参加过“新文学选集”丛书的编选工作，负责《郁达夫选集》篇目的“编选”和代序的写作。从《郁达夫选集》篇目中可看到，他对郁达夫的叙述（主要集中在《郁达夫选集·序》中）显得并不客气，对郁氏多有“批评”88。这体现出他作为一位左翼文学史家的气质和精神，他的新文学史也必然体现出他的这种文学史眼光。通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让人看出，丁易严格按照“座谈会”的会议精神，对“新月派”从政治到文学都进行了否定，包括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梁实秋、叶公超、沈从文89。早期“新月派”的雏形——《现代评论》派文人群体，成为被攻击的重要对象：“一九二五年又创刊《现代评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高涨的时候，他们公开地支持段祺瑞军阀反动政府，反对学生运动，反对中国共产党。这派主要人物除胡适外，还有陈西滢、徐志摩等。”19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成为新政权的执政者，当年这些人物的反动性不言而喻。丁易毫不客气地批评徐志摩：
徐志摩是贵族的市民出身，留学英国，受了贵族化的英国市民社会熏陶，又受了英国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印象主义文学的影响。所以他的思想是一个十足的英美资本主义下的产物，他企图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能在中国实现……
但是，他的这种政治理想，终究不过是理想而已，他没有认识到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早就走不通的了，因此，他的理想一接触到复杂的中国现实，便立刻碰壁。这碰壁以后，他只剩下了两条路可走：一是走入现实之中更进一步的去认识现实；另外呢，便是颓唐下去，做资产阶级的孤臣孽子。不幸得很，他的阶级限制了他，不容许他走向第一条路，终于他只好在第二条路上叹息起来：“一个有单纯信仰的人，流入于疑惑颓废里去了”，这便是《翡冷翠的一夜》以后的诗，灰色的没落的资产阶级情调是特别浓厚的。这以后，他便尽可能地回避现实，心情十分苦闷、矛盾。他在《猛虎集自序》中一方面这样说：“日子悠悠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希望有“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他说：“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观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有色与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里他睁开眼睛所看到的“天”，以及“劳苦社会的光与影”，究竟是些什么具体的东西，他没有明白说出，但可以猜想到他看到“光与影”绝不是蒋介石反动统治下的劳苦大众的反抗的光芒，他看到的“天”，也决不是人民的力量。不过他终于在“怀疑颓废”中睁开了眼睛，要看一看这“劳苦社会”，总还是好的。然而不幸得很，当他刚刚希望“复活”还没有移动脚步的时候，他却于一九三一年在飞机上失事身死了。90
不管是徐志摩的“出身”还是其“文学影响”，在丁易看来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对立”。从徐志摩的人生发展经历来看，丁易认定徐氏为“资产阶级的孤臣孽子”，诗歌呈现出“灰色的没落的资产阶级情调”。徐志摩不幸遇难这一事件，撰者并没寄予深切的“同情”，反而给人“反讽”的味道。
1950年代有关中国新诗历史的叙述，不得不提及臧克家。王瑶此前在《“史稿”上册》出版前曾收到臧克家的“来信”，臧在信中说“教新文学史颇麻烦，因系创举，无规可循，编讲义，查原始材料，读原著，出己见，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91。“座谈会”上，臧克家表述了自己对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设想，“要拿出自己的意见来，这就是说，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五四以来的文艺作品一个正确的历史的评价”。具体到方法的使用上，他指出，“应该有重点，虽然不必一定像《苏联文学史》那么严格，但要学习它的这种精神，将‘五四’以来各个时期的起过进步作用的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加以研究，评论其时代意义、艺术价值以及它的影响等等”92。1954年时臧克家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真正塑形“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他应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编选《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不可否认，在1950年代这样的文学环境中编选中国新诗选，肯定会受到政治的“干预”，甚至会无意识中形成自我审查视域（甚至是能够毫无意识地这样要求自己）93。尽管臧克家编选的这部诗选有点吃力不讨好94，但他为中国新诗发展史写作的代序文章《“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和入选篇目的文学史价值却不容忽视95。具体为中国新诗修史过程中，臧克家对新诗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承认新诗“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留下了自己的或强或弱的声音，对于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认定新诗“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就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阻碍重重的道路上艰苦地努力地向前走着”，“在前进的途程中，它战胜了各式各样的颓废主义、形式主义，克服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情调，一步比一步紧密地结合了历史现实和人民的革命斗争”96。实际编选过程中，臧克家把诗选工作理解为“意义重大而又繁难的工作”“我始终在惴惴的心情下慎重地工作着”，这种慎重体现在“我普遍地向朋友们请教过，我想尽可能地避免掉错误和偏差”97。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新诗选（1919—1949）》是一种集体编选行为，这背后并不是臧克家一个人的编选，他充当的是“联络员”。针对敏感的“新月派”，臧克家的情感是复杂的。按对“新月派”前后期的分期来看，臧克家属于“新月派”后期成员、闻一多的嫡传弟子，但此时他又不能不把自己和“新月派”区别开来。描述“新月派”时，他以“成为流派、发生很大的反面影响，值得提出来批判的是‘新月派’和‘现代派’”定下调子，进而指出“作为一个文艺上的派别来评论，它是和当时革命文学对立斗争的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作家的集体”98。这种状态下的编选行为，我们在此可以断定，当时大部分被臧克家咨询的诗人或研究者，普遍对“新月派”诗人与诗歌的入选都感到“棘手”。
在“区分”这一细节上，臧克家还得从“新月派”的双子星座这一根子出发（即对待徐志摩和闻一多的“态度”）。吸取王瑶《“史稿”上册》的教训，他对作为“新月派”主要诗人的徐志摩（附带朱湘）提出批评，认定徐志摩的诗歌有“反动思想”，指出徐氏是“反动统治者文艺上的代言人”99。对闻一多则表达出赞赏，说闻氏的情况“和徐志摩、朱湘等是不同的”，具体指出《太阳吟》《洗衣歌》《发现》《一句话》等诗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对闻氏着意于新诗的格律建设给予认可，对他1940年代后期生命的绽放表达赞赏：“他终于以自己的生命写出了有力的反抗的伟大诗篇。”100篇目的入选安排上，徐志摩的诗歌没有入选，而闻一多的诗歌入选达五首，包括《静夜》《发现》《一句话》《荒村》《洗衣歌》，仅次于郭沫若和艾青。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真正体现出“诗歌的艺术性最终被阶级属性和政治话语所代替，诗歌历史被革命历史进程所涂写”101，实践着教育部颁布的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目标。
总的来看，不管是蔡仪、丁易，还是臧克家，他们在真正叙述“新月派”这一文学流派时，都一致地把它塑形为革命文学的“对立面”，甚至还加上很多贬抑性的限定词语予以“界定”。虽然是对立面的文学流派，但“新月派”的文学史问题反而显露了出来：它是“反动”的文学流派，在新文学史叙述上仍旧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这反而陪衬出“新月派”的“重要性”。
五、夹缝中的“修复”行为：臧编诗选再版、徐志摩诗文出版与吴奔星的“试论”
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1956年8月出版，初版印数两万册。它的编选其实早在1954年就已经开始进行102。代序《“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收录进《中国新诗选（1919—1949）》之前，曾由《文艺学习》1955年第2期、第3期连载发表103，收录时做过“修订”104。《中国新诗选（1919—1949）》出版后受到批评，“从所选的诗人和诗的数量来说，似乎嫌少了一些；从内容来看，进步影响的范围也似乎嫌狭小了一些。写景诗选得不多，爱情诗几乎一首都没有选”105。针对“新月派”的诗选情况，读者认为“‘新月派’诗人的好诗，也同样可以入选”，但必须在“序言中进行一些分析和批评”106。这样的“批评”，跟国内出版环境的改变，也和这年上半年“双百方针”的提出有密切关系。依据两个标准来衡量（一是“着眼于有进步影响的诗人”，二是“思想性较强的诗”）， “新月派”诗人和诗歌没有入选：
像‘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朱湘等人的诗，经再三考虑，才决定不选入；虽然从整个诗歌发展来看，他们曾起过一些影响，并且，他们也有个别的诗还不能算是坏诗（如徐志摩的《大帅》《一张油纸》等诗，还有着反战思想以及对劳动者的同情等），但从整个‘新月派’以及徐志摩、朱湘等人的诗所起的消极作用来看，不选也不是什么缺点。107
尽管“新月派”诗人的代表者徐志摩、朱湘及其诗歌没有入选到初版内，但从这里能看出，臧克家对“新月派”还是有情感108，至少他是“再三考虑”后才做出决定的。文学环境的改变，臧克家也能及时做出“反应”。当接到“读者”的批评时，徐志摩诗歌篇目的入选顺势进入。1957年3月推出第二版时，臧克家进行了“修改”，包括对代序的细节修改。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版出版前的1956年11月28日，臧克家写过《再版后记》。首先，他回答了“编选范围”的问题，声明《中国新诗选（1919—1949）》“是专为青年读者编选的一个‘选本’，如果内容再扩大，按着新诗发展史把‘五四’以来许多有成就的诗人们的作品统统包括进来，对于青年的消化力和购买力是不合适的；那样一个选本，应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考虑编选和出版”109。其次，他透露了版本变迁，“借着再版的机会，加入了徐志摩的两首诗。在‘代序’里，对于徐志摩的评论也本着我的原意进行了修改”110。这里的“原意”，指的是臧克家仍把徐志摩看成是“资产阶级代表性的诗人”111的定位。1957年3月修订版中，臧克家对徐志摩从全面否定转入部分肯定，对徐志摩初期的作品中“表露过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不满，对军阀混战的反对”等主题的诗歌表达认同，认为徐的诗歌“我们应该肯定他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同时要批判那些反动、消极、感伤气味浓重的东西”，对他的诗歌艺术成就也有比较完整的评价：“徐志摩的诗，在艺术表现方面是有他自己的风格的。他追求形式的完美。他的诗，语句比较清新，韵律也比较谐和。他的表现形式对于他所要表现的内容，大致是适合的”112。《大帅》《再别康桥》进入到篇目中，“1949年以后，徐志摩的诗正式与内地读者见面，却自《中国新诗选（1919—1949）》第二版始”113。1957年“反右运动”声浪下第二版第四次印刷（1958年3月）本，仍按照第二版的版式付排，从中可看出臧克家的某种坚守行为。
臧克家的这一修改行为背后，与国内出版界、研究界对“新月派”的松动有关。此前的1954年，已经公私合营的商务印书馆取消《徐志摩全集》的出版计划，认定它“不合时代性”114，但到1956年时，出版徐志摩诗文集出现转机，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卞之琳编选《徐志摩诗选》并写序115。此书的出版工作尽管夭折，但它可以说是一次实验性文学观念的“突破”。徐志摩这一名字突破“禁区”，成为读者阅读的对象，陆小曼显得很激动，“我想不到在‘百花齐放’的今天，会有一朵已经死了二十余年的‘死花’再度复活，从枯萎中又放出它以往的灿烂光辉，让人们重见到那朵一直在怀念中的旧花的风姿”116。陈梦家在1957年1月写成《谈谈徐志摩的诗》，刊载在《诗刊》二月号上，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117。陈梦家认为，“我以志摩的诗作为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资料，试加以初步的叙述。根据我以上所叙述的，我个人以为他的诗还是可以重选，并应该加以适当的说明”118。结合陈梦家此文的写作时间与陆小曼文章的一致性，说明当时出版徐志摩诗文的话题并不是“秘密”，他们都是为徐志摩诗文的出版进行的宣传。
从学术上来衡量“新月派”的文学史地位，则成为此时期的亮点。此前自王瑶《“史稿”上册》有关“新月派”的史论文字受到批评后，相关学术著作的写作都把它的文学史贡献予以否定和批判。趁着出版环境的松动，重新评价“新月派”的土壤得以形成，时为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吴奔星，积极撰写史论文章，触及“新月派”这一话题，他把《试论新月诗派》这篇论文的初稿寄送到《文学研究》杂志（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办）。文章受到何其芳的青睐，“曾得到何其芳同志多次帮助，并吸收他的有益的观点，最后经他修订”。何其芳对吴奔星论文有九处修改，修改时间为1957年7月27日119，这也是确认该文将在《文学研究》刊载的确切信息。这从侧面说明，吴奔星写作“新月派”论文初稿的时间，其实和陆小曼、陈梦家写作相关徐志摩文章的时间是大体一致的。
吴奔星在《试论新月诗派》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评述‘五四’以来资产阶级诗歌流派的最积极的意义，在于探索现代诗歌发展的某些规律，探索各种诗歌流派的相互影响，借以明确现实主义的革命诗歌是如何跟随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步伐而前进的”120。这样的论述方式，与当时文艺界开展的“双百方针”（甚至1957年的鸣放政策有关121）有密切关系。这种论述出发点留下了时代局限，但他首次开启以“新月派”在诗歌上的艺术定位，却具有意义和价值。吴奔星认为，“‘新月诗派’的创作活动将近十年，其中个别诗人的文学活动还要长一些。我们对这样一个有组织、有阵容、有理论，有出版机构，经历达十年之久，发生过相当影响的诗歌流派，究竟如何评价？单从政治立场上加以根本否定，或者单从艺术形式上予以一笔抹杀，都嫌简单、片面，不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事物的正确态度。还是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给予一分为二的评价，还它一个历史的真面目”122。可以看出，吴奔星对1950年代以来文学史家采取政治上和艺术上否定“新月派”的做法显然是很不满的。他试图从“新月派”的政治集团中有效剥离出“新月派”诗人，因为在他看来，“‘新月派’的诗人们，公开附和‘新月派’的政治主张的并不多，采取实际行动的反革命行动的就更少。他们即使对革命运动、对革命文学有些不满情绪，影响也不大”123。吴奔星肯定闻一多在现代诗歌的幼年期的理论与形式上做出的贡献，更欣赏闻氏“跳出唯美主义的泥沼，向革命的民主主义发展”，特别敬佩他“在四十年代中期，在阶级斗争的血的教训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青年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敢于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作面对面的斗争，终于死于无声手枪之下”124的壮举。这样的论述，其实仍沿着王瑶修订版《“史稿”上册》、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臧克家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等的相关论述，是那一时代定论基调上的复述而已。
但对徐志摩的论述，吴奔星超越了同时代多数文学史家的眼光，显示出独到的文学史观察。他既无法否认徐志摩的出身，又不能否认徐志摩和胡适、陈西滢的关系，但他提出徐志摩与胡适、梁实秋的“差别”，进而提出“我们对待徐志摩，是不是也可以象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待从旧社会过来的患有‘恐共病’的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呢？”他指出，对徐志摩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应该分辨清楚”并勇敢表达自己的文学史观：“这正如对待某些历史上的著名诗人，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可能是反人民的，然而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对他们作品却不能全盘否定一样，否认了就会割断历史的联系，看不到文学发展的整个风貌。如果‘新月诗派’并非一无足取的话，就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考察。”125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他这些话真乃“空谷足音”。尽管文中有明显的贬徐（志摩）扬闻（一多）之嫌，但他能从文学史论的角度重新面对徐志摩在艺术上的成就，这对徐志摩诗文的传播而言是不容忽视的。其实，吴奔星的论文还提及“新月派”其他重要诗人，如陈梦家、朱湘、饶孟侃、于赓虞、邵洵美、孙大雨等，并指出新月诗人对何其芳、李广田、臧克家等人的“艺术影响”，明显地区别于同时期的文学史家王瑶、蔡仪、丁易、刘绶松、张毕来等人，达到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学术水平。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何其芳，作为《文学研究》的主编，何其芳读吴文的相关感受我们无从知晓，但从吴奔星透露出来的信息看，何其芳对《试论新月诗派》显然有感触，这也是他力推吴文的原因。为了真正让吴文面世，何其芳花费过相当大的心血，1957年7月27日给吴奔星回信之前，“何其芳同志已经提过三次意见，并且亲自动手改”126。吴文指出何其芳受“新月派”的影响，何其芳竟然表达出认同，这或许是他认同重新评价“新月派”的缘故。何其芳承认“在所谓新月派诗人中特别喜欢读闻先生的诗”，但他不否认自己对徐志摩诗歌接受的影响作用，“到了后来的《猛虎集》中，徐先生居然写起‘别拧我，疼！’那样的调情诗来，我就越是不喜欢了”127。吴奔星对闻一多的论述文字中，曾有闻一多“达到了非党布尔什维克的境界”，何其芳对此并不满意，定稿时修改为“达到了崇高的革命战士的境界”。何其芳向吴奔星表达了他的看法，认为“鲁迅是可称非党布尔什维克的，因非党布尔什维克除了表现在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外，更主要的是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而后者，闻一多是没有（还来不及）达到的”128。这一带有警醒价值的话，无意间反映出何其芳对1949年后无限抬高闻一多的文史地位的透彻认识。但最终《试论新月诗派》并没有在《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面世129，这除了反映出当时的时代政治环境而外，也反衬出何其芳的谨慎心态，同文艺界鸣放期间饶孟侃、陈梦家130、苏金伞131等人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
1956年至1957年有关“新月派”文学史评价的突破，最终并没有真正得以实现，之后全国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开启，新诗历史的描述再次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衡量。“两条路线”的斗争、“主流”和“逆流”的描述，成为最流行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针对新诗历史，正确的描述方式被确立：
“‘五四’以来的每个时期中，都有两种不同的诗风在互相斗争着。一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进步的诗风，是主流；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诗风，是逆流。”左联时期也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到了左联时期，由于革命的扩大和深入，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诗风也就随着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诗歌的现实主义色彩更加丰富了；在内容上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劳动群众的生活和要求；形式风格上显得较为朴素和倾向于大众化”。
左联诗歌的对立面就是“新月派”（还包括“现代派”），对其描述更具有革命乐观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基调”：“这种反现实、反人民的诗风，禁不得抗日战争的风暴一刮，便立刻被吹得烟消云散，而革命的诗歌运动却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更大的发展。”132王瑶《“史稿”上册》对“新月派”的论述被当作“资产阶级白旗”进行批判，论者反问“王瑶凭什么为徐志摩辩解和开脱”133。针对陈梦家《谈谈徐志摩的诗》，巴人提出严厉批评，“我不能同意陈梦家的意见，对徐志摩的诗是过分赞扬了”，认为“陈梦家是想把徐志摩装扮成一个革命诗人”134。《辞海》试行本第10分册1961年10月出版时，对“新月派”仍旧采取政治判断的方式来进行叙述：“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文学流派。”135
结 语
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新月派”在其文学史的叙述过程中的相关细节，颇值得研究界进行历史的“深度反思”。1949年以前的相关文史叙述中，作为正面而持中的“新月派”引得文学史家的“青睐”，甚至不惜花费笔墨进行描述，徐志摩和闻一多作为“新月派”的“双子星座”，相关叙述平分秋色。这丰富着“新月派”在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中的实绩，也是贴着历史面貌进行真实传达。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努力塑造的学术建构逐渐成为时代主潮后，《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遵从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新月派”成为文学史家进行政治衡量的内容，《“史稿”上册》座谈会的发言就是明证。“新月派”的叙述，成为衡量1950年代新文学史家思想改造是否彻底的“标志”。1959年吴奔星曾有感叹，觉得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最好是安排共产党员来承担136，这表明他对自己头脑深处思想的“不自信”。王瑶《“史稿”上册》作为共和国最早的新文学史书写著作，遭受时人诟病颇为厉害的地方就包括“新月派”的论述。检讨书写作中王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137，“在今后努力工作与学习，以求彻底改造自己并提高自己的水平”138。以《文艺报》《人民日报》为宣传途径，有关组织试图帮助王瑶，为中国新文学史中“新月派”的文学史书写提供“参照”。王瑶《“史稿”上册》之后，尽管先后出现了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也出现了臧克家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他们体现出的文学史写作都是严格遵循中国新文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吸取教学大纲讨论的建议，回避王瑶所犯的“错误”，尤其是在对待“新月派”的历史叙写上。
1956年之后的短暂岁月（持续至1957年6月），国家在文学观念上有所“调整”，徐志摩诗文的出版曾一度有转机，陈梦家、臧克家都试图努力，甚至出现像吴奔星这样的文学史研究者，但它毕竟只能是“昙花一现”。更大的风浪使何其芳表现得很谨慎，而那些试图为“新月派”的文学史呐喊的人，或者为自己的“新月派”身份进行辩护的人，一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成为“反面教员”（绝大部分被定为“右派分子”）。1980年3月，《文学评论》第2期刊载吴奔星《试论新月诗派》，才真正为它重新“正名”。不过，“新月派”在1980年代初期的文化语境里仍留有“尾巴”，至少要到1985年前后才真正得以“改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明书店版‘新文学选集’丛书专题研究（1951—1952）”、教育部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整理与研究”和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120 122 123 124 125吴奔星：《试论“新月诗派”》，《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2关于“新月社”“新月诗派”“新月派”等文学史问题，付祥喜做过考论，参见付祥喜：《新月派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需指出的是，本文提及的“新月派”，主要立足于它作为流派性质的学术话题，它与“新月诗派”这一名词有一致性，与付著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
3 4 5陈梦家：《序言》，《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22—23、24—25、25页。
6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朱自清全集》（4），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2页。
7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1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页。
8朱自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6—7页。
9 10潘酉堂：《林庚〈中国新文学史略〉》，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5—136、86页。
11 12 13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9、50—51页。
14孙望：《初版后记》，《战前中国新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
15卞东波：《〈中国现代诗选〉：最早翻译到西方的中国现代诗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哈罗德·阿克顿：《〈中国现代诗选〉导言》，北塔译注，《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4期。卞东波译为“艾克顿”，北塔译为“阿克顿”。
16 17 18哈罗德·阿克顿：《〈中国现代诗选〉导言》，北塔译注，《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4期。
19王立：《文献钩沉——王佐良〈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与抗战英文宣传册》，《国际汉学》2016年第3期。
20 21王佐良：《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势》，王立译，杨国斌校，《国际汉学》2016年第3期。
22借用陈子善先生描述鲁迅和周作人的这一用语。参见陈子善《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00—301页。
23闻一多：《现代诗钞》，《闻一多全集》（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54页。
24徐志摩入选的十二首诗歌篇目，包括：《月下雷峰影片》《五老峰》《残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毒药》《再别康桥》《哈代》《云游》《火车擒住轨》《在病中》《领罪》和《爱的灵感》。
25闻一多自己编订入选的诗歌篇目为八篇，包括：《“你指着太阳起誓”》《也许》《末日》《死水》《春光》《诗二首》《飞毛腿》和《奇迹》。
26闻一多诗篇的集中展现，主要体现在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之中。而此时有关闻一多形象的文字，以《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1946年版）、《闻一多的道路》（史靖著，生活书店1947年版）、《从邓演达到闻一多：廿年来蒋介石所杀的人物》（许畏之著，风雨书屋1949年版）和《闻一多》（勉之著，三联书店1949年版）等传达出的“闻一多”形象建构为主体，最终形成了非文学语境中的闻氏形象。
27 43黄修己、刘卫国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3、499页。
28延安鲁艺走出的学者陈涌名列其中，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参加。尽管陈涌没有参加此次《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但他在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都是很有特色的。参见袁洪权《共和国初期现代文学史的生产与建构》，《文艺争鸣》2015年第6期。
29 30 34 76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新建设》1951年4期。
31对比1951年9月初版《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标题来看，1951年5月大纲初稿有关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标题的设置，主要来自王瑶写作的教学大纲草案。当然，这三份教学大纲草案多大程度在大纲初稿中得以保存，倒是值得细细研究的。
32李何林：《敬复王、韩、任、俞四位先生》，《新中华半月刊》1951年24期。
33 35俞元桂：《关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第二编》，《新中华半月刊》1951年24期。
36 40 56王西彦：《关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的讨论》，《新中华半月刊》1951年24期。
37任访秋：《对〈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商榷》，《新中华半月刊》1951年24期。
38韩镇琪：《中国新文学史由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的意见》，《新中华半月刊》1951年24期。
39不仅没有徐志摩，连王统照、落花生（许地山）、冰心、郁达夫、田汉、洪深、沙汀、艾芜、蒋光慈、臧克家、萧军、萧红、舒群、于伶、章泯、朱自清、靳以、路翎、陈白尘、马凡陀等都没有进入。参见李何林《敬复王、韩、任、俞四位先生》，《新中华半月刊》14卷24期。
41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2 44杜琇编《王瑶年谱》，《王瑶全集》（8），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373、373页。
45 46 48 49 50 51 52 53 54 65 71 9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3、1、73—74、74—75、76、78、78—79、79、197—198、74、197—199、4页。
47从教学大纲初稿内容来看，王瑶所写教学大纲草稿留下的痕迹很深。特别是涉及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方面，明显地和《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有关内容和标题有惊人的相似。而发表在《进步青年》上的两篇文章（《新文学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和《从革命文学到“左联”成立——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留下教学大纲初稿制定时的“影子”。
55李何林在敬复王西彦先生一则中说道，“‘大纲’里面的作品分类是根据‘史稿’的有关部分，可以解答西彦先生的一部分问题：单看‘大纲’的标题是不易瞭然的”。参见李何林《敬复王、韩、任、俞四位先生》，《新中华半月刊》1951年24期。
57 137王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王瑶全集》（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63页。
58 60 92《〈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59叶圣陶：《叶圣陶集》（22），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61 62 63 64 138王瑶：《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王瑶全集》（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275、276、277—278、278页。
66 68 69 70 7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74、197、198、199、4—5页。
67 75陈改玲：《五十年代王瑶对〈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修改》，《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4期。
73标题修改集中在三个地方：第七章第二节“技巧与意境”变更为“‘新月派’与‘现代派’”；第八章第六节“历史小说”变更为“历史讽喻小说”；第九章第二节“结构·对话·效果”变更为“《雷雨》及其他”。
74孙向阳：《“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构及其嬗变——以“教学大纲”为考察中心》，《南方文坛》2018年第2期。
77丛书的主持者为文化部长茅盾，其实他在1930年代的作家论中就对徐志摩的“布尔乔亚”性质进行了定性。参见茅盾《徐志摩论》，《现代》1933年第4期。
78这套丛书本打算出版第一辑后，陆续推出第二辑、第三辑……但出版第一辑后再也没有推出续辑，可看出其建构背后的诸多问题。
79“讲话”指的是《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史略”指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轮廓”指的是《“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
80 86 87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1、92—93、87页。
81 89 90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版权页、第93、288页。
82钟敬文发言。《〈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83毕竟这次座谈会记录随后就发表。笔者在翻阅常任侠日记时，注意到他专门翻阅这篇座谈会记录进行认真阅读。
84文艺报编辑部在文章前所加的“编者按”，《〈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85蔡仪的座谈会发言，《〈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88比如对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认为“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对于现实的反动政治无损于秋毫，而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却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参见丁易《郁达夫选集序》，《人民文学》1950年第6期。
93 102 107大尹：《有关〈中国新诗选〉的几件事》，《读书月报》1956年第10期。
94 105 106陈艾新：《读了〈中国新诗选〉以后》，《山花》1957年第2期。
95 罗振亚指出，“真正可视为新诗经典化进程中第二块界碑的，还是臧克家编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参见罗振亚《百年新诗经典及其焦虑》，《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96 97 98 99 100 109 110 112臧克家：《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17、13—14、14、15—16、318、318、14页。
101易彬：《政治理性与美学理念的矛盾交织——对于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的辩诘》，《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
103从《文艺学习》杂志的初刊本中可以看出，在最初编选过程中，臧克家的关注还是比较宽泛的，至少在“胡风案”发生前编选时，他对七月派诗人还是有一定的关注，比如对鲁藜，曾有深入的分析。“胡风案”发生后，1956年收录到《中国新诗选（1919—1949）》时进行了删除。
104袁洪权：《〈中国新诗选（1919—1949）〉的版本、编选与代序修订》，《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5期。
108臧克家在徐志摩去世后曾写过悼念徐氏的诗文《吊志摩先生》（青岛《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6日），还在1934年3月27日写的《谈新诗》中对徐志摩作高度的文学史评价。
111 113陈子善：《“原意”》，《文汇报》笔会副刊，2013年10月20日。
114 116陆小曼：《遗文编就答君心——记〈志摩全集〉编排经过》，《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115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117此文是1949年后第一篇专论徐志摩诗歌艺术成就的文章。
118陈梦家：《谈谈徐志摩的诗》，《诗刊》1957年第2期。
119 126 128吴奔星：《文学风格流派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200、199页。
121 136据吴奔星在1959年的一份检查中称，“在鸣放阶段，我写过100多张小字报，贴出去的有100张。”这些小字报的思想与同一时期写作这篇论文的思想显然有一致性。参见吴心海辑校《吴奔星1959年日记中的一份自我检查》，《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1期。
127何其芳：《悼闻一多先生》，《星火集续编》，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111—112页。
129吴奔星谈及他收到《文学研究》编辑部的打印样稿时间为1957年9月，其实第三期最终推迟至10月12日才正式出版。在8、9月份之间，至少在9月前，说明第三期已经付排，最终在9月中旬之后进行了替换，包括吴奔星这篇《试论新月诗派》。参见《编后记》，《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130陈梦家说到何其芳，“有一些诗人像何其芳等比我更接近‘新月派’，却因为他改造了思想，入了党，而不再给他挂这块招牌（指‘新月派’），我虽然没有入党，也不能老挂着这块牌子。”饶孟侃为陈梦家带着“新月派”的牌子鸣放，“我觉得有关‘新月派’的问题如果让陈梦家负什么责，的确是不公正的。”参见《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文艺报》1957年第11期。
131苏金伞批评臧克家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其做法是“宗派主义”：“先把代表诗人作为标尺来进行评选，别的一概抹煞。”参见苏金伞《肃清文学上的“宗派主义”》，《文艺报》1957年第12期。
132荃麟：《门外谈诗》，《诗刊》1958年4月号。
133北京大学中文系56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批判王瑶对新诗的资产阶级观点》，《诗刊》1958年10月号。
134巴人：《也谈徐志摩的诗》，《诗刊》1957年第11期。
135薛绥之：《关于“新月派”》，《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新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238页。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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