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晓声长篇小说《中文桃李》中的“浪漫意识”
内容提要：梁晓声长篇新作《中文桃李》书写了“80后”小城镇青年不同的命运与人生选择，他们看似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轨迹，却在命运的支配下被动地“顺命”或“挣命”，他们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经历阵痛，又不得不牺牲他们一贯信奉的“浪漫”，在现实的困境中走向成熟。面对“浪漫”走向破碎的现实境况，我们不禁要追问，破碎的“浪漫”在冷峻而又真实的人生面前是否仍有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社会现实的压力下保留着“浪漫”的精神印迹。作家借助小城镇青年的成长轨迹为我们揭开了谜底：爱是“浪漫”的不朽良方，同时也借此表明，平凡生活中的诗意才是“浪漫”在现实社会的最大价值。
关键词：梁晓声 《中文桃李》 小城镇青年 “浪漫意识”
梁晓声往往以较为宏大的笔触书写一代人或几代人在特殊时期的生存境况与命运变迁，在勾勒时代发展独特轨迹的同时，展现了作家独有的人文关怀。《中文桃李》作为梁晓声的又一力作，着眼于表现来自小城镇的“80后”中文学子的喜怒烦忧，聚焦新世纪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小城镇青年们在面对“浪漫”与“现实”时所陷入的两难境地，以及在这一困境下作出的人生选择。在小说中，中文系满足了李晓东等部分小城镇青年关于“浪漫”的美好想象，却又在“现实”的需求与欲望面前变得隐秘而沉默。可以说，在中文系的感召下，理想与浪漫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更作为人的天性，具有不灭的价值。然而，当“浪漫”的美好想象在“现实”面前逐渐褪去往日的光环，小城镇青年们的“浪漫”从何而来，何以破碎，又以何不朽，便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只有厘清上述问题，我们才更能够理解“浪漫”在当代社会的诗性价值。
一、难以改变的原生性
新世纪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为小城镇青年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一群体内部对于“家乡观念”的割裂感。他们受到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对家乡产生了不同态度，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有着自己的想法。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挖掘这种分化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时，则不难发现，无论是“顺命”还是“挣命”，①都是个体在某种现实境况下合情合理的选择，换言之，他们的人生选择很大程度上由与生俱来的生存条件所决定。因此，“浪漫”与“现实”是小城镇青年的个人选择，却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命运的影响，具有原生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城镇融合了“新农村”，区域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安土重迁的传统家乡观念受到了冲击，但冲击的程度却因人而异。具体到梁晓声笔下的灵泉，则表现为“中产阶级人家的儿女反而不轻易外闯，都比较留恋灵泉；底层人家的儿女才渴望去往大城市，因为那里属于他们的人生发展机会多些”②。尽管小城镇青年的家乡观念由于个体家庭身份地位的不同而产生割裂，但都无一不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物质生活的依赖与向往：中产阶级人家的儿女们留恋的是家乡安稳富足的生活，而底层人家的孩子们渴望的也无非是借助大城市的平台，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摆脱原来的贫苦生活与地位。他们家乡观念的分化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区域内部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在小城镇范围内，选择回归家乡的往往是家庭身份地位较为体面、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部分青年。因此，中国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域内部私人化“差序格局”③非但没有被打破，反而变成了一种更为稳固的秩序。恰恰是这种秩序，为部分小城镇青年提供了极大的安全感，让他们醉心于“浪漫”的乌托邦，与此同时，又让另一部分小城镇青年视“浪漫”为奢侈，不得不逼迫自己直面种种残酷的社会现象。
小说中李晓东理想化的人生追求似乎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下，“‘中文系’已开始被边缘化”④，他却自愿报考文学专业，并以此作为人生理想，在毕业时怀揣对人生的浪漫幻想走入社会。李晓东对“家”也充满着由内而外的美好想象：他几乎将“家”视作生活的全部，认为自己是“天生为生活本身而活的人，进言之是对家究竟如何很在乎的人”⑤。而他理想中的“家”与父母在灵泉的家并无二致，房子干净整洁、宽敞明亮。如果说李晓东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体现为“家”的舒适感，那么家庭内部精神的浪漫与纯粹则决定了李晓东对“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母亲认为儿子与徐冉同居“不吃亏”的想法令李晓东觉得“不洁”，相比之下，徐冉的爱让李晓东心目中“家”的天平更倾向于“临时住所”。⑥可以说，李晓东的人生在很长时间内以“浪漫”与“理想”为本位，丝毫不容现实的入侵，而这种“浪漫意识”之所以能够产生并肆意生长，离不开小城镇青年们生活的物质基础。换而言之，良好的物质生存环境是孕育“浪漫”的温床。
值得强调的是，促成小城镇青年们“浪漫意识”的物质生存环境往往由先天条件决定。李晓东的家庭决定了他的人生不必经历“‘挣命’式的个人努力”⑦便足以在物质与社会地位上达到某种满足，而这种满足感恰恰是他怀揣“浪漫”的基础和前提。他自认为“成长阶段烦恼不多”而“不愿长大”，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父母体面的社会地位、家庭优越的物质条件让李晓东未曾面对过关于生存的难题，其成长也无非是由“食”走向“识”的过程，这些优越的条件都是徐冉作为一个菜农家庭出身的女儿求之不得的。家乡的小巷见证了李晓东的成长全部经历：小学时为了“吃”在小巷里游荡，中学时为了“书”去往小巷，高中时在小巷享受独处的时光。⑨因此，对他而言，“将来生活在哪里”虽然是前所未有的难题，但无论因为“爸妈人脉广，将来可以沾光借力”⑩而选择回到灵泉，还是由父母卖掉画室为他买房留在省城，似乎都可视为不受现实物质条件制约的自由选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反观小城镇青年的“浪漫意识”，便不难发现，他们的“浪漫意识”具有先天性与合理性。
但不容忽视之处在于，并非所有小城镇青年在面对命运时都像李晓东那样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因此，他们身上的“浪漫意识”各有不同。究其原因，“财富仍被少数人所占有”11的境况在小城镇表现得尤为明显，“浪漫意识”对物质生活充盈的小城镇青年而言是一种“天赋”，但对受制于物质生活困境的青年而言则是一种奢侈。不同于李晓东的家庭条件决定着他天生不必为物质所困，徐冉背后的菜农家庭决定了她在面对人生选择时必然要在个体价值与生存成本之间进行谨慎的权衡，而生存压力便是掩盖“浪漫”天性的祸首：徐冉一家只能“居住于萧条并正在走向败落的村子里”12，菜农家庭供徐冉上大学已经负担沉重，更难以担负起徐冉父亲治病的费用。面对负债累累的家庭，徐冉希望通过考研转入热门专业，以便将来能有更高的收入，以及后来下决心到北京发展等抉择，则可视为牺牲“浪漫”天性并尝试改变现状的“挣命”之举。可以说，无论是“挣命”还是“顺命”，都作为小城镇青年们不得不承担的命运与责任，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念与人生追求。
可见，小城镇青年的“浪漫”与“现实”都无不带有一种无形的命运感，无论是李晓东的浪漫理想，还是徐冉的清醒与冷峻，看似都在“顺命”与“挣命”之间进行自主选择，却无一不受制于他们与生俱来的生存境况，他们在命运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人生态度与人生选择看似主动，实则被动。
二、不可避免的破碎性
“80后”小城镇青年们的“浪漫意识”看似得天独厚，却又并非具有绝对的稳定性，相反，当原生的物质生活环境难以抵挡社会巨变带来的冲击，他们只能凭借一己之力承受由社会发展带来的阵痛并逐步走向成熟。当“浪漫意识”在现实的冲击下发生更迭，来自社会角色的责任意识和现代消费环境下滋生的金钱观念便占据了上风，小城镇青年们不得不牺牲部分“浪漫”幻想，屈从于现实的种种境况。新世纪的社会秩序为青年们提供了机遇与挑战，然而，在不同的小城镇青年眼中，这种机遇与挑战仍然存在着差异。对于“挣命”的青年而言，无疑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摆脱贫苦生活的大门，但对于“顺命”的青年而言，要适应社会现实新秩序便意味着他们必然要抛弃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此外，当他们被迫从乌托邦走入现实社会，便自然要独立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一贯信奉的“浪漫”与“理想”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渡过现实生活的重重难关，往日的“浪漫意识”也不得不面临着破碎的危险。
李晓东走向成熟的代价便在于，昔日一贯信奉的“浪漫意识”妥协于“现实原则”13，来自社会角色的责任意识逐渐占据上风。故事中率先出现的四次“执否”与其说是李晓东的自我追问，不如说是“浪漫意识”在“现实”重压下必然经历的劫难：处于情感暧昧期的李晓东本该心怀无限浪漫，却因为徐冉拮据的家境而产生犹疑，与爱人“共苦”14的犹豫化作一场拷问灵魂的梦魇，在这里，“执否”作为“自我”的严肃追问，第一次对李晓东的“浪漫意识”产生了威胁。然而，当李晓东与徐冉成为恋人，父母与朋友的反对声让他再一次直视现实，此时梦境中爱人追问的“执否”指代的既是浪漫爱情，更是现实责任，因此，李晓东第二次面临的“执否”则意味着两难的抉择。在爱人的温柔乡中，李晓东脱口而出的“我执”15似乎是对前两次“执否”的遥远应答，也隐含了又一次关于“执否”的自我追问，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在这一次追问下，两难抉择似乎得到了暂时的和解，李晓东清醒地认识到在感情上制造羁绊的同时便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后果与压力，因此，“我执”可视为李晓东为了爱情甘愿背负现实责任的决心。但这种和解对于初入社会的小城镇青年而言毕竟是残酷而短暂的，于是，关于“执否”的追问并未停止。当“执否”作为一种追问最后一次出现在清醒的幻境中，街上的人熙熙攘攘，“执否”的声音往复不停，“执否”最终变成了“无问”16的咒语，成为李晓东在情感与现实纠葛之下未解的谜团。
关于“执否”的追问持续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令李晓东产生困惑的根源在于“浪漫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随着小城镇青年的成熟而逐渐凸显。李晓东拥有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循规蹈矩的人生，对他而言，和徐冉担负起一个菜农家庭的责任远在他的人生规划之外。然而，当这些小城镇青年遵从现实原则建立起责任意识，无论是在爱情关系还是家庭关系中，李晓东都必然要考虑承担起作为爱人和独子的责任，这份责任包括爱人的追求以及父母对儿子的依赖。不可否认，家庭责任作为爱情责任的终点，决定了“浪漫”必将在心理博弈过程中逐渐动摇并走向“现实”，因此，爱情责任终将化为家庭责任，“浪漫意识”与现实生活中的责任意识也必将殊途同归。当李晓东暗自定下“冉可负我，我绝不负冉”17的原则之后，“我执”便不再作为一种自我追问，而是演化为责任意识的符号，时刻提醒着李晓东“执子之手”的诗性价值作为履行责任的方式，必然在现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种趋于现实的抉择不仅影响着小城镇青年的个人生活状态，更直接作用于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当“浪漫意识”在现代社会消费观念的影响下逐渐沦为生存问题，他们必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走向成熟，而在这一过程中随之变化的，则是他们的价值观念。因此，在现代社会金钱观念的影响下，他们的“浪漫”不得不经受挫败：成为“北漂”后的李晓东在金钱观念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衣食住行虽然是以往生活中的小事，却在经济拮据的日子里被无限放大，最终成了关乎个体生存的大事。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生存哲理”下，赚钱与省钱成为“北漂”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曾经认为文学理想与现实生活泾渭分明的李晓东将撰写读后感视为自己付出的劳动，并将金钱作为回报这份劳动的重要方式。为了找到一份能够维持生活的工作，大学时期的文理杂志主编身份也成了李晓东在广告公司面试时的资本，而在投入工作之后，老板承诺的原始股，比现金更能激励李晓东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与热情。此外，省钱作为生存要义，也让李晓东义无反顾地抛开了以往的“浪漫意识”，自觉屈从于现实的残酷。即使住所门前的灯箱影响了他们的居住环境，只要无需付额外的金钱，便能让李晓东和徐冉隐忍妥协。情侣间本该惺惺相惜的送别时刻，不敌一份昂贵的打车费用。金钱作为现实生活的一把匕首，时刻威胁着成为“北漂”的李晓东“浪漫意识”的存在与生长。
如果说“北漂”生活对于李晓东而言是一场牺牲“浪漫”的冒险，那么对于徐冉而言则无非是现实生活的延续。徐冉似乎未曾对生活怀抱过关于“浪漫”的幻想，在她看来，人生无非是一场报告文学：“由不得异想天开，由不得任何虚构自欺欺人。”18因此，无论是在专业的选择上，还是在爱情的抉择上，她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现实主义的清醒：她考研时毫不犹豫地跨考到更加热门的专业，面对爱情时，“家境”19也成为她选择另一半的标杆之一。不同于李晓东的“浪漫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挫伤，徐冉仿佛自始至终都将“浪漫”视为人生的奢侈品，但同时又承认人生“得多少有点儿文学性”20。这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在冷峻的社会现实面前看似恰到好处，但对于徐冉这样的小城镇青年而言却又显得有些残酷，由于现实的压力，她的“浪漫意识”本身并不完整，所以她不会因“浪漫意识”的破碎而感到痛苦。可以说，“浪漫意识”的破碎，是社会现实环境下不可避免的现实。
三、难以磨灭的永恒性
小城镇青年们的“浪漫意识”在现实社会面前尽管显得脆弱无力，却从未消失殆尽。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之下，他们虽然作出了种种妥协，但妥协的原因却往往不止于责任与生存，更在于内心深处的爱意。“浪漫意识”的光芒在现实的遮蔽下非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在浓厚爱意的扶持之下，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关照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烦忧。如果说爱作为人类的本能根植于个体21，那么“浪漫”便可视为人们不灭的天性。因此，冷峻的现实之中仍然不乏诗意的温情，小城镇青年们在现实的挫伤下经历离去与归来，同时又以爱人之间、父母与子女间的爱作为支撑，维系着生命中的“浪漫”天性。
社会在通向城市化过程中总是伴随着阵痛，这种阵痛具体到某一区域空间内部，则往往表现为人口的巨大流动。城市之间的差异及城乡之间的断裂都让“80后”小城镇青年面临着漂泊的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小城镇青年的离去与归来都成了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境况。因此，“浪漫意识”该如何在现实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应有的价值，在小说中即体现为小城镇青年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的人生信条：“有爱，人生就有奔头。”22爱人之间的爱是互相扶持的力量，也是甘愿为彼此妥协的最大缘由。为了完成徐冉走出灵泉的人生理想，李晓东改变了原有的生活轨迹陪徐冉留在省城，并且情愿当环卫工人以换取省城户口。在“北漂”的日子里，李晓东抛弃了往日对于生活和“家”的美好想象，将半地下室灯光下两人读书的静谧时光视作生活中最大的浪漫。李晓东选择“‘漂’在这种生活，乃因为爱冉，而冉选择了这种生活”23。对李晓东而言，只要与相爱的人在一起，一切妥协都是值得的。李晓东选择的是爱，也是足以抵挡现实的“浪漫”。在爱人之间，妥协从来都是双向的，因此，即便是从来不愿在别人的控制之下经营自己人生的徐冉，最终也不再执着于走出小城镇的理想，而是甘愿跟随李晓东回到灵泉。可以说，他们无论是选择离去还是归来，都是“爱”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具体表现。
然而，在李晓东与徐冉的感情里，男女双方作出的妥协与牺牲并不平衡，李晓东作为男性角色似乎牺牲了更多个人选择来成全爱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作家站在一定的性别立场上为男主人公作出特别的设定。当我们抛开鲜明的性别意识来关注小说中处于感情双方的两个角色，则不难发现，相较于徐冉而言，李晓东能够作出妥协的前提，便在于拥有更多的“浪漫意识”以及对生活的幻想，而这些妥协所反映出来的，无非是爱的能力。换而言之，作为个体，无论是李晓东还是徐冉，都倾尽全部能力为对方作出妥协与牺牲，尽管“浪漫意识”的程度存在着悬殊，但能够以爱之名，为彼此的人生作出让步，便意味着“浪漫意识”仍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延续。因此，与其说小城镇青年在爱情中的妥协与牺牲是外在责任胁迫下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不如说爱的能力为他们提供了在现实中拥有“浪漫”的可能。
爱人之间的“浪漫”是不惜为了对方而放弃自己的选择，同时也体现为彼此之间的怜惜，这种怜惜之情在现实生活的冷峻之中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温情。对于李晓东、徐冉这样的小城镇青年而言，无论是省城还是北京，都是无比陌生的天地，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面对生活的种种挫伤，而李晓东和徐冉作为两个孤独的个体，能够在爱的支撑下相互依赖与体谅，可视为现代社会中难得的“浪漫”。李晓东想到拥有硕士学位的徐冉在北京“做起了丫环”时，便自觉“心里很不是滋味”24，暗自为徐冉感到不平。得知辛苦工作的爱人并没有得到合理的收入，想到徐冉的人生被生存压力所控制，李晓东甚至因为心疼徐冉而对北京心生怨恨。但这种怜惜的情感是相互的。徐冉在得知李晓东做环卫工人时无声哭泣，向来以清醒与现实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徐冉在李晓东寻找工作时，始终尊重李晓东的个人理想，无论在省城还是在北京，或是回到灵泉，徐冉都鼓励李晓东选择从事他喜欢的与中文专业相关的工作。徐冉在北京努力工作，想要拥有一个长远而安稳的生活，初衷既在于自己的人生理想，更在于“不能眼见爱的人生活得太凑合而不心疼”25。徐冉能够领会李晓东所期待的生活，更明白对方为自己的人生选择所作出的让步，于是在面对生存困境时，徐冉对李晓东便自然生发出怜惜之情。如果说李晓东与徐冉在感情中为彼此做出的努力存在着差别，那么二人对彼此的怜惜则不分高下。原因或许在于，妥协与牺牲需要以自身的能力作为支撑，而怜惜之情则出自爱的本能。正因为爱不可磨灭，“浪漫意识”在现实生活便自然拥有一席之地。
此外，亲人之间的爱也是小城镇青年们在进行人生选择时不得不考虑的羁绊，并且，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爱是相互的。李晓东父母的爱表现为深谋远虑：母亲希望儿子能尽早做出人生规划，以便帮助他调整，而作为画家的父亲则希望为儿子留下一批画，以确保李晓东的人生富足。他们将房产视为投资，希望能够为儿子提供物质上的保障。相比之下，徐冉父母的爱则较为简单，他们对女儿“北漂”的决定无条件支持，对于女儿的爱情也始终保持着尊重的态度，热情地接纳李晓东。小城镇青年的父母们以各种方式演绎着对子女的爱，他们的“浪漫意识”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期待子女能够拥有好的人生。而小城镇青年们也都为着这份期待认真经营着自己的人生，因此，“殚精竭虑”的不仅仅是父母，还有小城镇的儿女们。李晓东决定回到灵泉扎根，为的是要改变自己作为“北漂”的生存困境，更为了陪伴母亲。徐冉想要实现好人生，而所谓的好人生不仅仅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更要争取让父母过上好生活。尽管父母与子女往往会因为身份立场不同而产生一些认知差异，但只要爱是平等且相互的，便可以填补一切鸿沟，由此而来的“浪漫意识”，也可视为跨越时代的代际传承。
然而，这种“浪漫意识”并非决定于小城镇青年是否拥有宏大的人生蓝图，而是在平凡生活中才能发挥其最大的诗性价值。与时代一同变化的是小城镇青年们的人生目标。以李晓东与徐冉为代表的一代小城镇青年的理想在于走出灵泉，而新一代小城镇青年则“论人生都想成为北京人，进而在北京成为成功者”26。但究竟何种人生才能更加完美，小说中隐藏着答案：“浪漫”的诗性价值隐藏在平凡生活之中。曾经的小城镇青年摆脱了“北漂”生活的窘境，稳定的工作与常伴父母左右的生活让他们感到满足，平凡的日子使他们“懂得珍惜幸福，深知得来不易”27。至此，关于“浪漫意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仍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也便迎刃而解：平凡的生活能够放大爱与满足感，而爱是“浪漫”不朽的良方。爱人之间、亲人之间的爱非但不会由于外在环境的重压而消失，反而能够在平凡之中释放出更大的力量，让“浪漫意识”的温情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延续。可以说，“浪漫意识”在任何时代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养料，而爱足以支撑它在现实生活中留下不朽的印痕。
在梁晓声描绘的“80后”小城镇青年的人生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浪漫意识”即便与生俱来，也会逐渐转化为平凡人生中的诗意。作家的匠心在于，并未过分渲染“浪漫”的独特魅力，反而是将小城镇青年的“浪漫意识”放入社会现实环境中，将“浪漫意识”产生与转变的轨迹娓娓道来，引导我们去体会在现代社会环境之下，平凡生活中的爱与诗意，这才是“浪漫”的最大真谛。
[本文为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4511226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⑩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4 25 26 27梁晓声：《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242、100、200、237、287、244、111、114、238、69、133、137、207、218、279、253、275、253、339、345、334、343、441、443页。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1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63页。
21[美]罗洛•梅：《爱与意志》，宏梅、梁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307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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