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乡土写作的意义抑或重建乡土的“灵光”——钟正林小说论
内容提要：钟正林的小说书写聚焦乡土社会的裂变，书写农民、农村显在与隐藏的各种问题。钟正林的小说大多以农民为中心进行乡土的建构，是典型的“农民文学”；钟正林的小说都带有一定的问题意识，直面生活，直面现实，可谓“乡土写实主义”；在乡土文学普遍变味的当下，钟正林的小说依然能寻觅到一种乡土的气息，在他的笔下，乡土社会种种神秘性的东西还能存在，关于乡土的信仰还在。钟正林的小说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种种问题的揭露仍有一种守护的努力在里面，特别是诸多的理想化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他的这种守护与重建的表现。除了这种物质环境的守护，钟正林的写作更多的还是一种精气神的寻觅和表达，是重建乡土社会“灵光”的努力。
关键词：钟正林 农民文学 问题小说 乡土文学 乡土的“灵光”
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由此在文学界书写农村与乡土一直是中国文学最大宗的主题之一，中国白话文学诞生百余年，其主要书写的对象就是乡土，无论是乡土裂变，乡土文明的逐步消失，农村的破产衰败，城市化的进程，新一轮的返乡浪潮等书写，都立足于这一主题。在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作品占据了大部分的比重，当代文学同样如此。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结束章节书写的是乡土小说与文学未来的可能性，他几乎将当时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都归为乡土写作一类，陈忠实、贾平凹、莫言、张炜、韩少功等作家都在此列①。乡土文学是大宗主题，也就是被作家重复得最多的主题。近几年来，这种主题的凸显更加明显，并且还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趋势——乡土文学的理性视野几乎被遮蔽了，很多作品仅仅是农村题材而已，并没有写出本质上的改变，缺乏一种反思性的视角，这或与文学生产机制的变迁以及过分追求写作的应景性和作家创作经验等问题密切相关。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性改变，乡土文学的书写也不断改变着样貌，花样繁多，形态多样，既显示出一定的写法更新，也存在不少的应景之作，随波逐流，乡土味几近消失。当然，也有不少作家在进行一种坚守，钟正林就是其中一位，他进行着一种稳定性的写作，不过分追逐热点，也不盲目跟风，始终循着自己的节奏在进行写作。
钟正林的小说大多以农民为中心进行乡土的建构，是典型的“农民文学”；钟正林的小说都带有一定的问题意识，直面生活，直面现实，可谓“乡土写实主义”；在乡土文学普遍变味的当下，钟正林的小说依然能寻觅到一种乡土的气息，在他的笔下，乡土社会种种神秘性的东西还在，乡土的信仰还在。钟正林的小说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种种问题的揭露，仍有一种守护在里面，特别是诸多的理想化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他的这种守护与重建的表现。钟正林几十年的小说书写始终没有真正离开过乡土，以自己的坚守来重申乡土文学书写的意义，不是图解政策、迎合大潮的写作，也不是以过分奇崛的姿态描绘乡土，夸张变形揭露落后愚昧的一面，满足读者的猎奇心态，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见证、记录、回望并因此而怀念。在钟正林的书写中流露出一种重申乡土写作的意义和重建乡土世界的“灵光”的野心和追求。
一、“农民文学”：以农民和土地为中心的乡土建构
钟正林的小说大多书写乡土社会的裂变，以农人和土地为中心进行乡土社会建构，塑造了不少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绝大部分人物是普通的农民形象，他们本色为人，本分待人，勤劳、热情、淳朴、憨厚，又带点自私和狡黠，具有典型的小农思维和利己主义，但不是什么大恶人，仍坚守着做人的基本信条。当然，钟正林笔下也塑造了一部分利欲熏心的人物形象，他们唯利是图、无恶不作，是作者批判的对象。还有一部分人物则是光辉而伟岸的形象，他们有着兼济天下、为民请命的质朴与坚执，这也可看作作家理想人格的投射。而无论是哪种人物，作者都是贴着人物来写的，塑造得十分精妙和传神。《户口还乡》是十分贴切的农民叙事，小说书写了一位农民为妻子的户口问题焦头烂额的故事。小说中的大田三年前找了各种关系花了三千元钱把妻子的户口从农村转到了城镇，因为那时的城市户口是“香饽饽”，但未料想三年间家乡加大了改革力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凭农村户口就可享受山区开展旅游的收入，并在林权改革中分得山林。这时就需要把妻子的户口再转回去，但此时再转户口不仅要到处托人找关系，而且要花一万元。一个转户口的事件，显现出了农民的小心思以及他们所遭遇的生活捉弄，既有黑色幽默的成分，也有一种无奈之感。《可恶的水泥》也有这样的味道，作品一方面书写小人物辛苦追求的建造房屋、迎娶媳妇的必需品水泥，另一方面水泥本身也是导致其一系列悲剧的源头，他对水泥的批判完全从自身出发，极为贴切，叙述者也借助他的牢骚，表达了更为深刻的主题。
钟正林小说书写了农村人在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状态，集中表现在农民形象的塑造和建构上，这些人物有随波逐流的，有无动于衷的，有投机迎合的，有执着坚守的，也有力图改变的。这一系列人物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和生活空间中活动，他们既是个体，也是群像。钟正林笔下多是农民形象，聚焦的也是农民和农村的各种现实问题，是典型的“农民文学”，其和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还是有所区别，诚如贺仲明所言，谈文学与农民的关系，也许需要抛开“乡土文学”，改用“农民文学”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它确实是客观的存在，其基本内涵是，将农民作为文学的服务对象，或者自觉将文学创作作为农民的代言工具②。用自己手中的笔为农民和土地代言，这种情结深深影响了钟正林的创作。
《山命》所记录的正是乡土社会在当下正在经历的某种裂变，其中不少农民仍在坚守。作品中的岳二爸为了村庄的事情不断上访，只为村子未来的命运，而另外一些人则习惯了这种变化，并在这场巨变中赚得盆满钵满。小说不断将村庄的历史进行回望，以此来映衬当下土地和农民的命运。《塑像》通过书写农民为感恩援建队伍而努力达成为他们塑像一事，塑造了一群勤劳而智慧的农民群体。农民形象的塑造占据了他小说的大部分内容，还有一些人物，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却把土地和生态环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把农民的利益放在最高处，为农民奔走呼号。比如《水要说话》中的主人公易冬冬为曝光周刀子滥采砂石这件事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易冬冬的父亲农技师易元德为了保住五百亩高产稻田不被高速路糟蹋，奔走于各个部门，寻求解决之道，这些都是为民请命的伟岸形象。
钟正林写农民和农村，抓住了一个最基本的点，那就是土地问题，这是农民的根，也是作家的根。“那些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生活的人们面对土地流失的纠结和身心的被损害，是我的诸多土地系列小说引发评论界关注的主要视点。十年前我开始试笔小说，社会转型时期因土地引发的尖锐矛盾强烈刺痛了我，以各种名义修建的道路，尤其是大片大片的工业开发区和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以及被强占滥用的土地背后，失去土地的悲苦与无奈的人们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③正是对土地问题之痛的切身感受，才有这些深度的思考，并最终成型于一篇篇带着温度的文字。钟正林的不少作品都写到了土地面临的严峻问题。《龙门》中的老姜原型是镇上的一位农技员，上面的杂交水稻试验田都是由他在组织试种，作品围绕高速公路的修建与千亩稻田种植的冲突展开书写，老姜通过各种办法去保护土地。这样的情节又一次出现在《水要说话》中。《可恶的水泥》描写了工业化对乡村文明的伤害和人性在工业化与乡村文明的冲突中的沦丧，展现城市化过程与乡村基本生态的冲突。《气味》是从农民生理欲望被损害的角度来揭示这种危害性，直指现代化的恶果。城郊建起了工业区，三四十家化工厂集中在那里。乡村的生态环境开始恶化，小说多次写到了这种触目惊心的污染：“排出的污水流进石亭江，深黄的、褐色的、黑色的，将河里的石头浸渍成乌黑青紫、屎黄粪色……像麻风病人脸上的斑块。”这样的书写，无异于“一沟绝望的死水”的呼号。这样的气味直接导致了夫妻情感的破裂，作者用百姓的健康体魄与和谐夫妻生活的危机审视为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敲响警钟。
钟正林的写作是一种典型的在场写作，他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事外，而是从切身体验出发，启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有着明显返乡视角以及常见的启蒙、批判和反思的视角。这从他的人生经历也可窥见一二。钟正林不惑之年才走上小说创作之路，他有着相当丰富的乡土经验。他出生于川西古镇，1970年代随父母下乡至青牛沱山区二十余年，当过农民、矿工，对乡土生活有着切身体验。而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此地的影子。《副产物》的故事发生地正是“青牛沱”。小说围绕知青下放户“我”及一家人参与生产队的“副产物”作物分配展开叙述，把一段蹉跎岁月拉回到了当下。虽是历史题材，却对乡土社会有着很精细化的书写。小说把叙事背景放在城里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一段特殊时代，塑造了“四类”分子的子女群像，写到了一种时代的蜕变，知青与农民曾经有过的生活样式和生命样式都已经逐步消失了。小说明显有一种怀旧成分，而这些正是其无法割舍的情怀，是乡土应该保有的纯真。钟正林的乡土书写更接近于“农民文学”，并不是采用知识分子旁观的视角书写乡土，建构“诗意的乡土”或重建精神的原乡，而是站在农民的立场，呈现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状态，并以维系保护农民和土地为己任，他笔下所揭露的种种问题，就不单是一种暴露，而是“为民请命”的担当。
二、问题小说：“乡土写实主义”的具体呈现
钟正林的小说大多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书写大环境的剧烈变动给农人带来的生活的困惑，以及造成的内心的苦痛，乃至说不清又道不明的种种隐痛。④当下农民的内在“隐痛”成为钟正林的主要着力点，这也让他的写作多以“问题小说”示人，这些问题涉及面十分宽广，诸如土地问题、生态问题、基层官场问题、成长问题，等等。钟正林的媒体人身份让他的写作具有典型的理性思考，后续多以社会新闻形态的形式书写了一批问题小说，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生态恶化、土地消失、水土污染、疾病蔓延、人心散了等问题都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关注。作者对工业化持有一种谨慎和担忧，“工业化带给人们是暂时的欢快，它的后果是人类自身的智慧没法遏制的灾难”⑤。正是这样的一种认知，让他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工业化及其“恶果”来书写。土地问题是一方面，其他的危机也同样多。《秃了》将工业发展中农民生命力的衰竭渲染到极致，主人公王小兰到城里打工， 由于长期处于污染性的车间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中， 她健康美丽的体魄发生了变化。不仅头发掉个不停，连身体私处的毛发也掉得精光， 为了恢复体质、重拾和谐的夫妻关系， 王小兰最终决定与丈夫回到乡村， 但丈夫却在返乡之前出了事故。由生态问题引发的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危害，看起来是书写性事，其实是写对人的基本需求的损害。作品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深度介入乡土，是一种“乡土写实主义”的流露。《鹰无泪》仍是这些故事的续集，从乡镇企业的开办带给环境的破坏开始书写，提出了很多较为尖锐的问题。
近年来钟正林集中书写了一些小市民形象，他虽然已经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但其作品仍是一种乡土书写的延展，具有问题意识。其近期的这些作品还显示出一种写作的精进和娴熟，关注的问题更为多元化，蕴含的创作思维却是一以贯之的。钟正林有不少小说几乎是以素描的方式在呈现乡土社会，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其中的文学性都在让步，而大量的笔墨就是在诉说着乡土遭遇的问题，触目惊心，令人扼腕。这些作品都写到问题的根本，即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对金钱的无穷欲望。格非论及乡土社会的一种剧变或者说溃败时也提及这一点：“乡村社会已经被完全打垮了……农村的价值系统与城市完全一样，甚至比城市还单一。我现在回家根本待不了几天， 因为在城里还有相对丰富的价值观，而农村只剩下金钱和欲望。”⑥钟正林大量的作品正是对此的注脚，其描绘农村正在遭遇的厄运，表达一种生态主题，却又不仅仅限于此，而是表现出对农村命运以及人类命运的全方位的担忧，甚至多次以理想化的笔墨书写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为了揭露而揭露，而是塑造了那些普通而伟岸的小人物。
在乡土题材之外，钟正林创作了不少基层官场题材的小说，塑造了不少基层公务人员的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那些乡土书写中已经多次出现过了，仍是其问题小说的延续，城与乡在此是相互交融的。“钟正林的小说主要是写乡村、厂矿和机关。如果要以题材来划分，很可能小说语言将会切换成乡村图景、厂矿景物和机关世相的不同语境，小说情节以及由此生成的小说结构、模式、价值取向，很有可能产生隔膜和间离。但方言的使用使得钟正林的小说在三类图景中保持着一致，至少是大体一致。”⑦这种一致既是语言层面的，也是主题上的相近，更是文学意蕴上的同一性追求。《弹绷子》以现实生活的真实事件为素材，来源于现实中的政绩官员的盲目之举，这些作品的揶揄性和讽刺性，也有传统可以追寻。有意思的是，这些小说多多少少都涉及乡土的成长经历，而这种经历可以说紧随人物的一生。《黛色的核挑花》书写县环保局副局长刘加林到某风景区查处环境污染事件，小说特别提及刘加林对故土的记忆，甚至误把在饭店服务的小凤当成了初恋情人小琼去肆意强暴。这种书写，将故土的记忆与现行的状态结合起来，孕育出施暴这样的劣迹，意味深长。
钟正林习惯用方言写作，这些语言和人物之间贴得极为紧密，这不仅仅是使用方言的问题，而是这些语言是贴着人物的，不是由叙述者发出，更不是作家的话语体系。这些作品对农村面貌、农民状态有着一种延续性的观察和思考，《下矮桩》从题目到内容都围绕方言“下矮桩”来书写，在白主席下矮桩之前，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心理斗争。“白主席笑了两声，山不转水转。他自己都听得出来喉咙里的干笑。这种干笑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能领略。干笑了两声后，他又一脸苦相，自顾自地摆了摆头，从不下矮桩的他现在不得不去向那个人下矮桩了。”作家用了“喉咙里干笑”这样的表达，十分符合当时他矛盾和纠结的心情，“干笑”之后又是“一脸苦相”，喉咙里的干笑以及自顾自地摆头，都将他此时一个人面对即将发生的尴尬的手足无措的状态淋漓尽致展现出来。《下矮桩》以两位仇人之间的纠葛反映了社会的诸多问题。《慢半拍》则以城市小公务员为原型，书写了“快”与“慢”的哲学辩证。小说主人公刘漫与喜欢的人段小悠相处时所表现出的正常人样的思维敏捷，特别是在冯吉与段小悠被歹徒行凶时风一般地迎刀而上的“快”，与人物一贯的隐忍和“慢”，都突破了常人的极限。人总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奇迹，这样《慢半拍》这个隐喻就找到了深入的空间。作者揭露问题的同时，更多的还是一种对农民和农村未来的担忧和思考。钟正林近二十年的书写几乎涉及了农村的方方面面，其早期的作品主要源于他的下乡经历。乡土的变化是他着力书写的东西。复杂的现代化进程，传统的消亡，观念的更新，逃离、出走、外界的入侵，都是乡土写作的基本路数，也是乡土社会的真实写照，如何辩证看待城市与乡土的关系是作家反复思考的问题。《阿加的黎明》书写来自乡土的年轻少女们到城市打工的故事，但是城市并不能真正接纳她们，被解救的阿加回到家乡本想融入故土，却与故乡变得隔膜。
这些都是问题小说的延伸，钟正林的写作揭示出所有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源于发展，而是其背后人性的作祟。总的来看，钟正林主要书写的还是以川西青牛沱山区为代表的传统乡土，其遭遇了现代化的侵袭，商业化、工业化打破了从前自然的乡土生活，城市的工业化使乡村家庭变得破碎，乡村的工业化却让人的生命力逐渐暗淡。污染的河水、开采的青山、衰竭的生命，满目疮痍，在引人心痛。现代化引发了对环境的破坏，产生了对人肉体上的戕害、对人心和人的精气神的腐蚀、对人性的扭曲等连锁反应。一片片萧条落败之景诉说着发展之痛，种种破败与衰落，都给作家以无尽的愁思，最可怕也最可悲的地方还在于，包括农民在内，人们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的变化。但是，希望总是存在的，必须要为之努力和改变，重建主题跃然纸上。首先就是一种乡土气息的复原。钟正林的每一部分小说都具有很明显的问题意识，和很强的现实色彩，可概括为一种“乡土写实主义”，一种无差别化的生活书写，其不同于神秘性的书写，似乎与乡土的神秘、圣洁、灵光、原乡等词汇不沾边，这并不是说完全舍弃了乡土应有的神圣性，相反，作家是在重建乡土的“灵光”。作品对种种问题的揭露，有一种守护在里面，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正是他的一种守护与重建。
三、浪漫与写意：重建乡土的“灵光”
钟正林的书写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小说中提及的种种问题都指向了乡土文明的“溃败”。但是，乡土社会的这些剧变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末路，“乡村文明的危机或崩溃，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对这一危机或崩溃的反映，同样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⑧虽然这样的期待并未完全兑现，但是不能否认大部分作家朝此目标的努力。钟正林浓郁的故乡情结使得他的作品在描述乡土的种种问题乃至溃败时，仍有一种怀念、期待和重建的信仰，他作品中浪漫与写意的一面正是这种创作意图的体现。
中国乡土小说在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两种模式，简单来概括，一种是现实派，一种浪漫派，丁帆将其概括为“写实派”与“写意派”，分别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代表。⑨钟正林则兼具两种特性，一方面，他的作品多为揭露问题，是十足的现实派，而与此同时，他的作品明显在探询一种解决之道，寻求一种出路，具有一种浪漫化的书写，又滑向了写意，他对问题的揭露，有鲁迅的风范，而类似于《边城雨》这样的作品，又在向沈从文致敬。钟正林早期的一些中短篇还是陷入一种常态化的乡土书写中，虽也揭露丑陋的一面，但其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一种生活和生存的困局之上。乡土除了是所有人的根，也是所有人的灵魂栖息地，具有信仰层面的意义，但是近年来在世俗化的冲击下，乡土变得破败不堪，乡土的精气神、乡土的“灵光”消失殆尽。“乡村一直是原乡神话式的存在，无论骂它、爱它，批判它、赞美它，背后都有基本的原型意义。乡村是大地、母亲、故乡、家、爱、童年、温馨、苦难等一切本原意义的代名词，它包含着巨大而深远的象征性，文学的基本母题和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寄托。‘乡村’，几乎可以说是作家情感的祭坛，忧伤而甜蜜，神圣而深沉，充满着古典的膜拜意味。”而这一切，随着乡土的裂变而在悄然改变，在不少作家笔下，乡土已经失去了梁鸿提出的乡土的“灵光”，“充满灵光的、神圣的、哀愁的乡村，充满人类与民族所有命运与主题的乡村被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展览式的、世俗化的乡村”⑩。“灵光”消逝后的乡土书写问题是值得深思的，而钟正林的写作似乎在努力重建一种乡土的“灵光”。
贺绍俊指出钟正林小说中的“河雾”成就了一种特别的美，11而这种“河雾”书写具有典型的浪漫色彩和写意成分，是一种通过乡土之美的发现来进行乡土的重建。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一种乡土风景画、风情画和风俗画的呈现，在风景画上，前后风景画的对比也很有深意。《可恶的水泥》中有不少川西风情的书写，是对曾经风景的一种追忆，“青牛沱里是真正的大山……狮子包，八卦岭，大屋基，九峰山，一山比一山高……可过了些年辰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九七年那次特大洪水之前，品能所在的生产队杂木都砍得差不多了，品能天不见亮就背上窖柴刀沿着马槽岩往黑龙池山上爬，碗口大的杂木都找不到，沟坎岩边，只剩了些弯头纠拐的玛桑、青钢、长得伸展的水冬瓜、木浆子、响泡子，香樟早已被人砍了，漫山只有树桩和未成材的杂木林”。前后的对比，能够看出作家的情感曲线。在风情画上，钟正林多次写到了乡土民间那种野性而淳朴的情欲。在风俗画描绘上，其将川西乃至巴蜀的风俗进行了多维度的展示。
钟正林的小说依然能寻觅到一种乡土的气息，在他的笔下，某种神秘性的东西还在，指向民间和大地的基本精神还在。不同于启蒙与批判的视角，作家多次通过一种回乡书写来试图重建乡土的“灵光”，重拾乡土的美好。《巧木匠》所写的故事多少有些民间传奇色彩，通过奶奶的讲述，让故事愈发具有神秘性，虽然小说结尾有科学的解谜，但是那毕竟是只有几个人知道的秘密。《边城雨》也蕴含着浓郁的乡土精神。小说是一个诗化的文本，探讨的主题其实也是一种和乡土难舍难分的情愫。老一辈人安土重迁，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故土。小说明显嵌套了沈从文的《边城》，将一百年前的故事和现在的故事并置起来，故事营造了一种唯美的风格，而故事发生地成了关键，无论是懵懂的爱情，还是与爷爷在老家的相守，边城成为一种情感和精神的寄托。出走与留守，和命运始终发生着关联。“那一刻，书英领会到了，爷爷除了不愿去过陌生的生活，就是舍不得黑狗，就像自己舍不得爷爷。”孙辈公书英去外地上学，不得不离开故土，出走已经成了当代农村年轻一代唯一的选择，但是故乡的记忆并不会因为出走而丢失，这正是作家的一种寄托，借人物抒发这种怀念，故乡始终在人的心间。到了最后，女孩公书英还是回到了故乡，既是放不下自己的爱情，更是因为放不下心中的那一份对故乡的牵挂。虽然乡土的特性在现代的浪潮之下也变得岌岌可危，但是还有一丝气息尚存，寄托还在。《边城雨》中淳朴的人性、美好的情感以及怡人的景色，都是一种美好乡土世界的想象和重建，虽有原型，更多的还是作家的诗化想象。
对此体现最为明显的，当属《山命》，小说从一开始就弥漫着一种氤氲的神秘气息。小说由一群波尔山羊的命运牵出了龙门山脉青牛沱山村的隐秘史。小说多次写到了深藏于乡土的神秘性，传说不断回响。闷雷、灵异神兽、漫山的山花以及飞鸟、树林、泉水、河流、村庄、山峦等众生万物成为乡土社会既有的秩序。叙述者不断提醒，山村在发展中的劫难似乎都与狗豹子和三棵神树有关，尤其是作品将地震这一天灾也和这些隐秘的东西联系起来。《山命》既是一部地震题材长篇小说，也是描述川西北山区风物的方志。作者传达出自然值得人类永远敬畏的信号，大山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它和寄生在这里的种族一样是有细腻情感的。在现实书写的同时，不断穿插着各种灵异事件，小说最后狗豹子的下跪，也有一定深意，通过动物来表达一种敬畏和虔诚。这种超现实的笔法也将乡土社会那种神秘性和“灵光”渲染到极致。
近年来的小说书写有一种“向后看”的趋势，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度回望，从本土文化寻找文学资源就成为作家自觉的意识并逐渐形成潮流，文化传统的“复兴”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12钟正林的小说对民间文化、民间信仰以及地方神秘性事物的书写都在回望这种传统。《山命》关于祖先的书写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其中不乏想象的成分，而这也正是作品所要重建或重申的东西。这些神秘事物，还是具有一丝的“灵光”，是需要尊崇的。王德威在论述中国小说史的时候提出，“在19、20世纪漫长的小说现代化的过程里，早期作家学者的目标是‘祛魅’，无论是鲁迅个人或是他所代表的批判写实主义，都希望把小说作为针砭现实人生的利器，将传统中阴魂不散的鬼魅祛除。但是过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尤其是在小说界，可能是‘招魂’。有心的作家希望借小说再次把我们曾经失去或者错过的各种斑驳的记忆，纷乱的生活体验，各样的理念情绪重新思考反省。中国现代性在启蒙和革命之外，也许还有些别的？”13王德威将小说家对传统的回望称之为“招魂”，这种招魂招的就是传统，就是那些神秘性的东西，钟正林小说中多见对传统的回溯，或是一种“招魂”的努力。其书写的就是关于大山的信仰、自然的信仰、生命的信仰，神秘事物、神秘书写，就是在为乡土招魂，这是人类永远需要敬畏的。
《水要说话》的开篇作家用了一个很具象的比喻，“越来越瘦的村子”，“瘦”正是普通人对事物的感知，这也是作家贴着人物来写的体现。瘦既包括建筑规模的缩小、人口的流失、环境的破坏，也包括人心的变化、乡土精气神和乡土信仰的消亡，作家对此是十分伤感的，因此他要努力用作品为此做些什么，这正是其写作的终极追求。诚如陈晓明所言，“他的小说有着原汁原味的川西泥土气息；既是一种回归，又是一种抵抗，更是一种守望”14。回归、抵抗、守望，进而重建乡土的“灵光”。
钟正林的小说书写可谓大器晚成，丰厚的生活阅历然使他的小说有着十分扎实的内容，直面问题，直面生活。四川这片土地是乡土文学的重镇之重镇，得益于巴蜀大地乡土文学的传统的滋养，钟正林的小说多以乡土为题，且多有精妙的书写，他的乡土书写具有的同一性和个性色彩，既能汇流到巴蜀乡土书写的洪流中去，也为这股文脉的奔腾汹涌源源不断注入活水。钟正林的小说书写聚焦乡土社会的裂变，书写农民、农村显在与隐藏的问题。“当代乡村不再是静止、凝滞、有待发现与改造的空间，而是流动、敞开、主动变革与更新的关系性场域，无论从生活方式、认知感受还是精神结构上，都承载着中西古今一切文化与技术的成果，并且时刻不停、永无止息地在创造着自我与世界。”15正是这种流动与敞开，让乡土之于文学有着永远发掘不尽的资源，不断提供着书写的契机。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又将乡土书写提上了新的高度，如何在这场战斗中发挥作用，文学书写还有广阔的天地。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ZD04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参见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十九章“乡土叙事的转型与汉语文学的可能性”。
②贺仲明：《新文学与农民：和谐与错位——对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③钟正林：《隐痛书写是悲壮的抵抗——我的土地问题小说创作谈》，《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④白烨：《隐痛的背后——谈钟正林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10年第1期。
⑤钟正林：《甘做微木填沧海》，《文学报》2009年12月10日。
⑥格非、李建立：《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⑦刘火：《方言的力量——钟正林小说读片》，《当代文坛》2015年第5期。
⑧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
⑨丁帆：《论沈从文小说超越文化和悲剧的乡土抒情诗美学追求》，《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⑩梁鸿：《“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11贺绍俊：《“河雾”中成就一种特别的美——读钟正林小说断想》，《小说评论》2010年第1期。
12孟繁华：《总体性的幽灵与被“复兴”的传统——当下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记忆与中国经验》，《当代文坛》2008年第6期。
13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80页。
14陈晓明：《守望本真的乡土叙事——钟正林小说漫评》，《小说评论》2010年第1期。
15刘大先：《确定性的显隐——乡村叙述的嬗变与“三农”的再认识》，《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
[作者单位：当代文坛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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