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青年的主体意识、现实困境及幸福观——评梁晓声长篇新作《中文桃李》
内容提要：梁晓声长篇新作《中文桃李》讲述了从大学走向婚姻的一对“80后”青年的爱情故事。小说描写了“80后”中文学子所面临的中文系辉煌不再、代际沟通和生存焦虑的现实困境，塑造了一群身份、性格、命运迥异的青年形象，凸显了复杂个体身上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揭示了隐藏在人物命运背后的幸福观的重要性。关于青年应该如何追寻幸福，《中文桃李》尝试在关切年轻人的真实生活和反拨畸变的社会心理及重塑社会价值的意义上作出努力，一如既往地体现了梁晓声的理想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在现实层面也构成了一种积极力量。
关键词：梁晓声 《中文桃李》 主体意识 现实困境 幸福观
梁晓声始终以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眼光关注着时代变迁中的中国，关注着青年这一群体。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雪城》中的徐淑芳，到《人世间》中的周秉义、周秉昆，无论人物的经历多么不同，他们身上不变的都是对理想的执着与对生活的信心，理想主义始终是梁晓声作品的主旋律。在新作《中文桃李》中，作家将目光投向了以李晓东、徐冉为代表的“80后”青年人，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代人，他们身上的奋斗精神和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是时代在“80后”青年身上留下的烙印。
一、“80后”青年的主体意识
《中文桃李》以“80后”中文系学子李晓东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亲情、爱情和友情，理想与现实相互交织的青春故事。在绘制人物图谱时，作家有意识地选取四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干部子弟王文琪、出身小康之家的李晓东、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徐冉，以及与大学无缘的刘川、吕玉、“星爷”“肥仔”作为“80后”青年的典型形象，使小说涵盖了广阔的社会面。这些青年出身各异，在人生选择上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在现实与理想的摩擦中呈现出的对生命的热爱却有共通之处。作家一方面展示了家庭出身不同的青年走入社会后各异的处境，另一方面抓住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力图使小说中的人物更加立体与写实，这不仅体现了梁晓声作为作家的社会分析眼光，也传达出他对年轻人的理解与关怀。
小说在塑造青年形象时，不仅凸显了家庭背景与人物性格特质之间的关联，更强调了人物在建构自我主体意识方面对环境的超越。主体意识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物主体性的具体表现。刘再复先生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说：“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①主体性概念还可以追溯到康德的主体哲学，康德强调人既是认知主体，又是道德（实践）主体；人之所以能成为自身的主体，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即人的思想行为完全出自自身的原因，而非被动地出自他人、家庭或社会的要求。
小说主人公李晓东拥有一个富足的家庭，他父亲是地方美协副主席，母亲是退休校长，出身小康家庭的他，却并未对家庭产生过度依赖，而是在人生的很多选择上都表现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展现出较为明晰的主体意识。在面对大学毕业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李晓东不像班里的女生那样以现实生活为准绳，坚持考研，为留在校园工作做准备，而是坚持自己“为文学”的人生目标，不断探索自己的职业方向；择偶方面，他的想法一直都是“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②，在追求徐冉之前，李晓东还特意了解了徐冉的人生目标，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必定是平凡的，倘若徐冉的志向太“高大上”，两人的人生目标不太匹配，他就不会选择徐冉做自己的人生伴侣。但当李晓东明确他俩彼此的心意和目标后，他通过一次次地询问自己“执否”，从而一步步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即使他母亲因徐冉的农民家庭出身而表示强烈反对时，他也未曾表现出退缩，相反，他一直想尽办法说服父母接纳徐冉。
当然，李晓东强烈的主体意识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成长中逐步形成的。大学刚毕业时，他也曾想过依靠父母的能力获得省城户口，但一想到这对父母来说也是“一件得舍下颜面硬求生蹚”③的事，他便还是决定宁愿自己当三年环卫工来取得户口，也不让父母放下身段求人办事。从这件事来看，李晓东虽然在思想上尚未摆脱对父母的依赖，暴露出他尚不成熟的主体意识，但是对父母的爱与体贴使他最终决定自力更生，爱在此充当着人物主体意识建构的重要精神力量，透射出作者对于青年成长的温情希冀。李晓东依赖家庭的心理在他与徐冉离开省城“北漂”后得到了彻底改变。客观上，他在北京实现了经济独立，而父母远在灵泉，空间距离使他失去了处处依赖父母的可能；从主观层面看，他在生活和工作中磨练了心智，得到了成长，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实现了自立，不再把家庭当作托底的“安全网”，而是完全由自我出发，完成了自身主体意识的建构。
徐冉是小说人物中主体意识最为明晰的人物，她出身于农民家庭，对人生有着相当明确的规划，比起李晓东有时对待人生的随缘态度，她对待生活与学习更多了几分自己想法与思考。虽然农民家庭不能给她的工作与婚姻带来助力，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她的发展，但是她却并不顺从命运，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争取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在她的观念里，自己就是命运的主宰，找到一份好工作也好，追求爱情也好，凡属于人的一切正当合理的权利都是她可以争取的。她在大学入学之初就认定了考研的目标，她认为读研究生能够帮助自己提升求职竞争力，找到一份好工作，从而获得一种主体的自由。在爱情方面，她勇敢而且真诚，在广播中大胆地解剖自己的过去，直接表明对李晓东的心意。在家庭伦理观念上，她信奉“极现实主义的人生观，父母必须对孩子尽好责任，如果缺乏能力，那就不应将孩子带到世上来”④。用李晓东的话说，徐冉身上有着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与洒脱的气质，她是那种“天生就能参透‘人生如意二三事，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玄机”的人。⑤她比李晓东更知世故，却不世故，她身上更多地体现了罗曼•罗兰所说的“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⑥的气质。
比较而言，王文琪则可以说是一个主体意识相对薄弱的人物，他出身于高干家庭，父亲是省政府秘书长，家庭的富足和各种人情往来使他一方面养成了依赖父母的心理，一方面也使他为人处世时将家庭背景视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他毕业后找工作都是依赖父亲的人脉，他与李晓东交朋友的初衷是延续家里与文艺界人士交好的传统，他选择与省城名流的女儿郝春风恋爱是为了充实大学期间的情感生活以及规避未来的纠缠。王文琪乐于享受优越的家庭条件带给自己的种种便利，也正是这种观念阻碍了他主体意识的发展。但他也并不是一个毫无主见、只图享乐的纨绔子弟，鲜明的主体意识有时也出现在他的行为活动中。在大学期间创办文理杂志时，他热心参与其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杂志联系印刷，联系朋友圈里的好友为杂志做宣传，从连锁宾馆和书店为杂志拉赞助等，这些行为彰显出他为办杂志付出的真诚与努力。他没有因为自己的高干家庭出身而脱离同学，反而利用家庭带给自己的资源为同学们服务。他对同学平等相待，对朋友更是一副古道热肠：在李晓东与徐冉的爱情遇到挫折时，他总是热心地开导他们；在李晓东和徐冉遇到工作困境时，他又毫不犹豫地邀请他们到北京发展，为他们忙前忙后，安排住处，介绍工作。如果说作家在对李晓东的刻画中投注了对于青年主体意识成长的期待，那么在对王文琪这个主体意识薄弱摇摆的人物的书写中，则隐含了作家对于家庭遮蔽和阻碍青年主体意识的深重忧思。王文琪最终黯然远走异国的结局，与李晓东、徐冉夫妇通过奋斗挣得的幸福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从正反两个方向强化了主体意识对青年人生的重要性。
比起李晓东、徐冉和王文琪的书生意气，作家在早早进入社会的“星爷”“肥仔”、刘川、吕玉这些人物身上更多地倾注了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虽然小说对他们着墨不多，但寥寥数笔就使他们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不像李晓东和徐冉那样对文学有很深的了解，可仍然充满希望地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摸爬滚打，与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败做斗争。他们的主体意识体现在他们改变环境、超越环境的强烈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等方面。“星爷”和“肥仔”常年漂泊在外，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直到他们“在北京到底闯出了些名堂，艺能比较全面了，不但演得了小品，也会说相声、独唱和二重唱”⑦，才选择回到灵泉发展他们的演艺事业，他们在不停的奋斗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刘川和吕玉也是如此，他们关心衣食住行，感叹人生的曲折离奇，在人生的赛道上努力收获幸福：多年以后，刘川终于熬成了老板，吕玉则嫁给刘川当了老板娘。可以说，不管是“星爷”和“肥仔”，还是刘川和吕玉，他们的生命力是通过不断奋斗而被激发出来的。底层人物的生命力和对待生活的热情，使得他们在困难、挫折、迷惘面前没有败下阵来。小说中，刘川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鲜活的生命力以及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一阵沉默后，刘川给自己打气地说：“泥鳅也是鱼。鲤鱼有鲤鱼的活法，鲫鱼啊、胖头鱼啊，嘎鱼和泥鳅啊，也都有自己的活法。这世界上哪一种有生命的东西都必然有自己的活法。这条巷子就是属于我这条泥鳅的水塘。这条巷子不会消失，那么我的水塘也不至于没水，我就不愁自己哪天会被干死。……泥鳅也要活出滋味儿来嘛……”⑧
梁晓声笔下不同人物之间主体意识的差异，形成了小说中这些“80后”青年各自独特的人生轨迹，使他们呈现出面向丰富、气象多元的生命状态。在关于青年主体意识的探讨中，作家以敏锐的社会分析眼光关注着家庭出身对于个体人生境遇的影响和对主体意识养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赞美青年超越家庭与阶层，于奋斗中彰显主体意识的向上精神，也表达了对家庭遮蔽、吞噬青年主体性的忧思。
二、“80后”中文学子的现实困境
“80后”青年多为独生子女，在他们进入大学的新世纪初，中文系已辉煌不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科生，是一流的人才学文学，进不了中文系的才会选择其他专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经济、金融、法律、新闻、计算机，甚至对外汉语等实用性的学科，都成了热门专业，而小说主人公所就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则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边缘化。“80后”的中文学子，既要面对专业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又要面对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矛盾，还要面对毕业后职业上的艰难选择，因此，《中文桃李》在塑造人物时，将焦点放在了现代人精神层面的困扰与追求上。上述各种社会现象，至今仍值得去关注、讨论与深思，梁晓声在小说中就针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第一个问题是中文系的边缘化以及文学的意义。小说在讲述“80后”学子对待中文系的态度时，首先点出了中文系的尴尬处境，“中文系，最大的筐子，分数低的全都装”这句顺口溜的流行，透露出刚被中文系录取的青年在本世纪初所面临的时代现状。探究中文系为何走向边缘化，并非作家的真实意图，他真正想强调的是文学的意义，于是他借小说人物汪尔淼教授之口说：“文学曾起到过这么一点儿促使社会进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一点儿一点儿地，一百年一百年地影响着世道人心。”⑨文学正是通过一个个终将走向社会的中文学子发光发热去影响和改造社会的，为此作家特意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安排了“80后”青年表明文学态度的情节，从人物的命运轨迹来佐证文学对他们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拿李晓东和徐冉来说，李晓东从一开始就对文学满怀热爱，毕业后做的工作也都与中文相关，尤其是他后来在纪录片领域获得的瞩目成就，更是与他对文学的执着密不可分，用李晓东自己多年以后的话说，就是“我的工作，至今还靠文学二字垫底儿”⑩。徐冉初入校园时一心想考对外汉语专业研究生，“对文学一向毫无感觉”11，却没想到自己的人生还是没能脱离文学的影响。作家用徐冉的人生经历印证了汪尔淼教授在第一节课上所说的“作为普通人家的儿女生逢此时代而又在大学里学‘汉语言文学’，未必不是幸运，因为文学或能从多方面给予普通人家的儿女以不同的人生尝试……”12文学使徐冉敞开心扉，她将自己过去的经历写进散文里，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欣赏与鼓励；文学使徐冉更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人生，作为底层农民的女儿，生活容不得她过于浪漫，因此她给自己的人生规划，是一种“报告文学式的人生”，这正是一种立足大地而又仰望星空的人生态度；她身上所体现的强烈的进取心和直面生活的勇气，可以说也是得益于文学的滋养。李晓东和徐冉的人生经历，何尝不是千千万万个中文学子的成长轨迹，也许要等到毕业多年以后，他们才能领悟到文学对于自己人生施展的魔力。
第二个问题是亲子间的代际沟通。中国从1970年代初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导致“80后”一代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在享受父母全方位的关心与宠爱的同时，也受到了“爱的禁锢”。这种禁锢大多来自他们的母亲，“不论农村的母亲们还是城里的母亲们，不论穷家的母亲们还是富家的母亲们，总之中国当下的独生子女的母亲们，似乎都或轻或重地患上了一种‘母爱强迫症’”13，她们过多地将精力放在孩子身上，以至于侵犯孩子的独立空间。在小说中，这种“强迫症”主要体现在李晓东的母亲身上。上了大学以后，李晓东第一次放假回家，此时他的内心充满了成年人的自尊，所以对父母当面议论他、否定他的做法表现得十分愤怒，当即与母亲发生了争吵。在争吵中，李晓东母亲有一段话，几乎可以说是“80后”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宣言：
老妈不依不饶地说：“不爱听就可以用拳头砸桌子了？你哪儿来那么大的火气呀你？你还别不爱听，我告诉你晓东，不论当面议论还是背后议论，永远都是我们爸妈的权力！因为你是我们的独生子！独苗！如果你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想让爸妈总议论你也不可能，有时候还轮不到我们关心你！关心你才议论你，议论你就是关心你！不但要议论你的现在，更要经常议论你的将来。在我们有生之年，你永远是我们的议论话题。在我们的三口之家，一切与你有关的事都是头等大事，谁叫你是我们的独生子呢？”14
这种因爱而生的代际矛盾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逐渐积累、加深，最终在“80后”青年的职业、爱情、婚姻等人生大事中爆发出更为激烈的冲突。李晓东的母亲多次向儿子表明自己的期望：儿子的工作是越体面越好，住得离家越近越好，最重要的是未来儿媳妇的家庭条件要能跟他们家门当户对。然而对李晓东而言，不管是工作还是爱情婚姻对象的选择上，他始终都遵从自己内心的意愿，无论是选择在省城当环卫工、远走北京，还是执意与徐冉在一起，都是他的主体意识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他对父母的“爱的禁锢”的反抗。当代际矛盾无法弥合的时，必须有一方做出退让，从而换取家庭的和谐，而这一方通常也是父母。在小说结尾，李晓东的母亲终于放弃了自己的偏见，接受了徐冉作为自己的儿媳。
代际矛盾并未止步于李晓东与他的父辈之间，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以新的样貌又出现在“80后”和他们的下一代身上。李晓东虽然在与父母的观念冲突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意识，却在儿子身上遭遇了新一代价值观念的冲击。李晓东的儿子“从初一起就那么坚决地不打算成为普通人了”15，他和他的同龄人受社会流行思潮影响，追求那种“唯名利是图”的“成功”，以成为“人上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李晓东并不认同儿子的目标，但也无可奈何。无论是李晓东父母对他的期望，还是他对儿子的期望，都是在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爱”下一代。但这种“爱”常常会成为孩子的束缚，孩子只有自己去经历人生的风雨，才能认识到幸福的来之不易。而促使两代人之间相互妥协的，往往还是因为“爱”。正如李晓东父亲当年所说：“做你们‘八〇后’的父母很不容易，等你自己也做了父亲，就能理解我和你妈了。”16
第三个问题是“80后”青年的生存焦虑。激烈的社会竞争促使以徐冉为代表的中文学子犹如过江之鲫一般争先恐后地去考研，为的只是将来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生存焦虑在徐冉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孩子，稳定的工作和富足的收入是她安身立命的根本。然而研究生毕业后，省城的就业机会也变得水涨船高，生存的压力和对未来的向往使她想去北京寻找发展机会。同样想要去一线城市发展的还有李晓东的表哥，表哥在事业大好的情况下，毅然选择南下深圳，一心要在大城市发展他轰轰烈烈的记者事业。
令李晓东和徐冉没有想到的是，来到北京不仅没能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反而加剧了异乡人在急速变化的陌生环境下产生的焦虑感：大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工作、体面的收入和安稳的生活，他俩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只能在郊区租一个半地下室的房子居住。人在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时，是很难对城市空间产生深厚的情感联结的，物质与精神的匮乏会发酵成寄生菌，日复一日地蚕食他们的生命。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唯有文学还能给他们带来些许安慰。表哥在深圳待了几年，但是深圳并不缺好记者，他也只能放弃自己的初心，换成了文秘的工作。
作为“逃离故乡”的反叛者，他们在拒绝他人对自己的干涉方面表现得十分相似，而在“回归故乡”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李晓东和徐冉在经历了“北漂”的“艰难岁月”后，决定回到故乡灵泉，此时在他们看来，“摆脱贫困，远离病患纠缠，没遭受欺辱与不公”17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而表哥在深圳也已漂泊得疲惫，与李晓东和徐冉的主动回归不同，表哥心底还是向往深圳的生活，只是基于现实考量，最终作出了“回归故乡”的决定。表哥的“回归”带有更多的遗憾、不舍的意味；而李晓东和徐冉则是经过两种不同生活的比较之后，重新确立了幸福的标准，这种主动的转变，使“回归故乡”成为契合他们心意的选择。李晓东和徐冉在这“逃离”与“回归”之间，摒弃了不适合自己的人生追求，重新审视了内心的真正需要——对平凡幸福的向往。
上述三个问题，不仅是小说《中文桃李》主人公的个人遭际，也是“80后”甚至“90后”中文学子的现实困境。梁晓声不仅通过小说为我们揭示了这些问题及其产生的根由，而且给出了他作为一名富有时代关怀的作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新世纪以来中文系的边缘化并不会使文学走向匮乏，相反，无论是职业的选择，还是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的奠基方面，文学都能给我们带来潜移默化的力量，虽然缓慢但却长久地影响着世道人心；父母与子女的代际矛盾源于“爱的禁锢”，也只有“爱”才能使它得到化解；年轻人的生存焦虑往往来自对生活的过于理想化的追求，也许只有经历过挫折、迷惘、困苦，才能理解“出走”与“回归”不过都是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不同道路，而何谓“幸福”，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当然，化解这些问题的基础，是年轻人要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父母、社会或上天去摆弄。
三、平凡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中文桃李》并不是梁晓声唯一一部探讨“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的小说，就拿他近几年的作品来说，从2017年的《人世间》，到2020年的《我和我的命》，梁晓声一直在尝试通过人物命运的纠葛，探讨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幸福。《中文桃李》延续了他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和他的现实主义情怀，小说在书写青年一代的思想变迁时紧紧围绕“幸福”这一话题展开，在“80后”青年该如何认识幸福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
作家通过李晓东和徐冉、刘川和吕玉两对情侣在各自人生轨迹和思想上的变化，来揭示他们在面对如何认识幸福这一人生命题时的态度。李晓东和徐冉对于幸福的认识，随着人生阶段的前进而逐渐深化。对于出身农家的徐冉而言，幸福的生活需要“挣命”才可以获得，而对李晓东而言，他本来只需“顺命”就可以获得富足的生活。但徐冉和李晓东的命运，在他们恋爱之后就改变了：选择李晓东，减轻了徐冉的人生负担；选择徐冉，则使李晓东面对生活时不再那么“佛系”18，二人的结合促使他们携手奋斗。
大学时期，李晓东和徐冉对幸福的定义是模糊的，他们都没有想去“北上广深”发展的愿望，徐冉的目标是在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省城的大学老师，李晓东则表示“在无亲无故的陌生的一线城市闯人生”19是一件让他恐惧的事情。这个阶段，他们都认为能在家乡灵泉或省城工作就很好，希望能在毕业后拿到省城户口，但是徐冉并没有如愿在省城找到理想的工作，于是他们选择了“北漂”。“北漂”以后，“搏命”的生活使他们变得更加彷徨和迷惘，频繁地更换工作、拼命地挣钱，工作和生活中受到的各种委屈，让他们无暇思考幸福的定义。当他们终于能在北京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却发现故乡灵泉的幸福指数更高。用李晓东的话说：“灵泉是个‘小世界’，生活在自己各方面都熟悉的‘小世界’里，人的自信反而会大，挫败的代价也相对会小些。”20可以说，正是“北漂”的生活使他们得到了成长，他们对“何谓幸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也是他们决定回到灵泉发展的根本原因。回到灵泉后，李晓东如愿加入了年轻的纪录片团队，在对工作的热爱与努力中收获了事业的成功；徐冉也考上了公务员，事业发展顺风顺水，家庭变得更加美满。
同样在恋爱和婚姻中携手探索“幸福”的奥秘的还有李晓东的发小刘川和他的妻子吕玉。当吕玉对她和刘川的婚姻感到困惑时，徐冉开导她说：“我看你和川儿的认识也是一致的。都属于同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是快乐的时候多，有什么过不到一块儿去的呢？”21从他俩对待李晓东和徐冉去北京发展一事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俩都喜欢小城市，注重生活的体验感。刘川认为灵泉一切都好，没有必要去北京发展；在吕玉看来，人应该在哪儿活得容易才在哪儿生活，比起北京，灵泉才是一个活得容易的地方。可以说，无论是李晓东和徐冉，还是刘川和吕玉，都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磨合出了相似的幸福观，对于幸福的共同标准也成为他们美满爱情与婚姻的基石。
小说还通过李晓东和他儿子幸福观的冲突，暴露了当代价值观的畸变，并探讨了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年轻人应当如何看待幸福的问题。李晓东对幸福的感悟是通过自身的经历得来的，他欣赏平凡的民间幸福，而他儿子追求的则是“唯名利是图”的幸福，他对幸福的理解并不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得来的，所以李晓东在面对儿子对所谓“好生活”和“成功”的向往时，不由得产生了担忧：
因为他们所向往的好生活标准实在太高了，高到只不过是极少数人才能过得上的生活。我怕他们在一往无前的追求的过程中，尚未来得及反思呢，便成了那“好生活”的辐射波的牺牲物。是的，是物，对于那诱人而又杀伤性厉害无比的辐射，人亦物也。22
这不仅仅是李晓东个人的想法，也是作家梁晓声对年轻一代的担忧。当社会呈现出“唯名利是图”的单一价值导向时，人就容易被“物化”，幸福的内涵就会变得苍白、扭曲。李晓东儿子所信奉的价值观折射了当下社会的某种现状：很多年轻人受“唯名利是图”价值观的影响，成长过程中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坐标体系”，在选择专业或职业时，忽视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盲目地被欲望吞噬。归根结底，人要能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建立起内心的价值坐标，才不会在流行的社会思潮中迷失自己；而如何建立起内心的坐标，根据作家在小说中的指引，也许文学能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在梁晓声看来，幸福寓于平凡之中，平凡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小说两次提到李晓东对幸福的看法，一次是他的父亲过世后，他想起父亲说过：“人是追求幸福的动物，但首先得明白幸福的要义是什么。在哪里生活的愉快指数高一点，哪里才是我们普通人的福地。”23正是因为对父亲的话有了深切的体认，他和徐冉才决定回到灵泉去发展。另一次是上初一的儿子对父母当初从北京回到灵泉的决定表示不解和不满，李晓东面对儿子对“成功”的向往以及他小小年纪就立志要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的执着，他重申了自己所理解的幸福：“在民间，幸福虽与富贵荣华不搭界，却也是千般百种并不重样的。”24李晓东对幸福的理解，所传达的正是作家本人的幸福观，梁晓声通过小说人物的言行，试图纠正“唯名利是图”的流行社会心理，启发年轻人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安排也与此形成呼应：在李晓东、徐冉、表哥各自做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选择后，只有主动选择“小城市”的李晓东和徐冉获得了幸福，而始终向往“大城市”的表哥，则一面怀揣对深圳的遗憾，一面又不得不面对回到灵泉的现实，继续寻找事业的突破口。如果说表哥的身上体现了某种理想的失落，那么在李晓东和徐冉的身上，所体现的恰恰是一种理想的实现。
结 语
《中文桃李》是梁晓声在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近二十年教学生涯的经验和感悟，也是他对当代中文学子的真诚寄语。小说通过人物的不同选择与经历，给年轻人在如何树立正确幸福观的人生课题上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年轻人的主体意识是他们人生选择的基础，只有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才能主动地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在面对专业的边缘化、独生子女的代际矛盾、社会竞争带来的生存焦虑以及社会流行思潮的冲击时，才不会迷失自我。幸福的内涵是丰富而宽广的，并非只有极少数人过得上的好生活才是幸福，普通人也可以获得自己的“平凡的幸福”。正是这种“平凡的幸福观”寄托了梁晓声的理想主义——普通人只有树立合适自己的幸福观，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
[本文为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4511226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②③④⑤⑦⑧⑨⑩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梁晓声：《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225、249、312、413、129、19、446、23、16、107、103、442、217、443、244、96、420、424、442、412、443页。
⑥[法]罗曼•罗兰：《名人传》，傅雷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83页。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