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我的第一个上级》手稿的修改从背景、艺术以及形象塑造三方面聚集于有个性的农民主体。结合手稿修改与文本内外的社会历史因素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农民的主体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开掘与期待，还是对于文学干预社会功能的谨慎与智慧的实践，都体现了作者对动员这一涉及和指向主体道德和精神境界领域的非制度化机制的信念以及对革命作家角色的积极运用。

关键词：马烽 《我的第一个上级》 手稿 动员机制 农民主体

1956年春天马烽由中国作家协会调动回山西省文联。离开北京前后，他创作了一批以有一定人生阅历的农民老汉为主角的短篇小说，比如《一架弹花机》《难忘的人》《老社员》《我的第一个上级》等，这些篇目中均出现了社会主义“新人”与社会主义“旧人”的对比，但又各有不同：合作社主任张老大动员宋师傅女儿女婿改变了宋师傅的劳动习惯，勇于接受新事物；解放军军官“我”的身体和精神都被白大爷救治，这些“革命中年”们各有各的的特点与倔强。从努力描绘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到赞美“某某老汉”这样的旧人、开掘旧人身上的可被革命采纳的“新”特质，写于1959年4月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可称其中的杰出者，被认为是“马烽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①，茅盾先生曾给予此篇作品很高的评价：“老田这个人物，写得龙拿虎跳。在马烽的人物画廊中，无疑是数一数二的。”②

2013年8月，马烽的女儿梦妮代表家属将《我的第一个上级》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上可见作者几乎在每一页都做了修改，这些修改痕迹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从中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到塑造老田的艺术是如何铺展开的，创作出这个异质性的、不一样的“革命中年”形象，又寄托了聚焦基层干部与农民积极性的马烽对于革命精神再生产机制的怎样的思考与探索。

不一样的《上级》：手稿中的修改

一、水利：规模空前的“全民大办”。新中国成立后洪涝灾害一度十分严重，治理水患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另外，恢复国民经济，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也是亟需之务。1957年8月全国农田水利会议提出“要在1967年以前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③。三年“大跃进”时期，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建设规模空前，1957年马烽下乡汾阳，主要参与的也是水利建设，并以此为题材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作用极其重大，马烽将其作为故事的背景写入《我的第一个上级》，修改中也体现了他衷心拥护这一政策的态度。

手稿第6页中，接待“我”的在防汛指挥部工作的小秦，其原来的单位初稿为“采购公司”，被作者划去，改为“水利科”。

手稿第27页，听到同事老靳担心决口后七个村都要被淹后，原文写道：“我心里也觉得情况很严重，一路再没和他说话。我们跑到海门村。”改为：“我听了，心里也觉得很沉重。我告诉他说，明年就没关系了，秋后要在三岔河上游修水库。我在县上看到过这个计划。”

情绪由原来的悲观改为积极的向前看的乐观，促进这一情绪转变的原因就是水库建设这一水利工程的即将上马。这里传达出来的是，对于农村和农民来说，水利工程不仅是党和政府领导的一项运动，更是一件实实在在关乎身家性命的巨大福利。谈到水利，怎能离开水利局的专家老田呢？

二、老田：有个性的农民主体符号。作为一名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土专家，老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显示出的主见、魄力以及牺牲精神都令人难忘。马烽写道：“我只是想塑造这么一位土生土长、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的普通水利干部。他的形象不一定完美，但他的灵魂是高尚的。”④这里的“不完美”指的就是老田的个性。

手稿第6页，老田正式亮相。原文为：“在一个破旧的帆布椅上躺着。”被改为“蹲在椅子上，低着头，不知在写什么。”

“躺着”，有躺平之嫌，而“蹲”“写”的动作则默默揭示着老田的前传，他曾经是被给予力量、被触发过的农民中的先进分子。

手稿第15页，听到决口消息后老田依旧很平静。原文为：“没甚要紧，由它流吧。”改为：“有甚办法？反正堵也堵不住。任由它流吧！”

修改处刻画老田非常细腻：因为知道没办法，才说“由它流”，而不是漫不经心地因为没什么要紧，不关自己什么事，才“由它流”。修改前的重点是既慢又疲的态度，修改后则给老田带入了基于高度熟悉基础上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马烽在理论和情感两方面肯定着老田的经验，也引入了一种对“什么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对群众可以掌握真理、技术的一种笃定。

手稿第38页，老田要下水，在身旁的“我”提醒老田有关节炎，企图阻止他。老田“瞪了我一眼”后，原文为：“说：‘你滚到一边去！’随即把笔记本、水笔递给我。”改为：“随即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

“我”真挚地关心老田，前面已经有了老田对自己向来尊重的前辈、堵决口专家老姜发威怒吼的细节，那是因为担心老姜说出后退的话动摇军心，在与老姜的对比中塑造了老田作为党员和指挥员的党性和力挽狂澜的胆略、气魄。现在让“我”“滚到一边去”，虽然也能体现出气氛的紧张，但细分析毫无道理，故删去。

手稿第41页，老田率先跳下河，带领党员用打桩的方法令决口缩小，这段后面与 “黎明时候，决口终于合龙闭气了”之间有一整段具体描写为作者修改时插入：“天色愈来愈黑暗，气候愈来愈冷。我站在干岸上穿着棉衣，还冷的直打战，站在水里的人可想而知了。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都是紧咬着牙关，忍受着风浪和寒冷的袭击。老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嘴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坚；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像是在鼓动大家，又像是在鼓动自己。”

老田虽然战胜了死亡的威胁和严寒的痛苦，击退了洪水，也令自己在精神上达到了某种完满的境界，但他也是血肉之躯，不知老田的原型是否在这次堵决口中牺牲，无论如何插入的这段描述令老田的英雄品格更为坚实。之后，便是老田因为这次伟大的付出再次得到集体在精神和情感两方面的认同与敬意，成就了革命主体精神的力量。这显然是作者马烽憧憬的理想状态。

手稿第32页，老田和老姜见面原本有一段对话：“老姜头说：‘什么时候能不找我上堤就好啦！’老田说：‘大叔秋后三岔河水库就动工，明年你就失业啦！’”被全部删除。

关于修水库可以解决大问题的乐观，前文已经由“我”跟老姜讲过了，这里再由老田讲出，是重复；水库修好后老姜（甚至包括老田自己）“就失业了”的话语，真实生动，但保留后有可能令读者向另一个方向联想：老田是不是怕自己失业才在平时故弄玄虚、在紧要关头表现自己？这个小枝蔓虽然可以增加老田精神世界的饱满，但也带有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个人主义嫌疑，于创作主旨无益；此外，如果老田也用水库动工修成后的好前景来动员老姜，那老田的水准岂不就和文中的小青年“我”在一个水平了；最后，马烽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农民形象，力求探寻与再造农民主体地位的再生产机制，保留些许农民本身携带的跟集体主义道德不相符合的狡猾之处没有什么必要。这里就涉及老田的符号化倾向，对践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来说符号化的叙事实际上很难完全避免，但符号化非脸谱化，问题也不在于符号化，而是对这一符号化如何做更具艺术性的处理。

三、艺术：着重铺陈“难题”之前。老田和《四访孙玉厚》中的老孙一个看起来疲沓无比，一个看起来忤逆十足，但马烽要揭示的却是，他们都是讷言敏行和无比忠诚的。马烽对一代“翻心”老农民的经验和深入了解，对底层生活的深刻观察，正是来自解放区的“山药蛋”作家的独特之处，“体贴着普通民众的难以传达的深层心理”⑤。与概念化的新人相比，孙玉厚的形象“结实”⑥了很多，但经历了接踵而来的对孙玉厚“个人主义”“无组织无纪律”⑦的批判后，马烽对老田的异质性处理更为细腻和艺术。

最初老田给“我”的印象是与众不同的“怪”“慢”“疲”。随着情节的进展，读者逐步看出老田的“疲”不过是“我”对他熟谙全局、胸有成竹、沉着冷静的一种错觉；他的“怪”与“慢”，则是1954年防汛得了关节炎损害了健康的缘故。在老田身上，不断前进的坚定意志掩藏在温良的自然人性之下，关键时刻才显露出来。作品正是从表象与本质、平时不言不语的疲沓和决堤抢险过程中的行动果断、勇敢、迅速的层层深入对比中，出色完成了一位土水利专家型领导的塑造，揭示出人物的优秀品质：既有革命英雄主义品格，又有严格的科学态度。那些貌似疲沓的现象，正是老田稳重朴素、不讲身份、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的另一面。

在考察了马烽的土改叙事小说《金宝娘》《解疙瘩》《村仇》之后，李致与冯瑶指出“‘问题—出路’叙事逻辑是马烽土改叙事三部曲得以顺利生成的深层机制”⑧，到了《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显然已经突破了这一框架，重点铺陈“问题”产生之前。

手稿第8页有一整段内容被删除：“小秦把桌上的书报整理好，忙又去给他收拾床铺。他床上也是乱七八糟，连被子都没有叠起来，而是揉成一团堆在那里的。小秦一面忙活，一面说：‘老田，你太不像话了。这几天扎针扎的怎么样？’老田说：‘好点，反正比不扎强。’我问他是什么病，他说：‘没甚病，就是有点腿疼。’原来他有关节炎，怪不得这么热的天还穿着棉裤。”

老田有关节炎的“底”过早漏出来，后文的对比效果就会打折扣。删除了这段，起到了继续吊着读者胃口的功用，大家还是不知道老田怪异的来由。

手稿第11页的整段删除：“这种人我真没见过，任何情况下都是那个样子。有一次，两个公务员闹着玩，互相用水泼，正好他从我们办公室走过去，一盆水全泼到他身上了。他什么也没说，笑了笑，走了。总之我来了一个月，没见他生过一回气，连脸色都没变过。我遇到了这么个倒霉上级，心理真有点不顺气。不过工作上我还是没有放松。”

这段之前全部是从负面角度写老田的疲沓，这段却写成了老田脾气好，分寸感不对头，故删去。

手稿第14页，得知发水后“我”赶紧去找老田。原文为：“见我这么慌慌张张地跑来，他扭过身来问道：‘什么事？’我说：‘跟我到指挥部去。’”改为：“我一进门，就大声喊道：‘老田快起，安乐庄决口了！’我想他一定会马上起来，跟我到指挥部去。”

修改后文气更为流畅生动，“我想他一定会马上起来”依然在做情绪上的铺垫。

还是在此页，老田听说发水后与“我”对答。原文为：“用平常说话的语调问我说”改为：“不紧不慢地问我道‘多大流量？’”

把“平常说话的语调”改为“不紧不慢”，非常具体。工作拖拖拉拉，碰上发洪水的急事还说慢慢来，至此，对老田的铺垫到达顶峰：这不是“牛皮糖”是什么？手稿中还有一句描写老姜头的叙述：“走路不太方便”，笔者发现在《马烽文集》中这句被改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好像随时都可能摔倒”⑨。与此处修改异曲同工，更可见作者将炼句进行到底的坚持。

手稿第28页的整段删除：“老姜头指着我问老靳道：‘这就是老田相随来的那位专家？年轻有为啊！’我听他这么说，简直快羞死了。他怎么会把我当成专家？前几天我来察看河堤的时候，是老靳陪我去的。我想大概是他把我当成‘专家’了。我解释了好半天，才算摘了‘专家’这顶帽子。”

这段写老姜对“我”的印象，对塑造老田没什么帮助，老姜对“我”所代表的学院派知识的崇敬也与之前已经立起来的主旨有偏差。

不一样的老田：农民主体地位的再生产

手稿的修改从背景、艺术以及形象塑造三方面聚焦于老田这个有个性的农民主体形象。作为主体，老田有过硬的水利技术和经验，以及相应的实事求是精神，能够不被一时一地和个别现象迷惑。他准确判断出哪里才是危害最大的决口，从而集中力量奋不顾身在此处打桩，成为战胜洪水的关键。

作为主体，老田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理解伴随着亲身经历的翻身过程，对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有直接的体会。他把工作放在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带着内化于心的认同。平时看起来疲沓的外表下，他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忘我精神丝毫没有衰减，这才有了关键时刻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堵洪水的舍生忘死的表现，这在专业主义以及科层制视角下看起来极不“科学”，如果不是因为将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是不可能发生的。

作为主体，老田这位副局长对自己的下属，对群众，很少画大饼、夸夸其谈、下命令，而是默默无言地以身作则带动大家干，从中依稀可以看到马烽本人的影子。作家焦祖尧曾回忆“身为中国作协领导，马烽从来都是兼听各方意见，不用大话压人。他常说的话是：我自己爱吃山西的面，不能要求别人也爱吃面疙瘩吧！”⑩如果说新社会的民间与政治之间有一种理想的和谐状态，那么这种基于动员而不是强迫与命令的方式应该是促成和谐状态达致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种动员方式产生的效果如何呢？小说以新毕业的大学生“我”的视角为观察基点，写出了老田在危机关头极强的应对能力和超人的魄力。催放出生命的光彩之后，其因病导致的日常中的脸色苍白、病弱疲惫、反应迟钝、态度冷淡、作风拖拉等“疲沓”状态全部得到了“我”充分的理解和尊重，知道了责任心、前进、牺牲等高贵品质和革命者的坚定意志并不一定以亢奋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应该是一种深入主体的沉潜的内在追求。老田这位社会主义“中年”让社会主义的新人“我” 对生活的理解更深入了一步，知道了执着的革命理想必须要冷静地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实干中历练出真本领。

那么作为农民，老田的主体地位及相应的主人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小说对此多有提示。老田的积极性得以产生、释放与发挥效力的前提是新社会对他的充分肯定、认可。老田曾得到过巨大的政治认同，他“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爹和老姜头在堤上干事”，“解放后，县上提拔他当了水利技术员，后来又入了党……1953年在专署训练班学习了几个月，本事更高了。现在全县一些大的水利工程，都是他亲手设计的”11。之后成为县农建局的副局长。一身好本事、在训练班受训等，年轻时的老田简直就是另一个男性韩梅梅，他们的才能在新社会得到了充分的施展，老田的前传可以看成革命赢得人心过程的展示。革命与农民的意义交换发生后，农民获得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得到肯定的农民从某种自然状态中挣脱出来，进而在国家认同的过程中获得主人意识和社会主义自觉性，将自己与社会主义的理想连接在一起，并用带着真实个人经验的独特方式——身教而非宣教（传达命令、预设图景等）——进一步带动着新人。国家、集体与个人在多方面相互配合、互相回馈，达到主体间性的理想氛围，老田既能以疲沓的作风坐上水利局副局长的位子，也能以伟大的牺牲精神跳水斗洪灾；他既有主人翁责任感和高度的自觉意识，又有强烈的个人特点（对个人举止言谈的自由支配）。

老田着实令人钦佩，作品里塑造的新社会中民间与政治的这种良性和理想的状态更令人向往。作者显然是盼望政治和民间之间出现这样协调一致的和谐的状态，因此，洪水必须被击退，老田必须安然无恙，作者需要老田的方式得到正反馈，以便让产生老田的机制得以再生产，继续造就千百万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头人、实干家。

马烽一向把农民看作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我的第一个上级》中，中年的老田是解决问题的绝对主力，他的形象也构成对马烽作品中多次出现的青年形象的补充，丰富着马烽作品中主角的画廊。马烽笔下的这些农民，大多是沉毅的、实事求是的，默默地、踏实地做着自己的一份工作，在内心深处以集体事业为最高目标而不惜自我牺牲。马烽曾这样记录他1949年4月间从晋绥边区来到北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感受：“老区来的大都是穿着灰布军装……可是这种单调衣服当时颇受人们青睐。就连王府井最大的服装店里都卖这种服装，而且生意很红。”12他沉浸在这种主体状态的喜悦中，似乎在建议党的各级领导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关注这些从旧社会走来的农民心中对新社会的“得意而忘形”的真正的体贴和向心，关注这些带有各种旧的特点的人身上可为革命与建设使用的闪光点，看到他们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一如既往地信任、宽容、支持、爱惜他们，为他们开辟生长空间，正如毛泽东在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所说的：“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13作者多么希望国家的意志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以保证主席的这个提议能够得到充分的落实，“他既尊重农民的利益和诉求，也相信党的路线和政策，只有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理想”14。通过老田的塑造，马烽甚至开掘出一种解决个人欲望与高尚的集体主义带来的压抑之间冲突的路径：个人内化主体的高尚标准，组织允许个人保留自己的特点。

不一样的马烽：对角色的积极运用

着力于老田的农民主体内涵背后，可以说是马烽对自己作家角色的积极运用。

联系1959年的写作背景，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老田的歌颂中隐藏着对部分干部漠视人民利益，脱离生活实际的主观浮夸、崇尚空谈等不良作风的曲折批判和鞭笞，以及政治上显现出来的对“老田们”的某种冷漠的担心。随着我党全面取得政权，执政所需要的专业管理制度也带来了某种科层化危险，与继续革命的机制之间出现了某种裂痕，带有技术官僚和政治官僚气息的官员形象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他们往往采取强迫命令式只按主观计划办事的工作方式。1957年马烽曾写出《四访孙玉厚》，里面的主人公老孙是一位跳出社会主义新人叙事套路的老农民，他几乎是在与上级的一次次对抗中发展合作化事业的。党的目标与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了矛盾，上级的一些政策似乎也成了“干革命”要解决的“难题”之一。马烽的这两篇小说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曾经行之有效的革命主体的生产机制在现实中遇到的某种危机。

如何克服这种隐现的危机带来的危险呢？位于主观精神和现实体制之间的革命主体生产机制成为马烽的着眼点。克服这种危机，需要进一步确认农民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继续将他们整合与结构化；要实现这个目标，携带着历史动能的我党在革命年代创造出的动员的方式不能抛弃。作家塑造老田既是表达对政治要求的积极配合，也是用赞扬理想人物的方式表达文学对生活的积极干预态度，即传达对动员这一涉及和指向主体道德和精神境界领域的非制度化机制的信念以及隐蔽地表达对制度中显现出的官僚化和专业化趋势的某种警惕，以及对应用这种机制继续激发农民政治认同热情从而以主人身份和高度责任心投入现代中国建设事业的恳切向往。

蔡翔认为动员结构的真正意义在于“在理论上提供了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的前提是肯定了群众的政治主体地位”15。动员意味着互动与对话，而不是单纯的命令。动员意味着用种种方式令被动员者的主体地位得到肯定，并将动员者的目标和意图内化为自己的目标和意图。在动员机制中，文学不再是描述和解释，而是发挥着改造世界的功用，这正是马烽创作的鲜明特点。陶君起回忆马烽在1950年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小组活动时的做法时，曾总结道：“创作第一要注意到在大众中间所起的作用，避免自我欣赏。”16马烽自述自己小说的目的是“帮助一些青年读者，了解一下那个时候农村的生活情况，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并说由于自己水平有限，这些作品并没有“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17，即创作的目的是揭示生活的本质（不代表要直接用理性指导作品），并用这种揭示去动员大众。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就可以理解茅盾先生所认为的“老田的精神世界的描画是不够饱满的”。老田的人物性格服从于作者的主观认识和情节的需求，“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为了行动才需要性格的配合”18。如果为了表现老田个人，那么他对于水库动工修成后，是否会意味着自己“失业”；他在大冬天以老病之躯跳下冰冷的洪水中，其背后还有哪些动力等“刺点”都是可以深入挖掘的，但这显然不是马烽想突破的地方，老田是一个承载着作者强烈的干预社会目的的符号，他的言行要为作者的理念服务，他要代表一类人，他要嵌入历史结构，总之，他不是老田个人。

同样用文学干预社会，马烽与赵树理不同，他采用树立正面形象而不是批评负面形象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理想；他并不是“把一切农民都理想化了”19，而是只选择那些理想的农民来作为写作对象，从而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站稳了立场，体现出马烽对我党文艺政策把握的熟稔。正如徐懋庸所说：“革命文艺家本身也应当是政治家，从自己所接触的现实生活中反映政治的一个具体侧面，以丰富总的政治内容。”20文学性的展示舞台，是建立在绝对的政治性基础上的。马烽没有超出特定的政治理念去全盘思考农村问题，而是以一个个短篇在政治理念的领域内去探索一个个细小的可能性。那些具体事件与看似家长里短的小事，都不小，均指向“旧”农民与新社会如何融合的问题，体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农村题材的典型样貌。

就这样，马烽在小说中完成了对农民主体地位再生产机制的想象性探寻与再造。在他的设想中，理性与情感不能割裂，要重视情感；内涵与形式不能割裂，质胜于形好过形胜于质；理想与利益不能割裂，利益不能完全被牺牲。马烽寄希望于这种理想状态，以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农民的智慧，谨慎地把握着创作路向，含蓄地表达着他的社会思考，在情感和机制上提出自己对与理想型革命精神再生产机制的期待，甚至硬造出一种理想的图景。这种方式的背面是他没有对政党政治内部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否可能异化问题及如何解决提出思考。另外无论新人与旧人，都面临着改造自己的问题，当然对这些方面的挖掘也不是一部短篇小说可以承载得了的。

刘芳坤曾提及马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角色型青年”，而“根据政策进行宣传式书写是马烽与党之间保有一致性的方法之一”21，这一观察更多强调了马烽对党的期待的被动适应。无论是对于农民的主体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开掘与期待，还是对于文学干预社会功能的谨慎与智慧的实践，马烽的创作都不是一种翻译，而是带进了自己的思索，他回到山西下乡蹲点，搜集素材，也许带有为既成模式寻找血肉故事的目的，但在亲身的历史经验与活生生现实的碰撞中还是生出了感想。我们看到的，不是工具化了的艺术，而是在意识形态范围内的反对工具化的艺术。这些，都体现了他对革命中年角色的积极运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播学视域下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像化研究”（项目编号：21BZW14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②茅盾：《读书杂记》，《茅盾评论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27页。

③何基澧：《1957年全国农田水利会议总结》（1957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农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677—680页。

④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写作经过》，《马烽文集》（第8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⑤⑩杨少波：《马烽：一生为老百姓写作》，《人民日报》2004年2月3日。

⑥康濯：《关于两年来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小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补充报告》，《文艺报》1956年第5—6期。

⑦张欢：《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异质性”研究》，《文艺评论》2021年第2期。

⑧李致、冯瑶：《诉苦·牲畜情结·劳动互助：马烽土改叙事独异性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9期。

⑨11马烽：《马烽文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12周宗奇编著《栎树年轮：马烽自传 口述实录》，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13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页。

14段崇轩：《马烽：“三位一体”的现实主义作家》，《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2期。

15蔡翔：《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

16陶君起：《半年来小说组的活动情形》，《大众文艺通讯》1950年第2期。

17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马烽专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版，第29页。

1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4页。

19赵树理：《〈金锁〉发表前后》，《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2期。

20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21刘芳坤、田瑾瑜：《身为“领袖的孩子”——重读〈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兼谈“角色型青年”马烽》，《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