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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0年代接续创办了《文学书刊介绍》《新书简报》《文学书籍评论丛刊》，用于宣传本社出版的新书刊。其中《文学书刊介绍》和《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为小型期刊，内容丰富，文章特点鲜明，信息齐全，文章多都出自编辑之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发挥自身特长的重要平台。在编辑策略上，两份刊物尤其关注文学新作，重视发挥文学图书的思想教育功能，还通过设置“专号”“小辑”“专辑”等形式，集中统一地介绍某一方面的书籍或者某一本图书，突出某一种主题，深入挖掘图书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两份刊物都注意开辟与读者相关的栏目，是出版社与读者进行多层次互动的平台，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文学书刊介绍》到《文学书籍评论丛刊》，这些刊物在1950年代文学图书宣传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品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当时的文学环境，发现文学出版界重点关注的选题，领略文学编辑的出版理念。

关键词：《文学书刊介绍》 《文学评论书籍丛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宣传

《文学书刊介绍》和《文学书籍评论丛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年代主办的期刊。《文学书刊介绍》的出刊时间为1953年5月至1956年12月，1955年8月号出刊后短暂停刊，1956年5月复刊，总共出版35期。《文学书籍评论丛刊》的出刊时间为1958年10月至1959年6月，总共出版9期。从1958年3月至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印行了8期彩版的《新书简报》，正反两面印刷，在16开的单页纸张上刊印新书目录和新书简介，夹在《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期刊中附送。三份出版物在刊行时间上有一定的连续性。由于《文学书刊介绍》和《新书简报》都是非卖品，《文学书刊介绍》先后由各地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和新华书店赠阅，目前在各地的馆藏目录中很难查到这两种出版物的踪迹。出版社出版这类图书宣传材料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譬如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书刊月报》，三联书店先后出版了《书刊月报》和《书刊介绍》，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书刊介绍》和《青年读物介绍》，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文艺书刊》，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美术书刊介绍》。从文学作品与文学书刊宣传的角度来看，《文学书刊介绍》《新书简报》《文学书籍评论丛刊》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同类出版物中最具代表性。《新书简报》更接近现在随处可见的传单，由于内容比较简单，本文不做重点研究。

一、《文学书刊介绍》

《文学书刊介绍》的“创刊说明”开宗明义地说明了刊物的宗旨和目标：“我们创办这个刊物的基本任务，是在于加强出版社与读者群众间的联系，扩大本社出版物的影响，经常向读者介绍本社出版的优秀文学书刊，报道本社的出版消息，使读者对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及出版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因而获得选购和阅读的便利；并通过这个刊物，广泛吸收读者对本社出版物的批评和建议，以反映我们的工作在读者群众中实际所起的作用，和读者对我们工作上的要求，使我们的出版工作，能够在群众的爱护和督促之下，不断地求得内容到形式的改进和提高。”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是作者队伍的主力军，为该刊撰写书刊介绍、出版消息和新书内容说明，除此以外，该刊还约请社外著译者和评论家撰稿，刊载读者的来稿和来信，转载其他报刊刊发的有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物的评论和介绍文字。

从内容来看，《文学书刊介绍》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评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图书，尤其重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该刊对中国古典文学图书的介绍，通常采用专号或小辑的形式，重点介绍具有经典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在进入该刊视野的外国文学书籍中，俄罗斯、苏联文学著作占据了半壁江山，东欧和其他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著作也受到了足够的关注。1951年3月，冯雪峰就为刚刚建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明确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八字出版方针。1952年年初，又在他的主持下，把这八字方针具体化为：“一、当前国内创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三、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名著及世界其他各国现代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品；四、近代和古代的世界古典名著。”②如果对《文学书刊介绍》推介的文学图书进行梳理，不难发现1950年代前半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视野兼容古今中外，并且重点打造具有经典性、开创性的文学图书。

设置“专号”是《文学书刊介绍》最具特点的编辑形式。“专号”通过意图明确的组稿，多角度、多层次地深入挖掘一个主题。出版了35期的《文学书刊介绍》陆续推出了10个专号，即1953年第6期的“鲁迅专号”、1954年第1期的“《三国演义》专号”、1954年第3期的“《水浒》专号”、1954年第6期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介绍专号”、1954年第8期的“《西游记》专号”、1954年第9期的“契诃夫专号”、1954年第12期的“《儒林外史》专号”、1955年第1期的“《保卫延安》专号”、1955年第8期的“《镜花缘》专号”、1956年第5期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专号”，此外还有1953年第7期的“《瞿秋白文集》”、1956年第2期的“纪念高尔基逝世20周年”等小辑。这些专号既有介绍作者、作品创作背景等入门普及性的知识，也有专家撰写的较为深入的研究性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专家在谈学术问题时，运用的语言也大都通俗易懂，避免采用艰深、晦涩的写法。

《文学书刊介绍》发表的书刊介绍文章特点鲜明，文字简洁，信息齐全。关于图书的介绍都会简单介绍作者情况、创作背景、主要内容、文体特征、结构形式，在此基础上概述图书的意义和价值。“新书内容说明”更是在两三百字的篇幅内，言简意赅地介绍新书的主要特征。在此仅举一例，光未然整理的《阿细人的歌》的“内容说明”刊发于1953年第2期：“这是西南兄弟民族阿细（阿西）族中流传的一部长篇诗歌，以对唱形式表达一对男女青年从‘会面’到‘成家’的全部相悦过程，内容包括阿细人的神话传说，男女恋情，劳动生活与民风习俗等方面的朴实而生动的描写。千百年来阿细人的幻想与希望，欢乐与苦痛，从这部长篇诗歌里可以窥见一斑。”③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里抓住一本书的特色，并能引人瞩目，颇见功力。“期刊简讯”简要说明期刊最新一期的主要内容，突出热点、重点与亮点。

《文学书刊介绍》的大部分文章坚持了真实的尺度。该刊重点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附属出版机构出版的文学图书，但刊发的文章大都能够注意分寸，没有自卖自夸，没有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度宣传。不少文章都能客观地指出图书的不足，譬如张奇在介绍阮章竞的《漳河水》时就认为“在某些部分还不够完美”，“如写苓苓她丈夫改变轻视妇女的思想时，写得不够分明”④；编辑龙世辉在介绍志愿军团长里加的战场记事《不可战胜的力量》时，既积极评价作品激励人心的力量，又指出了“它还嫌有些粗糙，显得不够深入细致”⑤的不足；对于芦甸的中篇小说《浪涛中的人们》，牛汉认为存在两方面的缺憾，一是“李汉卿的形象描写得还不够细致、明朗，多少有些概念化”，二是“关于孔繁生的历史追记过多了些。一个人物，特别是一个主要人物的生活历史有必要适当交代一下，但也不可过长”⑥。孟南认为俞林的《人民在战斗》既有“在行动中表现人物”、没有将反面人物漫画化等优点，也有“结构不是那么匀称”、有些人物的刻画“一般化”等缺点。⑦

《文学书刊介绍》刊发的不少文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关于文学图书的版本差异，参与校订的编辑了然于胸，而且清楚进行修改的因由。编辑方白的《从空想走向现实——读叶圣陶的〈倪焕之〉》谈到了1953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倪焕之》与开明书店旧版本之间的差异，“只写到主人公参加上海工人运动为止，以下就没有了”，“我以为作者删去这一部分在当时不能不含混其词的文章是对的。现在的结尾并无损于小说的完整，它说明这位主人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或者说他已找到一个新的学校”。⑧对于作家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水浒》七十一回本，黄邻在文章中详细比对了该版本与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之间的差别，并说明了进行修改的理由：“关于金本无中生有，对宋江污蔑之处，新出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大体上已经全改过来了。在原书的《出版说明》中，曾经约略举了一些例子。这里，例子举得更多一些，好让读者看得更清楚。”⑨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更为深入、细致地了解当时的文学环境与出版风尚。

《文学书刊介绍》是人文社编辑发挥自身特长的重要平台。该刊一半左右的文章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之手，我们通过这扇窗口，能够发现当时文学出版界重点关注的选题，领略文学编辑的出版理念。王士菁的《读〈鲁迅小说集〉》和柏荑珠（杨霁云）的《鲁迅先生著作版本和内容述略》（1953年第6期），顾学颉的《〈三国演义〉的校补工作》和傅逵（张友銮）的《〈三国演义〉里面的张飞》（1954年第1期），张友鸾的《七十一回本〈水浒〉的校订工作》和王利器的《关于〈水浒全传〉的版本及校订》（1954年第3期），严敦易的《〈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和黄肃秋的《〈西游记〉的校订和注释工作》（1954年第8期），这些文章都及时向读者通报经典著作的编辑进度和出版情况，让具体负责的编辑向读者介绍这些著作的版本变迁、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经典的整理与出版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这跟它在建社初期就汇聚了一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型编辑密切相关。张友鸾、张友鹤是亲兄弟，解放前都是著名的报人。张友銮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后，推荐张友鹤作为特约编辑。前者参与了《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的注释与校订，后者参与了《唐宋传奇选》《镜花缘》《聊斋志异》等书的校注。两兄弟在1955第8期的“《镜花缘》专号”同台亮相，分别发表了《〈镜花缘〉可能不是李汝珍一人所作》（署名傅逵）和《〈镜花缘〉的“原刊初印本”》。

《文学书刊介绍》中有关外国文学图书的重头文章，大多数都是编辑的手笔。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施咸荣的《莎士比亚的时代与观众》（1954年第6期）和《安徒生和他的童话》（1955年第5期），刘辽逸的《胜利者》（1953年第1期）、《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介绍〈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53年第3期）、《建设共产主义的人们——介绍波列伏依的〈斯大林时代的人〉》（1953年第8期）、《俄国文学的宝贵遗产——介绍列夫·托尔斯泰著〈哈泽·穆拉特〉》（1954年第4期），金人的《〈万尼亚舅舅〉的现实性》（1954年第9期），王央乐的《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介绍〈莎士比亚戏剧集〉第12册》（1954年第6期）、《〈莎士比亚戏剧集〉的整理工作》（1954年第6期，署名王寿彭）、《印度古典戏剧家迦梨陀娑及其作品》（1954年第10期）、《席勒和他的戏剧》（1955年第5期）等。这些外国文学领域的编辑既是著名的翻译家，在文学翻译方面作出了卓著贡献，还是有独到见解的文学评论家。施咸荣翻译了《麦田守望者》《等待戈多》等，金人翻译了《静静的顿河》《契诃夫小说选》等，刘辽逸翻译了《战争与和平》《杜布罗夫斯基》《哥萨克》《童年》《外套》等俄苏文学作品，王央乐是国内第一个从西班牙语原文译出聂鲁达诗作和博尔赫斯小说的翻译家。大力推介苏联文学书籍是《文学书刊介绍》不应被忽略的特点。1956年5月复刊之际，编者就有这样的说明：“《文学书刊介绍》的任务是向读者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艺术出版社和文学古籍刊行社所出版的书籍，而以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苏联文学作品为主。”⑩在1950年代，苏联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学创作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不可忽略，苏联的出版制度对新中国出版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借鉴作用。透过《文学书刊介绍》和同类出版物，我们也不难看到苏联文学宣传模式的影响痕迹。学步在介绍《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时，就将苏联文学艺术视为“我们的光辉的榜样”，“向苏联文学艺术学习，对于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对于我们文学艺术创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提高，对于改进我们的文学艺术的领导工作，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而在文学宣传上，苏联的文学机构和文学报刊也服务于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与“宣传无思想性，宣传不问政治，宣传‘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作斗争。11这样的表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文学环境。孙玮在介绍马雅可夫斯基《列宁》的译本时，认为“长诗《列宁》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天才到达最成熟时期的产物。毫无疑问，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和苏联诗歌中的彻底胜利”，并且“这些作品将会鼓舞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对胜利的信心，给我们无限的力量克服障碍与困难”。12编辑刘辽逸作为译者之一，在介绍阿扎耶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这部作品的中译本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新中国工业战线上的人们，将从这本书里找到许多宝贵的启发和他们所需要的经验。”13贾芝在推荐潘菲洛夫的《为和平而斗争》时，更是强调“苏联的文学作品，日益成为我国青年良好的生活教科书”14。朱靖华在肯定了《青年近卫军》成功塑造青年英雄群像的基础上，倡议“青年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团员同志们，让我们从这五十多个不朽的青年英雄们身上，学习着做一个真正的完美的人吧！”15也就是说，文学并不只是具有审美、娱乐、消遣功能，而是具有培育正确价值观、催人奋进的教化功能。不少文章直接翻译自苏联图书与报刊，譬如华西里耶夫的《巴巴耶夫斯基的小说——〈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阿·马卡罗夫的《从现实生活出发——介绍〈金星英雄〉》，等等。1956年第2期的头题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杰作——〈母亲〉》是苏龄根据苏联儿童书籍出版社1955年版《母亲》中列乌舍娃和季莫菲耶夫所写的序文编译的。有趣的是，“《莎士比亚戏剧集》介绍专号”中的《威廉·莎士比亚》一文，由李珍译自苏联中学外国文学读本，这说明苏联对莎士比亚的评判，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当时值得我们重视的参考尺度。

《文学书刊介绍》是出版社与读者进行多层次互动的平台。刊发于“读者中来”“读者来信综述”“答读者问”等栏目中的文稿形式较为活泼，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当时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阅读方式。刊物会选发读者撰写的读后感，譬如刊发于1955年第1期“读者中来”栏目的三篇短文，孟夏、赵中、张健从不同角度谈了阅读《保卫延安》的体会；1953年第7期发表了读者段英、姚泽源阅读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的读后感。读者针对图书的选题、内容、版式、印数等方面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对编辑出版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譬如有读者建议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及本，让更多读者能买得起；谷洪等19位读者发现新出《水浒》六十四回已被呼延灼打死的黄信，六十六回又出现了，出版社及时改正了读者指出的疏漏；有青年读者希望出版社加快优秀苏联小说的译介与出版，“因为这些书增加我们工作上的力量和信心，我们读后都想做一个保尔·柯察金一样的青年、马特洛索夫一样的战士”；还有读者期待出版社系统整理出版作为宝贵遗产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呼吁作家创作更多反映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16编辑对读者问题的解答，加强了编读之间的互动，譬如1956年第3期刊登了读者何明诰的来信，他认为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一点也不吸引人”，“革命对书中主人公的影响，也看不出来，只是看到书中主人公完全被琐碎的事情包围着、苦恼着，以后又突然地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希望编辑回答“这本书对读者到底有些什么教育意义呢？”编辑在答复中一方面肯定了作品的优点，即作品表现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曲折复杂过程”，积极评价知识分子在革命进程中曾经起过并将继续发挥的推动作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刻划得明朗、突出”；另一方面指出作品存在过多表现知识分子沉溺于“狭窄的小天地中的苦闷和悒郁”的缺陷，作者对此寄予同情而“未曾给予适当的批判”。17

关于文学书籍的插图，大多数书评刊物都不重视。《文学书刊介绍》不仅大量选载重点介绍的图书插图，这些插图中有经典画作、木刻版画、雕塑、图书封面、古书插画、照片、剧照等，形式多样，而且转载了王朝闻首发于《人民日报》的《谈文学书籍的插图》等文章，选发的读者来信中也多次提到插图问题，譬如在刊发于创刊号的《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者来信摘要》中，就有读者希望给书中的插图配上文字说明，建议插图和相关内容不能距离太远，应当插在相应文字中间起到形象的说明作用，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版式的活泼性。

二、《文学书籍评论丛刊》

《文学书籍评论丛刊》创办于1958年10月，前3期以辑刊形式面世，副标题为“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主标题分别为“革命的里程碑”“打击侵略者的怒涛”“在毛主席光辉照耀下”。在创刊号的“编者的话”中，有以下内容：

评介文学书籍的工作，可以促进创作运动，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品，多读好书。这是我们编印这个丛刊的目的。

评介工作是要依靠群众的，“作品要经过群众考验”，也就是要经过群众的批评与介绍。现在是文化革命时代，也是群众创作的时代，评介工作只依靠少数人写是更其行不通了。我们要求凡有实际工作经验和写作能力的人，大家都来动笔写，当你看过一本新作品，而有所感、有所议论的时候，就请你写下来，寄给我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在群众评介的灌溉之下，更加繁荣滋长起来。

我们的收稿，只以评介已出版的文学书籍为限，评介的对象，包括小说、理论、散文集、剧本、诗歌、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书籍。时期方面以全国解放以来的文学出版物为重点，此外，关于评介中外古典文学和外国近代文学的文章，也欢迎。来稿字数一般的请勿超过五千字，以二、三千字的最好。18

创刊号的主标题来自陆柱国评介《星火燎原》的书评题目，《星火燎原》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巴人亲自上阵，撰写了《我们生活在英雄人物中——为苏联〈教师报〉而作》和《读〈红缨〉和〈白兰花〉书后》，前者重点分析了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肯定了作者所刻画的“阎兴和刘子青这两个英雄人物”19。后者评介王群生的长诗《红缨》（解放军文艺社1958年版）和乔林的长诗《白兰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作者这样评价这两首长诗：“它们不是诗人的诗，而是战士的诗。惟战士能深入人民的心，所以它们又是人民的诗；是深透地反映了人民的血与泪，思想与感情的诗。”20有趣的是，作者在文中把艾青的长诗《黑鳗》作为异类进行对照。署名“泯”的《“政策过江”——谈〈欢笑的金沙江〉》认为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既是一本很好的小说，又是一本‘写政策’的书”21，“泯”当为许觉民的笔名，他常用的笔名为洁泯。《新人的颂歌——〈喜鹊登枝〉读后》一文署名“史新”，当为牛汉的笔名，其原名史成汉。该文重点评介了浩然小说集中的《新媳妇》《雪纷纷》《一匹瘦红马》塑造的新人形象。创刊号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陈伯吹的《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故事——读〈五彩路〉》、王世德的《谈〈山乡巨变〉的艺术表现》、刘岚山的《谈〈召树屯〉的特点及其他》、赵蔚青的《为创造革新而斗争——介绍苏联长篇小说〈探索者〉》、“五四”文学组的《关于〈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等。创刊号共发表了13篇书评，其中7篇的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

综观《文学书籍评论丛刊》的作者构成，确实比《文学书刊介绍》更为多样，编辑在作者中所占比例呈现下降趋势，群众性逐渐得到强化。就文体倾向而言，《文学书刊介绍》的文体形式更为活泼，长短结合，其中有篇幅较长的新书评论、综合报道，也有短小精悍的新书简介、期刊简介、出版消息、读者来信。《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以书评为主体，在文风上更为张扬，更加突出政治意识。

《文学书籍评论丛刊》1959年共出版了6期，出版时间分别为1月、2月、4月、5月、5月、6月。除了1959年第6期定价为0.18元，其余各期定价均为0.15元。编者在1959年第1期有这样的说明，“‘丛刊’是一种向读者推荐优秀文学创作和辅助阅读的读物，它以介绍、分析、评论现代优秀的文艺作品为基本任务。我们选稿范围，主要是对已出版的文学书籍的评论，不包括有关文艺思想、创作方法、作家研究等理论性的文章。希望读者、作者多寄给我们一些现代优秀文学作品的评论”，“过去已出版的三期，在‘文学书籍评论丛刊’的总刊名之下，每期更换一个书名，这样做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把每一期重点介绍的文章突出出来，缺点是给读者的印象不深。从这一期起，稍有更动，不再每期更换一次书名，固定用‘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为刊名，仍旧是每月出版一期。”22

《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与读者相关的栏目有“读者论坛”“读者谈书”“座谈会”等，但与《文学书刊介绍》相比，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单调。1958年第二辑从作家出版社回收的随书附送的“读者意见表”中，选发了四位工人读者谈《百炼成钢》的文字，他们一致认为工人秦德贵的形象塑造比较成功。张立孝和杨成认为反面人物李吉明的刻画不够深入，写得还不够坏；黄天培和李继光认为赵厂长不称职。231959年第3期的“读者谈书”栏目发表了四位读者的书评，分别评介刘澍德的中篇小说《桥》、何为的散文《第二次考试》、房树民的短篇小说集《樱桃园村》、魏钢焰的农村散记《宝地、宝人、宝事》，文章写得质朴，在梳理了图书的主要内容之后，简要地谈自己的阅读心得。1959年第4期发表了庄钟庆的《社员喜爱〈山乡巨变〉》，介绍了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宣庄人民公社社员座谈《山乡巨变》的情况，社员们认为这本书“一个人一个样，一点也不模糊”，他们最喜欢邓秀梅，认为这个形象“写得很丰满，有血有肉”，“婆婆子”李月辉在一些重要场合显示了领导才能，和秀梅合作得很好，也有人认为他“仿佛成了邓秀梅的陪衬”。24

与《文学书刊介绍》频繁出版“专号”相比，《文学书籍评论丛刊》更多采用小辑形式，经常以集束的方式集中介绍一本图书，立体地展示这本书的特色与魅力。《文学书刊介绍》重视对经典性作品的推介，《文学书籍评论丛刊》则更为关注文学新作，对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较少涉及。其编辑视野较为开阔，评价的图书覆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儿童文学等多种文体和文类。1959年第2期的“评《野火春风斗古城》专辑”更是一口气发表了七篇文章，包括李希凡的《也谈〈野火春风斗古城〉》、王维玲的《光辉的形象，学习的榜样——〈野火春风斗古城〉读后感》、枫云的《谈〈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人物塑造》、张尼波的《谈〈野火春风斗古城〉的艺术成就》、北京师范学院当代文学评论组的《略谈〈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几点不足之处》、张弛的《谈谈金环》、王文琪整理的《北京师院中文系纵谈〈野火春风斗古城〉》。这组评论的作者有文学评论家、文学编辑和普通读者，评价既肯定优点，也指出不足，北京师院中文系三年级一些学生“基本上否定了这本书”。这组文章形成了有趣的观点碰撞，譬如李希凡认为“作者突出地塑造了一个地下斗争领导者的英雄形象——杨晓冬”，枫云认为“杨晓冬有时过于拘谨、矜持，和他的性格、环境不调和、不自然。他对高自萍的处理就是丧失原则的”；王维玲认为金环是“作者刻画最成功的的一个人物，她勇敢而细心，泼辣而大胆。金环也是一个最富有情感和正义感的女性”，北京师范学院当代文学评论组认为“作者企图通过金环与赵医生、梁队长这种关系来表现金环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但实际上，我们认为却大大削弱了梁队长和金环的形象”，金环暧昧的态度是二重人格的表现。1959年第3期的“短篇小说评论特辑”同时刊发十篇文章，集中评价了十本短篇小说集。叶耘认为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有两大特色，一是“汲取了我们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学中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讲故事’的传统表现手法”，二是朴素，“像农民一样朴素，像生活一样朴素，像北方的山川田野一样朴素”。25叶圣陶肯定束为的小说集《老长工》“运用语言的能耐”，“是口语，能上口念，念起来干净利落，有节奏感。按我的想法，现代作品应该如此，要是能看不能念，念起来疙里疙瘩，无论如何总觉得差点”，26同时委婉地批评作品在运用方言时缺乏节制。阎纲认为峻青的小说集《黎明的河边》是“英雄的诗篇”，其中的三篇作品《老水牛爷爷》《老交通》《黎明的河边》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27。1959年第5期推出的“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专辑，以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五四以来著名作家的选集为评论对象，集中刊发了评价鲁迅、瞿秋白、郭沫若、叶圣陶、蒋光慈、殷夫、欧阳予倩、田汉、洪深、曹禺、老舍、巴金创作成就的文章，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文章是孙用的《关于〈鲁迅译文集〉》。孙用作为翻译家和《鲁迅译文集》的编辑，他的文字细致而深入，可谓字字有来历，有很高的信息含量。1959年第6期集中刊发了六篇评议儿童文学图书的评论，这六本图书为严阵的儿童诗集《红石》、袁静的《小黑马的故事》、胡奇的《五彩路》、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艾苦的《山谷红旗飘》、陈伯吹的《从山岗上跑下来的小女孩子》，文章形式多样，其中有图书的序言、后记，有编辑施雁冰写给作者艾苦的书信，还有北京师大中文系一年一班当代文学评论组评价《从山岗上跑下来的小女孩子》的集体合作文章。

该刊擅长利用专辑形式，呼应时代脉动，凸显革命主题。譬如《在毛主席光辉照耀下——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二）》，该期重点评介的陈昌奉的革命回忆录《跟随毛主席长征》、陶晨口述的《我的一家》、李立的《转战南北》、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都采取了小辑的编排方式。冯牧的书评言简意赅，认为《跟随毛主席长征》“是一本记载和回忆毛主席在长征中的生活的书”，“是一本充满战士情感的书”，并肯定像作者这样“文化水平并不高的部队军官和老干部”身上“蕴蓄着多么丰富的创作源泉和创作潜力”。28祝志澄作为有过长征经历的亲历者，肯定《跟随毛主席长征》的最大优点在于：“从这些平凡、质朴而不加任何渲染的记述中，不论是主席的生活作风、日常工作、言语行动，都无处不体现了我们党的政策思想。”29作者陈昌奉谈了自己的创作体会，他自认为这本书属于集体创作，《新观察》的记者丁宁、赵骜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创作目的是为了和读者分享“幸福的回忆”，认识到“胜利得来之不易”，毛主席教导他们“要学用一致”，“处处为人民”，“要有勇有谋”。30关于《转战南北》，王燎荧作为“转战陕北”的当事人，他的《谈〈转战南北〉》认为这本书的素材来自作者当年的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全书贯穿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革命精神，对众多英雄形象的展现既真实又有很强的感染力；任骥的文章认为这本书“激奋人心的力量，一方面来自真实的战斗生活本身，一方面来自作者所表露的革命者的思想感情”31；李立重点谈了自己如何克服文化水平不高的困难，“常写多练，就慢慢引起了兴趣，增加了信心和决心，逐步地有了提高。有了决心，矿石可以炼成钢”32。1959年第1期同时推出了两个专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专辑刊发了程代熙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读书札记之一〉》《介绍〈列宁论文学〉》和巴人的《关于“关于两条腿走路”——读〈毛泽东论文艺〉随笔》，“评诗专辑”刊发了张光年的《北京工人的诗歌——〈北京工人诗百首〉序》、田新的《井冈山的过去和现在——读〈井冈山诗抄〉》、青文的《激动人心的革命民歌——喜读〈革命民歌集〉》、刘岚山的《谈〈大跃进之歌〉》。

三、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宣传

有别于中立、客观地评价新书的书评刊物，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文学书刊介绍》《新书简报》《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主要推荐、评介本社出版的书刊，而且社内编辑是其核心作者。也就是说，这两份刊物代表出版社的态度和立场。《文学书刊介绍》印数巨大，免费赠送，该刊从1953年第3期开始标明每期印数，从1953年第3期至1954年第12期每期印刷55000册，1955年每期印刷86000册，1956年每期印刷50000册。《文学书籍评论丛刊》改为有偿出售后，印数也颇为可观，譬如1959年第4期标注的印数为27820册。这类出版物确实有较为突出的广告色彩，因此在“文学广告”或“书刊广告”的框架中展开讨论，显得顺理成章。但是，我更倾向于从“文学宣传”角度来进行定位。文学宣传优先重视社会效益，文学广告格外重视商业效果。按照克劳德·霍普金斯的说法：“广告的唯一目的是实现销售。广告是否盈利，取决于广告引起的实际销售。”33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当时的国营出版机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社会与政治效益被摆放在优先位置。

关于文学作品或文学书刊的宣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文学作品或文学书刊的推广，运用各种宣传渠道或各种形式的媒介，让读者了解文学书刊出版、发行和相关服务的信息，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在1950年代文学作品或文学书刊宣传模式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对苏联经验的借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不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宣传工作》都重点介绍了苏联文学界、出版界、图书馆系统的相关举措。查列格拉茨基就强调图书宣传“应当提高为读者服务的思想水平，更紧密地把自己的工作同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促进苏联人民共产主义教育的积极的图书宣传员”34。要做好图书宣传工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必须具有政治修养，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35。冯雪峰1954年10月在全国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上做过一次题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宣传》的讲话，他结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围绕“‘五四’新文学的根本思想因素”“五年来新中国的文学作品”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文学创作应当进一步提高思想境界，“作家应该走在生活的前面，如果不能了解新鲜事物，不能走在时代前面，则不可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以致文学也就会单薄落后”36。

有别于文学作品或文学书刊广告，文学宣传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必须发挥价值观的引导作用，“不能认为书籍既然出版了不管什么书都可以宣传，也不能认为只要读者需要就可以宣传。每一种书出版的意图、目的不一样，书籍的质量也有高低，我们宣传什么书应当有所选择”37。新华书店在开展图书发行与宣传工作时，强调要坚持四条原则,“必须注意宣传的思想性”，“当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发生矛盾时，经济效果必须服从社会效果”；“必须注意宣传的真实性，坚持实事求是。图书宣传的内容应当真实和准确”；“必须注意宣传的纪律性。这是贯彻执行图书发行工作方针的保证”；“必须注意宣传的时间性。为配合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为配合重大节日、纪念日以及在当地召开的各种专业会议而进行的各项图书宣传工作，具有强烈的时间性”。38从文学宣传角度来看，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阅读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有机的整体。一方面，文学创作要响应时代需求，及时反映新变化与新趋势，注重发挥文学的宣传功能和教育意义；另一方面，文学宣传应当重点突出文学作品的思想激励与价值引导功能。我们在阅读《文学书刊介绍》《文学书籍评论丛刊》时，也不难发现编者和作者都很重视发挥文学图书的思想教育功能。方白在介绍文学初步读物中秦兆阳的小说《幸福》和骆宾基的小说《王妈妈》时，文末就有这样一句话：“在全国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今天，这两篇小说正好帮助读者，看出新中国农民怎样从今天过渡到明天的道路。”39 读者张健认为“《保卫延安》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具有伟大教育意义的政治教科书”，“不仅使我了解了伟大解放战争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从这些英雄人物身上得到了无穷的鼓舞力量”40。

1950年代文学宣传的发展变化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从《文学书刊介绍》到《文学书籍评论丛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社会政治环境变化对刊物产生的影响。就两份刊物的装帧而言，前者朴素而淡雅，后者张扬而热烈，《革命的里程碑》的封面背景选用了醒目的大红色，《打击侵略者的怒涛》封面字体颜色也是大红色，《在毛主席光辉照耀下》封面背景的主色调是红色和黄色，红色刊名在黄色背景的衬托下格外耀眼。在1959年《文学书籍评论丛刊》6期刊物的封面中，除了第4期的背景色为淡蓝色，其余各期封面的背景色都属于红色、橙色、黄色等暖色系。就文风来看，《文学书刊介绍》的文章多见夹叙夹议的文字，不少作者能够辩证评判书刊的质量，不是一味地表扬或粗暴地批评，在平和的行文状态中突出主题；而《文学书籍评论丛刊》的文章具有更强烈的感情色彩，同一小辑的文章褒贬鲜明，甚至针锋相对，不同作者的观点往往形成较为激烈的碰撞与交锋。

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读物介绍》相比，《文学书刊介绍》《文学书籍评论丛刊》的编辑形式更为丰富，而且具有更强的文学性。就印数来看，《青年读物介绍》也要少一些，1954年12月出版的总第14期印了40000册，1957年从第2期到第9期每期印刷15000册。在1950年代文学出版的地图上，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备受瞩目，其出版的“三红一创两火”影响深远，但该社的出版范围并不限定于文学领域，还涉及科学普及、青年思想教育等方面。《青年读物介绍》创刊于1953年11月，1955年4月停刊，1957年1月复刊，1957年10月再次停刊。编者在复刊号上有这样的介绍：“我们办这个刊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读者、作者、出版社之间联系，帮助读者选择适合他们需要的书。《青年读物介绍》主要内容包括：图书评论、读书随感、心得……，报道读书活动、著译者动态和编辑部的工作情况等。复刊后的《青年读物介绍》所刊载的文章，力求言之有物，并注意用浅显易解的文字，在形式上也力求活泼。”41尽管《青年读物介绍》出版过推介尼·比留科夫为女游击队员立传的“《海鸥》特辑”（1955年第2期）和“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特辑”等，但总体上策划性不强，刊发的文章中规中矩，个性不强，有同质化特征。值得重视的是，该刊贴近青年需求，突出青年特色，不少文章都紧扣青年教育，激励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一知在评价苏联小说《索柯尔松林的秘密》时，就有这样的概括：“这部小说以令人信服的艺术形象，使读者深深认识到在共产主义教育下新生的一代的精神面貌，并从而体会到一个青年应该懂得热爱什么，憎恶什么。”42黄伊这样理解苏联小说《小儿子的街》：“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学校和社会的影响下，伏洛娃由普通的孩子，转变成英雄，就有了基础。”43该刊发表的一些指导青少年阅读文学的文章，颇具特色。萧殷在答复读者来信时，就提醒阅读时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具有优秀品质与作品是否有社会主义精神混为一谈，他认为：“一篇文学作品是否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主要不是由作者所选择的描写对象来决定。问题在于作者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他所感受的人物和事件。”44

文学宣传与文学广告侧重点不同，但其作用亦有相通之处。广告的首要作用是“传达”，也就是将需要传达的信息准确地传递给目标对象；广告的第二个重要作用是“说服”，即向受众传达品牌的特色与优势，以便与同类品牌区别开来；广告的第三个作用是“培养”，在受众心中培养对品牌的认同感，使他们在选择品牌时表现出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性。45从策略方面来看，文学宣传与文学广告也可相互借鉴。而且，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非完全对立，好的社会效益往往会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山本武利认为：“出版业者一直对广告满腔热情。对于多出其经营规模的巨额广告费用也毫不吝啬。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出版业的产品寿命较短，必须将新刊发行、旧刊重版等出版信息快速传递给消费者（读者）。因此出版业者时刻都关注着广告，可以说他们是最重视广告的企业家。”46文学宣传与文学广告都注重时效性，只有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新刊或重版的文学作品的信息，才能实现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多方面的价值。时过境迁，如今重看《文学书刊介绍》《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会清晰地察觉时代对它们的塑造与限定。一方面，这两本刊物在1950年代文学宣传尤其是文学图书宣传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品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做出了不应被埋没的贡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项目编号：18ZDA26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创刊说明》，《文学书刊介绍》1953年第1期。

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1991》（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纪念画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③《新书内容说明》，《文学书刊介绍》1953年第2期。

④张奇：《〈漳河水〉》，《文学书刊介绍》1953年第1期。

⑤龙世辉：《介绍〈不可战胜的力量〉》，《文学书刊介绍》1953年第8期。

⑥牛汉：《在斗争里成长——读〈浪涛中的人们〉》，《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2期。

⑦孟南：《谈〈人民在战斗〉的人物描写》，《文学书刊介绍》1956年第7期。

⑧方白：《从空想走向现实——读叶圣陶的〈倪焕之〉》，《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5期。

⑨黄邻：《金圣叹怎样污蔑宋江的》，《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3期。

⑩《读者的话》，《文学书刊介绍》1956年第1期。

11学步：《〈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介绍》，《文学书刊介绍》1953年第1期。

12孙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典范——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文学书刊介绍》1953年第4期。

13刘辽逸：《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介绍〈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文学书刊介绍》1953年第3期。

14贾芝：《〈为和平而斗争〉的教育意义》，《文学书刊介绍》1953年第5期。

15朱靖华：《青年英雄的群像——〈青年近卫军〉读后》，《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11期。

16参见《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者来信摘要》（1953年第1期），《关于〈水浒〉——读者意见综述》（1953年第2期），《读者热爱苏联文学——读者意见综述》（1953年第5期），《欢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出版——读者来信综述》（1954年第1期），《读者喜爱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读者来信综述》（1954年第2期）。

17《关于〈工作着是美丽的〉》，《文学书刊介绍》1956年第3期。

18《编者的话》，《革命的里程碑——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封三。

19《我们生活在英雄人物中——为苏联〈教师报〉而作》，《革命的里程碑——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页。

20巴人：《读〈红缨〉和〈白兰花〉书后》，《革命的里程碑——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页。

21泯：《“政策过江”——谈“欢笑的金沙江”》，《革命的里程碑——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22《致读者》，《文学书籍评论丛刊》1959年第1期。

23《工人谈〈百炼成钢〉》，《打击侵略者的怒涛——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3—44页。

24庄钟庆：《社员喜爱〈山乡巨变〉》，《文学书籍评论丛刊》1959年第4期。

25叶耘：《读〈三年早知道〉札记》，《文学书籍评论丛刊》1959年第3期。

26叶圣陶：《短篇小说集〈老长工〉》，《文学书籍评论丛刊》1959年第3期。

27阎纲：《〈黎明的河边〉的浪漫主义、英雄人物……》，《文学书籍评论丛刊》1959年第3期。

28冯牧：《在毛主席光辉照耀下——读〈跟随毛主席长征〉》，《在毛主席光辉照耀下——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4页。

29祝志澄：《几点体会——读〈跟随毛主席长征〉》，《在毛主席光辉照耀下——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

30陈昌奉述、刘庆坤录：《我是怎样写〈跟随毛主席长征〉》，《在毛主席光辉照耀下——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16页。

31任骥：《万水千山只等闲——读李立的〈转战南北〉》，《在毛主席光辉照耀下——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

32李立：《谈谈〈转战南北〉写作的体会》，《在毛主席光辉照耀下——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33[美]克劳德·霍普金斯：《我的广告生涯·科学的广告》，邱凯生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

34[苏]查列格拉茨基：《提高图书馆的思想教育作用》，《图书宣传工作》，北京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35[苏联]哈扎诺夫：《图书馆怎样做好社会政治书籍的宣传工作》，苏大悔译，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第7页。

36冯雪峰：《冯雪峰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页。

3738上海新华书店：《图书宣传》，新华书店总店1983年版，第5、8—9页。

39方白：《好日子怎样来的？——介绍文学初步读物〈幸福〉和〈王妈妈〉》，《文学书刊介绍》1953年第8期。

40张健：《王老虎给我的教育》，《文学书刊介绍》1955年第1期。

41《编者的话》，《青年读物介绍》1957年第1期。

42一知：《评介〈索柯尔松林的秘密〉》，《青年读物介绍》1957年第6期。

43黄伊：《我爱伏洛娃·杜比宁——〈小儿子的街〉读后》，《青年读物介绍》1957年第6期。

44萧殷：《关于作品的积极意义》，《青年读物介绍》1957年第2期。

45[日]仁科贞文、田中洋、丸冈吉人：《广告心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46[日]山本武利：《广告的社会史》，赵新利、陆丽君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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